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dang)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以下簡稱《決(jue) 定》)，從(cong) 十三個(ge) 方麵指出了我國國家製度和國家治理體(ti) 係的顯著優(you) 勢，其中就包括“堅持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和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把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的顯著優(you) 勢”。既然是被長期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顯著優(you) 勢”，那就必須在實踐中堅持和完善。為(wei) 此，《決(jue) 定》提出了十三個(ge) “堅持和完善”，其中之一就是“堅持和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決(jue) 定》認為(wei) ，“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等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既體(ti) 現了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優(you) 越性，又同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發展水平相適應”。可以看出，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的基本內(nei) 涵至少包括三個(ge) 方麵，即所有製、分配和經濟體(ti) 製。在所有製上，基本經濟製度是指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在分配上，基本經濟製度是指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在經濟體(ti) 製上，基本經濟製度是指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這一迄今為(wei) 止對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最全麵、最準確的界定和概括，是對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內(nei) 涵理解的重大突破和重大創新，不僅(jin) 在理論上符合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而且在實踐上符合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發展道路的曆史和現實。

　　長期以來，中國在理論和政策上對基本經濟製度的理解僅(jin) 局限於(yu) 所有製方麵，即“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現實中雖然對分配和經濟運行體(ti) 製非常重視，但一直沒有將這兩(liang) 個(ge) 方麵上升到基本經濟製度的層麵進行理解。經過長期探索，《決(jue) 定》將三者並行融入基本經濟製度中，進行了“三位一體(ti) ”的概括，使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的內(nei) 涵得以更為(wei) 全麵準確的闡釋，必將有利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的顯著優(you) 勢在實踐中不斷發揚光大。

　　堅持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

　　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麵臨(lin) 著一窮二白、百廢待興(xing) 的嚴(yan) 峻經濟形勢，加快經濟建設和社會(hui) 發展勢必成為(wei) 曆史的選擇。從(cong) 當時的情況來看，隻有匯聚全國優(you) 勢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才能夠在較短時期內(nei) 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ti) 係。按照曆史唯物主義(yi) 的基本觀點，生產(chan) 關(guan) 係一定要適應生產(chan) 力發展。然而，資本主義(yi) 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無法實現生產(chan) 社會(hui) 化，因此必須對生產(chan) 關(guan) 係進行變革。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下，經過新民主主義(yi) 革命和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我國建立了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的經濟結構。公有製經濟的本質在於(yu) 生產(chan) 資料由勞動者共同占有，進而促進社會(hui) 生產(chan) 快速、協調、可持續發展。從(cong) 曆史和現實經驗來看，充分發揮公有製經濟的主體(ti) 作用，需要在“量”和“質”兩(liang) 個(ge) 方麵下功夫。

　　在“量”上，要保持公有資產(chan) 占優(you) 勢。公有製企業(ye) 資產(chan) 規模顯著，有利於(yu) 緩解經濟危機對宏觀經濟的衝(chong) 擊，熨平宏觀經濟波動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在不同的經濟周期，公有製經濟能夠借助自身的規模優(you) 勢通過在行業(ye) 之間的進退流轉，實現對國民經濟的調控：在經濟下行時期，公有製經濟可以依據具體(ti) 情況實施並購和接管，維持社會(hui) 就業(ye) 水平的穩定，避免因企業(ye) “紮堆”破產(chan) 而引起社會(hui) 性恐慌，並延緩經濟快速下滑的趨勢;在經濟蕭條時期，國家可以通過引導公有製經濟在各個(ge) 行業(ye) 的布局保持經濟的低速增長，在優(you) 化行業(ye) 結構的同時，為(wei) 經濟的全麵複蘇做好準備;在經濟上行時期，公有製經濟則可以向重點領域傾(qing) 斜，促進相關(guan) 行業(ye) 優(you) 先發展。公有製資產(chan) 持續積累，推動了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1987年全國工業(ye) 資產(chan) 中公有製資產(chan) 占比為(wei) 98.86%;到2016年，該指標已經降低為(wei) 58.34%。但與(yu) 其他經濟所有製資產(chan) 相比，公有製資產(chan) 仍然占有絕對優(you) 勢。

　　在“質”上，要不斷強化公有製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對公共產(chan) 品、基礎設施以及關(guan) 乎國家安全、經濟命脈等領域的控製力。在經濟學理論中，公共產(chan) 品、基礎設施具有非競爭(zheng) 性與(yu) 非排他性的特點，使得投資人難以享有獨占的權利並且無法準確地計算投資收益而缺乏投資的經濟激勵。對公共產(chan) 品和基礎設施進行投資，占領經濟領域的製高點，成為(wei) 國有經濟義(yi) 不容辭的使命和責任。國有經濟向關(guan) 鍵領域集中，有助於(yu) 強化行業(ye) 之間、企業(ye) 之間的協同效應，通過加強上下遊之間的合作，發揮各自的專(zhuan) 業(ye) 化優(you) 勢，促進創新資源互融互通。另外，國有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而產(chan) 生的溢出效應，可以帶動周邊地區的經濟增長，促進社會(hui) 勞動人口就業(ye) ，並以廉價(jia) 供應居民日常消費的能源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以及組織各類公益活動等方式進行轉移支付，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地方政府在分配工作中的不足。要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還需要注重從(cong) 整體(ti) 上而非個(ge) 體(ti) 上搞好搞活國有經濟，注重國有資本而非國有資產(chan) 做強做優(you) 做大，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you) 化和結構調整，而這也恰是當前深化經濟體(ti) 製改革的重要環節。

　　促進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的健康發展。在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公有製經濟發展離不開非公有製經濟的支持作用，二者各有所長，互為(wei) 補充。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後，我國開始調整所有製結構，逐漸恢複發展非公有製經濟。黨(dang) 的十二大進而明確“關(guan) 於(yu) 堅持國營經濟的主導地位和發展多種經濟形式的問題”，非公有製經濟迎來發展契機。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hui) 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在法律規定範圍內(nei) 的城鄉(xiang) 勞動者個(ge) 體(ti) 經濟，是社會(hui) 主義(yi) 公有製經濟的補充”。黨(dang) 的十三大提出 “在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的前提下繼續發展多種所有製經濟”。黨(dang) 的十五大提出“非公有製經濟是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hui) 議將“國家在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堅持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寫(xie) 入憲法修正案。2005年2月，國務院印發《關(guan) 於(yu) 鼓勵支持和引導個(ge) 體(ti) 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為(wei) 非公有製經濟營造有利的製度環境，並於(yu) 2010年5月再次發布“非公經濟新36條”。經過40多年的發展，非公有製經濟活力顯著增強，並成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此次《決(jue) 定》明確提出，“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1年，規模以上私營工業(ye) 企業(ye) 3.2萬(wan) 家，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ye) 企業(ye) 的比重為(wei) 18.9%，資產(chan) 總計、主營業(ye) 務收入和利潤總額占規模以上工業(ye) 企業(ye) 的比重分別為(wei) 3.9%、7.7%和6.0%。2018年，私營企業(ye) 在規模以上工業(ye) 企業(ye) 中，數量已超過50%，資產(chan) 總計、主營業(ye) 務收入和利潤總額占比均超過20%。長期以來，流行一種“56789”的說法，即民營經濟貢獻了中國經濟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ye) 、90%以上的企業(ye) 數量。這些數據充分說明民營經濟已經成為(wei) 我國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對於(yu) 非公有製經濟的認識，不僅(jin) 要肯定對生產(chan) 力發展有利的一麵，還要正視潛在的不穩定因素。非公有製經濟的生產(chan) 資料歸個(ge) 人所有，以追求個(ge) 人利益最大化為(wei) 主要目標，這也決(jue) 定了其在生產(chan) 活動中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隨意性，更加側(ce) 重於(yu) 短期回報，缺少對社會(hui) 結構性利益的考量，有時甚至會(hui) 出現與(yu) 社會(hui) 發展相背離的行為(wei) 。即便是國際著名跨國公司，“質量門”“賄賂門”“作弊門”等醜(chou) 聞不斷，體(ti) 現了企業(ye) 商業(ye) 道德倫(lun) 理和社會(hui) 責任的缺失。因此，政府一方麵要持續優(you) 化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環境和服務體(ti) 係，破除製約發展的體(ti) 製機製障礙;另一方麵也要通過完善相關(guan) 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促進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健康發展，強化行業(ye) 自律，使公有製經濟與(yu) 非公有製經濟協同配合，更好地服務於(yu) 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大局。

　　大力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既然是多種所有製形式並存，不同經濟成分就應該自願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黨(dang) 的十五大首次提出“混合所有製”概念，不僅(jin) 是社會(hui) 範圍內(nei) 多種所有製形式共存意義(yi) 上的混合所有製，還是企業(ye) 層麵上不同所有製資本共同持股同一個(ge) 企業(ye) 的情形。混合所有製是公有製乃至基本經濟製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助於(yu) 從(cong) 整體(ti) 上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製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在形式上，混合所有製不僅(jin) 是股權結構的多元化，還要不斷完善公司治理機製，建立“產(chan) 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ye) 製度以及“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yan) 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chan) 權製度，切實激發企業(ye) 的自生能力和動態能力。國有企業(ye) 作為(wei) 公有製經濟的主要形式，一直處於(yu) 混合所有製改革的最前沿。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國有資本、集體(ti) 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製經濟，是基本經濟製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於(yu) 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zheng) 力，有利於(yu) 各種所有製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黨(dang) 的十九大提出，“深化國有企業(ye) 改革，發展混合所有製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zheng) 力的世界一流企業(ye) ”。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的改革部署，2014年，國務院國資委開展“混改”試點，2016年至今約有210家國有企業(ye) 進入試點範圍。總體(ti) 看，“混改”取得了積極進展和顯著成效。

　　堅持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

　　馬克思指出：“所謂的分配關(guan) 係，是同生產(chan) 過程的曆史規定的特殊社會(hui) 形式，以及人們(men) 在他們(men) 生活的再生產(chan) 過程中互相所處的關(guan) 係相適應的，並且是由這些形式和關(guan) 係產(chan) 生的……分配關(guan) 係不過表示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一個(ge) 方麵。”實際上，任何分配關(guan) 係隻能與(yu) 一定的生產(chan) 方式和生產(chan) 關(guan) 係相適應，這就要求實行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相適應的分配製度。分配製度的核心命題是公平分配，包括權利公平、規則公平和機會(hui) 公平。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基本經濟製度，對不斷增加居民收入、不斷縮小收入差距、避免兩(liang) 極分化等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居民收入保持了快速增長，人民生活實現從(cong) 溫飽不足到邁向全麵小康的曆史性跨越。1949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jin) 為(wei) 49.7元，2018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8228元，名義(yi) 增長566.6倍，扣除物價(jia) 因素實際增長59.2倍，年均實際增長6.1%。在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大幅增長的同時，城鄉(xiang) 居民的收入來源也從(cong) 單一走向多元，收入分配格局明顯改善。城鎮居民工資性收入不再占據絕對主體(ti) ，經營、財產(chan) 和轉移收入比重增加。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2018年城鎮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為(wei) 60.6%，比1964年下降30.3個(ge) 百分點;2018年城鎮居民人均經營淨收入的占比為(wei) 11.3%，比1964年提高8.4個(ge) 百分點;2018年城鎮居民人均財產(chan) 淨收入的占比為(wei) 10.3%，比1985年提高9.8個(ge) 百分點;2018年城鎮居民人均轉移淨收入的占比為(wei) 17.8%，比1964年提高13.3個(ge) 百分點。與(yu) 此同時，居民收入在城鄉(xiang) 、地區之間的差距明顯縮小，特別是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實施精準扶貧，農(nong) 村貧困發生率從(cong) 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8年底的1.7%，有效避免了分配上的兩(liang) 極分化現象，千百年來的絕對貧困問題有望得到曆史性解決(jue) ，為(wei) 世界減貧作出了卓絕貢獻。相比之下，無論是收入不平等還是財富分配不平等，在資本主義(yi) 按資分配為(wei) 主的分配製度下，都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jue) ，結果經濟危機這一頑症始終沒法避免。按照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皮凱蒂的實證研究後的結論，歐美等資本主義(yi) 國家的分配不平等不僅(jin) 體(ti) 現在歐美各國勞動收入不平等的差異上，還體(ti) 現在各國財富分配和資本收入的高度不平等方麵，並且財富和資本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遠遠高於(yu) 勞動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不斷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

　　在經濟運行機製上，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的體(ti) 現就是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處理好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首先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jue) 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因為(wei) ，市場決(jue) 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的基本要素就是供求、價(jia) 格和競爭(zheng) “三位一體(ti) ”的作用機製，競爭(zheng) 機製調節了供求均衡和均衡價(jia) 格的形成。馬克思認為(wei) ，部門內(nei) 競爭(zheng) 可以實現優(you) 勝劣汰，部門間競爭(zheng) 可以促進行業(ye) 利潤平均化和下降化趨勢。按照結果公正定理(outcome fairness theorem)所揭示的，在人們(men) 思想境界有限、個(ge) 體(ti) 逐利的情況下，隻要每個(ge) 人的初始稟賦的價(jia) 值相等，通過競爭(zheng) 市場的運作，可以導致既有效率也是公平的資源配置結果。正因為(wei) 競爭(zheng) 是獲致繁榮的必由之路，中國在確立市場決(jue) 定性作用之後，提出了發揮競爭(zheng) 基礎性作用。為(wei) 此必須積極穩妥地從(cong) 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jia) 格、市場競爭(zheng) 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you) 化。市場的決(jue) 定性作用和競爭(zheng) 的基礎性作用，並不排斥有為(wei) 政府的積極作用，為(wei) 此需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you) 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zheng) ，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

　　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就是要構建“市場機製有效、微觀主體(ti) 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ti) 製，為(wei) 此需要全麵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ti) 係，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完善主要由市場決(jue) 定價(jia) 格的機製，建立城鄉(xiang) 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金融市場體(ti) 係，深化科技體(ti) 製改革。同時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ti) 製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

　　在全麵開放中體(ti) 現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的優(you) 勢

　　任何一種經濟製度的優(you) 勢都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憑借動態核心能力優(you) 勢得以體(ti) 現出來的。在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中，私有製大規模企業(ye) 往往是不堪一擊的，即便是通用汽車公司也遭遇了“大而不能倒”的尷尬局麵，最後還是借助於(yu) 聯邦政府的臨(lin) 時國有化措施才免於(yu) 破產(chan) 。中國經濟在這次金融危機中則經受住了巨大考驗而贏得國際上的普遍盛譽。所以，無論是何種所有製企業(ye) ，都必須在“走出去”和“請進來”中打造自身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後，中國經濟進入了“黃金增長期”，2010年開始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這其中對外開放的貢獻功不可沒。為(wei) 此，《決(jue) 定》提出“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ti) 製”，這給我國基本經濟製度在實現機製上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一方麵需要擴大對外開放，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麵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麵清單管理製度，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ye) 對外開放。2018年6月，國家發改委、商務部發布了《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麵清單)(2018年版)》，在22個(ge) 領域推出開放措施，限製措施減至48條，減少近四分之一;2019年6月，《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麵清單)(2019年版)》發布，在保持原有框架不變的基礎上，進一步縮短了清單長度、減少了管理措施、優(you) 化了清單結構，基本形成全行業(ye) 開放格局。另一方麵，需要持續對內(nei) 開放，特別是在傳(chuan) 統壟斷行業(ye) ，國有獨資和絕對控股現象比較普遍，非公經濟在市場進入方麵存在著較大的製度壁壘和隱性障礙，在市場競爭(zheng) 中難以真正實現權利平等、機會(hui) 平等和規則平等。這就需要“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繼續深化國有企業(ye) 改革特別是壟斷行業(ye) 國有企業(ye) 改革，爭(zheng) 取在國有企業(ye) 去行政化、去壟斷化、去獨資化、去剛性化等重要方麵有所突破。

　　總之，正是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的顯著優(you) 勢，總體(ti) 上支撐並促進了中國經濟70年的持續快速增長。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路趕超，被國際譽為(wei) “中國奇跡” “中國速度”。2018年中國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比1952年增長174倍，年均增長8.1%;其中，1979—2018年年均增長9.4%，遠高於(yu) 同期世界經濟2.9%左右的年均增速。2018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9732美元，高於(yu) 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可以預見，在世界經濟普遍低迷徘徊的背景下，隨著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的不斷完善，樂(le) 觀估計到2025年，保守估計到203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會(hui) 超過美國而穩居世界第一，同時有望實現大多數國家曆時漫長而難以實現的重大結構性變革，也有望順利跨越長期困擾大多數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

　　(作者為(wei) 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yu) 工商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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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③《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④《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⑤汪海波：《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1978—2018)》，北京：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