支部作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基層的戰鬥堡壘，在黨(dang) 領導人民進行革命的進程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中共建立初期，黨(dang) 員人數較少，且分布地域有限，對支部的認知尚不清晰，一度將小組指定為(wei) 黨(dang) 的基層組織，直至中共四大時才將支部確定為(wei) 黨(dang) 的基層組織。目前，學界對黨(dang) 的早期支部問題的研究，主要聚焦於(yu) 黨(dang) 對支部製度的探索、貢獻以及對某個(ge) 城市支部或農(nong) 村支部的考察。但是，囿於(yu) 史料利用的不足，學界對黨(dang) 的早期支部的研究還有薄弱之處，特別是對黨(dang) 的早期支部製度的形成及其革命實踐的專(zhuan) 門研究，尚有較大的探討空間。本文擬利用檔案、回憶錄、文集等資料對中共早期支部製度的形成曆程作一史實梳理，並以大革命時期上海的城市支部為(wei) 例探討支部的運行狀態，以揭示黨(dang) 的早期支部製度與(yu) 實際運作之間的效力和張力。

　　一、支部製度的形成

　　馬克思、恩格斯於(yu) 1847 年12 月製定了《共產(chan) 主義(yi) 者同盟章程》，其中第二章對支部的人數、名稱和領導方式等作了專(zhuan) 門規定，並在德國、法國、比利時等國家建立了30 個(ge) 支部或小組，提出應使“每一個(ge) 支部都變成工人協會(hui) 的中心和核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 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 頁。)。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時對支部建設十分重視，使支部製度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1919 年12 月，在俄共(布)八大通過的《俄國共產(chan) 黨(dang) (布)章程》中指出，支部是“黨(dang) 組織的基礎”，“支部至少應由黨(dang) 員三人組成並經縣、市或區委員會(hui) 批準”。對於(yu) 支部的任務，章程規定，“(1)在群眾(zhong) 中實現黨(dang) 的口號和決(jue) 議;(2)吸收新黨(dang) 員;(3)協助當地委員會(hui) 進行組織工作和鼓動工作;(4)作為(wei) 黨(dang) 機關(guan) ，積極參加國家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共中央黨(dang) 校黨(dang) 建教研室編《蘇聯共產(chan) 黨(dang) 章程匯編》，求實出版社1982 年版，第25 頁。)。

　　中共的支部製度受到了俄共(布)的深刻影響。在中共建黨(dang) 前，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yi) 者對支部製度就有了初步的認識。1920 年間在一份《旅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組織章程》中規定：“在祖國，凡有共產(chan) 黨(dang) 員及其支持者的地方均須成立黨(dang) 支部。”這可能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yi) 者學習(xi) 和借鑒俄共(布)支部製度的最早例證。共產(chan) 國際對各國共產(chan) 黨(dang) 施行支部製度十分關(guan) 切。1922 年12 月，共產(chan) 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hui) 強調，“任何一個(ge) 共產(chan) 黨(dang) ，如果它在工廠、礦山、鐵路等中沒有建立起鞏固的基層組織，就不能算是一個(ge) 力量強大、組織嚴(yan) 密的群眾(zhong) 性的共產(chan) 黨(dang) ”(《共產(chan) 國際、聯共(布)與(yu) 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cong) 書(shu) 》第 2冊(ce) ，中共中央黨(dang) 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北京圖書(shu) 館出版社 1997年版，第26、384頁。)。

　　在中共建立之初，由於(yu) 黨(dang) 員人數較少，且地域分布有限，黨(dang) 的基層組織建設處於(yu) 起步階段。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第一個(ge) 綱領》隻是對地方委員會(hui) 作了簡要的規定，即凡有黨(dang) 員 5人以上的地方應成立委員會(hui) 。中共二大對地方黨(dang) 組織的認識更進一步，並提出了“支部”的概念。中共二大通過的首個(ge)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章程》規定，各工廠、各農(nong) 村、各礦山、各鐵路等機關(guan) 及其附近，凡有 3至 5名黨(dang) 員的地方均成立

　　“組”，公推組長 1名，並“隸屬地方支部”。(《建黨(dang) 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冊(ce)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1-3、165頁。)值得注意的是，這裏並未將支部確定為(wei) 黨(dang) 的基層組織，“地方支部”更近似於(yu) 地方黨(dang) 組織，而“組”則處於(yu) 黨(dang) 組織的最低層級。另外，在一份 1922年冬成文的《關(guan) 於(yu) 我們(men) 黨(dang) 的組織問題》的補充報告中又提到，黨(dang) 組織分為(wei) 中央執行委員會(hui) 、區執行委員會(hui) 、地方執行委員會(hui) 、支部，並規定支部設在工廠、兵營、農(nong) 村、鐵路工會(hui) 和學校裏，凡有 3至 5名黨(dang) 員的地方或機關(guan) 成立一個(ge) 支部，每兩(liang) 個(ge) 支部合成一組，兩(liang) 個(ge) 小組以上的地方成立地方執行委員會(hui) 。(參見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現代史研究室編《“二大”和“三大”：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第二、三次代表大會(hui) 資料選編》，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 1985年版，第129頁。)在四級黨(dang) 組織中，支部處於(yu) 最低層級，這符合俄共(布)的組織原則和共產(chan) 國際的指示精神，但小組高於(yu) 支部的規定卻與(yu) 中共二大的相關(guan) 原則有抵牾之處。

　　實際上，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章程》明確規定“各組”為(wei) “本黨(dang) 組織係統”，是訓練黨(dang) 員及黨(dang) 員活動的“基本單位”。(《建黨(dang) 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1冊(ce) ，第 165頁。)換言之，在中共建黨(dang) 初期，小組是作為(wei) 黨(dang) 員訓練和活動的基層組織單位存在的，而支部並未被視為(wei) 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基層組織。1922年 6月 30日，陳獨秀在給共產(chan) 國際的報告中提到“在全國各都會(hui) 增設支部”(《共產(chan) 國際、聯共(布)與(yu) 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cong) 書(shu) 》第 2冊(ce) ，第 309頁。)。這裏的支部更近似於(yu) 地方黨(dang) 組織的代名詞，如建黨(dang) 初期的中共廣東(dong) 支部、湖南支部、濟南支部等。此外，也有一些地方在成立初期就稱為(wei) 地委，如中共上海地委、武漢地委、北京地委等，但在日常工作中同樣以支部相稱。(參見中共中央黨(dang) 史資料征集委員會(hui) 、中共中央黨(dang) 史研究室編《中共黨(dang) 史資料》第 3輯，中共中央黨(dang) 校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2頁。)可見，建黨(dang) 初期中共對支部的認識還不明晰，“支部”更像地方黨(dang) 組織的代名詞。

　　1925年 1月 11日至 22日，中共四大召開。這次會(hui) 議首次將支部指定為(wei) “黨(dang) 的基本組織”，初步製定了黨(dang) 的支部製度：一是規定了支部的工作職責和任務，指出支部的作用不僅(jin) 限於(yu) “教育黨(dang) 員”和“吸收黨(dang) 員”，還肩負著在“無黨(dang) 的群眾(zhong) 中去煽動和宣傳(chuan) ”;二是規定了支部的設置原則，支部的設置應以產(chan) 業(ye) 和機關(guan) 為(wei) 單位，也可以地域為(wei) 標準;三是規定了支部的組織製度和活動方式，新黨(dang) 章規定“凡有黨(dang) 員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支部的領導機構為(wei) 支部幹事會(hui) ，每支部“公推”書(shu) 記 1人，由 3人組成支部幹事會(hui) 。黨(dang) 員人數較多的支部，可以斟酌情形劃分為(wei) 若幹小組，每組設組長 1人。(《建黨(dang) 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冊(ce)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258-259、259、263-264頁。)從(cong) 中可以看出，中共的支部製度基本沿襲了俄共(布)的做法。

　　之後，中共對支部製度作了進一步的修正和完善。1926年 1月，中共為(wei) 加強支部建設發布了《中央組織部通告第二號——加強支部工作與(yu) 組織計劃工作等》。首先，通告對支部的構成和職責作了明確規定，每個(ge) 支部應由書(shu) 記、組織員、宣傳(chuan) 員、會(hui) 計員組成，“各有專(zhuan) 人負責”;其次，通告要求各級地方委員會(hui) 加強對支部工作的領導和監督;再次，通告要求每個(ge) 支部應製定自己的工作計劃，特別是支部會(hui) 議的議程“須有支部幹事會(hui) 事先討論準備”;最後，通告又對黨(dang) 費收繳及統計報表作了規定，要求各項統計要有專(zhuan) 人負責，按期呈報。5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又在《黨(dang) 刊》發表了《支部的組織及其進行的計劃》，對第二號通告作了幾點補充：一是係統闡述了支部的八大職能，即

　　“黨(dang) 的組織單位”“黨(dang) 的教育和宣傳(chuan) 的學校”“黨(dang) 在群眾(zhong) 中的核心”“發展黨(dang) 的工具”“黨(dang) 在群眾(zhong) 中的耳目手足”“黨(dang) 的生活中心”“黨(dang) 的戰鬥的武器”“黨(dang) 的實際監督黨(dang) 員工作的機關(guan) ”;二是規定了支部自我教育的標準，也就是“思想的政治化”“研究的係統化”“生活的集體(ti) 化”“行動的紀律化”“信任黨(dang) 的心理”“養(yang) 成無產(chan) 階級革命的人生觀”;三是規定了支部會(hui) 議的基本內(nei) 容，要求支部每周應開會(hui) 一次，會(hui) 議主席輪流擔任，主要內(nei) 容為(wei) “政治報告”“討論如何發展黨(dang) ”“分配同誌的工作”“討論實現黨(dang) 的政策的具體(ti) 方法”“同誌工作的批評”“報告和討論黨(dang) 內(nei) 外生活”;四是規定了支部書(shu) 記的職責，主要執行上級“交托的一切政策和計劃”“教育同誌”“組織群眾(zhong) ”“具體(ti) 的工作計劃”“出席團的支部會(hui) 議”“吸收進步的分子入黨(dang) ”六項。(《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2冊(ce) ，中共中央黨(dang) 校出版社 1989年版，第35-36、611-618頁。)

　　二、支部製度在上海的實施與(yu) 成效

　　上海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誕生地和中央機關(guan) 長期駐紮地，也是黨(dang) 早期革命的橋頭堡和中心地區。曾任中共上海區委書(shu) 記的羅亦農(nong) 曾說：“上海是中國第一大城市……又是帝國主義(yi) 侵略中國的重要地方，因此上海應為(wei) 中國革命運動的重心地。”(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hui) 議記錄(1926年 12月—1927年 2月)》乙5，1990年，第 235頁。)可以說，上海為(wei) 黨(dang) 開展支部實踐提供了較好的群眾(zhong) 基礎、社會(hui) 基礎和組織基礎。

　　上海黨(dang) 組織成立初期(1921年底，中共上海地委成立，直屬中共中央。1922年 7月底，中共上海地委改組為(wei) 中共上海地委兼區委。1924年 4月，中共上海地委兼區委改組為(wei) 中共上海地委。1925年 8月 21日，中共上海地委改組為(wei) 中共上海區委(又稱中共江浙區委)。在本文中，統稱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上海地方組織”，簡稱“上海黨(dang) 組織”。)，最先成立的基層組織是黨(dang) 小組，是教育黨(dang) 員和黨(dang) 員活動的基本單位。1923年 7月，上海黨(dang) 組織“將居住相近的同誌重新分組，每組設組長一人”，每一周或兩(liang) 周開組會(hui) 一次，並指定瞿秋白等 8人為(wei) 教育宣傳(chuan) 員，“輪流到各組或大會(hui) 講演”。(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hui) 議記錄(1923年 7月—1926年 3月)》乙1，1989年，第 2-4頁。)據早期黨(dang) 員許德良回憶：“大約從(cong) 一九二三年七月起，黨(dang) 內(nei) 開始按照居住相近的原則，將黨(dang) 員編成小組。”(《黨(dang) 史資料叢(cong) 刊》第 4輯，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6頁。)可見，小組在中共建立初期的製度設計和實際運作中，均是作為(wei) 黨(dang) 的基層組織單位存在的。

　　直至中共四大後，上海黨(dang) 組織才開始推行支部製度。1925年初，中共上海區(地)委(以下簡稱“上海區委”)根據中共四大決(jue) 議將轄區的黨(dang) 小組統一改編為(wei) 支部。1925年 8月，為(wei) 便於(yu) 指導轄區內(nei) 的支部開展工作，上海區委根據支部的集散情況和人數多寡組建了 5個(ge) 支部聯合幹事會(hui) (以下簡稱“支聯”)。(參見《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hui) 議記錄(1923年 7月—1926年 3月)》乙1，第 156-168頁。)稍後，為(wei) 應對支部日漸增多帶來的管理難題，中共中央要求各地黨(dang) 組織在大的工業(ye) 區或農(nong) 村集合臨(lin) 近的若幹支部組成“部委員會(hui) ”(以下簡稱“部委”)，“管理本區域內(nei) 各支部工作”(《建黨(dang) 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冊(ce) ，第 281頁。)。10月間，上海區委將各支聯改組為(wei) 部委，新增加閘北、南市兩(liang) 個(ge) 部委。至 1927年 3月，上海區委通過重新組合後，形成了滬東(dong) 、滬西等 8個(ge) 部委。(參見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等：《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上海市組織史資料(1920.8—1987.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46-61頁。)此外，上海還存在著直屬於(yu) 區委的獨立支部。獨立支部是從(cong) 普通支部發展演變而來的，甚至可以一直發展成為(wei) 部委。就上海區委的組織架構來說，大體(ti) 是區委—部委(獨立支部)—支部的三級結構，部委是支部的直接上級。(參見孫會(hui) 修：《大革命時期中共上海區委的城市支部研究》，《中共黨(dang) 史研究》2016年第 1期。)

　　中共中央強調，部委(或地委)應是支部的“監護者”，對支部的所有工作和發展狀況應“嚴(yan) 密的監示”。(《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2冊(ce) ，第 35頁。)因此，各部委負責“管理全區域的所有工作”(《羅亦農(nong) 文集》，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44頁。) 。上海區委作為(wei) 部委和獨立支部的直接上級，負責監管各部委和獨立支部的日常工作，並時常派人到各部委、獨立支部甚至支部檢查工作。這成為(wei) 常態化的監管機製。如在1926年2月18日至22日，上海區委羅亦農(nong) 、莊文恭等人到各部委檢查工作，檢查事項包括支部與(yu) 部委的關(guan) 係、支部開會(hui) 情形、支部日常工作和黨(dang) 員傾(qing) 向等。(參見《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hui) 議記錄(1923年 7月—1926年 3月)》乙1，第 202-203頁。)

　　就機構設置而言，每個(ge) 支部應有書(shu) 記、組織員、宣傳(chuan) 員等，構成支部的主要領導層。此外，幹事會(hui) 在支部工作中亦占有重要地位。陳獨秀強調，支部“幹事會(hui) 非常要緊”，“如幹事會(hui) 組織得不好，結果把人才湮沒，且或使有能力者出來反對”。按照規定，10人以上的支部必須成立幹事會(hui) 。幹事會(hui) 有工運、濟難會(hui) 、婦女等具體(ti) 分工，幹事人數根據支部黨(dang) 員人數靈活設置，一般取奇數，幹事會(hui) 下設小組，5人一組。(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hui) 議記錄(1926年 4月—1926年 6月)》乙2，1989年，第254、276頁。)幹事會(hui) 成員一般由支部的骨幹黨(dang) 員組成，不但要具備較高的工作能力和個(ge) 人威望，而且需要在實際工作中起模範帶頭作用。

　　支部肩負著發展黨(dang) 員的重任。按照規定，“每次支部會(hui) 議關(guan) 於(yu) 該機關(guan) 內(nei) 發展本黨(dang) 組織問題應為(wei) 支部會(hui) 議中重要的議程之一”，每個(ge) 黨(dang) 員“都應負有介紹新黨(dang) 員之責”。 (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宣傳(chuan) 部組織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1986年，第 61-62頁。)在一段時期裏，上海區委往往借助工人運動發展黨(dang) 員，並以此為(wei) 基礎成立支部。1925年 3月，陳獨秀在給共產(chan) 國際的報告中提到，通過上海紡織工人罷工，“罷工工人當中有 50多人加入了我們(men) 黨(dang) ，並成立了兩(liang) 個(ge) 支部”(《共產(chan) 國際、聯共(布)與(yu) 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cong) 書(shu) 》第 1冊(ce) ，北京圖書(shu) 館出版社 1997年版，第 592頁。)。不過，在中共四大後的最初幾個(ge) 月，上海的黨(dang) 員人數並未迅速增加。遲至五卅運動開始後，上海的黨(dang) 員人數和支部數量才呈現出大幅增長的態勢。(參見餘(yu) 沈陽主編《王一飛傳(chuan) 略·文存》，中共黨(dang) 史資料出版社 1988年版，第 79-80頁。)為(wei) 迅速增加支部數量，上海區委一度要求每個(ge) 黨(dang) 員在“最短期內(nei) ”必須介紹工人 5人以上或知識分子 2人以上。上海區委解釋道：“支部多多益善，支部愈多則發展愈快，如此螺旋式不間斷地去發展，是擴大本校組織於(yu) 廣大群眾(zhong) 中之最有效的一個(ge) 方法。”上海區委還為(wei) 此重新修訂了支部的組織原則，特別要求以一工廠、一學校、一機關(guan) 為(wei) 單位設立支部。(《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宣傳(chuan) 部組織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第39-40頁。)

　　就實踐而言，支部的日常工作相當繁雜。支部除從(cong) 事發展黨(dang) 員的工作外，召集支部會(hui) 議、催交黨(dang) 費、推銷書(shu) 報等也成為(wei) 其例行工作。支部會(hui) 議是教育黨(dang) 員和黨(dang) 員活動的重要載體(ti) 。支部書(shu) 記通過支部會(hui) 議可以及時向黨(dang) 員傳(chuan) 達最新通知、討論支部重要事務和安排支部新近工作。(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2冊(ce) ，第 614頁。)黨(dang) 費是黨(dang) 組織開展活動的經費來源之一。交納黨(dang) 費是黨(dang) 員履行義(yi) 務、增強黨(dang) 性和組織觀念的重要途經。因此，上海區委要求各部委“應嚴(yan) 格督促各支部征收黨(dang) 費，務使征收黨(dang) 費的工作健全的建築在每個(ge) 支部的身上”。此外，推銷書(shu) 報是支部宣傳(chuan) 工作的一部分。上海區委組織部通告各部委，若要使黨(dang) 日益深入群眾(zhong) ，“惟有盡量做我們(men) 的宣傳(chuan) 工作”，其中推銷黨(dang) 報是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黨(dang) 員最低限度的責任。根據要求，凡能看報的黨(dang) 員，除自己必須購買(mai) 一份外，還應各負推銷之責，至少每人推銷一份。(參見《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宣傳(chuan) 部組織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第130、246、248頁。)

　　黨(dang) 員幹部的教育工作無疑是促進組織發展和黨(dang) 員進步的重要手段。1926年 1月，上海區委表示，自五卅運動以後，本區委的黨(dang) 員迅速增加，為(wei) 了“使黨(dang) 的發展在數量上與(yu) 質量上相稱”，各部委、支部應舉(ju) 辦各級訓練班，其中部委設立的高級訓練班主要“灌以政治的常識”，支部舉(ju) 辦的低級訓練班可由一個(ge) 或數個(ge) 支部聯合或輪流組織，要使“支部同誌必須人人參加此訓練班”。(《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宣傳(chuan) 部組織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第95-96頁。)具體(ti) 來說，各部委舉(ju) 辦的高級訓練班以培養(yang) 和教育支部骨幹黨(dang) 員為(wei) 主，各支部舉(ju) 辦的低級訓練班以培養(yang) 和教育普通黨(dang) 員為(wei) 主。

　　應當說，上海區委的支部建設取得了較大的成績，黨(dang) 員人數和支部數量均大幅增加。在1925年四五月間，上海本埠僅(jin) 有黨(dang) 員 220人，支部 15個(ge) 。(參見《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宣傳(chuan) 部組織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第 344-346頁。)截至 1927年 3月，上海黨(dang) 員人數一度增至 14000人，支部數量達到 180個(ge) 。此時，支部已逐漸成為(wei) 上海區委的基層組織單位，組織形態更為(wei) 飽滿，組織基礎更為(wei) 穩固。就每個(ge) 支部的平均人數來說，在不同時期略有起伏，除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yi) 勝利後支部的平均人數激增至約 77人外，其他時期大體(ti) 維持在 15人上下。(參見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宣傳(chuan) 部組織部等文件(1925年8月—1927年 4月)》甲3，第 194頁、第 344-346頁;《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hui) 議記錄(1927年 3月—1927年 5月)》乙6，1990年，第 550頁。 )但是，每個(ge) 支部的黨(dang) 員人數差異較大，如在 1925年 9月的楊樹浦部委，恒豐(feng) 支部人數最多，達 30人，最少的支部僅(jin) 2人，尚不足法定人數。(參見《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hui) 議記錄(1923年 7月—1926年 3月)》乙1，第 156-157頁。)

　　按照支部的性質劃分，上海區委的支部主要分為(wei) 兩(liang) 種：一是“產(chan) 業(ye) 或職業(ye) 的支部”;二是“區域形式的或城市中按街道而劃分的支部”。(《趙世炎選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478-479頁。)截至 1926年 9月，上海本埠共有 113個(ge) 支部，其中工廠支部 79個(ge) ，占總數的 69.91%，學校支部 12個(ge) ，占總數的10.62%，街道支部 9個(ge) ，占總數的 7.96%。在工廠支部中，紡織支部最多，達到 37個(ge) ，另有交通支部 12個(ge) ，鋼鐵支部、手工業(ye) 支部、印刷支部各 7個(ge) 。顯然，上海區委支部的性質與(yu) 上海的產(chan) 業(ye) 構成息息相關(guan)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的產(chan) 業(ye) 屬性和城市特質。(參見《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宣傳(chuan) 部組織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第 566—569頁。)

　　就各類支部在革命實踐中的作用來說，在大革命時期上海區委一直將開展工人運動作為(wei) 中心任務，所以對工廠支部關(guan) 注最多、用力最大，成效也最為(wei) 顯著。上海區委總結道：“現在支部性質，一為(wei) 工廠支部，一為(wei) 學校，一為(wei) 黨(dang) 內(nei) 機關(guan) 支部，最起作用的為(wei) 工人，學校支部作用較少，機關(guan) 支部則全無作用，隻少收費。”(《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hui) 議記錄(1926年 4月—1926年 6月)》乙2，第 277頁。)事實亦是如此。上海工廠支部數量的激增促使工人運動蓬勃發展起來。羅亦農(nong) 就指出：“上海工運從(cong) 五卅後，到現在三月來，總現象為(wei) 經濟罷工，次數三百到三百五十，人數二十萬(wan) 以上。最多的為(wei) 紗廠，絲(si) 廠，再次手工業(ye) ，為(wei) 上海從(cong) 來所無。”(《羅亦農(nong) 文集》，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11頁。) 重要的是，上海工人運動的高漲推動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yi) 的成功，有力支持了北伐戰爭(zheng) 。

　　三、支部建設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與(yu) 糾正

　　上海區委支部建設在建黨(dang) 早期取得了不小成績，但其存在的一些問題同樣值得關(guan) 注。不少黨(dang) 員幹部將支部理解為(wei) 黨(dang) 的分部，以至於(yu) 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難以高效發揮。其中，支部日常黨(dang) 務工作無法有效開展一直是困擾上海區委的棘手問題，主要表現是有些支部無法按時開會(hui) 。上海區委即指出：“至於(yu) 數月不曾開會(hui) 之支部，數月不曾到會(hui) 之黨(dang) 員，更是累累皆然。”(《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文件(1925年—1926年)》甲1，1986年，第 181-182頁。)較之於(yu) 支部會(hui) 議，黨(dang) 費無法如數上交的問題更讓上海區委倍感無奈。上海區委反複強調，征收黨(dang) 費並非“簡單”的“金錢問題”，主要是衡量黨(dang) 員“懂得黨(dang) 的組織否，對黨(dang) 信仰否，能就黨(dang) 的組織之範否”，實則是一個(ge) “複雜”的組織問題。即使上海區委三令五申地強調征收黨(dang) 費的意義(yi) ，依然成效有限。如上海區委兩(liang) 月前已通知各部委征收黨(dang) 費，有時甚至“繳來者不過百分之一”。此外，各支部推廣書(shu) 報的情況也不容樂(le) 觀。上海區委直言，黨(dang) 員對於(yu) 《向導》的推廣，“到現在仍然沒有努力”，“許多同學沒有買(mai) 自己的機關(guan) 報《向導》看過”。(《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宣傳(chuan) 部組織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第129、456-457、150頁。“同學”一般指共產(chan) 黨(dang) 員，有時也包括共青團員。)

　　支部日常工作無法有效開展的原因比較複雜，就支部來說，其本身的一些問題亦製約了日常黨(dang) 務工作的正常開展。以支部會(hui) 議來說，有些支部書(shu) 記在會(hui) 上習(xi) 慣空談政治理論，致使黨(dang) 員興(xing) 趣缺失。如有的支部書(shu) 記“連他應做些甚麽(me) 工作，在黨(dang) 中負有甚麽(me) 使命，都不知道，隻是聽了上級黨(dang) 部報告，依樣葫蘆地對同學報告一遍”(《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文件(1925年—1926年)》甲1，第 214頁。) 。

　　黨(dang) 報推廣不暢的原因亦是如此。由於(yu) 《向導》一般刊登政治理論，而普通黨(dang) 員和工人群眾(zhong) 文化水平不高導致閱讀困難。有黨(dang) 員就表示：“缺少通俗的出版物，缺少同誌基本的讀品，這都是我們(men) 感覺到不良的地方。”(《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宣傳(chuan) 部組織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第 366頁。)

　　基層幹部人才缺乏的問題也成為(wei) 困擾支部進一步發展的一大障礙。雖然上海區委盡力以舉(ju) 辦初級黨(dang) 校和高級訓練班的形式培養(yang) 支部人才，但人才缺乏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jue) ，且隨著黨(dang) 員人數和支部數量的迅速增加，問題有被進一步放大的趨勢。1926年 10月，引翔港部委向上海區委報告稱，“全部工作完全在‘不死不活’狀態中，根本原因是支部不起作用，缺少支部幹部人才”( 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各部委文件(1925-1927)》甲4，1987年，第 84頁。)。上海區委組織部長趙世炎不無擔憂地表示：“黨(dang) 務狀況，仍在忽進忽退的狀態中……其主要原因，在工作人才不得力，尤其下層無幹部。”(《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hui) 議記錄(1926年 12月—1927年 2月)》乙5，第 33頁。)

　　此外，支部機構不健全的情形為(wei) 數不少。截至 1925年 12月，以執行情況較好的小沙渡部委為(wei) 例，其下屬的 15個(ge) 支部中，有幹事會(hui) 的支部僅(jin) 有 4個(ge) ，分組的僅(jin) 有 5個(ge) 。執行情況最差的南市部委有 10個(ge) 支部，無一設立幹事會(hui) 和分組。( 參見《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宣傳(chuan) 部組織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第 88-89頁。)上海區委甚至認為(wei) ：“現在沒有一個(ge) 機關(guan) 是健全的。”(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hui) 議記錄(1926年 7月—1926年 9月)》乙3，1989年，第 334頁。)更讓人擔憂的是，有些支部常受到幫會(hui) 勢力的脅迫和破壞。如日華支部書(shu) 記，常被地痞流氓敲詐。對於(yu) 此種情況，支部書(shu) 記往往隻得支付一些錢財，以息事寧人。(參見《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hui) 議記錄(1926年 4月—1926年 6月)》乙2，第 103頁。)然而，這種妥協退讓行為(wei) 卻助長了幫會(hui) 勢力的囂張氣焰。(參見中華全國總工會(hui) 編《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工人運動文件選編》(上)，檔案出版社 1985年版，第 114頁。)

　　在當時中國錯綜複雜的社會(hui) 政治環境下，支部工作出現一些問題在所難免。難能可貴的是，中共對支部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有著清醒認識，並及時進行了糾正。1926年 7月，中共中央召開執行委員會(hui) 擴大會(hui) 議，指出支部並非分部，而是黨(dang) 在各工廠、學校、礦山以及某區域的“核心”，要求今後將工作放在支部上，實行“一切工作歸支部”。(《建黨(dang) 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3冊(ce)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80-283頁。)在此形勢下，上海區委也對支部工作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認真反思。9月，上海區委要求各部委“在最近都須有一番自己整頓的計劃，開會(hui) 時到會(hui)

　　，按期納黨(dang) 費，推銷書(shu) 報”(《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宣傳(chuan) 部組織部等文件(1925年 8月—1927年 4月)》甲3，第 385頁。)。具體(ti) 而言，上海區委主要采取了以下改進措施：

　　第一，落實“一切工作歸支部”。趙世炎對支部存在的問題作了反思，認為(wei) 現在支部工作“始終是某一方麵某一種工作的活動，而未看見支部的工作，這與(yu) 中央擴大會(hui) 議的決(jue) 議‘一切工作歸支部’是恰好相反的”(《趙世炎選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470頁。)。為(wei) 此，他認為(wei) 若實行“一切工作歸支部”，必先實行“一切同誌歸支部”，除極少數負指導責任及參加特殊活動的黨(dang) 員外，“一切工作要歸宿到支部裏來，一切的支部要活動起來”。(《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文件(1925年—1926年)》甲1，第 369頁。)由於(yu) 上海本埠的支部多為(wei) 工廠支部，支部的日常工作也往往與(yu) 工廠的產(chan) 業(ye) 屬性緊密相連。趙世炎解釋道，支部的具體(ti) 工作“要以支部的性質而定”，並以工廠支部為(wei) 例作了解析，其主要職責是“工會(hui) 運動、糾察隊、自衛軍(jun) 、協作社、濟難會(hui) 、婦女運動、青年運動、交通、童子團、推銷書(shu) 報、介紹同誌、調查、辦牆報、體(ti) 育遊戲、平民學校、講演”。(《趙世炎選集》，第 478頁。)

　　第二，加強上級機關(guan) 對支部的政治領導，注意培養(yang) 支部急需的幹部人才。為(wei) 強化部委對支部的領導和監督，上海區委要求各部委做好工作分工，每個(ge) 部委委員具體(ti) 負責指導若幹支部，責任到人。(參見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hui) 議記錄(1926年 10月—1926年11月)》乙4，1990年，第 88頁。)在具體(ti) 落實上，上海區委要求各部委委員分頭參加各支部的會(hui) 議，進行現場指導。(參見《趙世炎選集》，第 470-471頁。)同時，上海區委也加強對各部委工作的監督和管理，並“隨時到各部委考核支部組織實況與(yu) 支部工作人員分配及成績”(中央檔案館、上海市檔案館：《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文件(1926年—1927年)》甲2，1986年，第 285頁。)。培養(yang) 支部急需的幹部人才，加強對黨(dang) 員幹部的教育訓練，是改進支部工作的重要一環。針對以往支部開會(hui) 呆板、缺乏生氣的問題，上海區委對支部開會(hui) 的內(nei) 容和方式作了規定，要求“支部開會(hui) 時，部委的書(shu) 記、組織、宣傳(chuan) 絕對不要命令式，要采取啟發的方式，引誘其能力”(《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會(hui) 議記錄(1926年 10月—1926年 11月)》乙4，第 237頁。)。為(wei) 進一步加強對黨(dang) 員幹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組織訓練，上海區委要求各部委對支部會(hui) 議製定詳細的工作計劃和嚴(yan) 格的組織紀律，除對支部書(shu) 記加以督促外，還注重對普通黨(dang) 員的訓練，使每個(ge) 黨(dang) 員明了自己的責任，若黨(dang) 員第一次無故不到會(hui) ，當麵警告;第二次無故不到會(hui) ，由支部書(shu) 記報告部委，由部委派人單獨談話;第三次無故不到會(hui) ，即執行紀律，實行處罰。(參見《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上海區委各部委文件(1925年—1927年)》甲4，第 426-427頁。)此外，為(wei) 有效緩解支部幹部人才缺乏的難題，上海區委除繼續舉(ju) 辦黨(dang) 校、訓練班外，更加注意在革命實踐中培養(yang) 幹部人才。上海區委表示：“教育與(yu) 訓練最緊要是靠負責同學在群眾(zhong) 中行動及一切實際活動工作中行之，決(jue) 不是單靠室內(nei) 學院式的講章所能收效。”(《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文件(1925年—1926年)》甲1，第 3-4頁。)

　　第三，健全支部的組織機構。1926年 7月，趙世炎在上海活動工作同誌大會(hui) 上指出，“要想實現布爾什維克化，隻有在組織工作上下功夫”。他解釋道：“每個(ge) 支部有幹事會(hui) ，是支部的指導機關(guan) ，是社會(hui) 核心中之核心。”(《趙世炎選集》，第475、477-478頁。)在此情況下，上海區委多次強調：“支部組織中最重要者為(wei) 幹事會(hui) ，幹事會(hui) 組織得不好，支部必不能起很好的作用。”上海區委規定，每個(ge) 支部有 10人以上，必須成立幹事會(hui) ，幹事人數“看(黨(dang) 員)人數、事業(ye) 多寡而決(jue) 定”，並要有書(shu) 記、組織、宣傳(chuan) 、工運、婦運等分工。幹事會(hui) 之下設立小組，每滿 10人即可分成兩(liang) 小組，並挑選有能力者擔任組長。同時，發展街道支部是上海區委重要的努力方向之一。1926年 7月，中共中央擴大會(hui) 議提出，“發展街市支部亦是目前的急務，因為(wei) 有街市支部之發展，然後才可以說在小資產(chan) 階級的群眾(zhong) 中有我們(men) 的核心”。

　　街道支部是上海區委支部建設的薄弱環節，上海區委要求各部委把自由職業(ye) 者、小商人、小學教師等組織起來，吸收進步分子，以所在地域或某條馬路、裏弄為(wei) 單位，成立街市支部，“使之成為(wei) 街市群眾(zhong) 的核心”。(《上海革命曆史文件匯集：中共上海區委文件(1925年—1926年)》甲1，第216、308、220頁。)

　　綜上，通過考察上海本埠的支部實踐不難發現，支部建設在短時間內(nei) 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實為(wei) 不易。這不但使上海的黨(dang) 員人數和支部數量大幅增加，還促進了上海工人運動的發展和高漲，推動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yi) 的勝利，有力支持了北伐戰爭(zheng) 。更重要的是，黨(dang) 通過支部建設將組織觸角延伸至社會(hui) 最基層，擁有了較為(wei) 堅實的群眾(zhong) 基礎和嚴(yan) 密的組織網絡。此外，黨(dang) 早期的支部實踐還為(wei) 土地革命時期支部建在連上積累了寶貴的實踐經驗，儲(chu) 備了有經驗的幹部人才，可謂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