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

　　眾(zhong) 所周知，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問題的發展經濟學，並非誕生於(yu) 發展中國家，而是在西方發達國家萌發、發展並逐漸走向成熟的。這一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決(jue) 定了發展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基本取向：以發達國家為(wei) 參照係，俯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實，提出從(cong) 落後走向發達的各種發展戰略。早期的結構主義(yi) 分析思路和後來的新古典主義(yi) 分析思路，都持這種研究心態，區別在於(yu) ，前者基於(yu) 發展中國家市場發育不完善的事實，強調以非常規的方式“追趕”發達國家，後者則強調“政府失靈”，主張遵循市場之道來向發達國家趨同。

　　然而，kaiyun官方地址開放的巨大成功並非來自於(yu) 對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的模仿或趨同，而是基於(yu) 本國國情，探索出了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道路。這一事實促使發展經濟學開始真正植根於(yu)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踐，探討以中國為(wei) 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這是發展經濟學發展史上的重要轉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實踐對發展經濟學產(chan) 生重要啟示

　　伴隨改革開放大幕的開啟，中國哲學社會(hui) 科學界翻譯、引進了大量國外的學術著作和學說，其中就包括發展經濟學。

　　1979年，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hui) 在北京大學舉(ju) 辦“國外經濟學講座”，範家驤、陶大鏞和張培剛介紹了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經典理論;1981年譚崇台發表了第一篇評介發展經濟學的論文;1985年，譚崇台撰寫(xie) 的《發展經濟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中國第一本係統介紹西方發展經濟理論的著作。自此，發展經濟學在我國產(chan) 生了廣泛的影響，今天常見於(yu) 大眾(zhong) 傳(chuan) 媒、為(wei) 普通百姓耳熟能詳的一些經濟學概念如二元經濟、剩餘(yu) 勞動力、人口流動、劉易斯拐點、貧困陷阱、增長極、主導產(chan) 業(ye) 、前向聯係與(yu) 後向聯係、庫茲(zi) 涅茨曲線、進口替代、出口鼓勵，等等，最初都是來自於(yu) 這一時期引入的發展經濟學著作和教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者圍繞我國經濟發展中麵臨(lin) 的重大現實問題，應用發展經濟學理論進行研究並取得了重要進展。可以說，40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同時也是結合中國國情對發展經濟學理論進行創新探索的過程。

　　比如，針對20世紀80年代拉美國家主權債(zhai) 務危機，西方一些新自由主義(yi) 者曾提出一係列結構調整措施，形成了“華盛頓共識”，認為(wei) 發展中國家隻有通過快速私有化形成自由市場經濟，才能實現經濟社會(hui) 的快速發展。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20世紀80年代末，一些轉型國家采取“華盛頓共識”的政策處方，以激進的、休克式的方式向市場經濟轉型。然而，無論是貫徹“華盛頓共識”最徹底的拉美國家，還是俄羅斯等轉型國家，除少數維持了基本的經濟增速外，大部分國家都沒有達到預期效果。與(yu) 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在堅持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製度的前提下，引入市場經濟體(ti) 製，既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jue) 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走一條漸進式改革之路，有效抑製了市場經濟的周期性大起大落，總體(ti) 上保持了平穩發展的態勢。

　　中國的改革實踐告訴人們(men) ，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發育過程中，需要政府的力量，市場與(yu) 政府可以互補促進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不隻是經濟增長，還包括經濟社會(hui) 結構的轉型。這給發展經濟學帶來了重要啟示：揚棄新古典主義(yi) 超越時空的純經濟分析，把製度變遷納入研究視野，將政治、文化、製度等非經濟因素內(nei) 生化，全方位研究經濟發展問題。

　　什麽(me) 樣的研究才具有發展經濟學的意義(yi)

　　要在發展經濟學領域增強原創性的研究，首先要解決(jue) 一個(ge) 認識論問題，即什麽(me) 樣的研究才具有發展經濟學的意義(yi) ?

　　新中國成立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取得了舉(ju) 世矚目的經濟成就。如何認識這些成就並作出理論闡釋，不同學者持有不同的學術觀點，但絕大多數的研究都存在這樣一種傾(qing) 向：把中國發展的經驗事實放置到一般經濟學(general economics)的分析框架之下，以一般經濟學(而非發展經濟學)的思維方式觀察和分析中國經濟發展問題。

　　一般經濟學研究人類經濟活動的一般特征，揭示發達經濟體(ti) 和不發達經濟體(ti) 共同遵循的普遍規律。在一般經濟學的分析空間中，經濟主體(ti) 為(wei) 各自目標函數的最優(you) 化而相互作用，最終達到係統中各方力量的均衡狀態。如果遇到外部衝(chong) 擊，經濟係統要麽(me) 在均衡附近波動並重新回到原來的均衡狀態，要麽(me) 轉向另一種均衡。問題是，一個(ge) 經濟體(ti) 所實現的均衡，在客觀上往往不是唯一的，在主觀上也不一定是合意的。比如，不發達經濟體(ti) 的低水平均衡就是一種均衡狀態，但卻是人們(men) 極力想擺脫、試圖努力打破的均衡。

　　與(yu) 經濟增長這種量變相比，經濟發展是一種質變，它意味著新模式、新結構的湧現，表現為(wei) 經濟係統由遠離均衡逐漸向均衡逼近、由較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的躍遷。如果經濟發展完全是一個(ge) 自然現象，那麽(me) ，我們(men) 要做的就是了解這個(ge) 過程，順其自然。但是，現實世界長期存在著不發達國家的事實告訴我們(men) ，經濟發展進程中新均衡的湧現、躍遷並非必然地、自動地發生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很難啟動這個(ge) 過程，或者長期在這個(ge) 過程的某個(ge) 階段停滯不前，一般經濟學對此並沒有作出有效解釋。正因如此，發展經濟學得以產(chan) 生。有別於(yu) 一般經濟學，發展經濟學需要在理論上解析、再現、推演經濟發展進程中的這種新均衡湧現、躍遷的過程，並形成推動這個(ge) 躍遷過程的發展方略。

　　因此，雖然可以在一般經濟學的思維框架中討論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但都不具有發展經濟學的意義(yi) 。發展經濟學應該思考的是：與(yu) 那些同樣具備這類因素的發展中國家相比，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為(wei) 什麽(me) 是中國?筆者認為(wei) ，隻有那些關(guan) 於(yu) 經濟發展過程的“發生學”研究，才是真正的發展經濟學研究。

　　值得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三個(ge) 關(guan) 鍵內(nei) 容

　　新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一定出現在傳(chuan) 統發展經濟學理論存在缺陷或盲區、需要完善的地方。70年來，中國由一個(ge) 農(nong) 業(ye) 國初步轉變為(wei) 工業(ye) 國，從(cong) 一個(ge) 落後的低收入國家穩健跨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這一偉(wei) 大的經濟實踐能夠為(wei) 發展經濟學的理論創新貢獻什麽(me) 樣的中國智慧?筆者認為(wei) ，至少有以下三個(ge) 關(guan) 鍵內(nei) 容，值得進一步挖掘和提煉。

　　1.發展動力的激勵機製

　　正如美國經濟學家阿德爾曼(Adel man)所批評的那樣，發展經濟學家們(men) 總是直觀地為(wei) 發展中國家的不發達尋找各種各樣單一的原因，並由此尋求一種單一的解決(jue) 辦法，形成“理論拚盤”。筆者認為(wei) ，已有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難以形成有邏輯聯係的整體(ti) ，一個(ge) 重要的原因在於(yu) 較少關(guan) 注微觀經濟主體(ti) 及其經濟行為(wei) ，缺乏微觀分析基礎。社會(hui) 經濟活動是微觀層麵人的經濟行為(wei) 的宏觀呈現。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羅認為(wei) ，任何研究社會(hui) 經濟現象的理論，都必須對處於(yu) 特定社會(hui) 環境之中、在一定的社會(hui) 變量影響下的經濟主體(ti) 行為(wei) 做出合理的解釋，或者在邏輯上與(yu) 對經濟主體(ti) 行為(wei) 的合理解釋相一致。

　　經濟發展歸根到底是由人推動的，而人的行為(wei) 是受動機支配的。因此，發展經濟學雖然研究宏觀層麵的經濟發展，但必須深入到微觀層麵，尋找到激勵經濟主體(ti) 謀求發展的動力機製，從(cong) 此推演發展過程，構造具有邏輯聯係的理論體(ti) 係。新中國70年的經濟實踐說明，以一定的製度安排激勵經濟主體(ti) 的經濟行為(wei) 至關(guan) 重要：培育市場經濟，需要通過產(chan) 權明晰、自主決(jue) 策來激勵經濟行為(wei) 主體(ti) ;推動改革，需要激勵製度設計與(yu) 實施的主體(ti) 。農(nong) 村的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城市的國有企業(ye) 公司治理、政府部門中的地方財政分權等，都是關(guan) 於(yu) 激勵的製度安排。市場取向的經濟改革之所以成效顯著，一個(ge) 重要原因就在於(yu) 製度變遷對微觀經濟主體(ti) 產(chan) 生了激勵，激勵人們(men) 產(chan) 生了努力工作、不斷創新的動機，並且根據不同階段的發展任務，在不同社會(hui) 環境下找到了激勵相容、持續發展的機製。這一促進經濟發展的微觀動力源泉，應該成為(wei) 建構發展經濟學的微觀分析基礎。

　　2.經濟發展的韌勁

　　發展中國家從(cong) 貧窮落後的基礎實現經濟起飛，不僅(jin) 需要發展要素的積累與(yu) 投入，需要發展動力的激勵，需要發展條件和環境的改善，還需要抗禦風險、駕馭不確定性的穩定發展能力，或稱發展韌勁。這是發展經濟學迄今為(wei) 止沒有研究過的盲區，這大概與(yu) 經濟學中存在短期與(yu) 長期的理論分野不無關(guan) 係。在現代經濟學視野中，經濟不確定性、風險、經濟波動、經濟周期、經濟危機等都屬於(yu) 短期問題，而經濟增長、結構變遷等屬於(yu) 長期問題。關(guan) 注發展中國家長期經濟發展問題的發展經濟學，忽略不確定性、風險、波動等短期問題，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在現實中，短期問題很可能會(hui) 影響長期發展。隨著國際經濟依賴程度的加深，經濟不確定性不僅(jin) 影響一國國內(nei) 的宏觀經濟運行，還會(hui) 蔓延至其他國家，產(chan) 生相互強化的負向外溢效應。與(yu) 市場經濟成熟、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抗禦風險的能力較差，經濟發展的過程很容易受內(nei) 生的不確定性和外生衝(chong) 擊所幹擾，甚至因為(wei) 金融危機、政治危機和文化宗教衝(chong) 突而中斷。世界上已經發生的曆次經濟危機或金融危機，即使原發地不是發展中國家，傷(shang) 害最重的都是發展中國家。

　　雖然不確定性和經濟波動是短期的，但是抗禦風險、駕馭波動的能力或者說發展韌勁，卻是長期性的。這是一個(ge) 謀求經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進行能力建設的重要方麵，應該納入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議題。

　　新中國70年經濟實踐能夠奉獻給發展經濟學做研究案例的特征事實，除了高速增長之外，還有麵對經濟不確定性與(yu) 風險所展現出來的經濟發展韌勁。無論在發達國家的早期發展中，還是在二戰以來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沒有一個(ge) 國家或地區能夠保持40年高速增長而不發生經濟或金融危機，但中國能夠做到，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沒有發生過經濟或金融危機。不僅(jin) 如此，在1997年亞(ya) 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危急時刻，中國甚至擔當了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角色。其實，改革開放以來，國際上一直都有唱衰中國的聲音，但中國經濟發展始終一枝獨秀。近年來，世界經濟持續低迷，中國經濟盡管麵臨(lin) 很大的下行壓力，但過去五年的年均增速仍然超過7%，是同期世界平均增速的2倍多，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長6.2%，這個(ge) 速度在全球主要經濟體(ti) 中是最快的。麵對各種不確定性和風險，中國經濟始終穩步發展，成為(wei) 世界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和主要動力源。這就是中國的發展韌勁。

　　中國的發展韌勁不僅(jin) 表現為(wei) 麵對外部衝(chong) 擊時具有廣闊的回旋空間，還表現在遇到內(nei) 生於(yu) 體(ti) 係內(nei) 部的經濟問題時具有超強的自我糾錯能力和縱深調整空間，麵對困難應對風險時經濟體(ti) 係具有協調一致的行動能力。發展韌勁作為(wei) 一種長期的發展能力，隻有從(cong)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製度和經濟治理體(ti) 係中才能找到合理的解釋。

　　3.經濟結構變遷的內(nei) 生性

　　發展意味著變化，但並不是所有的變化都可稱之為(wei) 發展。經濟發展表現為(wei) 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與(yu) 之相應的經濟結構變遷。發展經濟學特別關(guan) 注結構變遷，這是它不同於(yu) 一般經濟學的研究特色：一般經濟學很少涉及經濟結構，即使涉及，也隻是把結構變遷看作經濟係統自然發生的過程;發展經濟學則關(guan) 注不發達經濟體(ti) 的結構失衡、結構剛性，解析結構剛性的形成機理，探究矯正結構失衡、促進合意的結構變遷的可能路徑。不過，在現有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中，發展中國家合意的經濟結構都被認為(wei) 是外生性的，是以發達國家經濟結構為(wei) 樣板而加之於(yu) 發展中國家的。

　　新中國70年的經濟實踐表明，經濟結構及其變遷是內(nei) 生於(yu) 經濟增長過程的，它是由資源稟賦結構、需求結構以及技術進步共同決(jue) 定的，並且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會(hui) 隨著稟賦結構、需求結構和技術進步的變化而變化。如果超越發展階段，脫離特定的稟賦結構、需求結構和技術進步而外在地造就某種經濟結構，就會(hui) 造成經濟體(ti) 的扭曲，導致經濟績效低下、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從(cong) 而背離經濟發展的初衷。

　　結 語

　　任何重大的社會(hui) 實踐都蘊含著重大的理論創新。新中國70年來經濟發展所走過的道路和取得的成就給了我們(men) 信心和力量，今天的中國再次來到了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重要關(guan) 口。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通過製度創新調整經濟結構，釋放活力、激發潛力，實現經濟動力從(cong) 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向高收入階段攀升……中國正在進行的偉(wei) 大的經濟實踐，將為(wei) 發展中國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提供中國方案，為(wei) 發展經濟學的創新貢獻中國智慧。這也意味著，從(cong) 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事實中探尋發展的邏輯，從(cong) 新時代中國的發展故事中凝練具有普遍意義(yi) 的發展理論，將會(hui) 把發展經濟學從(cong) 由貧變富的發展理論，進一步拓展為(wei) 由富變強的發展理論，從(cong) 而開啟發展經濟學研究的嶄新一頁。

　　(作者：葉初升，係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本文係教育部人文社會(hui) 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3JJD790020〕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