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理念的提出

　　西漢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漢武帝劉徹詔令各郡國舉(ju) 孝廉，策賢良，就國家內(nei) 外大政問計於(yu) 天下英才。彼時漢朝政局走向恰處於(yu) 變動的拐點。就在上一年，一貫主張以黃老之術治國的太皇太後竇氏剛駕崩，同時圍繞是否出兵百越安靖邊疆問題，漢武帝與(yu) 淮南王劉安進行了一場激烈辯論，強調“漢為(wei) 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製海內(nei) 之命，危者望安，亂(luan) 者卬治”，這兩(liang) 件大事無疑引發了劉徹對未來如何調整與(yu) 構建西漢王朝“天下”秩序的深沉思考。

　　況且經曆過幾代帝王的開拓與(yu) 發展，至漢武帝初年，國勢已今非昔比，據《漢書(shu) ·食貨誌》載，“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yu) 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wan) ，貫朽而不可校。太倉(cang) 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yu) 外，至腐敗不可食。眾(zhong) 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hui) 聚。守閭閻者食粱肉;為(wei) 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wei) 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愧辱焉。”物質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便意味著自漢初所製定的旨在鞏固統一，與(yu) 民休息的國策業(ye) 已完成，下一步如何基於(yu) 既有的執政實踐，因時因勢而變，擬定新的治國方案迫在眉睫。申言之，治術的調整必然會(hui) 引發治道的變更。漢武帝求國策於(yu) 賢良，可謂順勢而為(wei) 。

　　於(yu) 此次君臣論政中，廣川大儒董仲舒脫穎而出，其所提供的政治綱領“天人三策”為(wei) 之後漢武帝進行國家治理奠定了理論基礎，也給後世留下了治國之範本。在這篇著名政治文本的末尾，董仲舒提出了“大一統”的政治理念：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wei)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cong) 矣。

　　該主張被漢武帝所采納，於(yu) 是這一理念由書(shu) 齋進入了廟堂，升格為(wei) 規範主流思想與(yu) 國家治理的核心原則，具備了意識形態和政治統馭的雙重涵義(yi) 。

　　綜合而言，董仲舒的“大一統”理論，既是對先秦以來有關(guan) 學說的承襲，可謂淵源有自;同時經他個(ge) 人發揮，加之漢代之推崇，被後世王朝奉為(wei) 圭臬，堪稱影響深遠。

　　大一統思想貫穿中國曆史

　　縱觀五千多年中國史，大一統傳(chuan) 統之形成與(yu) 完善，大致經曆了五個(ge) 重要階段：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及明清。漫長的先秦時期是大一統的濫觴期。眾(zhong) 所周知，中華文明最初由炎黃二族演變而來，他們(men) 原是古代兩(liang) 個(ge) 部族，在長期交往中結合為(wei) 一體(ti) 。《楚辭·天問》有雲(yun) ：“焉有虯龍，負熊以遊”，炎族的圖騰龍背負黃族圖騰熊出行，說明兩(liang) 族已高度融合，“炎黃子孫”遂為(wei) 中華民族大一統之象征。進入商周時代，禮樂(le) 文明逐漸發達，這為(wei) 大一統思想的孕育奠定了必要的文化基礎，《詩經》裏麵所宣揚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即是最生動的體(ti) 現。降至春秋戰國，周王室衰落，禮壞樂(le) 崩，諸侯林立，天下苦亂(luan) 久矣，反而催生了大一統思想的發展。《公羊傳(chuan) 》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這是“大一統”三字的最早出處。大，意指尊崇;大一統，即尊崇一統。後來儒家幾位重鎮皆接續該理念，如孔子盛讚齊桓公和管仲“一匡天下”，孟子力主“天下定於(yu) 一”，荀子追求“天下為(wei) 一，諸侯為(wei) 臣，通達之屬，莫不振動從(cong) 服以化順之”，都是在倡導一統天下的主張。最終，由崇尚法治的秦國完成了統一大業(ye) ，秦始皇廢分封、設郡縣，書(shu) 同文、車同軌，為(wei) 兩(liang) 千多年的中央集權確立了新的政治製度基礎——官僚製與(yu) 郡縣製。如此看來，董仲舒“大一統”理論的學說淵源和製度樣本無不是來自前人。

　　自漢武帝將“大一統”納入其構建王朝治理的實踐後，對於(yu) 我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產(chan) 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可以說曆朝無一不將之貫通於(yu) 治道的因革損益與(yu) 治術的進退消長之中。

　　經曆了四百多年的政治動蕩與(yu) 民族交融，隋唐終於(yu) 再度實現了國家統一。在如此長時段的曆史變遷中，大一統思想被賦予了新的內(nei) 涵。中原民族與(yu) 邊疆民族經過反複的雙向碰撞和互動，一方麵改變了既往的以“大一統”為(wei) 主要內(nei) 容的天下觀，開邊疆族群入主中原成為(wei) “天下共主”之先河，而邊疆族群入主“中國”促進了邊疆地區尤其是北疆地區和中原地區的凝聚。與(yu) 此同時是突破了“嚴(yan) 華夷之辨”的界限，使得唐代在以唐太宗為(wei) 代表的統治者心目中“華夷一家”的觀念成為(wei) 一種重要的“治國”理念，“天下”可以是華夷共同參與(yu) 治理的“天下”。故唐太宗在處理民族關(guan) 係上強調“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這正是該時期大一統思想的新特征。

　　與(yu) 之配套，隋唐君主在製度設計上也無不圍繞大一統展開。如在中央決(jue) 策機製層麵，唐代設立三省六部，通過製度程序與(yu) 剛性律法，來約束之前漸趨泛濫的皇權，從(cong) 而保證決(jue) 策的合理性;在人才選拔層麵，隋唐開創科舉(ju) 製，為(wei) 廣大庶族子弟開放政權，從(cong) 而使得中央與(yu) 地方之間可以更加順暢的互動，保證權力可以下沉到最基層，而且獲取功名的士子作為(wei) 鄉(xiang) 紳享有參與(yu) 地方治理的資格，成為(wei) 穩固大一統局麵的最敏感觸角;此外當時尚有隋時疏浚開鑿的大運河，這不僅(jin) 加強了齊魯、中原地區與(yu) 江南地區的文化交融，曆經千年更把漢唐的長安、洛陽，兩(liang) 宋的開封、杭州和金、元、明、清的北京為(wei) 首的文化中心聯為(wei) 一體(ti) ，以這種獨特的交通方式使各區域文化融合為(wei) 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ti) 的大一統文化。

　　兩(liang) 宋、遼、金、西夏時期，政治版圖上的“大一統”局麵雖不複存在，但思想文化領域的大一統理念依然主導著各並峙政權。宋是以漢人為(wei) 主體(ti) 所建的王朝政權，統治者多將遼、金、西夏視為(wei) 蠻夷之地，所以宋儒更多用力於(yu) 闡述與(yu) 彰顯《春秋》一書(shu) 中“尊王攘夷”思想。遼為(wei) 契丹人所建政權，自稱“遼之先，出自炎帝”，因此為(wei) “中國之北朝”。金由女真人建立，同樣自稱為(wei) 中華正統，所以海陵王完顏亮明確表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以為(wei) 正統”。

　　元朝結束了晚唐之後長達近五百年的分裂局麵，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ge) 由少數民族主導的全國性大一統政權。元世祖忽必烈秉承大一統思想，依據《易經》中“大哉乾元”之義(yi) ，建國號“大元”。元朝統治者在地方設立行省、中央設置宣政院，並提出“天下一家”思想，推動了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強化了華夷一體(ti) 、天下一統的整體(ti) 觀念。可見雖政權紛立，然大一統思想已深入人心。

　　明清時期，大一統已成為(wei) 國家治理的核心要義(yi) 。明太祖朱元璋稱“朕即為(wei) 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之如一”。無獨有偶，清雍正帝自命“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le) 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並且將該理念成功靈活地運用在處理邊疆民族關(guan) 係和多元文化當中。清人對西藏和蒙古等邊疆少數民族及文化習(xi) 俗，深入了解，精心謀劃，諸如采取“金瓶掣簽”、滿蒙聯姻、盟旗製度、內(nei) 外劄薩克、王公封爵、駐藏大臣、回疆伯克製、改土歸流、避暑山莊外八廟、木蘭(lan) 行圍等政策，因地製宜，因勢利導，可謂成效卓著。

　　即使到了近代，傳(chuan) 統政治製度的優(you) 勢在西方衝(chong) 擊下逐漸衰減，但大一統思想依然在眾(zhong) 多仁人誌士的救國方案中不斷被喚醒與(yu) 重塑，實現了近代語境下的創新與(yu) 轉化。康有為(wei) 、梁啟超發出“保國、保種、保教”的時代呼聲，其主旨就在於(yu) 維護“大一統”的中華民族的整體(ti) 存續。孫中山無論是在革命前期提出的“驅逐韃虜，恢複中華”的革命目標，還是後來的“三民主義(yi) ”革命綱領都蘊含著“大一統”的思想內(nei) 涵。麵對日寇侵略，毛澤東(dong) 深刻地指出近代中國社會(hui) 的主要矛盾已轉變為(wei) 帝國主義(yi) 和中華民族、封建主義(yi) 和人民大眾(zhong) 的矛盾，號召中華民族包括海外僑(qiao) 胞、華人要團結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同仇敵愾，共同對抗帝國主義(yi) 侵略者，並建立各革命階級共同參與(yu) 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解放戰爭(zheng) 時期，為(wei) 反對國民黨(dang) 的獨裁統治，又建立起由各民主人士共同參與(yu) 的革命統一戰線。這都是大一統思想在近代的延續與(yu) 發展。

　　中華民族的共同價(jia) 值觀

　　五千年中國史，大一統貫穿始終，延續不輟，代有遞嬗。雖然具體(ti) 的政治製度不斷更迭，但其背後蘊含的製度精神內(nei) 核之一的大一統思想卻不曾泯滅，這也啟示著後人要善於(yu) 秉持辯證的態度去繼承古代中國製度文明的遺產(chan) 。要之，大一統傳(chuan) 統早已躍出政治實體(ti) 視閾，升華為(wei) 一種價(jia) 值觀念、意識形態和中華民族共有的曆史記憶，熔鑄於(yu) 中國人的心理和行動中，內(nei) 化為(wei) 中華民族內(nei) 心強大的文化信仰和政治使命。該傳(chuan) 統不僅(jin) 具有曆史進步意義(yi) ，而且對於(yu) 維護當代中國的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進行製度設計與(yu) 創新，仍具有不可或缺的現實意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