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對於(yu) 2020年的經濟工作做出了全麵部署。其中一個(ge) 非常重要的方麵，就是強調要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這顯然是站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高度，著眼於(yu) 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和“十三五”規劃目標任務，並且為(wei) “十四五”發展和實現第二個(ge) 百年奮鬥目標打好基礎而做出的戰略抉擇。麵臨(lin) 當前嚴(yan) 峻複雜的國內(nei) 外經濟形勢，特別是持續加大的經濟下行壓力，實現這一預期目標，我們(men) 該怎麽(me) 看?又該怎麽(me) 幹?

　　科學把握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

　　何謂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和不同的發展理念指引下，必然有著不同的考量標準。在高速增長階段，GDP的規模和增速是核心目標，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當然要以量的增長為(wei) 基本標識。從(cong) 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GDP的質量和效益逐步取代規模和增速而成為(wei) 核心目標。隨著這一變化，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便不能僅(jin) 盯著GDP的規模和增速，就業(ye) 狀況、物價(jia) 水平、民生改善等反映GDP質量和效益的指標，不僅(jin) 要納入視野，更要放在反映GDP規模和增速的指標之前，作為(wei) 優(you) 先追求的目標。這既是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戰略導向，也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具體(ti) 體(ti) 現。

　　換言之，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按照新發展理念的要求，量的合理增長與(yu) 質的穩步提升，均係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重要標識。並且，在量與(yu) 質的平衡中，質的分量相對更重。

　　既然經濟運行合理區間的內(nei) 涵與(yu) 外延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那麽(me) ，圍繞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戰略考量，理應具有“雙重”導向——既要量，也重質，同時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穩步提升。這意味著，跳出以往單純或偏重於(yu) 從(cong) 量這一個(ge) 維度判斷經濟運行狀況的做法，著眼於(yu) 從(cong) 量和質兩(liang) 個(ge) 維度全麵把握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既是確保實現這一預期目標的題中之義(yi) ，也是關(guan) 鍵之點。

　　可以發現，在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所確定的2020年重點工作之一——“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的語境下，圍繞確保經濟運行穩定在合理區間而作出的一係列部署，主要指向就是“確保經濟實現量的合理增長和質的穩步提升”。

　　全麵清點宏觀調控的“工具箱”

　　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宏觀調控工具，逆周期調節無疑排在首位。在至少經曆過1997年亞(ya) 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兩(liang) 次重大危機之後，我們(men) 對於(yu) 逆周期調節的運行機理和實施方略已相當熟悉，使用這一既具深厚理論支撐又曆經多次演練的調控工具，無疑是明智之舉(ju) 。

　　不過，站在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新時代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高度，應當看到，逆周期調節在理論上從(cong) 屬於(yu) 需求管理政策，在實踐中多追求短期總量平衡。從(cong) 總體(ti) 上來說，它的操作以對衝(chong) 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和供求總量失衡為(wei) 基本特征，一般局限於(yu) 政策調整層麵，並未涵蓋針對結構性、體(ti) 製性障礙而展開的改革行動。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圍繞經濟建設所取得的重要創新成果之一，就是將深化改革視為(wei) 宏觀調控的根本途徑，進而作出了實施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重大決(jue) 策。這意味著，在當下中國的宏觀調控工具箱中，絕不僅(jin) 限於(yu) 逆周期調節這一類工具，還應將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納入其中。而且，還要將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放在逆周期調節之前，作為(wei) 宏觀調控的主線。這也意味著，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宏觀調控應兼容“雙重”操作——一手抓逆周期調節，一手抓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讓兩(liang) 者各揚所長、相得益彰。與(yu) 此同時，還要注意主輔相濟——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線，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wei) 主要手段，就業(ye) 、產(chan) 業(ye) 、投資、消費、區域等多方麵政策協調發力，打好宏觀調控的“組合拳”。

　　在此次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所形成的四個(ge) 重要認識中，至少有兩(liang) 個(ge) 與(yu) 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直接相關(guan) ：其一，“必須科學穩健把握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增強微觀主體(ti) 活力，把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主線貫穿於(yu) 宏觀調控全過程”;其二，“必須善於(yu) 通過改革破除發展麵臨(lin) 的體(ti) 製機製障礙，激活蟄伏的發展潛能，讓各類市場主體(ti) 在科技創新和國內(nei) 國際市場競爭(zheng) 的第一線奮勇拚搏”。

　　厘清原因對症下藥

　　在當前的中國經濟運行中，導致經濟下行的原因或同經濟下行有關(guan) 的問題，既有外部的矛盾和問題，也有內(nei) 部的矛盾和問題;既有周期性的矛盾和問題，也有結構性和體(ti) 製性的矛盾和問題;既有老的矛盾和問題，也有新的矛盾和問題。如此繁多的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在一起，必須仔細加以區分，有針對性地分別施策。對於(yu) 短期的、外部的或周期性的矛盾和問題，逆周期調節所產(chan) 生的對衝(chong) 效應是對症的，是可以奏效的。但對於(yu) 長期的、內(nei) 部的或結構性、體(ti) 製性的矛盾和問題，隻能采用改革的辦法，以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來加以應對。

　　既然矛盾和問題來自多個(ge) 方麵而非一個(ge) 方麵，圍繞當前經濟下行壓力的原因分析與(yu) 對策選擇，就理應秉持“雙重或多重”的視角，對症下藥。在分析原因時，不僅(jin) 要關(guan) 注短期性的經濟波動，而且要重視長期性的結構因素;不僅(jin) 要關(guan) 注供求總量平衡，而且要追求供給結構的優(you) 化;不僅(jin) 要關(guan) 注經濟運行層麵的變化，而且要深入到體(ti) 製機製層麵。在製定政策時，不僅(jin) 要通過實施逆周期調節應對來自短期的、外部的或周期性的矛盾和問題，而且要以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行動，應對來自長期的、內(nei) 部的或結構性、體(ti) 製性的矛盾和問題。

　　總之，既不能將所有矛盾和問題不加區分地“一鍋煮”“一勺燴”，更不能企望依賴單一手段解決(jue) 所有的矛盾和問題。關(guan) 於(yu) 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所給出的基本診斷是：“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you) 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guan) 期，結構性、體(ti) 製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三期疊加’影響持續深化”。因而，此次會(hui) 議提出，“要堅持穩字當頭，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社會(hui) 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

　　兼顧短期效果和長期效果

　　宏觀調控的各項具體(ti) 舉(ju) 措，雖然首先需要實現短期的總量平衡，但從(cong) 根本上是要通過長期的結構平衡保持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態勢。因而，短期的總量平衡固然重要，長期的結構平衡同樣不可或缺，隻有如此，讓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的一係列操作才會(hui) 具有可持續性。這意味著，即便是短期的總量平衡，也必須以長期的結構平衡為(wei) 基礎;離開了長期的結構平衡，短期的總量平衡將會(hui) 是不可持續的。進一步說，相對於(yu) 高速增長階段而言，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是結構性問題和體(ti) 製性問題，有針對性地解決(jue) 供給體(ti) 係不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的矛盾和問題，是高質量發展階段最為(wei) 關(guan) 注的方麵。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更加著力在結構性調整上下功夫，在破除體(ti) 製性機製性障礙方麵找出路，是高質量發展階段實施宏觀調控的重心所在。

　　既然短期的總量平衡和長期的結構平衡均為(wei) 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必要條件，結構性問題和體(ti) 製性問題又是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突出矛盾，那麽(me) ，圍繞對衝(chong) 經濟下行壓力的各項政策舉(ju) 措，理應立足“雙重”標尺，注重標本兼治——兼顧短期效果和長期效果，兼顧總量平衡和結構優(you) 化。以總量平衡為(wei) 結構優(you) 化創造條件，以結構優(you) 化推動可持續的總量平衡。與(yu) 此同時，還須區分矛盾的主次，鎖定結構性問題和體(ti) 製性問題，將著力點和著重點放在推動各種事關(guan) 結構性、體(ti) 製性問題的基礎性改革上。

　　為(wei) 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而采取的一係列操作，其短期效果和長期效果是相互依存的，必須將兩(liang) 者對接起來，統籌考量，把握好多重目標的平衡。既不能顧此失彼，隻管短期，不顧長期，隻管總量平衡，不顧結構優(you) 化;又不能主次不分，將非主要矛盾誤作主要矛盾。

　　可以發現，圍繞2020年經濟工作總體(ti) 部署，此次的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特別強調了“全麵”和“統籌”的重要性：“全麵做好‘六穩’工作，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穩定”。

　　逆周期調節宜適時適度

　　針對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而實施的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其全部目的在於(yu) 將經濟運行穩定在合理區間。因而，除了發力方向要正確之外，堅持適時適度亦至關(guan) 重要。所謂適時，就是要恰當地把握好實施逆周期調節的節奏。該出手的時候要及時出手，不該出手的時候決(jue) 不能出手。反應遲緩固然不好，反應過急過激也是有害的。所謂適度，就是要恰當地把握好實施逆周期調節的力度。力度不夠固然不好，但畢竟有添增的餘(yu) 地，可以相機加大力度。但如果力度過大，本應滴灌卻搞成漫灌，本該小水卻搞成大水，便難有再調整的空間，且可能帶來負麵作用。評判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是否適時適度的標尺，就是要看其是否能夠激活微觀主體(ti) 的活力和經濟發展的動力。

　　既然逆周期調節要圍繞著將經濟運行穩定在合理區間而展開，那麽(me) ，各項具體(ti) 操作便須緊盯這一核心目標相機而行。不僅(jin) 要及時調整政策，做出預調和微調，而且要力圖精準，使其對衝(chong) 效應恰到好處。這既是健全完善宏觀調控的本來要求，也是我們(men) 集多年實踐養(yang) 成的重要本領。適時適度進行逆周期調節對於(yu) 保持宏觀經濟運行穩定在合理區間具有重要作用，這要求在製定逆周期調節相關(guan) 政策時，既不能猶豫不定貽誤刺激經濟增長的良機，也不能在情急之下搞強刺激而引發經濟金融風險。

　　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關(guan) 於(yu) 逆周期調節所提出的明確要求是：“必須科學穩健把握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力度”“提高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所以，“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大力提質增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

　　基本結論

　　論述至此，可以做出如下兩(liang) 點結論：

　　當前的經濟下行壓力，是在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背景下發生的。從(cong) 表現來看，它似乎與(yu) 我們(men) 以往經曆的、發生於(yu) 高速增長階段的經濟下行壓力沒什麽(me) 兩(liang) 樣。但是，深入分析其內(nei) 在成因和效應傳(chuan) 遞機理就會(hui) 發現，在相近或類似表象的背後，隱藏著大不相同的深刻內(nei) 容。同樣是經濟下行壓力，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即便表現為(wei) 有效需求不足，內(nei) 在成因卻多為(wei) 結構性與(yu) 體(ti) 製性的矛盾和問題。同樣是對衝(chong) 經濟下行壓力的宏觀調控操作，在高質量發展階段，即便著眼點放在了擴大有效需求的短期目標上，其效應的傳(chuan) 遞也往往要結合結構性和體(ti) 製性矛盾與(yu) 問題的持續改變而展開。因而，在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men) 必須要耐得住性子，堅持“慢工出細活”，做好打一場持久戰的思想準備。

　　為(wei) 了實現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預期目標，宏觀調控必須根據變化了的宏觀經濟環境、遵循新發展理念加以操作。不僅(jin) 要從(cong) 量和質兩(liang) 個(ge) 維度考量和確定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而且要從(cong) 量和質兩(liang) 個(ge) 方麵雙重發力實施宏觀調控。不僅(jin) 要讓逆周期調節和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各揚所長、相得益彰，而且要注意主輔相濟，堅持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線，打好宏觀調控“組合拳”。不僅(jin) 要針對短期的、外部的或周期性的矛盾和問題實施逆周期調節，而且要以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行動應對長期的、內(nei) 部的或結構性、體(ti) 製性的矛盾和問題。不僅(jin) 要兼顧短期效果和長期效果，而且要區分矛盾的主次，鎖定結構性問題和體(ti) 製性問題，將著力點和著重點放在推動各種事關(guan) 結構性、體(ti) 製性問題的基礎性改革上。不僅(jin) 要堅持宏觀調控的發力方向準確無誤，而且要講究逆周期調節適時適度，精準有效。

　　可以預期，圍繞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而展開的宏觀調控操作，將集中考驗著我們(men) 在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方麵的能力和水平。其最終成效，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我們(men) 能否將經濟下行的壓力轉換為(wei) 深化改革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