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經濟史研究在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70年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成就斐然。經濟史研究與(yu) 一般曆史研究相比，更加關(guan) 注經濟發展和社會(hui) 變革，與(yu) 時代脈搏的跳動更加契合，不同的階段各有特點。本文從(cong) 大的曆史時段著眼，從(cong) 兩(liang) 個(ge) 階段對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整體(ti) 狀況進行回顧和反思。

　　改革開放前經濟史研究的開拓與(yu) 發展

　　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下，各行各業(ye) 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思想文化和曆史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yi) 指導地位的確立是最為(wei) 重要的變化。眾(zhong) 所周知，恩格斯在《資本論》英文版序言中曾經指出過，馬克思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或者可以說，馬克思在經濟史研究中抽象出的生產(chan) 力與(yu) 生產(chan) 關(guan) 係、經濟基礎與(yu) 上層建築等一係列經濟學理論，以及曆史唯物主義(yi) 和辯證唯物主義(yi) 世界觀和方法論，更加適合於(yu) 經濟史研究的理論指導，更加具有方法論意義(yi) ，所以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經濟史學家，對此更易於(yu) 接受，並心悅誠服地運用於(yu) 經濟史研究之中。唐長孺雖以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名世，但經濟史始終是他關(guan) 注的重要領域，他在《魏晉南北朝史論叢(cong) 》跋語中指出，“在研究過程中，我深刻體(ti) 會(hui) 到企圖解決(jue) 曆史上的根本問題，必須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的理論”;傅衣淩也表示，“解放後，通過學習(xi) 馬克思主義(yi) 理論，……認識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的信心增強”(《傅衣淩治史五十年文編》，第47頁)。日本學者池田溫也說：“此《跋語》所見唐先生的謙虛品德及其對卓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理論之敬仰”(池田溫：《懷念唐長孺教授》，凍國棟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004年卷)。在當時的學者中，一部分人如傅衣淩等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已經“開始接觸到新興(xing) 的社會(hui) 科學，初步學習(xi) 馬列主義(yi) 經典著作”，更多的學者如唐長孺等則由此開始認真學習(xi) 馬克思主義(yi) 理論。同時，高校和科研機構對此也積極鼓勵，多方倡導。楊端六在為(wei) 《清代貨幣金融史稿》寫(xie) 的“卷頭語”中就特地提到“武漢大學黨(dang) 及行政領導在這幾年中對科學研究工作的大力提倡與(yu) 支持”。南開大學曆史係在1959年編選出版的《清實錄經濟資料輯要》前言中也提到該著作是在“校黨(dang) 委提出大搞科學研究”的前提下完成的。

　　在馬克思主義(yi) 理論和方法指導以及在倡導科學研究的氛圍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經濟史研究取得引人矚目的成就。這在兩(liang) 個(ge) 方麵表現突出：一方麵，舊有著作經過改寫(xie) 和補充有明顯提高;另一方麵，新的著作填補了經濟史研究的空白。

　　就前者而言，李劍農(nong) 、嚴(yan) 中平、彭信威堪為(wei) 代表。李劍農(nong) 的《中國經濟史講稿》，在1943年曾由中國書(shu) 局出版，但隻是一般講義(yi) 性質，新中國成立後在彭雨新的協助下，重新編寫(xie) 的《先秦兩(liang) 漢經濟史稿》《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和《宋元明經濟史稿》由三聯書(shu) 店出版，成為(wei) 最早的中國經濟史多卷本著作和各高校的參考教材，其權威性為(wei) 學術界所公認。彭雨新在該書(shu) 1991年的“再版前言”中稱：“全書(shu) 著重闡述中國封建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的發展和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變化。在說明封建社會(hui) 生產(chan) 關(guan) 係變化中，著者十分重視政治與(yu) 經濟相互作用的關(guan) 係……李氏對周代的封建製度的論述，對於(yu) 我們(men) 認識周代社會(hui) 性質和討論中國古代社會(hui) 分期是有幫助的。”言下之意，該書(shu) 雖未標明，但事實上是在馬克思主義(yi) 理論指導下完成，並參與(yu) 了當時“中國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製形式”等問題的討論。嚴(yan) 中平於(yu) 1943年在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中國棉業(ye) 之發展》，1955年修訂再版，改書(shu) 名為(wei) 《中國棉紡織史稿(1289—1937)》，並加副標題“從(cong) 棉紡織工業(ye) 史看中國資本主義(yi) 的發生與(yu) 發展過程”，參與(yu) “資本主義(yi) 萌芽”討論的意旨明顯，亦如作者在導言中所言，“本書(shu) 企圖以棉紡織業(ye) 的發展曆史做典型，分析百年來中國資本主義(yi) 發生發展過程的特殊性”，既是第一本係統論述棉紡織業(ye) 發展史的專(zhuan) 著，也是研究中國資本主義(yi) 發展史的第一部著作。更為(wei) 重要的，如汪敬虞等在《經濟研究》1958年第7期寫(xie) 的書(shu) 評所說，該書(shu) 初版的寫(xie) 作，“著者還沒有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經典著作”，新版則完全是以馬克思主義(yi) 理論為(wei) 指導。彭信威的《中國貨幣史》，1943年開始撰寫(xie) ，初稿隻有十幾萬(wan) 字，1954年的初版本字數達到45萬(wan) ，1965年的修訂本達到77萬(wan) 字，“比起初版來，內(nei) 容幾乎全部刷新”。馬飛海在2007年《中國貨幣史》新版代序《一個(ge) 敢於(yu) 開拓中國錢幣學新局麵的學者》中也說，新中國成立後，錢幣工作者提高了認識，擴大了眼界，“努力學習(xi) 和運用馬克思主義(yi) 理論和方法”，使“古老的錢幣學向新的學科的轉變”成為(wei) 可能。李劍農(nong) 、嚴(yan) 中平、彭信威等學者延續了新中國成立前的研究並取得新的突破，這一點是毫無疑義(yi) 的。

　　就後者而言，傅衣淩《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ye) 資本》(1956)、《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1957)，《明清農(nong) 村社會(hui) 經濟》(1961)，梁方仲《明代糧長製度》(1957)，王毓銓《我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和發展》(1957)、《明代的軍(jun) 屯》(1965)，楊端六《清代貨幣金融史稿》(1962)，王亞(ya) 南《中國地主經濟封建製度論綱》(1954)，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cong) 》(1955)、《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製的發展》(1957)、《魏晉南北朝史論叢(cong) 續編》(1959)，賀昌群《漢唐間封建的國有土地製與(yu) 均田製》(1958)，穀霽光《府兵製度考釋》(1962)，韓國磐《隋唐的均田製度》(1957)、《北朝經濟試探》(1958)、《南朝經濟試探》(1963)，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中冊(ce) ，1962、1963)，張家駒《兩(liang) 宋經濟重心的南移》(1957)，陳述《契丹社會(hui) 經濟史稿》(1963)，戴裔煊《宋代鈔鹽製度研究》(1957)，景甦、羅侖(lun) 《清代山東(dong) 經營地主經濟研究》(1959)，韋慶遠《明代黃冊(ce) 製度》(1961)等，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有些成果雖然在改革開放後出版，實際上也是寫(xie) 作完成於(yu) 這一時期，如童書(shu) 業(ye) 的《中國手工業(ye) 商業(ye) 發展史》，梁方仲的《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就屬於(yu) 這種情況。這些作者有的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已經成名，有的則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成名的新銳。如果梳理這一時期的論文，可述者尚多。

　　近年來，坊間多有誇大民國學術成就的言論，就經濟史研究而言，上述著作及相關(guan) 論文，就其開拓性和學術性而言，已經遠超民國年間的同類成果，即使以目下的學術眼光衡量，上述著作依舊是經典性的學術名著。

　　較全麵地評價(jia) 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成果，也需要注意“文革”前關(guan) 於(yu) 中國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製形式、資本主義(yi) 萌芽、農(nong) 民戰爭(zheng) 和漢民族形成五個(ge) 重大問題——所謂“五朵金花”的大討論。對這些討論，近年來學界有不同看法。必須指出的是，這五個(ge) 問題多與(yu) 經濟史研究關(guan) 聯。李根蟠認為(wei) ，“這些問題中的前三個(ge) 問題直接與(yu) 古代經濟史有關(guan) ”(《二十世紀的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曆史研究》1999年第3期)。李伯重認為(wei) ，除漢民族形成外，“有四個(ge) 屬於(yu) 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應當怎麽(me) 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2期)。其對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影響與(yu) 推動不容忽視，其積極意義(yi) 主要表現在四個(ge) 方麵：

　　第一，促使經濟史學界對馬克思主義(yi) 理論進一步關(guan) 注，既提高了理論水準，又加深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整體(ti) 認識。其中，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hui) 土地所有製形式的問題》(1954)、《論中國封建製的形成及其法典化》(1956)、《關(guan) 於(yu) 封建主義(yi) 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一些普遍原理》(1959)，童書(shu) 業(ye) 《論亞(ya) 細亞(ya) 生產(chan) 方式》(1951)，李文治《關(guan) 於(yu) 研究中國封建土地所有製形式的方法論問題》(1963)，李埏《論我國的“封建的土地國有製”》(1956)、《試論殷商奴隸製向西周封建製的過渡問題》(1961)，胡如雷《試論中國封建社會(hui) 土地所有製形式》(1956)、《關(guan) 於(yu) 中國封建社會(hui) 形態的一些特點》(1962年)等論文，都具有強烈的理論色彩和宏大敘事風格。

　　第二，討論熱烈，研究深入，對曆史上的相關(guan) 問題有縱深的拓展。特別是在土地所有製形式、資本主義(yi) 萌芽研究方麵表現突出。在土地所有製形式方麵，有關(guan) 先秦井田製、秦漢名田製、三國屯田製、西晉占田課田製、北魏至隋唐的均田製等，留下許多經典名篇。同時，對與(yu) 土地製度相關(guan) 聯的賦役製度也有深入的討論。在資本主義(yi) 萌芽研究方麵，據南京大學曆史係《明清資本主義(yi) 萌芽研究論文集》的附錄統計，“文革”前有218篇論文討論資本主義(yi) 萌芽問題，涉及鋪戶作坊、絲(si) 織業(ye) 、棉紡織業(ye) 、踹布業(ye) 、礦冶業(ye) 、製瓷業(ye) 、造紙業(ye) 、榨油業(ye) 、製糖業(ye) 、井鹽業(ye) 、農(nong) 業(ye) 等種種部門和行業(ye) ，當時多數有名的學者都參與(yu) 了這方麵的研究，有些新人也因此研究而嶄露頭角。

　　第三，相關(guan) 研究特別是資本主義(yi) 萌芽問題的研究，引起國外學者的重視與(yu) 跟隨。日本著名明清史和經濟史專(zhuan) 家森正夫在2013年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的中文版《明清時代史的基本問題》前言中指出：1955年12月，以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為(wei) 團長的學術考察團訪問日本，中日曆史學者就包括資本主義(yi) 萌芽等在內(nei) 的曆史問題進行了座談。在此次座談的基礎上，日本學者專(zhuan) 門編輯出版《中國曆史的時代區分》一書(shu) ，該書(shu) 除收錄翦伯讚《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hui) 經濟的性質》外，也有田中正俊專(zhuan) 門撰寫(xie) 的《中國曆史學界關(guan) 於(yu) 資本主義(yi) 萌芽的研究》。森正夫稱：“自新中國成立不久的50年代起，日本學者在從(cong) 事作為(wei) 外國曆史一部分的中國明清史研究時，即已通過中文著作和論文等，汲取著中國學者在研究作為(wei) 其本國曆史一部分的明清史時所取得的成果。”

　　第四，相關(guan) 研究繼續開展，並催發了新的研究領域。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曆史重大問題的討論，特別是土地製度、資本主義(yi) 萌芽等，在“文革”後的一段時間內(nei) 仍為(wei) 經濟史學者關(guan) 注，並不斷有代表性成果問世，如徐喜辰《井田製度研究》(1982)，趙儷(li) 生《中國土地製度史》(1984)，林甘泉等《中國封建土地製度史》(1990)，楊際平《均田製新探》(1991)，傅衣淩《明清封建土地所有製論綱》(1992年)，李文治《明清時代封建土地關(guan) 係的鬆解》(1993)，李埏、武建國《中國古代土地國有製史》(1997)等等，以及李文治、魏金玉、經君健《明清時代的農(nong) 業(ye) 資本主義(yi) 萌芽問題》(1983)，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yi) 發展史》(1985、1990、1993)等。同時，筆者也認為(wei) ，這些討論及資料挖掘等催發了後來成為(wei) 經濟史研究熱點的農(nong) 民負擔研究、鄉(xiang) 村社會(hui) 研究、資產(chan) 階級研究、市鎮研究、近代化研究等。

　　從(cong) 總體(ti) 上說，中國經濟史學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取得的成績應該充分肯定。“文革”期間，經濟史的研究幾乎陷於(yu) 停頓，到後期有些研究逐漸恢複。“文革”結束後不久，便有著作迅速出版，如中央財政金融學院財政教研室編寫(xie) 的《中國財政簡史》在1978年出版，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hui) 形態研究》、張國輝《洋務運動與(yu) 中國近代企業(ye) 》，均在1979年出版。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史研究的輝煌與(yu) 特色

　　改革開放40多年來，快速的經濟發展、良好的學術研究環境，既造就了新一代學者，也出現了劃時代的研究成果，從(cong) 而使經濟史研究呈現出可喜的輝煌局麵。

　　經濟史研究的輝煌，有三個(ge) 重要的前提條件。一是研究機構和研究隊伍的壯大。中國經濟史研究的重鎮，在改革開放之前主要是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經濟所、中山大學、廈門大學、雲(yun) 南大學、武漢大學。這些單位既有嚴(yan) 中平、李文治、巫寶三、吳承明、汪敬虞、梁方仲、傅衣淩、韓國磐、李埏、李劍農(nong) 、楊端六、彭雨新等老一輩代表性學者，又培養(yang) 了經濟史研究的傳(chuan) 承者。改革開放之後，除上述院校外，清華大學、南開大學、河北大學、首都師範大學、華中師範大學等一批高校，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所、近代史所以及上海社會(hui) 科學院等地方社科院先後成立了經濟史研究所(室、中心)或集聚了較多的經濟史學者，中央財經大學和上海財經大學甚至建立了經濟史係。全國性的中國經濟史學會(hui) 和省級經濟史學會(hui) 也相繼成立。經濟史研究機構、組織和研究人員空前擴大，僅(jin) 中國經濟史學會(hui) 就有會(hui) 員一千餘(yu) 人。二是專(zhuan) 業(ye) 性研究刊物從(cong) 無到有，大量增加。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社會(hui) 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先後創刊，《農(nong) 業(ye) 考古》《中國農(nong) 史》《農(nong) 史研究》《海洋史研究》《中國經濟與(yu) 社會(hui) 史評論》《中國經濟史論叢(cong) 》(現改為(wei) 《中國經濟史評論》)等專(zhuan) 刊或集刊的創立呈蓬勃之勢，一些綜合性刊物如《清華大學學報》《河北大學學報》《江漢論壇》等也較多發表經濟史文章，為(wei) 經濟史論文的發表提供了陣地。三是全國哲學社會(hui) 科學規劃和教育部社科規劃項目，把經濟史研究課題放在重要的位置，近年不斷有較多的經濟史重大招標項目、重點項目、攻關(guan) 項目、委托項目立項。

　　經濟史研究的輝煌，有兩(liang) 個(ge) 重要標誌。首先是中國經濟通史及斷代經濟史的研究出現標誌性成果。傅築夫以70歲高齡完成了5卷本的《中國封建主義(yi) 社會(hui) 經濟史》。其後，有孫健獨自完成的3卷本《中國經濟通史》，有田昌五、漆俠(xia) 主編的4卷本《中國封建社會(hui) 經濟史》，寧可主編的5卷本《中國經濟發展史》，周自強、林甘泉、高敏、寧可、漆俠(xia) 、陳高華、劉重日、方行等任分卷主編的9卷本《中國古代經濟史》，趙德馨主編的10卷本《中國經濟通史》。這些多卷本經濟通史各有特點，總體(ti) 上達到了較高的學術水平。其中，趙德馨主編的《中國經濟通史》，由30餘(yu) 位斷代經濟史名家共同撰寫(xie) ，該書(shu) 下限至1991年，是研究時段最長，篇幅最大的集成之作。在斷代經濟史中，高敏的《魏晉南北朝經濟史》，漆俠(xia) 的《宋代經濟史》，葛金芳的《宋遼夏金經濟研析》，漆俠(xia) 、喬(qiao) 幼梅的《遼夏金經濟史》，嚴(yan) 中平、汪敬虞、劉克祥等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趙德馨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1)》，董誌凱、武力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53—1957)》，屬上乘之作。

　　其次是專(zhuan) 題性經濟通史著作層出不窮。專(zhuan) 題性經濟通史涉及農(nong) 業(ye) 、畜牧業(ye) 、紡織業(ye) 、鹽業(ye) 、工商業(ye) 、交通業(ye) 、人口、海關(guan) 、財政、貨幣金融、經濟思想、科學技術各個(ge) 方麵，品類繁多。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如楊寬《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1982)，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紀中國的權衡度量》(1983)，謝成俠(xia) 《中國養(yang) 牛羊史》(1985)，唐啟宇《中國作物栽培史稿》(1986)，梁家勉主編《中國農(nong) 業(ye) 科學技術史稿》(1989)，楊向奎、張澤鹹、王毓銓主編《中國屯墾史》(1990~1991)，範金民、金文《江南絲(si) 綢史研究》(1993)，陳詩啟《中國近代海關(guan) 史》(1993)，遊修齡《中國稻作史》(1994)，鄭學檬主編《中國賦役製度史》(1994)，黃惠賢、陳鋒主編《中國俸祿製度史》(1996)，郭正忠主編《中國鹽業(ye) 史》(1997)，李根蟠《中國農(nong) 業(ye) 史》(1997年)，郭鬆義(yi) 、張澤鹹《中國航運史》(1997)，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1997)，趙靖主編《中國經濟思想通史》(1998)，吳琦《漕運與(yu) 中國社會(hui) 》(1999)，張家驤主編《中國貨幣思想史》(2001)，魏明孔主編《中國手工業(ye) 經濟通史》(2004)，吳慧主編《中國商業(ye) 通史》(2004~2008)，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2005)，葉振鵬主編《中國財政通史》(2013)，馬敏主編《中國近代商會(hui) 通史》(2015)等等。這些著作，大多具有拓荒或集成性質，作者多為(wei) 該領域專(zhuan) 家，達到了目前相關(guan) 研究前沿水平。如葛劍雄主編《中國人口史》6卷7冊(ce) ，作者按寫(xie) 作時代依次為(wei) 葛劍雄、凍國棟、吳鬆弟、曹樹基、侯楊方，葉振鵬主編《中國財政通史》10卷18冊(ce) ，由陳明光和陳鋒擔任副主編，近20位作者多為(wei) 斷代財政史名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史研究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也呈現出諸多特色，新的研究領域的拓展，是主要特色之一。經濟史新的研究領域，有的是原有曆史研究的延續和發散，更多的則是隨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hui) 經濟的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建立，經濟史學者關(guan) 注現實、反思曆史的必然選擇。

　　在市鎮研究方麵，傅衣淩應是主要的開拓者，他在1964年已經發表《明清時代江南市鎮經濟的分析》。他認為(wei) ，探究明清江南的市鎮經濟，要充分估計其中的商品性程度，並注意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因素的萌芽。這也就是前述資本主義(yi) 萌芽等問題的討論催發了市鎮經濟等研究的一個(ge) 表現。20世紀80年代以後，洪煥椿、王家範、樊樹誌、陳學文、蔣兆成、梁淼泰、陳忠平以及吳承明、方行、郭正忠、傅宗文、鍾文典、陳春聲、薑守鵬、喬(qiao) 誌強、許檀、吳量愷、牟發鬆、任放等人的一係列研究，從(cong) 江南的市鎮擴展到其他區域的市鎮，由明清市鎮上溯至唐宋時期的草市以及區域市場、全國市場的形成。同時，又進而開展近代主要城市史的研究，相繼有張仲禮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隗瀛濤主編《近代重慶城市史》、羅澍偉(wei) 主編《近代天津城市史》、皮明庥主編《近代武漢城市史》、何一民《中國城市史》的出版。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徐鼎新、胡光明、虞和平、馬敏、朱英等人的商會(hui) 史研究，也與(yu) 市鎮、城市史研究相關(guan) 聯。

　　在區域經濟史研究方麵，如果說早年關(guan) 於(yu) “經濟重心南移”的討論有肇始意義(yi) ，美國學者施堅雅對清代“大規模經濟區域”的劃分，冀朝鼎《中國曆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yu) 水利事業(ye) 的發展》，以及台灣“中研院”的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有啟發意義(yi) ，那麽(me) ，20世紀80年代在廣東(dong) 召開的區域經濟史會(hui) 議則具有促進意義(yi) 。葉顯恩主編的會(hui) 議論文集《清代區域社會(hui) 經濟研究》由中華書(shu) 局出版，既有專(zhuan) 題研究，也有區域理論和方法論探討。20世紀80年代以來，區域經濟史研究著作宏富，較有代表性的成果集中在江南、華南、華北和長江流域，如葉顯恩《明清徽州農(nong) 村社會(hui) 與(yu) 佃仆製》(1986)，傅衣淩《明清福建社會(hui) 與(yu) 鄉(xiang) 村經濟》(1987)，洪煥椿、羅侖(lun) 《長江三角洲地區社會(hui) 經濟史研究》(1989)，李伯重《唐代江南農(nong) 業(ye) 的發展》(1990)、《江南的早期工業(ye) 化(1550~1850)》(2000)、《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1820年代華亭—婁縣地區GDP研究》(2010)，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遊區域社會(hui) 研究》(1993)，範金民《明清江南商業(ye) 的發展》(1998)、《國計民生——明清社會(hui) 經濟研究》(2008)、《國計民生——明清社會(hui) 經濟新析》(2018)，唐力行《明清以來徽州區域社會(hui) 經濟研究》(1999)，李金錚《傳(chuan) 統與(yu) 變遷：近代華北鄉(xiang) 村的經濟與(yu) 社會(hui) 》(2014)，陳鋒主編“15至20世紀長江流域經濟、社會(hui) 與(yu) 文化變遷書(shu) 係”，以及張海鵬、王廷元、王世華、李琳琦、陳支平、牟發鬆、羅一星、陳樺、劉淼、王振忠、王日根、張海英等人的相關(guan) 研究。區域經濟史研究既體(ti) 現出多元化發展的特征，也有研究方法的創新和研究視野的拓展，特別是李伯重、範金民的研究有許多新的理念和方法。

　　在環境變遷與(yu) 經濟發展方麵，史念海在20世紀80年代初撰有《黃土高原及其農(nong) 林牧分布地區的變遷》《曆史時期黃河中遊的森林》《曆史時期森林變遷的研究》等係列論文，在20世紀90年代則有朱士光《曆史時期農(nong) 業(ye) 生態環境變遷初探》，李文瀾《唐代長江中遊水患與(yu) 生態環境諸問題的曆史啟示》等論文對相關(guan) 問題的關(guan) 注。近十餘(yu) 年，鈔曉鴻、張建民、魯西奇、張全明、王建革、吳海濤、方修琦等人先後出版有《生態環境與(yu) 明清社會(hui) 經濟》《明清長江流域山區資源開發與(yu) 環境演變》《10世紀以來長江中遊區域環境、經濟與(yu) 社會(hui) 變遷》《曆史時期長江中遊地區人類活動與(yu) 環境變遷專(zhuan) 題研究》《兩(liang) 宋生態環境變遷史》《水鄉(xiang) 生態與(yu) 江南社會(hui) 》《江南環境史研究》《淮河流域環境變遷史》《曆史氣候變化對中國社會(hui) 經濟的影響》等著作。這些作者分屬於(yu) 曆史地理學界和經濟史學界，標示不同領域學者對環境變化導致的連鎖反應的重視。

　　其他如曆史上的經濟轉型與(yu) 社會(hui) 變革、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史、海洋經濟史、中外貿易史及經濟全球化的研究也多有可觀之處。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史料運用的科學化、計量經濟史的開展、“量化曆史”的推廣，以及經濟學、財政學、社會(hui) 學的理論與(yu) 方法在經濟史研究中的運用外，不同門類曆史學之間的互相融合也是重要特色。表現最為(wei) 突出的是曆史地理與(yu) 經濟史的融合、社會(hui) 史與(yu) 經濟史的融合。

　　前述史念海等的研究已經揭示出從(cong) 曆史地理與(yu) 環境變遷的角度對經濟史研究的觀照，他的學生則陸續撰寫(xie) 出版《宋代農(nong) 業(ye) 地理》《遼金農(nong) 業(ye) 地理》《元代農(nong) 業(ye) 地理》《明代雲(yun) 貴川農(nong) 業(ye) 地理研究》《蘇皖浙贛地區明代農(nong) 業(ye) 地理研究》《明清山東(dong) 農(nong) 業(ye) 地理》《清代兩(liang) 湖農(nong) 業(ye) 地理》《清代兩(liang) 廣農(nong) 業(ye) 地理》等重要著作，無論是對區域經濟史研究還是對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研究都有重要意義(yi) ，有利於(yu) 曆史地理、生態環境與(yu) 社會(hui) 經濟研究的互動。吳鬆弟主編的9卷本《中國近代經濟地理》，由曆史地理學界和經濟史學界的學者共同完成，更是對曆史地理與(yu) 經濟史融合的直接推動。

　　社會(hui) 史與(yu) 經濟史的融合表現得更為(wei) 突出，這不但表現在研究社會(hui) 史的學者兼做經濟史，研究經濟史的學者也兼做社會(hui) 史，社會(hui) 史及“華南學派”的代表人物馮(feng) 爾康、喬(qiao) 治強、唐力行、常建華、行龍、鄭振滿、劉誌偉(wei) 、陳春聲、趙世瑜等人均有重要的經濟史論著。更值得關(guan) 注的是他們(men) 研究經濟史時的社會(hui) 理念，研究社會(hui) 史時的經濟理念。筆者在《近四十年中國財政史研究的進展與(yu) 反思》中已經論述了包偉(wei) 民、劉誌偉(wei) 等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對財政、經濟、社會(hui) 問題的融合。另外像趙世瑜最近發表的論文《衛所軍(jun) 戶製度與(yu) 明代中國社會(hui) 》，其副標題就是“社會(hui) 史的視角”，意旨十分明顯。新一代經濟史學者楊國安等關(guan) 於(yu) 明清基層組織與(yu) 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研究，其賦稅財政與(yu) 經濟史、社會(hui) 史的多角度切入及相互照察也可圈可點。這在一定意義(yi) 上說明，單一性的經濟史研究或其他專(zhuan) 史研究，已漸次被融合性、擴展性研究代替。

　　幾點思考

　　70年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從(cong) 總體(ti) 上鑄就了曆史的輝煌，綆短汲深，難以盡言。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學問，一代人有一代人之視野，隨著新一代經濟史學者的成長，隨著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完善，經濟史研究的進一步發展可以期待。其中，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有以下三點：

　　承繼與(yu) 創新。李劍農(nong) 、梁方仲、嚴(yan) 中平、李文治、湯象龍、傅衣淩等是新中國經濟史研究的主要開拓者，在學養(yang) 上，他們(men) 兼具曆史學和經濟學的功底，在理論和方法論上，堅持馬克思主義(yi) 和科學的曆史實證之學，論著經得起曆史的考驗。現在有些不同學術背景出身的經濟史學者，在借鑒西學、宏觀敘事、問題意識、講求模式的倡導下，追求標新立異，但傳(chuan) 統學養(yang) 欠缺，粗製濫造或拾人牙慧的論著不在少數，需要高度注意。隻有在很好地繼承老一輩經濟史學家優(you) 良學風的基礎上，才能有真正的可以傳(chuan) 世的創新性成果。

　　學術規範與(yu) 學術自信。學術研究必須遵守學術規範，自不待言。檢視某些經濟史研究成果，缺少學術研究的敬畏感，缺少學術史的梳理和對即有成果的尊重，變相抄襲、率意解讀和不顧學術源流的稱引，造成研究脈絡的混亂(luan) 。同時，“媚外”心態時有呈現，明明有國內(nei) 學者的先行研究和權威解讀，卻動輒稱引歐美學者的論斷和模式，以壯聲色。這實際上是學術不自信的表現，也不利於(yu) 我們(men) 對學術話語權的掌握。

　　研究課題的選擇與(yu) 價(jia) 值取向。曆史研究從(cong) 來都不是單麵相的學術研究，經濟史研究亦不例外。一方麵，中國經濟史研究有內(nei) 在的理路、取法和門徑，有學術“延繁”意義(yi) 上的純學術研究;另一方麵，筆者在十多年前出版的“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中國經濟史綱要·緒論》中曾經說過，“時代變革與(yu) 研究課題的選擇關(guan) 係密切”，研究課題的選擇必然伴隨著時代脈搏，經濟史研究的新視野和價(jia) 值取向必然與(yu) 改革開放的發展曆程相契合，有些研究還具有社會(hui) 經濟發展方麵的前瞻性。總結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曆史經驗，提供新的啟示與(yu) 借鑒，是中國經濟史學者應該作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