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dang)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以下簡稱《決(jue) 定》)強調，堅持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線，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ti) 係。當前，穩定經濟增長的重點是解決(jue) 結構問題，解決(jue) 結構問題必須從(cong) 供給側(ce) 發力，從(cong) 供給側(ce) 解決(jue) 結構問題要堅持用改革的辦法。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不僅(jin) 是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方案，也是推動全球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方案，對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具有原創性貢獻。

　　穩定經濟增長的重點是解決(jue) 結構問題

　　一個(ge) 國家要穩定經濟增長，前提是供求總量與(yu) 供求結構都要保持均衡。然而，以往大多數經濟學家隻關(guan) 注總量均衡卻忽視了結構均衡。

　　法國經濟學家薩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中首次提出了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原理，即薩伊定律，其論證邏輯是：人們(men) 賣出自己的商品，目的是為(wei) 了購買(mai) 別人的商品，既然大家都為(wei) 買(mai) 而賣，有供給就一定會(hui) 有需求，供求可以自動均衡。顯然，薩伊所說的供求均衡，指的是總量均衡。

　　20世紀30年代，西方世界發生了經濟大蕭條，普遍的生產(chan) 過剩和失業(ye) 令薩伊定律不攻自破。1936年凱恩斯出版《就業(ye) 、利息和貨幣通論》(簡稱《通論》)，提出國家應該幹預經濟，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投資與(yu) 消費，掀起了一場凱恩斯革命。凱恩斯雖全盤否定薩伊定律，但他所關(guan) 注的同樣也是總量均衡。

　　《通論》一度被西方國家奉為(wei) 國策。可惜好景不長，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先後陷入“滯脹”，於(yu) 是人們(men) 又紛紛批評凱恩斯開錯了藥方，以拉弗為(wei) 代表的供給學派受到了關(guan) 注。供給學派提出政府應重點減稅而不是增加公共支出，這一主張與(yu) 凱恩斯並無實質性不同，兩(liang) 者皆主張刺激投資，區別在於(yu) 前者主張擴大私人投資，後者主張增加公共投資。

　　從(cong) 薩伊到凱恩斯再到供給學派，關(guan) 注的都是總量均衡。在他們(men) 看來，市場均衡的關(guan) 鍵在總量而非結構。

　　與(yu) 以往經濟學家的看法明顯不同，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提出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強調關(guan) 注和解決(jue) 結構性問題。這一論斷既堅持了馬克思的社會(hui) 再生產(chan) 理論，又創新了市場均衡理論。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對市場均衡作過嚴(yan) 密論證，得出的結論是：總量均衡並不代表結構均衡。馬克思指出，社會(hui) 總資本再生產(chan) 要順利進行，條件是要同時實現價(jia) 值補償(chang) 與(yu) 實物補償(chang) 。價(jia) 值補償(chang) 指總量平衡，實物補償(chang) 指結構平衡。若隻有總量均衡沒有結構均衡，最終仍會(hui) 導致供求總量的失衡。20世紀30年代西方國家的經濟大蕭條雖然表現為(wei) 總量失衡，深層原因卻是結構失衡。

　　何謂總量均衡與(yu) 結構均衡?舉(ju) 個(ge) 例子：假定一定時期總供給為(wei) 1000萬(wan) 元，總需求也是1000萬(wan) 元，此時供求總量(價(jia) 值補償(chang) )是平衡的;但從(cong) 實物補償(chang) 看，假定市場供給1000噸鋼材、2500噸糧食，而市場需要的卻是800噸鋼材、3000噸糧食，於(yu) 是鋼材過剩200噸，糧食卻短缺500噸，供求結構並不平衡。

　　如果結構失衡不解決(jue) ，社會(hui) 再生產(chan) 便無法進行，長此以往總量也會(hui) 失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總量均衡是由無數個(ge) 局部均衡加總起來的均衡，一個(ge) 經濟體(ti) 內(nei) 部市場要出清，前提是人們(men) 想賣的商品都能賣得出，而想買(mai) 的商品也都能買(mai) 得到，否則就會(hui) 導致兩(liang) 種結果：庫存增加或者需求外溢。無論出現哪種結果，總量都會(hui) 失衡。一旦結構失衡造成了總量失衡，若不解決(jue) 結構問題，刺激需求隻會(hui) 適得其反。凱恩斯當年主張政府通過增加赤字刺激投資，目的是要實現總量均衡，然而這種辦法隻在短期管用，長期卻是飲鴆止渴。道理很簡單，如果某種產(chan) 品庫存增加，說明生產(chan) 已經過剩，此時應減少生產(chan) 才對，但在政府刺激政策下企業(ye) 會(hui) 繼續生產(chan) ，這對結構失衡無異於(yu) 雪上加霜。供給學派提出的全麵減稅也解決(jue) 不了結構性問題，1981年裏根入主白宮，起手就按供給學派的主張削減政府開支，全麵調減個(ge) 人所得稅和公司利潤稅，此舉(ju) 雖一度帶動了美國經濟的複蘇，但並未解決(jue) 結構性問題，所以裏根執政後期又迫不得已開始加稅。

　　解決(jue) 結構問題應從(cong) 供給側(ce) 發力

　　《通論》出版之前，經濟學家一直是重視供給管理的。19世紀初薩伊提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著力點明顯在供給側(ce) 。1890年馬歇爾出版《經濟學原理》，將供給與(yu) 需求結合起來研究局部均衡，重點也不在需求側(ce) 。凱恩斯為(wei) 何要將市場均衡的重點從(cong) 供給側(ce) 轉向需求側(ce) 呢?筆者認為(wei) 有以下兩(liang) 個(ge) 原因：其一，1929—1933年西方國家發生經濟大蕭條，薩伊定律無能為(wei) 力，為(wei) 救資本主義(yi) 於(yu) 水火，凱恩斯另起爐灶創立了需求管理理論，在短期內(nei) 產(chan) 生了刺激增長和增加就業(ye) 的效果;其二，供給難以調控，需求則易於(yu) 調控，因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容易被政府采納。理論上講，生產(chan) 出現過剩時，要恢複供求均衡，既可減少供給，也可增加需求。可在凱恩斯看來，減少供給就得限製生產(chan) ，進而增加失業(ye) ，擴大需求不僅(jin) 可以增加就業(ye) ，而且政府用擴張性政策刺激需求易於(yu) 操作。

　　凱恩斯理論後來導致西方經濟陷入了滯脹。究其原因，是因為(wei) 時代的變化動搖了凱恩斯理論的根基。凱恩斯認為(wei) ，一個(ge) 國家出現生產(chan) 過剩是因為(wei) 有效需求不足，他用邊際消費傾(qing) 向遞減、預期資本邊際收益遞減、流動性偏好三大心理規律對有效需求不足作了論證。筆者認為(wei) ，在凱恩斯所處的時代，他的分析沒有錯，但隨著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上述三大規律已有兩(liang) 個(ge) 不成立。

　　先看邊際消費傾(qing) 向遞減規律。凱恩斯認為(wei) ，由於(yu) 人們(men) 的消費增長趕不上收入增長，隨著新增消費在新增收入中的比例下降，人們(men) 會(hui) 增加儲(chu) 蓄，消費需求會(hui) 不足。可事實上，近30年消費信貸悄然興(xing) 起，儲(chu) 蓄率不升反降。1940—1980年，美國居民儲(chu) 蓄率保持在7%～11%之間;2001年降至-0.2%;2005年又降至-2.7%。

　　再看流動性偏好。凱恩斯認為(wei) ，人們(men) 通常有持有現金的偏好，因此銀行利率不能太低;由於(yu) 投資的邊際收益遞減，當投資收益率低於(yu) 銀行利率時，企業(ye) 便不會(hui) 貸款投資，導致投資需求下降。然而現在，信用卡結算和移動支付風靡全球，用現金支付的行為(wei) 銳減，人們(men) 持有現金的偏好已大大改變。

　　凱恩斯的追隨者曾對其理論作過修正，但最終皆於(yu) 事無補。凱恩斯本人提出：從(cong) 居民與(yu) 企業(ye) 兩(liang) 部門看，供給側(ce) 國民收入=儲(chu) 蓄+消費;需求側(ce) 國民收入=投資+消費，隻要將儲(chu) 蓄轉化為(wei) 投資，總供求便可實現平衡。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假若生產(chan) 已經過剩，將儲(chu) 蓄轉化為(wei) 投資，生產(chan) 豈不是更加過剩。凱恩斯追隨者解釋說，若將兩(liang) 部門擴展為(wei) 政府、企業(ye) 、居民三部門，便可通過擴大政府采購消化過剩供給。此解釋並不正確：政府擴大采購需增加收入，政府增加收入無非是加稅或發債(zhai) ;無論加稅還是發債(zhai) ，都勢必擠占企業(ye) 投資;政府投資增加而企業(ye) 投資減少，社會(hui) 總需求未必會(hui) 增加。凱恩斯追隨者又解釋說，可通過擴大出口轉移過剩供給。這一解釋也不成立：一國出口是為(wei) 了進口，並以此分享國際分工收益，若隻出口不進口，不僅(jin) 不能分享國際分工收益，還會(hui) 引起貿易摩擦;若進出口保持平衡，則不可能轉移過剩供給。

　　可見，從(cong) 需求側(ce) 不可能解決(jue) 結構性矛盾。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當前我國“結構性問題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麵在供給側(ce) ”。就是說，我國雖然也存在內(nei) 需不足問題，但主要矛盾是結構性矛盾，結構性矛盾必須從(cong) 供給側(ce) 發力才能解決(jue) 。從(cong) 經濟學角度看，改善供給也是擴大需求：改善供給結構可以更好滿足需求;改進供給服務可以引導內(nei) 需;創造新的供給可以派生出新的需求。

　　一個(ge) 國家的經濟發展，根本上要靠供給側(ce) 來推動。一次次科技和產(chan) 業(ye) 革命，帶來一次次生產(chan) 力的提升，並不斷創造新的供給能力。社會(hui) 化大生產(chan) 的突出特點，就是供給側(ce) 一旦實現了成功的顛覆性創新，市場就會(hui) 以波瀾壯闊的交易進行回應。比如，過去人們(men) 出行坐馬車，今天可以坐火車、飛機;30年前人們(men) 對手機並無需求，自從(cong) “大哥大”出現以來，新的需求和產(chan) 業(ye) 鏈不斷被創造出來，現在智能手機用戶已越來越多。這都是在供給側(ce) 推動經濟發展的案例。

　　從(cong) 供給側(ce) 解決(jue) 結構性矛盾要用改革的辦法

　　我國經濟麵臨(lin) 的突出問題是結構性矛盾，那麽(me) ，應該怎樣調結構?結構調整的過程其實也是資源配置的過程。亞(ya) 當·斯密曾說配置資源有兩(liang) 隻手，即看得見的政府有形之手與(yu) 看不見的市場無形之手。調結構應選哪隻手?或者說調結構應由政府主導還是市場主導?我國推動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強調要用改革的辦法調結構。用“改革的辦法”，當然不是用傳(chuan) 統計劃經濟的辦法，而是要由市場主導調結構。

　　調結構為(wei) 何要由市場主導?政府主導調結構要有三個(ge) 前提：第一，政府要事先知道未來怎樣的結構是好結構;第二，政府人員要比企業(ye) 家更懂市場;第三，行政調節要比市場調節更有效率。在真實世界裏，以上三個(ge) 前提很難成立。企業(ye) 家也沒有未卜先知的本領，也不可能知道未來怎樣的結構是好結構，但企業(ye) 家能根據市場價(jia) 格的變化隨時調整投資，這樣所生產(chan) 的產(chan) 品才能更大限度地符合市場需求，由此形成的供給結構當然是好的結構。可見，所謂企業(ye) 家調結構，實質是市場價(jia) 格引導企業(ye) 家調結構。

　　由市場主導調結構，並不是說政府可以置身事外。相反，政府要更好地發揮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有三方麵：一是明確界定產(chan) 權並依法保護產(chan) 權，營造公平競爭(zheng) 的市場環境;二是進一步放寬價(jia) 格管製，推動形成供求決(jue) 定價(jia) 格的市場機製;三是打破市場壁壘與(yu) 行業(ye) 準入限製，讓生產(chan) 要素充分流動。

　　結論與(yu) 啟示

　　其一，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為(wei) 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ti) 係提出的方案。當前全球經濟都麵臨(lin) 著結構性問題的困擾，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中國方案對其他國家解決(jue) 結構性問題也具有借鑒價(jia) 值。

　　其二，從(cong) 經濟理論的角度看，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既不同於(yu) 薩伊和供給學派的供給管理理論，也不同於(yu) 傳(chuan) 統計劃經濟的結構調整方式，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作為(wei) 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思想的重要內(nei) 容之一，是對經濟學理論的重大創新。

　　其三，貫徹中央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必須重點解決(jue) 結構問題。特別是在我國經濟麵臨(lin) 下行壓力的背景下，要以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線，堅持從(cong) 供給側(ce) 發力，用改革的辦法調結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作者：王東(dong) 京，係中共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