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文景時期，始於(yu) 漢文帝元年(前179)，止於(yu) 漢景帝後元三年(前141)，總計約41年。文景二帝在高祖、惠帝無為(wei) 而治休養(yang) 生息的基礎上，繼續行黃老無為(wei) 之術，奠定了西漢國富民強的物質文化基礎，揭開了武帝盛世的序幕。曆史將這一時代譽為(wei) “文景之治”，班固盛讚，“周雲(yun) 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漢書(shu) ·景帝紀》)。

　　高祖統一，百姓得離戰爭(zheng) 之苦。然而，“馬上逆取”政權的君臣們(men) ，卻不得不麵對滿目瘡痍而人心思定的漢初天下。自春秋戰國至以漢代秦，戰爭(zheng) 與(yu) 動亂(luan) 成為(wei) 此一曆史階段的常態。與(yu) 此同時，經濟崩潰，人口銳減，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幾陷難以為(wei) 繼的境地，“民失作業(ye) ，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漢書(shu) ·食貨誌》)。對於(yu) 經曆秦火又回到功能混融、領域不分的漢初社會(hui) 而言，唯有確立與(yu) 民休息、“清靜無為(wei) ”的治國之策方可恢複生產(chan) 、維持統治，施行黃老之治恰逢其時。

　　黃老是形成於(yu) 戰國時期的道家學派，奉黃帝、老子為(wei) 始祖，在執守道家“自然無為(wei) ”理論的同時，強調“無為(wei) 而無不為(wei) ”。黃老思想是以既定秩序為(wei) 前提，是退卻條件下的進取;在吸納儒家的仁與(yu) 禮、法家的法與(yu) 勢的同時，將正統道家從(cong) 遁世主義(yi) 轉向經世致用，從(cong) 消極無為(wei) 轉變為(wei) 積極有為(wei) 。

　　高祖、惠帝遵從(cong) 黃老思想，實行“清靜無為(wei) ”“與(yu) 民休息”“掃除煩苛”“輕徭薄賦”“約法省禁”和崇尚節儉(jian) 等較為(wei) 寬舒的統治政策，迎來了“漢接秦弊”後政治的穩定與(yu) 經濟的恢複和發展。“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為(wei) 。”(《風俗通義(yi) 校注·正失》)景帝時期，對黃老思想更是推崇備至，“竇太後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史記·外戚世家》)。黃老思想“無為(wei) 而無不為(wei) ”的治世哲學，為(wei) 文景時期的社會(hui) 帶來了輕徭薄賦、節儉(jian) 緩刑的寬舒政策，也帶來了寬鬆、自由的學術環境和兼采百家之長的學術氛圍。惠帝廢除秦以來的“挾書(shu) 律”，文帝即位，更是博采眾(zhong) 長，任用賈誼、晁錯、公孫臣等為(wei) 朝臣。新王朝的誕生，為(wei) 走過秦暴政而浴火重生的士人提供實現抱負、施展才能的機會(hui) 和舞台，漢初社會(hui) 日漸呈現出寬鬆而自由的文化氛圍和積極進取、建功立業(ye) 的社會(hui) 氣象，“漢興(xing) ，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jun) 法，張蒼為(wei) 章程，叔孫通定禮儀(yi) ，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shu) 》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史記·太史公自序》)。學術經典的漸次複出、收集、整理與(yu) 研究，使昌盛於(yu) 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在經曆秦火後再度繁榮。

　　陸賈以儒家為(wei) 本、融匯黃老道家及法家思想，提出“行仁義(yi) 、法先聖，禮法結合、無為(wei) 而治”(《新語》);賈誼受荀子、李斯、張蒼之學影響，又雜糅儒道，出入百家，在文景盛世的繁榮景象下，不斷道出社會(hui) 的潛在危機;晁錯遵從(cong) 法家，又向伏生學習(xi) 《尚書(shu) 》，由此成為(wei) 太子舍人。而《淮南子》的成書(shu) 更將這種學術的吸納與(yu) 兼容推向了高峰，其學術以黃老道家為(wei) 基礎，兼采儒、法、陰陽、墨等學說而形成新的哲學體(ti) 係，班固將其歸至“雜家”，“雜家者流，蓋出於(yu) 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ti) 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漢書(shu) ·藝文誌》)。文景時期的學術繁榮與(yu) 春秋戰國的思想爭(zheng) 鳴有所不同，漢初的各家各派不斷探尋實現王朝長治久安的舉(ju) 措。

　　文景時期形成了充滿博大、包容、進取的文化氣息，令經曆了暴秦的文人重新喚起了積極進取、治國安邦、立功揚名的強烈願望。漢初文人在寬鬆的政治生態環境下，積極追尋春秋戰國士人建功立業(ye) 的足跡以求不朽。陸賈對時人渴望實現“建大功於(yu) 天下”“垂大名於(yu) 萬(wan) 世”的功業(ye) ，提出了“必先行於(yu) 纖微之事”的主張，而張良、主父偃建功立業(ye) 的宏偉(wei) 誌向則十分露骨，“為(wei) 帝者師，封萬(wan) 戶，位列侯”(《漢書(shu) ·張陳王周傳(chuan) 》)。“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漢書(shu) ·嚴(yan) 朱吾丘主父徐嚴(yan) 終王賈傳(chuan) 》)，盡顯漢初文人期盼乘時立功而恥於(yu) 貧賤平庸的心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與(yu) 春秋戰國時期不同的是，漢初文人一切建功立業(ye) 目標的設定無不與(yu) 大一統的現實政治緊密相關(guan) ，陸賈的《新語》、賈山的《至言》、賈誼的《過秦論》《治安策》《論積貯疏》、晁錯的《論貴粟疏》《賢良對策》《論守邊備塞書(shu) 》《言兵事疏》等，都在直麵社會(hui) 現實症結，提出治國良策，“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才，君傾(qing) 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鄰，寥廓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新語》)。漢初文人，以悲天憫人的情懷兼具政治家和軍(jun) 事家的遠見卓識，敏銳地洞悉王朝初安所麵臨(lin) 的政治經濟形勢，深刻揭示了文景盛世下的社會(hui) 潛在危機，以深切的憂患意識彰顯出個(ge) 體(ti) 生命的光彩。“憂患”一詞較早出現在《周易》中：“《易》之興(xing) 也，其於(yu) 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傳(chuan) ·係辭下》)而“憂患意識”的出現應早於(yu) “憂患”一詞，它作為(wei) 一種普遍、穩定的心態或自覺的理性精神，產(chan) 生於(yu) 文明之初。作為(wei) 文化特征的憂患意識常常表現為(wei) 道德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的自覺，也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價(jia) 值體(ti) 係下的生活態度與(yu) 精神旨歸。

　　“務為(wei) 治”，因時事而權變，是漢初文人安邦立國建功立業(ye) 的途徑，儒學由漢初被排拒於(yu) 政治中心之外到武帝時“獨尊儒術”，60餘(yu) 年間與(yu) 漢初社會(hui) 政治之間的成功互動，很好地詮釋了這一發展特點。

　　漢初，“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史記·酈生陸賈列傳(chuan) 》)。若不是陸賈有據理力爭(zheng) 的勇氣和辭令本事，不是以漢高祖最為(wei) 重視的長治久安問題作焦點，不是因時製宜地吸納黃老之學來闡釋儒家的治國理論，是無法動搖漢高祖對儒家的侮慢態度的。漢高祖“試為(wei)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chuan) 》)的認知，確定了西漢一代的文化學術走向。正如王利器所言，“陸生啟沃之功，誠有大造於(yu) 漢也”(《新語校注·前言》)。高祖時以帝王之命的形式而肇始的曆史總結，幾乎為(wei) 西漢學術發展劃定了主體(ti) 路徑，直至司馬遷的史學工作，仍然不離此定位和導向。司馬遷所謂“通古今之變”的思想當是武帝時學者對漢初政治需要的史學回響。

　　“夫儒者難與(yu) 進取，可與(yu) 守成”(《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chuan) 》)，這是叔孫通諳悉儒學後的卓見。叔孫通為(wei) 高祖製定朝儀(yi) ，建立禮儀(yi) 製度，朝廷秩序由混亂(luan) 一變而井然有序。由此，高祖命叔孫通為(wei) 奉常，賜金五百斤。這不僅(jin) 是對叔孫通個(ge) 人的賞識，也是通過叔孫通表達對儒生和儒術的認同，司馬遷稱叔孫通為(wei) “知當世之要務”(《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chuan) 》)。自漢初起，如何對待法家、縱橫家、黃老、儒家等流派的思想，就是漢初帝王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從(cong) 高祖“吾方以天下為(wei) 事，未暇見儒人也”(《新語》)，排斥漢儒觀念，到文帝頗征文學之士，再到景帝時，雖不任儒者，卻在轅固生與(yu) 黃生“湯武革命”的論爭(zheng) 中暗助轅固生，漢儒社會(hui) 地位的改變，是以黃老之術無為(wei) 而治的學術包容為(wei) 前提的，是文人一直致力於(yu) 解決(jue) 漢初社會(hui) 現實問題而努力的結果。

　　漢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公孫弘建議為(wei) 五經博士置弟子員，弟子考試合格可以為(wei) 官入仕，“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漢初文人完成了由士到士大夫的轉變。對漢初的文人而言，這一年是具有深刻意義(yi) 的一年。從(cong) 這一詔令開始，代表文人主體(ti) 的儒生作為(wei) 一個(ge) 群體(ti) ，不斷在政治上傳(chuan) 達著他們(men) 的強音，在曆史上持續地留下深痕。學術風氣也因儒學對主體(ti) 地位和政治話語的把握，而表現出儒家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