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的鵠沼海岸，每年的7月17日都會(hui) 有一支由日本青壯年組成的藤澤市消防音樂(le) 隊鄭重其事地演奏《義(yi) 勇軍(jun) 進行曲》，為(wei) 的是紀念在這裏不幸溺水去世的中國作曲家聶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曲作者。1935年7月17日，聶耳在鵠沼海岸附近水域遊泳時與(yu) 世長辭，年僅(jin) 23歲。在中日尚未建交的1954年，藤澤市民就為(wei) 聶耳修建了紀念碑，此後幾經風雨又幾經重建、改建。不但如此，如今每個(ge) 月的第一個(ge) 周六上午都有不少中日友好人士相約到紀念廣場來打掃衛生。八十多年過去了，聶耳已經成為(wei) 中日民間友好交往的重要紐帶。

　　聶耳以音樂(le) 為(wei) 誌業(ye) ，自1931年入行之後他的主要活動都集中在上海，其間曾短暫地北上進京，重返上海之後又選擇了東(dong) 渡日本。北上、東(dong) 渡的選擇與(yu) 經曆是考察聶耳生活、思想軌跡的兩(liang) 個(ge) 醒目的抓手，因為(wei) 聶耳兩(liang) 度離滬都是基於(yu) 對周圍環境的考慮以及對理想和出路的尋求。孔子雲(yun) ：“誌於(yu) 道，據於(yu) 德，依於(yu) 仁，遊於(yu) 藝”，而聶耳的考慮、尋求莫不與(yu) 誌道、遊藝息息相關(guan) 。對於(yu) 聶耳來說，誌道、遊藝又是與(yu) 救亡、啟蒙辯證統一的。所以在北平和東(dong) 京的這段“雙城記”看起來更像是他短暫一生中兩(liang) 段不容忽視的“進行曲”。

　　矢誌不渝，北上進京

　　乘北京地鐵二號線到宣武門，西南口出站，沿著宣武門外大街奔南走，沒多遠在右手邊閃出一條胡同，過去這裏一直叫韃子橋胡同，1965年雅化為(wei) 達智橋胡同。進了胡同第一個(ge) 丁字路口往南拐便是校場頭條。和達智橋胡同的規整、幹淨相比，校場頭條略遜色幾分。路西的七號院離巷子口不遠，宅門看起來平淡無奇，同資料照片裏氣派的廣亮大門一比真是相形見絀，尤其是門口的兩(liang) 隻石鼓和門簪子上“雲(yun) 南會(hui) 館”的匾額早已不見蹤跡。1932年11月5日，披著這一年的初雪，聶耳在日記裏寫(xie) 道：“北平!算是告了一段落吧!二次重來，不知又待何時?”依依不舍之情可見一斑。第二天下午，聶耳辭別才住了三個(ge) 月的雲(yun) 南會(hui) 館，重返上海。

　　聶耳在北京的經曆同他此前在上海的生活是無法割裂開的。從(cong) 聶耳的“北平日記”來看，他1932年8月10號到了北平，僅(jin) 住了十天就動了回上海的念頭，在隨後的幾天裏這個(ge) 想法愈發按捺不住，幾番下定決(jue) 心，無論如何要在9月16號回上海去，為(wei) 此還曾專(zhuan) 門到正陽門車站問訊處打聽發車時間、票價(jia) 、行李等。那最後為(wei) 什麽(me) 在北平延宕下來，當初又為(wei) 什麽(me) 要來北平呢?

　　聶耳離開上海，最直接的原因是因為(wei) 他化名“黑天使”寫(xie) 文章批評亦師亦友的黎錦暉，化名被識破之後，聶耳脫離了黎錦暉領導的明月歌劇社另尋出路。有的人認為(wei) 這種描述實乃是尊者諱，掩蓋了聶耳想要在《芭蕉葉上詩》等劇中扮演角色而未得，於(yu) 是轉而揮筆泄憤的隱情。這種說法流布甚廣，但顯然把聶耳想得太過狹隘和自私，而且也沒有把聶耳的思想成長和轉折看成是一個(ge) 完整的鏈條，自然也就談不上理解聶耳諸多看似一時衝(chong) 動的選擇。簡單來說，聶耳的“上海日記”大致主要有四方麵的內(nei) 容：愛情煩惱、日常練琴、批評劇團以及自遣自勵，後三者之間的關(guan) 係更為(wei) 密切。在日記裏，聶耳很少自暴自棄，他常常顯得充滿自信，認為(wei) 自己可以勝任許多工作，包括在電影裏扮演一些角色，並且事實上聶耳是有過從(cong) 影經曆的。另一方麵他又時常進行自我教育，“不要忘記自己的發展”。但聶耳對明月歌劇社顯然不太滿意。1931年春，在初識田漢時聶耳便對黎錦暉“某些不健康、不嚴(yan) 肅的傾(qing) 向”表示了不滿，在近一年的時間裏他在日記中多次寫(xie) 到隻是“幫他們(men) 工作”“幹完這兩(liang) 年再說”“另走他路吧”，在1932年3月聶耳便萌生過去北平考“藝專(zhuan) ”的想法。

　　聶耳對“明月社”的不滿有管理、待遇方麵的原因，更主要的還有藝術方麵的原因。聶耳少年時曾參加過“學生軍(jun) ”，到上海之後常常以“革命新青年”“革命者”自詡，他時常思考“怎樣去做革命的音樂(le) ”、如何“能夠興(xing) 奮起、可以鼓動起勞苦大眾(zhong) 的情緒”，他當時的朋友中不乏像於(yu) 立群、賀綠汀、艾思奇、鬱達夫、田漢這樣的進步文化人，而黎錦暉卻恰恰飽受所謂“靡靡之音”的批評。所以聶耳一方麵出於(yu) 上進之心希望扮演角色，另一方麵又撰文批評，這其實並不矛盾，都是有思想脈絡可循的。並且當時聶耳和周圍一些關(guan) 係密切的朋友之間不時會(hui) 交換文章甚至是日記，聶耳動筆也並非頭腦一熱，而是看到好友金焰在《電影時報》上發表了文章而“一時激起我的發表欲，想對他來一個(ge) 相繼的意見”。由此可見，聶耳進劇社、寫(xie) 文章、上北京，這些正如同他成長道路上一係列前後相繼的車站一般，並非臨(lin) 時起意。這樣似乎就可以更加明確聶耳進京的意圖：在思想上追求進步，在藝術上尋求提高，在個(ge) 人前途上謀求發展。

　　彷徨、失意、奮起：在北平靠近革命

　　聶耳住進雲(yun) 南會(hui) 館的當天就和在北平的朋友們(men) 取得了聯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抵達北平之後的第三天，聶耳便去拜會(hui) 了黎錦暉的四弟黎錦舒，兩(liang) 個(ge) 人談話多時，黎錦舒還建議聶耳到歐洲去。後來重回上海之後的第二天，聶耳就在曾被他批評過的卜萬(wan) 蒼家中遇到了黎錦暉的七弟黎錦光的太太，日記裏記載說：“七嫂子好像比以前活潑些，對我很有好感。”由此可見聶耳與(yu) 黎錦暉及其周圍親(qin) 友之間未見得已經鬧得關(guan) 係破裂、形同陌路。

　　中山公園、大柵欄、東(dong) 安市場、什刹海、北海公園、北京動物園、雙清別墅、香山飯店、臥佛寺、碧雲(yun) 寺、清華園、燕園……和今天的遊客一樣，聶耳也是先到這些地標景點玩了個(ge) 遍。但他畢竟不是來旅遊的，而是帶著目標來的。從(cong) 日記來看，聶耳一方麵也希望能進正規大學係統學習(xi) ，到北京20天後他的日記裏便出現了周圍朋友們(men) 投考學校的內(nei) 容;但另一方麵他在上海養(yang) 成的自我激勵、自我批評的心理又刺激他擔心校園生活太過悠閑、使自己“軟化下去”。兩(liang) 種心理此消彼長，難以決(jue) 斷。一度下定決(jue) 心回上海也正是這種猶豫、焦慮心態的體(ti) 現。讀聶耳的日記時常會(hui) 讓我想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其實聶耳的日記也正是一部更加貼近真實生活的“自敘傳(chuan) ”，把20世紀30年代的聶耳同20年代的丁玲、莎菲放在一起，這或許會(hui) 使人們(men) 更容易體(ti) 會(hui) 聶耳的煩躁、彷徨、憂慮和希冀，更容易在偉(wei) 大和年輕之間恰切地想象聶耳。

　　北平是曆史文化名城，經過“文學革命”的洗禮與(yu) “革命文學”的篩選，到20世紀30年代北平形成了陣容齊整的“京派”文人圈，他們(men) 追求藝術的醇正和恬靜，批評低級趣味和商業(ye) 競買(mai) ，特別是後者，正與(yu) 聶耳相合。在朋友們(men) 的建議下，聶耳參加了國立北平大學藝術學院的入學考試，但是名落孫山。北平藝院前身為(wei) 1918年創辦的北京美術學校，此後曆經變更，1928年改為(wei) 北平大學藝術學院，1949年撤銷。校址原位於(yu) 西單京畿道，現在似乎已經湮沒不存了。在放榜之前，聶耳找到了在東(dong) 交民巷裏棲身的白俄小提琴教師托諾夫，和他學習(xi) 以期提高琴藝，斷斷續續持續到10月中旬，因學費難以為(wei) 繼而被迫終止。這些都是聶耳在北平耽擱下來的原因，而此外還有一些原因則是聶耳在日記中未曾多說也不便多說的。

　　1928年，聶耳在昆明時便秘密加入了共青團，到上海之後對革命文藝則更加關(guan) 注，甫一住進雲(yun) 南會(hui) 館便引起了便衣特務馬匡國的注意，此後聶耳在日記裏則以“馬三哥”代之。值得一提的是，在聶耳入住之前，雲(yun) 南會(hui) 館曾經是雲(yun) 南黨(dang) 組織創建過程中最早的基地。五四運動中，雲(yun) 南青年成立了“大同社”，1922年後，大同社成員多數潛入北京，在雲(yun) 南會(hui) 館裏組織起“新滇社”，在此之後部分新滇社成員秘密入黨(dang) 並回雲(yun) 南創立了黨(dang) 組織。今天在校場頭條胡同口的簡介裏對這段曆史也略有提及。

　　當然同樣關(guan) 注著聶耳的還有地下黨(dang) 組織，特別是“北平左翼戲劇家聯盟”，上海方麵也給北平劇聯的負責人寄來了關(guan) 於(yu) 聶耳的介紹信。在北平劇聯的吸納和引領之下，聶耳積極參與(yu) 了不少進步的文藝活動。在落榜之後，為(wei) 北平劇聯的機關(guan) 報《戲劇新聞》寫(xie) 稿、參加文藝演出，尤其是作為(wei) 主要負責人籌建“北平左翼音樂(le) 家聯盟”成為(wei) 聶耳在北平的主要活動。特別是在朋友的影響下，聶耳的創作欲再度躁動起來，計劃以他“由雲(yun) 南至廣、湖的實際生活為(wei) 取材，寫(xie) 成一篇長篇小說”，並在日記裏列了一份大綱。他還把自己和同鄉(xiang) 詩人柯仲平做了比較，認為(wei) ：“說起雲(yun) 南的柯仲平的創作精神，使我覺得自己也可能做出和他差不多的作品，我有的是充分的材料。”隻可惜天妒英才，假以時日的話聶耳未嚐不會(hui) 在文藝批評乃至文學創作領域開拓出一片天地來。

　　北上之行雖然隻有區區三個(ge) 月，但是對聶耳來說卻可謂影響深遠。直觀地來看，離開北平之後，聶耳的日記較之以往稀疏了許多，1933年常常是一連幾日都付之闕如，1934年和1935年留日之前各隻記了三天。而在音樂(le) 創作和著述上，聶耳則迎來一個(ge) 明顯的高峰，特別是在音樂(le) 創作方麵，日後人們(men) 耳熟能詳的《開礦歌》《賣報歌》《畢業(ye) 歌》《梅娘曲》《金蛇狂舞》等全都作於(yu) 聶耳離開北平之後。顯見得聶耳在藝術創作上更加投入了，他甚至覺得“寫(xie) 信比寫(xie) 日記重要”。

　　更為(wei) 隱蔽和內(nei) 在的是，聶耳在思想上更加成熟了，在1932年11月7日離開北平之後，1933年初由趙銘彝、田漢做介紹人，夏衍監誓，聶耳加入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更加深入地參加到“左聯”領導下的文藝工作中來，這或許才是聶耳轉變的內(nei) 在驅動力。如果說是摩登的上海為(wei) 聶耳提供了最華麗(li) 的舞台的話，那質樸的北平給予聶耳的“挫折教育”則助力這位天才的音樂(le) 家拉開了人生舞台上那掩飾了許多未知與(yu) 可能的神秘大幕。

　　東(dong) 渡赴日：求學周恩來曾就讀的學校

　　聶耳是因為(wei) 躲避抓捕而於(yu) 匆促之間赴日的，但赴日其實也一直是聶耳的夢想。在雲(yun) 南讀書(shu) 時，聶耳便選修過日語，在北平落榜之後前途渺茫之際聶耳也曾憧憬過到日本去，但因為(wei) 沒有錢而打消了念頭。除卻個(ge) 人方麵的原因之外，到日本去還與(yu) 晚清以來的諸多社會(hui) 因素有關(guan) ，最主要的是甲午一戰帶給中國的莫大刺激，舉(ju) 國上下皆謂守舊不變終非長計。當然清政府也有許多顧慮，唯恐過分攝取西學而影響自身政體(ti) 的安危，較之歐美，“地屬同洲政體(ti) 民情最為(wei) 相近”的日本就成為(wei) 最適宜的對象，因之製定了一係列留學政策。張之洞在《勸學篇》裏辯言“西書(shu) 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dong) 人已刪節而酌改之”，“各種西學書(shu) 之要者，日本皆以譯之，我取徑於(yu) 東(dong) 洋，力省效速”。梁啟超也認為(wei) 日文音少、無棘刺扞格之音、文法疏闊、名物象事多與(yu) 中土相同、漢文居十六七，所以學習(xi) 日文要更為(wei) 容易。此外，留學日本“文同、地近、費省”也是頗為(wei) 實際的因素。在這些之外，也不能忽視日本官紳在中國的熱心延攬，隻是在“維持東(dong) 亞(ya) 經綸之大策”的包裝之下掩藏著的卻是文化殖民的禍心。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之下，雖然“讀的是西洋書(shu) ，受的是東(dong) 洋氣”，但赴日留學者仍然浩浩蕩蕩，最多時一年有八千餘(yu) 人，在聶耳赴日的1935年還出現了約6500人的小高峰。日本方麵也相應設立了許多為(wei) 中國留學生而辦的學校，例如培養(yang) 了一眾(zhong) 日後知名人物的成城學校、弘文學院、振武學校以及聶耳就讀的“東(dong) 亞(ya) 高等預備學校”。

　　比起當初到北平時先是遊玩了一番，聶耳抵達東(dong) 京的當天就到“東(dong) 亞(ya) ”聽了兩(liang) 個(ge) 小時的日語課，第二天就報了名入學。其實當看到聶耳是在“東(dong) 亞(ya) ”補習(xi) 日語時，我不禁在心裏暗暗畫了個(ge) 驚歎號，因為(wei) 1936年蕭紅到東(dong) 京後也是在這個(ge) 學校上課，略長半歲多的蕭紅還要管聶耳喊一聲“學長”。這樣一來，這個(ge) 東(dong) 亞(ya) 學校自然就成為(wei) 不得不去看一看的所在。

　　經查，東(dong) 亞(ya) 學校後來毀於(yu) 地震，原址已經改為(wei) “全愛公園”，位於(yu) 東(dong) 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二丁目，離東(dong) 京大學並不太遠，導航顯示步行二十來分鍾就能走到。東(dong) 京的街道比起北京要狹窄得多，尤其是導航規劃的步行優(you) 化路線，馬路更顯逼仄。在異國他鄉(xiang) 苦心孤詣地尋訪先輩同胞的足跡則更有一番難以道盡的感受。幾番曲曲折折之後，全愛公園終於(yu) 閃現出來。名曰公園，實際上非常袖珍，一個(ge) 噴泉、兩(liang) 個(ge) 花壇、幾棵樹木而已。花壇裏豎著一碑、一牌。石碑上端醒目地刻著“周恩來曾在此求學”;下端則表明這裏便是“東(dong) 亞(ya) 高等預備學校遺跡”。旁邊的牌子上用日漢雙語簡要介紹了“日中兩(liang) 國人民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在東(dong) 亞(ya) 學校讀書(shu) 的經過，落款是“千代田區日中友好協會(hui) ”。原來周恩來、聶耳、蕭紅都曾在這裏學習(xi) 過。我忽而想到那難以道盡的感受中或許包含著“抗拒遺忘”之意。

　　除了東(dong) 亞(ya) 學校之外，聶耳還曾到“日比穀公會(hui) 堂”“東(dong) 寶劇場”“九段軍(jun) 人會(hui) 館”“新宿第一劇場”等地觀摩過許多文藝演出，這幾處相距都不太遠，我也都一一專(zhuan) 門去找過，有的仍然聳立在街頭，有的則已經毀棄並隨著時間漸漸被人淡忘了。

　　抗拒遺忘：異國他鄉(xiang) 的紀念

　　提起聶耳，人們(men) 最直接想到的恐怕便是《義(yi) 勇軍(jun) 進行曲》，鮮為(wei) 人知的是，《義(yi) 勇軍(jun) 進行曲》是聶耳在東(dong) 京修改定稿的。當時地下黨(dang) 領導下的“電通影片公司”籌拍新片《鳳凰的再生》，由田漢編劇。但田漢剛寫(xie) 出一個(ge) 故事梗概和主題歌歌詞便被捕入獄了，夏衍繼續把故事梗概寫(xie) 成電影文學劇本，並改名為(wei) 《風雲(yun) 兒(er) 女》。行將避難的聶耳得知消息後主動請纓為(wei) 主題歌作曲，他在上海完成初稿，抵達東(dong) 京之後加工修改，寄回國內(nei) 。田漢後來聽到這支曲子，盛讚聶耳的作曲“爽朗明快，善於(yu) 處理在別人很不易駕馭的詞句，這歌詞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ge) 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是被認為(wei) 很不容易駕馭的，而他處理得很自然有力。”在譜曲之外，聶耳還結合音樂(le) 旋律對田漢的原作做了一些調整，尤其是在“我們(men) 萬(wan) 眾(zhong) 一心”之前三呼原稿開篇的“起來”，強化了步步高漲的氣勢。

　　然後在曆史的氧化作用下，有些細節卻漸漸渙漫不清了。有不少文章包括田漢本人都引用了孫師毅的回憶，說《義(yi) 勇軍(jun) 進行曲》的歌詞是寫(xie) 在一張包香煙的錫紙的襯紙上。而夏衍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糾正說田漢的《入獄》才寫(xie) 在這種襯紙上，是田漢記錯了。田漢的劇本梗概“寫(xie) 在舊式十行紅格紙上，十餘(yu) 頁。《義(yi) 勇軍(jun) 進行曲》這首主題歌，寫(xie) 在原稿的最後一頁，因在孫師毅同誌書(shu) 桌上擱置了一個(ge) 星期，所以最後一頁被茶水濡濕，有幾個(ge) 字看不清楚。”如果說這種錯訛與(yu) 當時動蕩的社會(hui) 環境和當事人的記憶偏差有關(guan) ，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麽(me) 另有些明顯的錯誤則實在令人費解。有不少資料裏都把聶耳和同鄉(xiang) 好友廖伯民的合影錯當作是聶耳與(yu) 田漢的合影，以訛傳(chuan) 訛。事實上，田漢留下來的照片非常多，而且田、廖二人麵貌差異明顯，稍加辨認即當錯不至此。我在東(dong) 京有幸遇到田漢的後人，經過詢問確認聶廖合影中的不是田漢。

　　從(cong) 日記可以看得出，聶耳到日本之後時間上利用得非常緊湊，日記中也時常蹦出幾個(ge) 日文單詞來。聶耳製定了四個(ge) “三月計劃”，到日本兩(liang) 個(ge) 多月的時候，他在給友人的信中愉快地通報自己以學習(xi) 日語為(wei) 主的第一個(ge) “三月計劃”“僅(jin) 僅(jin) 兩(liang) 月功夫便全部實現”。在東(dong) 京，聶耳在音樂(le) 、戲劇和電影方麵都做了不少深入的調查和總結，從(cong) 他遺留的著述可以看出，聶耳在堅持左翼革命文藝立場的同時，汲汲於(yu) 了解國外同行的技藝創新、潮流動向，這和他在國內(nei) 時的思想發展是一脈相承的。如果不是天不假年，那麽(me) 這段海外之旅完全有可能成為(wei) 聶耳在藝術上新的醞釀期和孵化期。按照原計劃，一年之後聶耳還打算到蘇聯、歐洲去。但是到日本才剛剛三個(ge) 月，聶耳卻因為(wei) 一場意外在日本成為(wei) 永遠的不歸之客。

　　說實話，“不歸之客”這個(ge) 詞我還是在藤澤的聶耳紀念廣場的碑文中第一次見到。1950年，日本馬克思主義(yi) 者福本和夫從(cong) 英文版的《人民中國》上看到了關(guan) 於(yu)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以及聶耳的報道，他請藤澤市議員葉山冬子翻譯了這篇報道和《義(yi) 勇軍(jun) 進行曲》歌詞。聶耳及其在藤澤市的活動於(yu) 當地得以傳(chuan) 播開來。同年11月，“聶耳紀念之夜”活動在藤澤市舉(ju) 行，《義(yi) 勇軍(jun) 進行曲》在聶耳殞沒的地方奏響。1952年福本和夫首倡為(wei) 聶耳豎立紀念碑，1954年紀念碑落成。從(cong) 1896年清政府選派首批13名留日生到1937年抗日戰爭(zheng) 全麵爆發，四十年間負笈東(dong) 遊者至少在95000人，而日本為(wei) 之塑像立碑者卻屈指可數，聶耳正是其中之一。然而在1958年“狩野川”台風中紀念碑卻被巨浪卷走了。藤澤市民於(yu) 1963年成立了聶耳紀念碑保存會(hui) ，重新籌建紀念碑。紀念碑原來位於(yu) 引地川河口，可用之地狹窄，1965年新紀念碑在現在的位置落成，此後曆經翻修、擴建，形成了現在聶耳紀念廣場的形製和規模。

　　廣場背倚相模灣，不遠處就是著名的景點江之島，不少人在近海處衝(chong) 浪、嬉戲，還有許多人在廣場周圍的沙灘上燒烤、打球，烏(wu) 鴉和老鷹自由地飛翔在天空上，周圍的氣氛非常輕鬆、愜意。現如今，廣場上共有六塊各具來曆的碑銘，其中一塊是由1986年時任藤澤市長的葉山峻題寫(xie) 的《聶耳紀念碑的由來》。可能沒有多少人知道這位葉山峻的母親(qin) 就是當年翻譯《義(yi) 勇軍(jun) 進行曲》的葉山冬子。兩(liang) 代人前仆後繼、薪火相傳(chuan) ，這使得聶耳紀念碑更具紐帶意義(yi) ，不但連接著中日兩(liang) 國，同時也連接著日本國內(nei) 的友好人士。

　　在紀念廣場中央豎立著一座造型奇特的祭台，仔細一看，祭台的平麵乃是一個(ge) “耳”字的造型。在學藝的過程中，人們(men) 發現聶耳別具耳聰，聽得出、記得住、彈得來，所以戲稱他“耳朵”。在當時“聶”字用繁體(ti) 寫(xie) 作“聶”，“聶耳”合在一起就是四隻“耳朵”。久而久之，“聶耳”這個(ge) 名字的光芒反倒蓋過了他的本名和曾用名，成為(wei) 他最標誌性的符號。“耳”字的造型既是對聶耳本人也是對其才華，同時我想更是對其深遠曆史影響的銘記。作曲家生前未曾聽過《義(yi) 勇軍(jun) 進行曲》演奏的情形，而今隻要提起聶耳、提起中國，每個(ge) 華人的耳畔、心房都會(hui) 回響起這明快、昂揚而又雄壯的旋律：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m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