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dong) 曆來重視調查研究，反對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yi) 唯心主義(yi) ，這在他的軍(jun) 事生涯中也有生動體(ti) 現。重溫毛澤東(dong) 軍(jun) 事調研思想，對於(yu) 我們(men) 今天做好軍(jun) 事鬥爭(zheng) 準備、實現強軍(jun) 目標建設世界一流軍(jun) 隊，具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鑒意義(yi) 。

　　1961年3月，毛澤東(dong) 在中央工作會(hui) 議上曾回憶起自己1931年5月領導指揮第二次反“圍剿”首戰東(dong) 固時的情形。他說當時紅軍(jun) 兵少，覺得很不好辦，每天憂愁，於(yu) 是跟彭德懷兩(liang) 個(ge) 人到白雲(yun) 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後決(jue) 定紅一軍(jun) 團打正麵，紅三軍(jun) 團打包抄，結果戰況果然如他所預料的，敵人很快敗退了下去。對此，毛澤東(dong) 深刻總結說：“我的經驗曆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jue) 了。打仗也是這樣，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憂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調查研究就會(hui) 有辦法”。

　　事實上，毛澤東(dong) 一向是非常注重軍(jun) 事調查研究的。早在1920年3月，毛澤東(dong) 就在給友人的一封信裏指出，如果要為(wei) 現今世界盡一點力，關(guan) 於(yu) “中國”這個(ge) 地盤內(nei) 的情形，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研究，這其中自然也包含著軍(jun) 事方麵的內(nei) 容。親(qin) 身領導革命戰爭(zheng) 後，毛澤東(dong) 關(guan) 於(yu) “打仗離不開調查研究”的思想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展示。在1928年11月寫(xie) 就的《井岡(gang) 山的鬥爭(zheng) 》中，他用了很大精力來調查紅軍(jun) 和根據地各縣地方武裝的情況，使得這份給中央的報告分外翔實可靠。在《古田會(hui) 議決(jue) 議》中，毛澤東(dong) 提出了反對主觀主義(yi) 的任務，要求“注意社會(hui) 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jue) 定鬥爭(zheng) 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為(wei) 反對當時紅軍(jun) 中的教條主義(yi) 思想，毛澤東(dong) 寫(xie) 了《反對本本主義(yi) 》，開篇就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並指出“中國革命鬥爭(zheng) 的勝利要靠中國同誌了解中國情況”“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jue) 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jue) 問題”。很快，毛澤東(dong) 又在他起草的、向紅軍(jun) 各政治部發出的通知中，提出了“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的口號，有力推動了紅軍(jun) 中調查研究工作的開展。但是，毛澤東(dong) 的這些正確思想卻被當時的“左”傾(qing) 錯誤者譏為(wei) “狹隘經驗論”而不予接受，他們(men) 不知道客觀地考察敵我力量的對比，而是用舶來的理論機械地指導紅軍(jun) 作戰，使中國革命走到了敗亡的邊緣。

　　長征到達陝北後，毛澤東(dong) 總結十年土地革命戰爭(zheng) 經驗，不僅(jin) 在《實踐論》《矛盾論》中從(cong) 哲學高度深刻論證了調查研究的必要性，更在《中國革命戰爭(zheng) 的戰略問題》中，從(cong) 軍(jun) 事角度係統闡述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澤東(dong) 指出，各個(ge) 不同曆史階段、不同性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戰爭(zheng) 的情況和規律是不同的，隻有著眼其特點和發展，找出行動的規律並用於(yu) 自己的行動，才能獲得戰爭(zheng) 勝利，而這離不開對敵我雙方各方麵情況的調查研究和熟識掌握。毛澤東(dong) 還從(cong) 軍(jun) 事認識論上說明了調查研究的實質過程：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和必要的偵(zhen) 察手段，將偵(zhen) 察得來的敵方情況加以去粗取精、去偽(wei) 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思索，然後加上調查得來的己方情況，進而形成判斷，定下決(jue) 心，作出計劃。毛澤東(dong) 特別強調，這一過程，不僅(jin) 存在於(yu) 軍(jun) 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於(yu) 軍(jun) 事計劃建立之後，是一個(ge) 不斷調查研究、更新認識的過程。之後，毛澤東(dong) 又在《抗日遊擊戰爭(zheng) 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戰爭(zheng) 和戰略問題》等軍(jun) 事著作中，在延安整風中，反複論及和強調了搞好調查研究對於(yu) 取得革命戰爭(zheng) 勝利的重要意義(yi) ，全黨(dang) 確立起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不斷取得新的勝利。

　　毛澤東(dong) 做軍(jun) 事調查研究工作，內(nei) 容既包括軍(jun) 隊的建設發展，如古田會(hui) 議前，毛澤東(dong) 曾花了一個(ge) 月的時間進行周密的調研，係統了解部隊中存在的種種錯誤思想，為(wei) 開好古田會(hui) 議、形成古田會(hui) 議決(jue) 議做足了準備;又包括軍(jun) 隊的行軍(jun) 作戰，如1934年4月後，毛澤東(dong) 曾在中央蘇區南部的會(hui) 昌等地進行了兩(liang) 個(ge) 多月的工作和調研，針對粵軍(jun) 的情況以及廣東(dong) 軍(jun) 閥陳濟棠同蔣介石的矛盾，指導劉曉、何長工等製定了南線的作戰計劃。調研對象既包括人，如我軍(jun) 官兵、敵軍(jun) 官兵、人民群眾(zhong) 等;也包括物，如長征到達哈達鋪時，毛澤東(dong) 及時通過繳獲的國民黨(dang) 報紙，了解到陝北有相當大的一片蘇區和相當數量的紅軍(jun) ，從(cong) 而確定了長征落腳陝北的決(jue) 策。調研形式既有自己親(qin) 自動手，如《井岡(gang) 山的鬥爭(zheng) 》中關(guan) 於(yu) 軍(jun) 事問題的調研等;更有聽取他人匯報：因為(wei) 事情繁多、分身乏術，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他不可能事事躬親(qin) 地去進行調研，廣泛聽取工作匯報成為(wei) 他重要的調研方法。

　　本著“慎重初戰”的原則，毛澤東(dong) 特別重視對新對手的調研。抗美援朝戰爭(zheng) 出兵前，由於(yu) 我軍(jun) 此前還從(cong) 未與(yu) 美軍(jun) 大規模交過手，對其情況沒有切身認識，因此毛澤東(dong) 指示向正在與(yu) 美軍(jun) 作戰的朝鮮人民軍(jun) ，以及此前曾與(yu) 美軍(jun) 有過合作經曆的原國民黨(dang) 軍(jun) 將領谘詢情況，還多次派遣幹部赴朝實地了解美軍(jun) 作戰特點，對摸清美軍(jun) 底細起到了重要作用。對以前交過手、但經過較大變化的老對手，毛澤東(dong) 也非常注意。解放戰爭(zheng) 初期，由於(yu) 國民黨(dang) 軍(jun) 經過整編和大規模美援，戰鬥力得到一定加強，而我軍(jun) 已多年沒有和其全麵作戰，毛澤東(dong) 十分重視多方調查其真實情況，最初的蘇中“七戰七捷”等都帶有戰略偵(zhen) 察的性質，很快搞清了他們(men) 的長處和短處，製定出以“十大軍(jun) 事原則”為(wei) 代表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戰略戰術，贏得了一個(ge) 又一個(ge) 戰役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