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yu) 經濟學界近期的保“6”爭(zheng) 議，發改委原副主任、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hui) 原副主任、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研究會(hui) 會(hui) 長彭森認為(wei) ，我們(men) 要承認和尊重在新舊發展模式和增長動能轉換過程中經濟增速適度下行的現實，適當降低增長預期。從(cong) 長遠看，經濟增速高一點、低一點並不是大問題，關(guan) 鍵的問題是在經濟增速變化的過程中，中國經濟要能夠實現增長模式、發展機製的轉換——通過市場化的改革，建立起新的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和製度，這個(ge) 才是中國經濟最核心、最關(guan) 鍵的問題。

　　實現增長模式的轉換是中國經濟最核心的問題

　　新京報：你如何看待當下中國的經濟形勢?

　　彭森：我國經濟經曆40年的高速發展，已進入新舊發展模式轉換時期。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進、長期向好的大趨勢沒有改變，但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地區經濟分化明顯，一些地方投資、消費、外貿指標下滑較快，發展動力減弱。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從(cong) 10.6%下降至去年的6.6%，平均每年下滑0.5個(ge) 百分點，今年經濟增長的降速與(yu) 前幾年大體(ti) 相當——今年前三季度的經濟增速分別為(wei) 6.4%、6.2%、6.0%，如果第四季度的經濟增速維持在6.0%，2019年全年經濟增速可能是6.1%，相當於(yu) 2019年依舊是0.5個(ge) 百分點的降速，形勢仍相當嚴(yan) 峻。這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一個(ge) 很嚴(yan) 重的挑戰，也是中國經濟很關(guan) 鍵的時刻，“6”就成為(wei) 了大家很關(guan) 注的一個(ge) “檻”了。

　　影響中國經濟的原因有國際因素，也有國內(nei) 因素。受貿易摩擦影響，出現了中國的部分民營企業(ye) 、外資企業(ye) 的產(chan) 業(ye) 鏈轉移到東(dong) 南亞(ya) 、南美洲的現象。按照國家信息中心的算法，中美貿易摩擦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有所遞減。此外，影響中國經濟形勢還有周期性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結構性、體(ti) 製性因素。

　　新京報：對於(yu) 經濟學界保“6”爭(zheng) 議，你怎麽(me) 看?

　　彭森：一方麵，我們(men) 要承認和尊重在新舊發展模式和增長動能轉換過程中經濟增速適度下行的現實，適當降低增長預期。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我們(men) 到底要不要保一個(ge) 具體(ti) 的數字?我認為(wei) ，我們(men) 不一定要守住“6”這個(ge) 數字不放，也不要把破“6”看得多麽(me) 神秘可怕。早些年，我們(men) 習(xi) 慣了“9”以上的增速，後來也慢慢習(xi) 慣了“8”、“7”的增速，再後來我們(men) 覺得“6”似乎已經很低了，但也許再過幾年回過頭看，“6”也是一個(ge) 不錯的數字。

　　另一方麵，考慮到國內(nei) 外形勢，我們(men) 又不能讓目前這種快速下滑探底的情況持續下去。中央提出了“六穩”的要求，近期國務院領導又明確提出，“要把穩增長、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並出台和不斷強化了逆周期調節的一係列措施，重點推出一係列實質性的市場化改革，著力培育新的增長動力源。我認為(wei) 這些做法都是對的，而且我們(men) 在短期內(nei) 能經過努力將經濟增速保持在“6”左右。

　　但同時從(cong) 高質量發展看，中國現在的潛在增長率掉得很快，已經到實際增速之下了，我們(men) 要有做好“經濟增速會(hui) 破‘6’，進入到‘5-6’的增長區間”的思想準備。在我看來，從(cong) 長遠看，經濟增速高一點、低一點並不是大問題，關(guan) 鍵的問題是在經濟增速變化的過程中，中國經濟要能夠實現增長模式、發展機製的轉換——通過市場化的改革，建立起新的經濟增長的動力源和製度，這個(ge) 才是中國經濟最核心、最關(guan) 鍵的問題。如果犧牲一點經濟增長速度，雖然中國經濟增速變得稍微慢了一點，但能夠實現經濟增長體(ti) 製的轉換，這樣一個(ge) 交換也是值得的。

　　在我看來，通過市場化的改革，在新機製和新動力驅動下，中國經濟能夠保持在“5”以上的中速、健康的發展區間，也是可以接受的。

　　新京報：為(wei) 什麽(me) 進行改革要犧牲一定的經濟增速，兩(liang) 者是二選一的嗎?

　　彭森：如果簡單化地說，保“6”可能就會(hui) 犧牲一些市場化改革的進程，要麽(me) 是時間，要麽(me) 是程度，可能都會(hui) 有拖延。因為(wei) 有些宏觀政策非常可能在發展方式方麵走回頭路。

　　當然，kaiyun官方地址長期積累的一個(ge) 基本經驗是，要處理好發展、改革和穩定三者的關(guan) 係。經濟稍微寬鬆一點的時候，更有利於(yu) 改革措施的推出。在經濟繃得太緊的時候，改革措施往往就會(hui) 滯後，雖然可能規劃做得很好。現在我們(men) 的改革也是麵臨(lin) 經濟形勢稍微緊張的情況，從(cong) 當下形勢看，我們(men) 可以主動把增長速度的目標定得稍微寬鬆一點、稍微調低一點，才有利於(yu) 進行係統集成、協同高效的市場化改革。

　　提振民企信心涉及整個(ge) 中國的經濟轉型

　　新京報：對於(yu) 當下的經濟形勢，是否要實行刺激政策的討論也引發關(guan) 注。對於(yu) 當下經濟形勢的政策取向，你的觀點是怎樣的?

　　彭森：應該講，現在的貨幣政策是相對寬鬆的。從(cong) 目前逆周期調節中的一些政策看，中國穩健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中性的、偏鬆的貨幣政策。從(cong) 財政政策看，財政不僅(jin) 在增支，也在減稅。從(cong) 當前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空間都是有限的。

　　比如，從(cong) 財政政策看，如果要進一步減稅的話，就要減支，以達到財政平衡。從(cong) 中央到地方要真真正正過緊日子，就要把短期內(nei) 需要增支的項目關(guan) 停掉。但從(cong) 近期幾次重要會(hui) 議討論三季度經濟形勢的內(nei) 容看，中央仍然計劃進一步擴大投資，刺激消費，包括拉動基本建設的投資，這些做法涉及擴大赤字率、發行國債(zhai) 等措施。這是一個(ge) 兩(liang) 難的選擇。總之，當下中國經濟處在轉型發展的新時期或者十字路口，我們(men) 將長期麵對發展中的兩(liang) 難甚至多難問題。

　　新京報：基建投資還有多大空間?

　　彭森：在舊的增長模式中，基建投資是重要的拉動力。現在民間投資下滑快速，政府的投資主要是做一些基礎設施建設，比如高鐵、高速公路、農(nong) 產(chan) 品冷鏈運輸、農(nong) 村互聯網改造等，但這些投資的範圍也是有限的。

　　中國的高鐵、高速公路發展太快了，但它們(men) 的收益短期看較低，長期看是不是優(you) 質也很難說。基建投資可以作為(wei) 權宜之計，能夠把經濟增長保在一個(ge) 點上。但如果中國經濟繼續依靠基建投資，我擔心又會(hui) 重回過去那種高投資、高消耗的老路上去，造成經濟結構的失衡。

　　新京報：剛才你也提到，今年民間投資積極性不高，如何提振民企的信心?

　　彭森：提振民營企業(ye) 的信心涉及整個(ge) 中國的經濟轉型，也涉及整個(ge) 市場化改革的常態，其核心是民營經濟是不是真正能夠公平地使用各種要素和資源，能否同等受到法律的保護。

　　現在民營經濟所處的宏觀經濟環境存在大周期、結構性的問題，一下子不好改變。但短期內(nei) 我們(men) 還是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以增強民營企業(ye) 家的信心。去年11月，總書(shu) 記的講話給民營企業(ye) 家吃了一顆定心丸，止住了當時急劇下滑的民企的市場預期和信心。除此之外，我們(men) 還可以出台更多的配套措施。據我了解，今年有關(guan) 部委正在製定一個(ge) 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意見的文件，在今年八九月份的時候，這個(ge) 文件已經在中央深改委開會(hui) 討論過了，但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文件正式出台，我們(men) 的有些措施出台還是太慢了。

　　建立保護民企的產(chan) 權製度。要下決(jue) 心持續甄別糾正侵犯民營企業(ye) 和企業(ye) 家人身財產(chan) 權的冤假錯案，建立涉民營企業(ye) 冤錯案件常態化糾正機製，理直氣壯地保護私有財產(chan) 權和知識產(chan) 權。嚴(yan) 格司法政策和涉案財產(chan) 處置程序，正確區分股東(dong) 和公司財產(chan) 、關(guan) 聯公司之間的財產(chan) ，涉案人員個(ge) 人和家庭成員財產(chan) ，防止“有限責任無限化”。嚴(yan) 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疑罪從(cong) 無等原則，以發展眼光看待民營企業(ye) 曆史上曾存在的一些不規範行為(wei) 。完善平等保護的法律體(ti) 係，即對不同所有製企業(ye) 同等保護，依法懲治侵犯民企投資者、管理者和從(cong) 業(ye) 人員財產(chan) 權益的犯罪。對侵權行為(wei) 依法懲處，取信於(yu) 民。

　　還要從(cong) 政治上，讓民營企業(ye) 家真正建立起信心，破除意識形態的偏見。

　　如果農(nong) 村土地從(cong) 產(chan) 權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會(hui) 釋放巨大生產(chan) 力

　　新京報：你一直呼籲推進改革，在當前的形勢下，哪項改革比較容易推進，同時是需要優(you) 先進行的改革?

　　彭森：政治、經濟、文化、社會(hui) 、生態五大改革，我始終覺得經濟改革是最重要的。沒有經濟改革，其他改革很難取得實質性進展，而經濟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市場化的改革，而市場化改革無非是建立高標準的市場體(ti) 係，其中，產(chan) 權製度的建立、要素市場化配置非常重要。

　　產(chan) 權製度改革中，除了剛提到的民企的產(chan) 權製度改革，還有一個(ge) 與(yu) 要素市場化配置有關(guan) 的很重要的任務是土地製度的改革，包括農(nong) 村土地征用製度、集體(ti) 經營性建設用地同等入市的改革，以及宅基地使用權的永久化。中國的改革發軔於(yu) 農(nong) 村改革，當時的改革解決(jue) 了農(nong) 村土地經營形式的問題，但土地產(chan) 權問題才是土地製度的核心問題。“三塊地”改革試點從(cong) 2015年開始至今，國家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在法律上有些問題已經解決(jue) 了。

　　但現在城鄉(xiang) 間生產(chan) 要素流動市場化還沒有真正地破題。現在很難找到一個(ge) 地區真正做到尊重農(nong) 民的土地產(chan) 權。如果不允許城裏人去農(nong) 村，不允許社會(hui) 資金到農(nong) 村，農(nong) 村還怎麽(me) 進行改革和發展呢?這是一個(ge) 很大的問題。不論是集體(ti) 建設用地、還是宅基地，如果能夠真正從(cong) 現有的一些法規製度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會(hui) 釋放出巨大的新的生產(chan) 力，成為(wei) 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