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dang)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以下簡稱《決(jue) 定》)明確指出，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等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既體(ti) 現了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優(you) 越性，又同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相適應，是黨(dang) 和人民的偉(wei) 大創造。

　　《決(jue) 定》在堅持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基礎上，把“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等上升為(wei) 基本經濟製度，豐(feng) 富發展了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的科學內(nei) 涵，標誌著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更加成熟定型。

　　為(wei) 什麽(me) 加入分配方式

　　馬克思主義(yi) 告訴我們(men) ，所有製形式決(jue) 定分配方式。馬克思指出：“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chan) 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chan) 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chan) 方式本身的性質。例如，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的基礎是：生產(chan) 的物質條件以資本和地產(chan) 的形式掌握在非勞動者手中，而人民大眾(zhong) 所有的隻是生產(chan) 的人身條件，即勞動力。既然生產(chan) 的要素是這樣分配的，那麽(me) 自然就產(chan) 生現在這樣的消費資料的分配。”(即資本主義(yi) 的分配方式——引者注)

　　黨(dang) 的十五大報告提出，堅持和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是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製度。同時要求，完善分配結構和分配方式，堅持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製度，強調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chan) 要素分配結合起來的分配製度。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強調，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根基。

　　直到此次黨(dang) 的十九屆四中全會(hui) 《決(jue) 定》把“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作為(wei) 基本經濟製度的重要內(nei) 涵之一。那麽(me) 問題來了，既然我們(men) 是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所有製形式是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其中必然包含著相應的分配形式，即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為(wei) 何此次《決(jue) 定》專(zhuan) 門把分配方式作為(wei) 基本經濟製度的內(nei) 涵之一呢?

　　《決(jue) 定》把分配方式納入基本經濟製度的內(nei) 涵，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yi) 。其中有兩(liang) 個(ge) 方麵值得關(guan) 注。一是《決(jue) 定》強調，“堅持多勞多得，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強調，“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chan) 要素由市場評價(jia) 貢獻、按貢獻決(jue) 定報酬的機製”。

　　對馬克思來說，其按勞分配思想的曆史前提條件是既消滅了私有製又消滅了商品市場。馬克思指出：第一，“除了自己的勞動，誰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東(dong) 西，另一方麵，除了個(ge) 人的消費資料，沒有任何東(dong) 西可以轉為(wei) 個(ge) 人的財產(chan) ”。第二，“在一個(ge) 集體(ti) 的，以生產(chan) 資料公有為(wei) 基礎的社會(hui) 中，生產(chan) 者不交換自己的產(chan) 品;用在產(chan) 品上的勞動，在這裏也不表現為(wei) 這些產(chan) 品的價(jia) 值，不表現為(wei) 這些產(chan) 品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wei) 這時，同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相反，個(ge) 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wei) 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著”。

　　《決(jue) 定》強調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可以說是對按勞分配思想的一個(ge) 實質性的注解。我國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僅(jin) 低於(yu) 發達國家，甚至也低於(yu) 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目前國際經濟形勢日益錯綜複雜，出口受限的大背景下，提高消費比重已成為(wei) 當務之急，而增加勞動者報酬則是一個(ge) 最為(wei) 根本的立竿見影的渠道。與(yu) 此同時，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縮小城鄉(xiang) 區域居民收入差距的一個(ge) 有力的手段。

　　勞動、資本、土地，作為(wei) 傳(chuan) 統的生產(chan) 三要素，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特別是隨著生產(chan) 方式的演進，已經不能涵蓋生產(chan) 要素的內(nei) 涵。知識、技術、管理諸要素可以籠統地算作勞動的範疇，但“數據”作為(wei) 生產(chan) 要素的一分子，是隨著信息化在工業(ye) 革命中地位的上升而逐漸凸顯其重要作用的。特別是隨著物聯網、互聯網革命性的發展，“數據”作為(wei) 信息的攜帶者，其生產(chan) 力作用愈加顯著，也必然會(hui) 在生產(chan) 分配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概而言之，把分配方式作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內(nei) 涵之一，更好地適應了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具有其曆史的合理性;更好地適應了當前我國社會(hui) 主要矛盾發生的變化，提高最廣大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其現實的針對性。

　　為(wei) 什麽(me) 強調“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經濟基礎決(jue) 定上層建築。經濟體(ti) 製改革對其他方麵的改革具有重要影響和傳(chuan) 導作用，重大經濟體(ti) 製改革的進度決(jue) 定著其他方麵很多體(ti) 製改革的進度，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作用”。“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不僅(jin) 是經濟體(ti) 製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麵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jue) 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經濟體(ti) 製改革，但必然會(hui) 影響到政治、文化、社會(hui) 、生態文明和黨(dang) 的建設等各個(ge) 領域。要使各方麵體(ti) 製改革朝著建立完善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這一方向協同推進，同時也使各方麵自身相關(guan) 環節更好適應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發展提出的新要求。”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的重要論述很好地回答了“為(wei) 什麽(me) 要強調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這一問題：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是實現“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這一所有製形式和分配形式的重大製度保障。

　　《決(jue) 定》將“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作為(wei) 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的重要內(nei) 涵，也是對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所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回應。經濟體(ti) 製改革仍然是全麵深化改革的重點，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guan) 係。

　　1992年，黨(dang) 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提出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一重大理論突破，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hui) 發展發揮了極為(wei) 重要的作用。

　　黨(dang) 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dang) 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dang) 的十七大提出“從(cong) 製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dang) 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新時代經濟社會(hui) 諸方麵的不斷發展，特別是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要求我們(men) 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guan) 係，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jue) 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jue) 定性作用這個(ge) 問題。經濟發展就是要提高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生產(chan) 盡可能多的產(chan) 品、獲得盡可能大的效益。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jue) 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jue) 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健全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jue) 市場體(ti) 係不完善、政府幹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

　　鑒於(yu) 此，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個(ge) 重大理論觀點，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把“和”字去掉，改為(wei) 逗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一字之改，內(nei) 涵深刻。正如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所強調的，“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發揮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證市場發揮決(jue) 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這也正是為(wei) 什麽(me) 四中全會(hui) 《決(jue) 定》在13個(ge) “堅持和完善”中專(zhuan) 列一條：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行政體(ti) 製，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ti) 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為(wei) 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能夠更好地發揮決(jue) 定性作用創造良好的內(nei) 外部環境，降低市場交易成本、製度成本。

　　《決(jue) 定》從(cong) 所有製形式、分配方式以及製度保障等三個(ge) 方麵對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作了完整科學的闡釋，客觀上順應了新時代生產(chan) 力的發展要求，主觀上也與(yu) 廣大人民群眾(zhong) 的創造性、創新性相契合。早在1962年，鄧小平就指出：“生產(chan) 關(guan) 係究竟以什麽(me) 形式為(wei) 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ge) 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zhong) 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在生產(chan) 關(guan) 係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種固定不變的形式，看用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zhong) 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強調：“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解放思想永無止境。”《決(jue) 定》關(guan) 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製度的重大理論創新，必將為(wei) 我們(men) 始終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全麵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ti) 係、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的製度力量，更加充分展現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巨大優(you) 越性和強大生命力，推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不斷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