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評審會(hui) 議室，項目答辯人抬眼一掃，所有的評審專(zhuan) 家全是陌生麵孔。不僅(jin) 如此，評審專(zhuan) 家們(men) 彼此也大都不認識。這是在近日舉(ju) 辦的國家藝術基金2020年度項目複評現場記者看到的場景。項目主體(ti) 與(yu) 評審專(zhuan) 家之間、評審專(zhuan) 家彼此之間的這種“陌生感”，較好地保證了項目評審的公平公正，反映出運行六年的國家藝術基金已經走上規範化軌道，也折射出我國文化治理體(ti) 係向現代化邁進的步伐。

　　讓藝術家做創作的主人

　　為(wei) 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精神，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013年12月30日，國家藝術基金成立。

　　從(cong) 一開始，國家藝術基金就攜帶著“改革基因”而生。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文藝單位的創作，從(cong) 選題到經費，很大程度上都受到文化行政部門的製約。“我們(men) 院團長，按理說主要精力應該放在創作上，可創作沒經費不行，所以我們(men) 過去很多時間都用在了‘打報告、找領導、跑項目’上，搞得我們(men) 像在招商。”一位基層院團的負責人這樣描述過去的情形。

　　文化行政部門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資金往往隻能在文化係統內(nei) 部“體(ti) 內(nei) 循環”。同時，文化行政部門往往有心“管天下”，但苦於(yu) 資金規模和地域、部門限製，而隻能“管腳下”。這樣的管理模式，以財政直接資助和政府部門管理文化經費為(wei) 基本特點，存在著文化投入分散、缺位和越位並存，資金管理鏈條長、使用效益不高等問題。

　　為(wei) 消除傳(chuan) 統文化資金投入機製的弊端，國家藝術基金成立後，基金的申報主體(ti) 麵向全社會(hui) ，不分國有、民營，不分單位、個(ge) 人，隻要符合條件就可申請基金資助。

　　六年來，我們(men) 看到大量民營文藝機構以及不少新文藝群體(ti) ，在項目申請和經費支持上，與(yu) 國家級文藝院團站到了同一起跑線上，隻要項目符合條件，都可以獲得國家藝術基金的支持。

　　不僅(jin) 如此，文化行政部門也從(cong) 具體(ti) 的項目評審和資金運用中抽身，把項目的評審權、資金的分配權交給專(zhuan) 家——讓專(zhuan) 業(ye) 的人，幹專(zhuan) 業(ye) 的事。

　　六年來，國家藝術基金建立了數千人的專(zhuan) 家庫，從(cong) 編導演到服化道，再到財務營銷推廣，涵蓋各環節、各領域。

　　同時，國家藝術基金十分注重項目監督和成果運用。比如在項目監督上，堅持問題導向，強化問題意識，創新監督方式，先後探索出“點對點”的現場監督、“點對麵”的巡查監督等監督方式，逐步建立起了“分級管理、分類監督、重點突出、點麵結合”的監督管理工作機製，有效避免了在主題上“偏題跑調”，在質量上“縮水減質”。

　　運行六年來，國家藝術基金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我國藝術治理方式的“管”“辦”分離，激發了全社會(hui) 的文化創造活力。同時，國家藝術基金已經從(cong) 單純的扶持手段成為(wei) 國家對藝術創作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正如文旅部黨(dang) 組書(shu) 記、部長雒樹剛所指出的那樣，國家藝術基金必須努力成為(wei) 藝術繁榮發展的“孵化器”和“發動機”。

　　精確對接百姓文化需求

　　作為(wei) 公共文化機構，公共圖書(shu) 館、博物館、文化館、科技館、美術館都是直接為(wei) 群眾(zhong) 服務的。可長期以來，想看什麽(me) 書(shu) 、想看什麽(me) 展覽、想參加什麽(me) 活動，老百姓自己說了不算，隻能被動接受公共文化機構提供的服務——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服務的供需脫節以及服務效能不高等問題。

　　2017年，中宣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關(guan) 於(yu) 深入推進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改革的實施方案》，明確要求公共圖書(shu) 館、博物館、文化館、科技館、美術館等公共文化機構，要因地製宜、結合實際建立以理事會(hui) 為(wei) 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結構。

　　溫州市圖書(shu) 館是進行法人治理結構改革的先行者。該圖書(shu) 館建立理事會(hui) 後，通過眾(zhong) 籌合作多方共建模式，先後建成了16家高品質的24小時開放、無人值守城市書(shu) 房，成為(wei) 溫州城市的文化地標;還借鑒公交線路式服務模式運營了6輛“溫圖小巴”汽車圖書(shu) 館，進社區、進校園、進困難群眾(zhong) 集居地提供便捷流動服務;與(yu) 社會(hui) 各方探索合建“城市書(shu) 站”，為(wei) 市民提供圖書(shu) 借還、預約等服務。

　　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文化政策與(yu) 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宏存指出，理事會(hui) 製度的建立，不僅(jin) 實現了文化間接管理目標，更重要的是為(wei) 社會(hui) 力量參與(yu) 文化管理搭建了平台。

　　由於(yu) 各級公共文化機構長期以來都是文化行政部門的下屬事業(ye) 單位，人事、財政體(ti) 製大都參照政府機關(guan) 。如何突破現有的人事、財政體(ti) 製，真正落實法人自主權，是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工作的關(guan) 鍵。

　　浙江嘉興(xing) 在博物館法人治理結構改革中，通過授權書(shu) 形式，將人事管理、財務和經費分配等職能交給博物館理事會(hui) ，並通過章程明確理事會(hui) 、監事會(hui) 和管理層的職責權限和運行規則，實現了政事分離和監督方式的製度化、程序化、規範化。

　　引入社會(hui) 力量辦文化

　　在上海陸家嘴，聚集著約20萬(wan) 的“金融白領”。他們(men) 的教育背景、職業(ye) 特點、消費能力，決(jue) 定了他們(men) 的文化需求“不一般”。近年來，當地政府聯合多個(ge) 社會(hui) 主體(ti) ，舉(ju) 辦了大量“對味”的文化活動。小型交響樂(le) 演出、建築藝術展、草地詩會(hui) 、濱江熱跑、垂直馬拉鬆……青年白領作為(wei) 文化活動的主要受眾(zhong) 和參與(yu) 者，成為(wei) 熱情的策劃者與(yu) 設計者。一些寫(xie) 字樓也紛紛加入樓宇文化、白領文化的打造，利用樓宇空間，開展午間音樂(le) 欣賞會(hui) 、午間藝術講座、藝術展覽等活動。

　　上海陸家嘴的例子，是社會(hui) 力量參與(yu) 辦文化的一個(ge) 縮影。早在2015年1月，中辦國辦就印發《關(guan) 於(yu) 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ti) 係的意見》，提出公共文化建設要“引入市場機製，激發各類社會(hui) 主體(ti) 參與(yu) 公共文化服務的積極性，提供多樣化的產(chan) 品和服務，增強發展活力”。

　　群眾(zhong) 的需求和政策的支持，為(wei) 社會(hui) 力量參與(yu) 公共文化建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農(nong) 家書(shu) 屋是社會(hui) 力量參與(yu) 辦文化的又一個(ge) 重要領域。目前，全國農(nong) 村興(xing) 建了60多萬(wan) 個(ge) 農(nong) 家書(shu) 屋，基本實現了全覆蓋，可一個(ge) 普遍存在的問題是，農(nong) 家書(shu) 屋的利用率並不高。

　　總部設在四川省大邑縣楊古鎮的“3+2讀書(shu) 薈”，是一個(ge) 民間公益閱讀推廣機構和知識分享平台，它以“互助式公益”和“書(shu) 館+誌願者+讀書(shu) 薈”的模式，積極推動鄉(xiang) 村閱讀活動。

　　“3+2讀書(shu) 薈”在自辦書(shu) 館的同時，還托管了不少農(nong) 家書(shu) 屋。托管農(nong) 家書(shu) 屋後，“3+2讀書(shu) 薈”首先為(wei) 每個(ge) 農(nong) 家書(shu) 屋配備了一名專(zhuan) 職工作人員，保證農(nong) 家書(shu) 屋的大門隨時為(wei) 村民開放。同時，他們(men) 還讓各農(nong) 家書(shu) 屋和書(shu) 館之間的圖書(shu) 流動起來，彼此實現了圖書(shu) 資源共享;為(wei) 了普及知識、指導村民的閱讀活動，定期在各農(nong) 家書(shu) 屋舉(ju) 辦知識講座和各種讀書(shu) 會(hui) 。“3+2讀書(shu) 薈”這樣的社會(hui) 力量，像鯰魚一樣，將鄉(xiang) 村閱讀環境一下子激活了，也幫助政府把公共文化服務的觸角延伸到了鄉(xiang) 村的“最後一公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