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江西考察時強調，我們(men) 不能忘記黨(dang) 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記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繼續高舉(ju) 革命的旗幟，弘揚偉(wei) 大的長征精神，朝著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目標奮勇前進。長征的意義(yi) 和價(jia) 值是多方麵的，它在許多方麵的工作都具有曆史性和開創性。曾被埃德加·斯諾譽為(wei) “曆史上最盛大的武裝巡回宣傳(chuan) ”的長征，也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民族政策宣傳(chuan) 的首次嚐試，黨(dang) 及其領導下的工農(nong) 紅軍(jun) 利用行軍(jun) 和作戰的間隙，對途經地區的10多個(ge) 少數民族進行了黨(dang) 的民族政策宣傳(chuan) ，推動了革命思想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傳(chuan) 播，也逐漸積累了一套獨具特色的宣傳(chuan) 經驗。

　　一是堅持黨(dang) 對民族政策宣傳(chuan) 工作的領導。在長征途徑的11個(ge) 省，聚居著大量的少數民族群眾(zhong)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及其領導下的工農(nong) 紅軍(jun) 第一次有機會(hui) 與(yu) 眾(zhong) 多少數民族群眾(zhong) 親(qin) 密接觸，而西南、西北少數民族地區複雜的民族關(guan) 係，對紅軍(jun) 順利前進提出了嚴(yan) 峻的考驗。能否打破由曆史原因造成的民族隔閡與(yu) 敵視，並獲得沿途少數民族群眾(zhong) 對黨(dang) 與(yu) 紅軍(jun) 的擁護與(yu) 支持，成為(wei) 決(jue) 定紅軍(jun) 長征是否能夠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這意味著，這一時期黨(dang) 的民族政策宣傳(chuan) 成為(wei) 事關(guan) 革命成敗的戰略性需要。1934年11月，紅軍(jun) 總政治部發布了《關(guan) 於(yu) 爭(zheng) 取少數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野戰軍(jun) 今後的機動和戰鬥都密切地關(guan) 連著爭(zheng) 取少數民族的問題”，“必須向全體(ti) 戰士解釋爭(zheng) 取少數民族的重要性”，因為(wei) “這個(ge) 問題的解決(jue) ，對實現我們(men) 的戰略任務有決(jue) 定的意義(yi) ”(費侃如編著：《紅一方麵軍(jun) 長征日誌》，東(dong) 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8頁)。基於(yu) 這一認識，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長征期間一直堅持並不斷強化對民族政策宣傳(chuan) 的領導，以確保民族政策宣傳(chuan) 正確開展。

　　正是堅持了黨(dang) 的全麵領導，民族政策宣傳(chuan) 在長征期間才能始終保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各支部隊的宣傳(chuan) 都能夠突出強調“民族自由、平等與(yu) 聯合”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明確反對大漢族主義(yi) 和狹隘民族主義(yi) 。例如，1934年11月29日，中國工農(nong) 紅軍(jun) 總政治部發布《中國工農(nong) 紅軍(jun) 關(guan) 於(yu) 苗瑤民族中工作原則的指示》，明確提出要堅決(jue) 反對“在中國勞苦群眾(zhong) 中間的大漢族主義(yi) ”和“在瑤民中間所存在著的狹隘的民族主義(yi) ”，認為(wei) 兩(liang) 者都不利於(yu) “瑤民民族與(yu) 漢族工農(nong) 勞苦群眾(zhong) 的聯合”(《民族問題文獻匯編》，中共中央黨(dang) 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頁)。1936年4月29日，在給喇嘛寺掌教八大老僧的信中，率領紅二方麵軍(jun) 的賀龍指出，“紅軍(jun) 允許人民宗教信仰自由，因此對貴喇嘛寺所有僧侶(lv) 生命財產(chan) 絕不加以侵犯，並負責保護”(《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491頁)。1936年5月，紅四方麵軍(jun) 總政治部製定的《中國工農(nong) 紅軍(jun) 第四方麵軍(jun) 總政治部對番民的策略路線的提綱》，也明確提出要反對並克服“大漢族主義(yi) 的傾(qing) 向”和“狹隘的民族觀念”，前者主要表現為(wei) “不相信和輕視番民”，後者則主要表現為(wei) “番族中的洗漢口號”(《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376頁)。

　　二是堅持實行全員參與(yu) 式宣傳(chuan) 。長征中，黨(dang) 及其領導下的紅軍(jun) 並沒有被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所嚇倒，反而在艱難困苦中愈挫愈勇、百煉成鋼，創造出了許多與(yu) 眾(zhong) 不同、影響深遠的工作方式，其中就包括對民族政策的全員參與(yu) 式宣傳(chuan) 。全員參與(yu) 式宣傳(chuan) 是一種組織化宣傳(chuan) ，它能憑借強大的組織力和動員力實現信息覆蓋的最大化，有助於(yu) 彌補組織在媒介占有上的不足，扭轉信息宣傳(chuan) 上的劣勢。正是借助於(yu) 全員參與(yu) 式宣傳(chuan) 的力量，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長征期間才實現了現代民族思想在民族地區的傳(chuan) 播，轉變了各少數民族群眾(zhong) 的思想觀念。正如美國學者威廉·莫爾伍德在評價(jia) 長征時所說的那樣，“長征是一次解放。長征既打破了地域上的隔絕狀態，又解除了人們(men) 心理上的桎梏，使人們(men) 的思想從(cong) 古老的狹隘的鄉(xiang) 土觀念中解放出來，在人們(men) 麵前表現出國土之遼闊，揭示出民族精神遺產(chan) 之博大”(轉引自《國外中共黨(dang) 史中國革命史研究論點摘編》，中共黨(dang) 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頁)。

　　全員參與(yu) 式宣傳(chuan) 要求每個(ge) 紅軍(jun) 戰士都成為(wei) 黨(dang) 的民族政策的宣講者，能隨時隨地向少數民族群眾(zhong) 宣傳(chuan) 黨(dang) 的民族政策。例如，1935年5月20日，中央革命軍(jun) 事委員會(hui) 發布訓令，要求發動各連隊“破壞白軍(jun) 宣傳(chuan) ，要深入到各家群眾(zhong) 中，普遍的寫(xie) 貼標語”，並“對夷民要發動每人送他們(men) 一件禮物”，以便改善與(yu) 他們(men) 的關(guan) 係(《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261頁)。1935年7月10日，《紅星報》刊發《以進攻的戰鬥大量消滅敵人創造川陝甘新蘇區》一文，號召“我們(men) 部隊中地方工作的中心應以全力放在爭(zheng) 取少數民族的上麵，每個(ge) 紅色指戰員都要自動的來參加這個(ge) 工作……不懂得共產(chan) 黨(dang) 的民族政策的不配當一個(ge) 共產(chan) 黨(dang) 員，不了解爭(zheng) 取少數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參加這一工作的不配當一個(ge) 好的紅色戰士!”1936年6月27日，紅四方麵軍(jun) 製定了《中國工農(nong) 紅軍(jun) 四方麵軍(jun) 在西北地區行動的標語口號》，要求“各軍(jun) 政治部應將各級政治部處的粉筆隊組織好”，並強調“在行動中不僅(jin) 組織粉筆隊在路上牆壁上書(shu) 寫(xie) 。應動員每個(ge) 連隊的群眾(zhong) 和支部的同誌到處書(shu) 寫(xie) ，使群眾(zhong) 隨時可以看到，使反動分子不易破壞我們(men) 所書(shu) 寫(xie) 的標語”(《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499頁)。

　　三是堅持貼近實際、靈活多變的宣傳(chuan) 形式。受國民黨(dang) 政府反動宣傳(chuan) 的蠱惑和傳(chuan) 統民族偏見的影響，一些少數民族群眾(zhong) 對紅軍(jun) 存在不同程度的誤解，將紅軍(jun) 與(yu) 舊式軍(jun) 隊等同起來，出現了一些逃離、敵視紅軍(jun) 的現象。針對少數民族地區複雜的民族關(guan) 係，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及其領導下的紅軍(jun) 采用靈活而又實用的形式，積極主動地向沿途的少數民族群眾(zhong) 宣傳(chuan) 黨(dang) 的民族政策。在長征期間對民族政策的宣傳(chuan) 中，黨(dang) 及其領導下的紅軍(jun) 組織“粉筆隊”“上山宣傳(chuan) 隊”，開展與(yu) 少數民族群眾(zhong) 的“聯歡會(hui) ”“茶話會(hui) ”，刷寫(xie) 標語、口號，印發傳(chuan) 單、布告，靈活多變的宣傳(chuan) 形式能夠滿足不同地區和文化程度少數民族群眾(zhong) 對信息的需求，使少數民族群眾(zhong) 逐漸了解並認同黨(dang) 的民族政策。

　　1936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下發了《中共中央為(wei) 轉變目前宣傳(chuan) 工作給各級黨(dang) 部的信》，要求各級黨(dang) 組織在宣傳(chuan) 方法上迅速轉變，“在番民群眾(zhong) 中須盡量的將宣傳(chuan) 品翻成番文散發張貼，並須與(yu) 番民的民族解放聯係起來”(《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347頁)。1936年3月，《中國工農(nong) 紅軍(jun) 四方麵軍(jun) 政治部關(guan) 於(yu) 少數民族工作的指示》要求，黨(dang) 的民族政策宣傳(chuan) “不能夠隻在少數民族中空喊民族自決(jue) 和反對帝國主義(yi) ，必須把這些問題與(yu) 群眾(zhong) 的生活需要民族要求等切實的聯係起來”，要“用群眾(zhong) 中具體(ti) 的問題來解釋紅軍(jun) 主張的原則”;同年7月通過的《關(guan) 於(yu) 宣傳(chuan) 教育工作決(jue) 議草案》要求，在了解西北地區基本情況的基礎上，“靈活的組織行軍(jun) 中與(yu) 戰鬥時的宣傳(chuan) 鼓動與(yu) 文化娛樂(le) 工作”(《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360、401頁)。1936年12月19日，紅二方麵軍(jun) 政治部撰寫(xie) 了《中國工農(nong) 紅軍(jun) 二方麵軍(jun) 政治部關(guan) 於(yu) 二六軍(jun) 團長征的政治工作總結報告》，回顧了在長征時期宣傳(chuan) 黨(dang) 的民族政策的靈活做法，如“經過通事請番民吃茶飯，在茶話會(hui) 上宣布紅軍(jun) 及蘇維埃對番民的政策”，“張貼標語布告(番文的)”，以及“到山上去找番民回家，經通事向之解釋”等(《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436、437頁)。

　　四是堅持“抓重點”與(yu) “廣覆蓋”相結合的宣傳(chuan) 策略。在漫長的曆史發展長河中，各少數民族大都經曆了相對獨特的發展道路，並形成了各不相同的社會(hui) 結構和風俗習(xi) 慣;長征時期，大多數少數民族地區仍處於(yu) 生產(chan) 力水平較低的社會(hui) 發展階段，土司、頭人、喇嘛和阿訇等上層人士在普通群眾(zhong) 中仍擁有較高的威望。無論在少數民族群眾(zhong) 中開展何種工作，都需要團結和調動少數民族中的上層分子。1936年，時任抗日先鋒軍(jun) 政治部主任、民運部部長的劉曉，在對各地的回民宣傳(chuan) 工作進行對比後指出，那些沒能取得進展的是因為(wei) “束縛於(yu) 狹隘的階級範圍裏，以致不能團聚那些民族領袖與(yu) 回民有威望的分子來進行工作”，而那些取得較大進展的則是因為(wei) “團結了一些群眾(zhong) 視為(wei) 是他們(men) 領袖的分子”，進而要求“在回民工作中需要特別注意把自己的工作方式適合於(yu) 這民族原則”(《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522、523頁)。長征時期黨(dang) 的民族政策宣傳(chuan) ，非常注重發揮少數民族上層分子的作用，並將其與(yu) 對普通群眾(zhong) 的宣傳(chuan) 結合在一起，不僅(jin) 擴大了宣傳(chuan) 信息的覆蓋麵，而且提高了宣傳(chuan) 工作的效率。

　　對上層分子與(yu) 對普通群眾(zhong) 的宣傳(chuan) 應結合在一起。《中國工農(nong) 紅軍(jun) 關(guan) 於(yu) 苗瑤民族中工作原則的指示》指出，“蘇維埃紅軍(jun) 不拒絕而且歡迎同瑤民的上層代表發生親(qin) 密的關(guan) 係，同他們(men) 訂立各種政治的與(yu) 軍(jun) 事的聯盟，經過他們(men) 去接近廣大的瑤民群眾(zhong) ，去推動廣大的瑤民群眾(zhong) ，進入革命鬥爭(zheng) 的陣線”。《中國工農(nong) 紅軍(jun) 四方麵軍(jun) 政治部關(guan) 於(yu) 少數民族工作的指示》也強調，“在民族運動上有革命意義(yi) 的土司、頭人、喇嘛，我們(men) 仍然不放棄與(yu) 之聯合或使之中立”，必須將對上層分子與(yu) 普通群眾(zhong) 的宣傳(chuan) 有機聯係起來(《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359頁)。1936年6月，《中國工農(nong) 紅軍(jun) 十五軍(jun) 團政治部關(guan) 於(yu) 西征中的回民工作報告》中也有相同的認識，指出發動回民的有效方法是“利用阿訇上層分子進行對下層群眾(zhong) 的宣傳(chuan) ”，但“專(zhuan) 門隻找阿訇也是錯誤的”，正確的做法是“善於(yu) 運用適合回民宗教的策略，取得接近利用阿訇上層分子，來接近與(yu) 進行下層群眾(zhong) 工作”(《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392、393頁)。1936年10月17日，在紅軍(jun) 三大主力勝利會(hui) 師之後，毛澤東(dong) 與(yu) 楊尚昆在給各方麵軍(jun) 的電文——《關(guan) 於(yu) 征求對回民問題決(jue) 定的意見給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賀龍等的電》中強調，必須堅持“回民事情由回民自己辦理”的原則，包括宣傳(chuan) 在內(nei) 的各項工作都應“聯合阿訇與(yu) 回民中知識分子，經過他們(men) 去接近回民”(《民族問題文獻匯編》，第433、434頁)。

　　綜上所述，長征時期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民族政策宣傳(chuan) ，不僅(jin) 有助於(yu) 沿途少數民族群眾(zhong) 了解並認同黨(dang) 的民族政策，而且有利於(yu) 傳(chuan) 播“民族自由、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等現代民族理念，喚醒沿途少數民族群眾(zhong) 的民族共同體(ti) 意識。正如毛澤東(dong) 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yi) 的策略》中所評價(jia) 的那樣，被比作“宣傳(chuan) 隊”的紅軍(jun) 長征，“向十一個(ge) 省內(nei) 大約兩(liang) 萬(wan) 萬(wan) 人民宣布，隻有紅軍(jun) 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men) 的道路。不因此一舉(ju) ，那麽(me) 廣大的民眾(zhong) 怎會(hui) 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jun) 這樣一篇大道理呢”(《毛澤東(dong) 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