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通常會(hui) 遭遇各種各樣的障礙，其中一些就是與(yu) 階段性跨越相關(guan) 的門檻效應。從(cong) 經濟史的觀察看，不僅(jin) 存在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階段困境的情形，更有著大量未能擺脫低收入均衡陷阱，堆積在中等收入門檻前的情形。在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而難以擺脫的案例中，更為(wei) 典型的實際上是那些處於(yu) 中等偏上收入階段的國家，特別是接近乃至剛剛跨進高收入國家門檻的國家，遭遇到難以逆轉的經濟增長減速，人均收入水平從(cong) 而停滯不前，不再能夠向更高的分組地位攀升。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不妨把中等收入陷阱這個(ge) 概念轉化為(wei) 高收入門檻效應。

　　把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通常會(hui) 遇到的增長瓶頸問題，進一步聚焦於(yu) 臨(lin) 近高收入門檻時的特殊挑戰，對於(yu) 認識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問題具有更為(wei) 現實的意義(yi) 。在這個(ge) 特別的發展階段，長期形成的發展經濟學理論與(yu) 新古典增長理論也恰好形成交匯。圍繞著“門檻效應”，特別是中國麵臨(lin) 的可持續增長挑戰，需要在看似對立的經濟學文獻及其政策含義(yi) 之間架設一座橋梁。雖然這並不是說需要做出經濟學範式的轉變，但是，經濟增長源泉的變化要求政策關(guan) 注點有所轉變。在此基礎上，對kaiyun官方地址開放發展的政策建議才更有針對性。

　　無論是否明言，早期關(guan) 注經濟發展問題的研究通常從(cong) 二元經濟發展理論出發，結合結構變革理論和人口紅利假說，因而更有說服力地解釋了中等收入階段的經濟增長源泉。除了關(guan) 於(yu) 人口紅利的實證研究外，還有經濟學家專(zhuan) 門以亞(ya) 洲經濟體(ti) 為(wei) 對象，研究了產(chan) 業(ye) 間資源重新配置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通常得出：勞動力和其他要素在第一產(chan) 業(ye) 、第二產(chan) 業(ye) 和第三產(chan) 業(ye) 之間的流動與(yu) 重新配置，是二元經濟發展階段生產(chan) 率提高的主要源泉。另一方麵，研究企業(ye) 間規模變化和要素重新配置的文獻，通常得出：製造業(ye) 和服務業(ye) 企業(ye) 的成長與(yu) 萎縮以及進入與(yu) 退出，是超越中等收入階段之後生產(chan) 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這兩(liang) 類研究之間其實是有內(nei) 在關(guan) 聯的。按照經濟發展規律，伴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從(cong) 而二元經濟發展階段趨於(yu) 結束，一個(ge) 經濟體(ti) 要保持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持續提高，必然要回歸到熊彼特式的“創造性破壞”模式上。

　　微觀組織有消有長、有進有退、有生有死，是一個(ge) 經濟體(ti) 健康成長不可或缺的生物機製。在增長源泉“低垂的果子”所剩無多、效率改善不再具有帕累托改進特征的情況下，這種創造性破壞機製尤其不能回避。因此，針對中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和麵臨(lin) 的挑戰，應該按照“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jue) 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要求，以各種經營主體(ti) 公平而充分競爭(zheng) 、易進能出、優(you) 勝劣汰為(wei) 機製建設的目標，以改革紅利顯著性為(wei) 優(you) 先順序的確定原則，在以下方向上深化改革開放和加強社會(hui) 政策建設。

　　首先，探索市場機製“無形的手”與(yu) 政府作用“有形的手”內(nei) 在有機的協同作用，需要把競爭(zheng) 理念嵌入產(chan) 業(ye) 政策內(nei) 核之中，化有形於(yu) 無形。為(wei) 此，經濟體(ti) 製機製改革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建立創造性破壞環境，改革的總體(ti) 設計要不同於(yu) 強化相關(guan) 部門工作的部署，真正確立市場配置資源的決(jue) 定性地位。為(wei) 了把創新發展理念轉化為(wei) 激勵創新的體(ti) 製機製，最重要的是在競爭(zheng) 領域讓所有經營主體(ti) 平等進入、公平競爭(zheng) ，同時讓生產(chan) 率低於(yu) 平均水平、沒有生命力和可持續發展潛力的經營主體(ti) 容易退出，從(cong) 整體(ti) 經濟層麵上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以新動能支撐中國經濟增長。

　　其次，進一步對外開放的一個(ge) 重點，是把中國的投資者和企業(ye) 推到國際競爭(zheng) 環境之中。國際經驗和教訓表明，保護可以使企業(ye) 暫時避免競爭(zheng) ，為(wei) 培育幼稚產(chan) 業(ye) 贏得時間，因此在一定的發展階段，實施得當有其必要性。但是，這種政策持續下去卻不利於(yu) 形成創新激勵，還會(hui) 造成缺乏自生能力的“巨嬰”企業(ye) 。因此，在新的發展階段，通過提高生產(chan) 率形成經濟增長新動能，必須依靠充分競爭(zheng) 形成創新的激勵和可持續動力，越是在更廣闊的舞台上平等競爭(zheng) ，創新成果越會(hui) 充分湧流。為(wei) 此，要擴大自由貿易試驗區政策的適用範圍，按照全麵開放原則逐漸形成自貿試驗區政策的全覆蓋。要在所有競爭(zheng) 性領域對國內(nei) 外企業(ye) 和投資者實施市場準入負麵清單製度，依法清除所有妨礙公平競爭(zheng) 的局部政策和做法，維護對外開放和國內(nei) 市場統一。

　　再次，對那些已經取得共識，能夠創造立竿見影、真金白銀紅利的改革措施，應該按照合理的紅利分享和成本分擔原則，著力突破既得利益的阻撓和拖延，以緩解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壓力，同時推動改革向更加深入的領域拓展。改革與(yu) 增長不是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guan) 係，相反，改革紅利即通過改革提高生產(chan) 要素供給能力和配置效率，從(cong) 而提高潛在增長率，既有利於(yu) 穩定增長速度，還能以卡爾多改進的方式支撐進一步的改革，形成改革與(yu) 增長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最後，加大政府再分配政策力度，織密社會(hui) 政策托底的安全網。增長動能越來越依靠創造性破壞帶來的創新、推進改革中帕累托改進性質減弱、國際競爭(zheng) 中與(yu) 發達國家的互補性減少和競爭(zheng) 性增強，以及經濟全球化逆風和國際宏觀經濟不穩定，都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更多的風險。與(yu) 此同時，為(wei) 了確保發展方式轉變和增長動能轉換，不應該尋求避風港，而要堅定不移改革開放，在提高競爭(zheng) 力的基礎上適應在更高發展階段上的新角色。在創造性破壞中，僵屍企業(ye) 必須處置，傳(chuan) 統產(chan) 能需要淘汰，甚至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的就業(ye) 崗位也應該更新，但是，勞動者必須始終受到保護。因此，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再分配政策力度需進一步加強，社會(hui) 政策托底是創造性破壞環境的題中應有之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