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社會(hui) 學家烏(wu) 爾裏希·貝克1986年在《風險社會(hui) 》一書(shu) 中，首次提出風險社會(hui) 的概念。人們(men) 普遍認為(wei) ，它很好地描述和分析了當代社會(hui) 的結構特征，為(wei) 理解當下中國轉型時期的社會(hui) 風險，應對公共危機，提供了有益思路。大數據開啟了一場新的數據技術革命，大數據技術的引入，可以重構傳(chuan) 統的風險管理體(ti) 製，再造危機管理流程，變革和創新政府管理思維。

　　社會(hui) 轉型與(yu) 社會(hui) 風險

　　根據貝克的理解，隨著現代化的推進、科技的發展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人類進入了一個(ge) 風險頻發的風險社會(hui) 。雖然風險古已有之，但現代風險具有整體(ti) 性、不可感知性、不確定性、全球性、自反性等傳(chuan) 統風險所不具備的特性，它從(cong) 根本上改變了工業(ye) 社會(hui) 的運行邏輯、社會(hui) 動力和基本結構，使人類進行了一場“從(cong) 短缺社會(hui) 的財富分配邏輯向晚期現代性的風險分配邏輯的轉換”。現代科技在推動社會(hui) 發展的同時，也帶來大量潛在的風險，這種“自反性”現代化的結果是，科技和現代化發展得越快、越成功，風險便越多、越突出。

　　此外，風險社會(hui) 的另一個(ge) 後果，便是社會(hui) 的“個(ge) 體(ti) 化”。人們(men) 不再以階級、家庭等製度性標準作為(wei) 行動參照，而完全以自身作為(wei) 決(jue) 策主體(ti) ；人們(men) 也不再以階級地位，確定某人的家庭地位、觀點、關(guan) 係、社會(hui) 、政治與(yu) 認同。這是社會(hui) 結構的巨大的變遷。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個(ge) 體(ti) 遭遇風險，可被當成不由個(ge) 體(ti) 負責的事件；而在風險社會(hui) ，則被視為(wei) 個(ge) 體(ti) 的失敗案例。這就導致風險在數量上增加，類型上更加複雜化，因為(wei) 不同的人會(hui) 遇到性質和形式不同的風險和罪責歸因。

　　與(yu) 此相關(guan) ，風險社會(hui) 的另兩(liang) 個(ge) 結構性變化，是工作場所的多元化和工作的靈活化。傳(chuan) 統單位裏終身的全職工作，轉變為(wei) 充滿風險的，多樣、靈活和分散的就業(ye) 體(ti) 係，這帶來了普遍的就業(ye) 不安全感，並對現行的勞動保障體(ti) 製及法律製度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給社會(hui) 發展和政府管理帶來了威脅與(yu) 挑戰。

　　風險社會(hui) 與(yu) 危機管理

　　經過30多年的高速發展，當代中國正處於(yu) 社會(hui) 轉型和危機高發的風險社會(hui) 階段。現階段我國不僅(jin) 受到環境與(yu) 資源的巨大製約，而且還需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nei) 完成發達國家相當長時期內(nei) 完成的社會(hui) 變遷和結構轉型。這種快速轉型，可能導致社會(hui) 結構出現斷裂，帶來頻繁的社會(hui) 危機和劇烈的社會(hui) 震蕩。20世紀80年代，拉美國家出現的“拉美陷阱”，原因正在於(yu) 此。

　　一般而言，現代風險社會(hui) 具有三大特征：風險的人化、製度化、普遍性。當前，我國正處於(yu) 全球風險、社會(hui) 轉型風險混合疊加的高風險時期——由傳(chuan) 統社會(hui) 向現代社會(hui) 轉型，既存在機遇，也麵臨(lin) 風險；經濟全球化加速了全球信息與(yu) 物質的流動，將我國裹入全球風險之中。近年來，源自國內(nei) 外的一係列公共危機，清晰地表明我國業(ye) 已步入高風險社會(hui) 。

　　2003年非典以來，我國“一案三製”的應急管理架構，“統一領導、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為(wei) 主”的危機管理體(ti) 製，得以初步成形，並在若幹重大危機應對中凸顯優(you) 勢。然而，隨著經濟、社會(hui) 的急劇轉型，這種集中資源的“拳頭式”危機管理體(ti) 製，問題和缺陷也日漸顯現。例如，這種危機管理體(ti) 製的理論預設是危機的“非常態”，將危機視為(wei) 偶然事件，側(ce) 重於(yu) 事後的應急處置，忽視前期預警和全流程監控，致使本可早期預防的危機頻繁發生。同時，脫胎於(yu) 傳(chuan) 統官僚體(ti) 製的政府危機管理體(ti) 係立足危機“已然存在”的假設之上，依靠權力分工、責任認定和製度化的應急手段予以消除，但隨著風險社會(hui) 的來臨(lin) ，風險來源不斷增多，變異性、擴散性日益增強，僅(jin) 對危機進行局部改良已難以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問題。因此，必須引進新的技術與(yu) 方法，創新危機管理，推進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大數據與(yu) 危機管理創新

　　大數據技術及管理模式的引入，能有效重塑危機管理體(ti) 製的理念、機製和流程，提高危機管理的科學性和可預見性，促進現有體(ti) 製結構性問題的解決(jue) 。

　　重塑管理理念。風險社會(hui) 的危機事件具有高度的複雜性、普遍性、衍生性和利益關(guan) 聯性。必須突破現有理念中“重應對、輕管理”的誤區和“重權力、輕技術”的傾(qing) 向，主動運用大數據的挖掘、分析、預測和流程整合能力，對危機生命周期的全程進行流程管理，實現從(cong) 單一的事件應對向全流程管理的理念轉變。避免聚焦於(yu) 應對環節，忽視監測預防、緩解、評價(jia) 、學習(xi) 、反思等重要步驟。避免一次次成功的事件應對過後，處置能力和應急管理水平毫無長進，一事過後同類問題反複發生。大數據最大的價(jia) 值在於(yu) 預測，它能實現有預見性的管理。

　　變革管理體(ti) 製。現代危機具有很強的跨領域性、衍生性、危害的全社會(hui) 性，在此背景下，現行體(ti) 製縱向分工的慣性與(yu) 現代危機管理橫向整合要求之間存在嚴(yan) 重的功能性衝(chong) 突和結構性矛盾，一個(ge) 部門負責一種危機的模式也已無法適應當代危機管理的需要。而大數據技術及相關(guan) 管理模式，能為(wei) 現有體(ti) 製及專(zhuan) 業(ye) 分工所致的信息壁壘提供很好的解決(jue) 方法，原因在於(yu) 管理流程中產(chan) 生的數據流，隻遵循數據本身的性質和管理的要求，而不考慮專(zhuan) 業(ye) 分工區隔。

　　再造管理流程。即依據危機管理數據流的傳(chuan) 播方向而非專(zhuan) 業(ye) 分工來構建和再造管理流程，使危機管理體(ti) 製圍繞數據流形成相應的機構、團隊和人員，有效提高管理流程整體(ti) 的運行效能。

　　構建數據分享係統。大數據技術獲取的全樣本數據，是現代危機管理的基礎。在創新管理體(ti) 製的過程中，有必要從(cong) 國家層麵打破部門壟斷和專(zhuan) 業(ye) 區隔，構建政府內(nei) 部無縫銜接的大數據危機管理係統，為(wei) 聯合開展危機管理提供共享的管理數據網絡，實現以大數據分析決(jue) 策為(wei) 核心的整合式危機管理效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