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dang)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指出，堅決(jue) 打贏脫貧攻堅戰，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建立解決(jue) 相對貧困的長效機製。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特別強調，要建立機製，及時做好返貧人口和新發生貧困人口的監測和幫扶。我們(men) 相信，按照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正確的指導思想和既定的工作方法，以及根據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扶貧脫貧成效，2020年完全可以實現農(nong) 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做到全麵小康“一個(ge) 也不能少”。

　　保障和改善民生沒有終點，隻有連續不斷的新起點。扶貧脫貧也是如此。2020年按照現行標準實現農(nong) 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建立解決(jue) 相對貧困的長效機製，以及做好返貧人口和新發生貧困人口的監測和幫扶，三個(ge) 要求在思維邏輯上和工作方法上是有機統一的，應該從(cong) 一個(ge) 完整統一的高度來理解。也就是說，及時探討未來解決(jue) 相對貧困問題的長效機製，同時也是當前鞏固脫貧成果、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保障。針對2020年實現現行標準下農(nong) 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以後，我們(men) 麵對相對貧困問題應該做什麽(me) 以及怎樣做的問題，不妨從(cong) 以下幾個(ge) 方麵考慮，探討扶貧脫貧戰略的“後2020升級版”。

　　首先，保持政策穩定和可持續，鞏固脫貧成果。在實現農(nong) 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最後階段，所做的工作無疑具有全力衝(chong) 刺的特點。達到目標之後，要鞏固取得的結果，防止出現大幅度返貧，仍然有艱巨的工作要做。達到脫貧目標與(yu) 形成穩定脫貧的能力不是一回事。對於(yu) 收入水平接近貧困線的農(nong) 戶來說，其具有較大的返貧概率，但是決(jue) 不容忽視。比如，2018年占全國農(nong) 戶20%的最低收入組農(nong) 戶，人均可支配收入為(wei) 3666元，大體(ti) 相當於(yu) 按現價(jia) 計算的當年脫貧標準。無論是長期因素，如農(nong) 村人口變化導致外出勞動力增速減慢，還是周期性因素，如農(nong) 產(chan) 品價(jia) 格波動，都會(hui) 導致這個(ge) 收入組農(nong) 戶返貧。因此，政策關(guan) 鍵是要把握好脫貧與(yu) 返貧的動態平衡，讓脫貧率始終大於(yu) 返貧率。

　　其次，密切關(guan) 注和積極應對農(nong) 村新的致貧因素。兩(liang) 類與(yu) 人口變動相關(guan) 的情況容易成為(wei) 農(nong) 村新的致貧因素，值得高度警惕。其一，農(nong) 村16歲至19歲年齡組人口已經從(cong) 2014年開始進入負增長，意味著每年外出務工的人數減少，對農(nong) 戶獲得的工資性收入產(chan) 生不利影響。其二，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老年人口和殘疾人口規模的擴大，將導致失能人群增加，形成新的貧困人口來源。老齡化本身及其派生的失能問題都導致勞動能力喪(sang) 失或弱化。由於(yu) 青壯年勞動力外出，老齡化的程度在農(nong) 村比在城市更顯嚴(yan) 重，如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表明，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老齡化率)，在城鎮為(wei) 7.7%，而農(nong) 村高達10.1%。這些人口因素將是不可逆轉的長期趨勢，始終構成對鞏固脫貧成果的嚴(yan) 峻挑戰，既需要在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中予以考慮，也要求我們(men) 已有的扶貧經驗和工作機製能夠與(yu) 時俱進，積極適應和應對。

　　再次，防範和應對風險衝(chong) 擊型貧困現象。一般來說，諸如金融危機等周期性衝(chong) 擊是躲不開的，由此造成的貧困現象仍會(hui) 反複出現，並且會(hui) 波及農(nong) 業(ye) 和農(nong) 村經濟，因此農(nong) 村脫貧工作也需要密切關(guan) 注，不容有絲(si) 毫的懈怠。農(nong) 戶麵對市場各種風險時脆弱性尤其突出。在2018年農(nong) 戶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41.0%，經營淨收入占36.7%，兩(liang) 者合計占比高達77.7%。這兩(liang) 個(ge) 部分收入的共同特點是受市場風險的影響都很明顯，非農(nong) 就業(ye) 機會(hui) 的衝(chong) 擊或者農(nong) 產(chan) 品市場風險，對農(nong) 戶收入影響很大。特別是收入水平在貧困標準上下的低收入農(nong) 戶，更易受到各種外部衝(chong) 擊的不利影響。此外，除了宏觀經濟周期現象相關(guan) 的因素，如農(nong) 產(chan) 品市場相關(guan) 的風險、勞動力外出環境以及勞動力供求關(guan) 係變化等之外，相對貧困的農(nong) 戶還容易受到來自農(nong) 業(ye) 的自然風險和家庭意外事件的影響。

　　最後，適時製定相對貧困幫扶標準，探索長期可持續減貧戰略。黨(dang)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提出“建立解決(jue) 相對貧困的長效機製”中的“相對貧困”，並不是指每一個(ge) 收入組與(yu) 更高收入組相比較而言的“相對貧困”，而是指隨著發展階段變化，按照與(yu) 時俱進的扶貧脫貧標準確定的生活困難現象。從(cong) 這方麵理解，未來相對貧困現象將會(hui) 長期存在，而其應對機製與(yu) 消除絕對貧困的機製不盡相同，需要通過創新實現脫貧戰略體(ti) 製機製的轉變。目前，確定相對貧困標準有兩(liang) 種方法可供借鑒，要按照城鄉(xiang) 統籌的方式確定符合國情的相對貧困標準和幫扶機製。

　　一種方法是按照平均收入的特定比例確定相對貧困線。在經濟合作與(yu) 發展組織中，一般是以全國人均收入中位數水平的50%至60%作為(wei) 標準確定相對貧困線。收入中位數與(yu) 平均收入略有不同，前者是指把全部人群恰好分為(wei) 相等兩(liang) 部分的收入水平。比如，2018年我國農(nong) 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為(wei) 14617元，中位數收入為(wei) 13066元。當年的脫貧標準大約為(wei) 中位數收入的28%。2020年實現按現行標準全部脫貧之後，即便不改變這個(ge) 比例，隨著農(nong)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整體(ti) 提高，針對相對貧困現象的幫扶標準也必然提高。

　　另一種方法是根據發展階段或收入水平設立不同的絕對貧困標準。比如，世界銀行從(cong) 2017年10月份開始，為(wei) 低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按2011年不變價(jia) 確立了不同的購買(mai) 力平價(jia) 收入標準，作為(wei) 絕對貧困線，分別為(wei) 每天1.9美元、3.2美元、5.5美元和21.7美元。值得指出的是，為(wei) 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確立另外的貧困標準，並非按照更高的生活標準進行脫貧，而是由於(yu) 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達到同樣的脫貧效果需要付出的成本更高。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8年中國人均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為(wei) 9771現價(jia) 美元，已經高於(yu) 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如果適用5.5購買(mai) 力平價(jia) 美元這個(ge) 貧困標準的話，按照我國現行標準實現農(nong) 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之後，仍有艱巨的減貧任務。如果在2020年或以後的若幹年內(nei) 我國人均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超過中等收入國家與(yu) 高收入國家的分界水平，我們(men) 則需要迎接更大的挑戰。這些都需要我們(men) 高度重視和深刻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