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科技成果轉化”是中國過去40年科技體(ti) 製改革中出現頻率最高的關(guan) 鍵詞，是中國科技體(ti) 製改革，乃至市場化改革進程中不能忽略的主題。中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究竟是多少，有沒有一個(ge) 準確的統計數字，是否明顯低於(yu) 國際水平?中國政策語境下的“科技成果轉化”與(yu) 發達國家談的“技術轉移”有何異同?當前以產(chan) 權關(guan) 係調整為(wei) 主要突破口的改革舉(ju) 措能否真正解決(jue) 我們(men) 麵臨(lin) 的問題與(yu) 困境?在推動成果轉化與(yu) 技術轉移方麵，中國做對了什麽(me) ，未來的方向又在哪裏?

　　科技成果是一個(ge) 帶有明顯“中國特色”的概念，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的界定，科技成果指的是“通過科學研究與(yu) 技術開發所產(chan) 生的具有使用價(jia) 值的成果”。而“科技成果轉化”，按照《中國科技成果轉化2018年度報告(高等院校與(yu) 科研院所篇)》給出的定義(yi) ：是指為(wei) 提高生產(chan) 力水平而對科技成果所進行的後續試驗、開發、應用、推廣直至形成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產(chan) 品，發展新產(chan) 業(ye) 等活動。需要指出的是，在討論這一問題時，國外政策和研究學者普遍使用的是“技術轉移”(technologytransfer)，而非“成果轉化”，其原因在於(yu) 從(cong) 改革開放之初直到現在，在我國政府始終是科研活動，特別是高校和公立科研機構科研活動的主要資助者，同時又是絕大部分高校和科研機構乃至國有企業(ye) 的舉(ju) 辦者、出資人和管理者。也正因為(wei) 如此，中國政策語境下的“成果轉化”，既有著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作為(wei) 科研項目委托人、科研經費出資人與(yu) 項目承擔者、經費使用者之間的合同義(yi) 務關(guan) 係，也有著政府作為(wei) 相關(guan) 機構舉(ju) 辦者、對科研成果這類無形資產(chan) 的產(chan) 權歸屬關(guan) 係。

　　另一個(ge) 不同之處在於(yu)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創新體(ti) 係比較完善的國家，知識、技術等創新要素的流動是按照市場機製、遵循資源最優(you) 配置原則自發組織與(yu) 實現的，政府在技術轉移方麵的相關(guan) 政策重點是製定規則(如專(zhuan) 利法、合同法)、完善市場，包括對創新能力強而商業(ye) 化能力相對薄弱的中小企業(ye) 予以一定扶持，對使用公共資金進行研發活動的機構提出相應要求。而我國在科技體(ti) 製，乃至經濟體(ti) 製改革之初，麵臨(lin) 的主要問題是市場缺失，產(chan) 學研部門之間相互分割，創新要素不能自由流動，因而，政府一直以來強調的科技成果轉化，其背後涉及的因素要遠遠超出技術轉移，而與(yu) 科研項目、經費、人員，乃至科研機構的管理體(ti) 製密切相關(guan) ，這些都造成了認識、解決(jue) 這一問題的複雜性、困難性。

　　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的沿革曆程

　　根據不同時期政策重點，參考相關(guan) 研究，可以將過去40年來科技成果轉化政策的沿革曆程大體(ti) 劃分為(wei) 四個(ge) 階段：第一個(ge) 階段是起步發展期(1978—1988)，其背景是全國科學大會(hui) 的召開和科技體(ti) 製改革的啟動，黨(dang) 的十二大提出“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必須麵向經濟建設”的科技發展指導方針，1985年，中央發布《關(guan) 於(yu) 科學技術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先後出台了一係列政策舉(ju) 措，包括建立科技成果管理體(ti) 係，大力發展技術市場，恢複建立農(nong) 業(ye) 技術推廣體(ti) 係，支持科技人員合理流動(兼職取酬)，設立科技計劃項目(星火計劃、火炬計劃、國家新產(chan) 品試產(chan) 計劃)，技術轉讓相關(guan) 的稅收優(you) 惠與(yu) 獎勵政策等，核心是用市場、而非計劃手段解決(jue) 科技經濟“兩(liang) 張皮”的問題，其成效也非常明顯，掀起了科技人員“下海”熱潮，創辦了一大批民營科技企業(ye) ，出現了中關(guan) 村“電子一條街”、武漢東(dong) 湖科技一條街等科技企業(ye) 聚集地。

　　第二個(ge) 階段是全麵深化期(1988—1998)。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進步法》頒布實施，“依靠、麵向”方針上升為(wei) 法律。1995年，國務院作出《關(guan) 於(yu) 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jue) 定》，提出“科教興(xing) 國”戰略。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頒布實施。這一時期主要延續了之前的政策思路，但範圍更廣、力度更大，具體(ti) 舉(ju) 措包括大力發展科技孵化器、生產(chan) 力中心等科技中介機構，大力發展高新區等科技園區，實施相關(guan) 專(zhuan) 項計劃如科技成果重點推廣計劃，科技型中小企業(ye) 技術創新基金，產(chan) 學研結合計劃等，其成效是高新區、大學科技園區、校辦企業(ye) 蓬勃發展，技術市場交易規模不斷擴大。

　　第三個(ge) 階段是加速發展期(1998—2008)。1999年中央發布《關(guan) 於(yu) 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技術，實現產(chan) 業(ye) 化的決(jue) 定》，2006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hui) 召開，《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及配套政策頒布，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國家創新體(ti) 係上升為(wei) 國家戰略，以企業(ye) 為(wei) 主體(ti) 、利用市場機製，推動產(chan) 學研合作成為(wei) 主導政策邏輯，具體(ti) 舉(ju) 措包括對科技產(chan) 業(ye) 化項目實行財政、金融扶持政策，對科研機構(應用型院所)轉製為(wei) 企業(ye) 給予專(zhuan) 項政策支持，對高新技術產(chan) 品和企業(ye) 實行稅收扶持政策，實施國家技術創新引導工程、建立技術轉移中心和產(chan) 業(ye) 創新聯盟，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推動科技與(yu) 金融結合。其成效是企業(ye) 日益成為(wei) 創新主體(ti) ，基於(yu) 市場化交易的技術轉讓、許可、投資漸趨主流。

　　第四個(ge) 階段是重點突破期(2008年至今)。十八大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將創新置於(yu) 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位置，十九大以來加大科技體(ti) 製改革力度，新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2015)，頒布《實施く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幹規定》(2016)，出台《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2016)，完成科技成果轉化“三部曲”，推動科技成果使用、處置和收益權“三權下放”，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的法定獎勵比例，特別是個(ge) 人比例，用製度手段與(yu) 經濟激勵推動技術轉移轉化;先後設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基金、實施技術創新引導專(zhuan) 項、推進金融對科技成果轉化的支持;推進技術轉移示範機構建設、知識產(chan) 權服務業(ye) 和科技中介機構發展，出台《國家技術轉移體(ti) 係建設方案》，加強專(zhuan) 業(ye) 化技術轉移服務體(ti) 係建設，構建科技成果轉化服務平台;建立完善科技報告製度和科技成果信息係統，構建有利於(yu) 科技成果轉化的科研評價(jia) 體(ti) 係，為(wei) 科技成果轉化創造良好的製度環境。

　　從(cong) “重點突破”向“體(ti) 係施策”轉變

　　應該看到，新時期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政策思路，越來越從(cong) “重點突破”向“體(ti) 係施策”轉變，尤其是科技成果轉化“三部曲”的實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根據中國科技成果轉化年度報告披露的數據：2017年全國科技成果轉化合同項數9907項，比上年同比增長34.1%，金額121.1億(yi) 元，同比增長66.1%，科技成果轉化收入總額超過1億(yi) 元的單位達31家，同比增長55.0%，受財政資助項目產(chan) 生的科技成果轉化合同金額為(wei) 32.4億(yi) 元，同比增長3.7倍;技術轉讓(許可、作價(jia) 投資)、開發、谘詢、服務合同項數353986項，同比增長59.9%，合同金額751.8億(yi) 元，同比增長27.5%;科技創富效應進一步顯現。科研人員獲得的現金和股權獎勵金額達47.2億(yi) 元，同比增長24.2%，獎勵研發與(yu) 轉化主要貢獻人員金額42.6億(yi) 元，同比增長70.8%，占獎勵科研人員總金額的比例達到90.3%，出現了一批轉讓、許可作價(jia) 過億(yi) 的重大成果轉讓案例。

　　與(yu) 此同時，該報告調研顯示，一些長期反映的、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障礙依然突出，排名前四位的分別為(wei) ：缺乏專(zhuan) 業(ye) 服務機構和服務人才、科技成果價(jia) 值低與(yu) 市場需求脫節、缺乏科技成果轉化導向評價(jia) 機製、公益類成果轉化激勵體(ti) 係尚未形成，可以看到，激勵機製已經不是最為(wei) 突出的問題。應當說，與(yu) 國際通行經驗相比，目前中國在科技成果轉化經濟激勵上的力度已經是最大的，但相當一部分科研人員仍然感覺缺乏有效的動力。原因何在?如前所述，對於(yu) 大多數公立大學和科研機構而言，其考核評價(jia) 指標更多在科研產(chan) 出而非成果應用之上，如果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由於(yu) 科研經費相對短缺，為(wei) 彌補經費不足，大學和科研院所推動技術產(chan) 業(ye) 化、承接企業(ye) 研發項目的動力還比較強，隨著過去20年，特別是過去10年來國家研發經費投入的持續增加，公立大學和科研機構的經費來源結構已發生較大變化，來自政府的各類科技計劃項目，特別是競爭(zheng) 性項目成為(wei) 主流，科研論文等學術成果成為(wei) 主要考核指標。雖然相當一部分計劃項目同樣強調專(zhuan) 利等技術指標，但由於(yu) 新技術產(chan) 業(ye) 化、商業(ye) 化涉及大量科研以外的因素，麵臨(lin) 工程化開發、規模化生產(chan) 、市場化推廣當中大量的不確定性，並非科研人員所長，在實踐上也很難要求和考核，而這也就是導致基於(yu) 官方統計口徑的成果轉化率始終偏低的一個(ge) 重要原因。

　　日前，北京市正在加快推動修訂《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條例》，科技成果產(chan) 權由過去的國家單位擁有轉化為(wei) 科技人員可以個(ge) 人擁有。而從(cong) 前述分析可以看出，從(cong) “供給側(ce) ”角度出發，通過產(chan) 權關(guan) 係調整與(yu) 加強經濟激勵隻能部分解決(jue) 問題，無論科技成果轉化，還是技術轉移，其最終目標在於(yu) 經濟價(jia) 值的實現，更多地需要從(cong) 需求側(ce) ，特別是企業(ye) 實際需求的角度出發，由企業(ye) 主動提出和承接。在今天企業(ye) 研發投入已占到全社會(hui) 研發投入70%以上，一大批企業(ye) 走到技術創新前沿，甚至投入巨資開展基礎研究的今天，企業(ye) 必然會(hui) 在技術轉移轉化中日益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與(yu) 其從(cong) 供給側(ce) 角度去“推動”科研人員轉化成果，不如從(cong) 需求側(ce) 角度，通過鼓勵企業(ye) 投資研發與(yu) 創新來間接“拉動”對科技成果轉化的需求。與(yu) 此同時，將科技成果與(yu) 產(chan) 業(ye) 需求對接，本身就是一項專(zhuan) 業(ye) 化的活動，需要對科研規律、產(chan) 業(ye) 化規律、市場規律均非常熟悉，具備技術、管理、法律等跨學科背景、經驗豐(feng) 富的專(zhuan) 門人才。從(cong) 國際經驗來看，知名大學如斯坦福、科研機構如馬普學會(hui) ，普遍建立了技術轉移專(zhuan) 門機構或專(zhuan) 門的知識產(chan) 權許可運營公司。因此，在供給側(ce) 、需求側(ce) 雙向著力的同時，還要特別重視技術轉移轉化環境和平台的建設，“讓專(zhuan) 業(ye) 的人做專(zhuan) 業(ye) 的事”。

　　隨著國家創新體(ti) 係建設的不斷完善、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當我們(men) 能夠建立起一個(ge) 企業(ye) 、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機構、政府部門各歸其位、各司其職，促進科研活動、創新活動、商業(ye) 活動各項製度體(ti) 係和激勵約束機製相對完善的生態體(ti) 係之日，包括知識在內(nei) 的各種創新要素能夠順暢流動和優(you) 化配置，也許就不再需要麵對“科技成果轉化難”的苦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