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1月1日全麵二孩政策實施以來，年輕家庭想生二孩的不多，生育率並沒有明顯回升，更不要說危言聳聽的“井噴”說法了。究其根源，是由於(yu)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hui) 現代化和人口生育政策的共同作用，生育觀念根本改變，生育率顯著下降，早在1990年代初就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總和生育率TFR大約在2.1-2.2之間),平均大概在1.65以下，2000年五普的時候是1.22，2010年六普的時候是1.18。考慮到數據漏報等因素，估計2000年以來總和生育率大致在1.4-1.6之間波動。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men) 的生育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

　　如果我們(men) 把“低生育陷阱”理解為(wei) 實際生育率持續低於(yu) 更替水平的人口內(nei) 在萎縮現象，那麽(me) 中國已經掉入這個(ge) 陷阱快三十年了。為(wei) 什麽(me) 說是“陷阱”呢?這是因為(wei) 從(cong) 一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我國就認為(wei) 降低生育率有助於(yu) 緩解人口總量增長的壓力，所以把低生育率看作是一件大好事，沒有充分認識到“過猶不及”——長期的低生育蘊含著巨大的人口-社會(hui) 風險。但生育是人口發展的源頭，其水平高低決(jue) 定著人口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強弱。如果生育率長期低於(yu) 更替水平以下，一方麵必然會(hui) 迎來人口的負增長，導致人口規模的萎縮;另一方麵會(hui) 導致人口年齡結構的急劇老化。等覺悟過來才知道生育率越低越好其實是一個(ge) 積聚了很多問題、進去容易出來困難的人口“陷阱”。

　　且將來路看前程，可以說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hui) 巨大變革的一個(ge) 縮影。1970年代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構成改革開放以後人口轉變的堅實基礎。經過1970年代人口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證明了大多數城鄉(xiang) 家庭已經對當時富有彈性的“晚稀少”和“一個(ge) 少了，三個(ge) 多了，兩(liang) 個(ge) 正好”的政策生育空間比較接受。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控製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ti) 共產(chan) 黨(dang) 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發布，開啟了“人口革命”，我國進入了生育轉變的快車道。這樣經過1980年代大規模的計劃生育運動，加上改革開放逐漸改變了人們(men) 的生活方式和育兒(er) 方式(從(cong) 粗放到精致)，人們(men) 的生育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理想子女數下降到平均不到兩(liang) 個(ge) 孩子，獨生子女偏好次第出現，意願性總和生育率大概穩定在1.6-1.8。

　　社會(hui) 快速轉型時期生育率受到約束的因素

　　改革開放以來，一個(ge) 有目共睹的事實是婚姻家庭在社會(hui) 快速轉型中越來越脆弱，近年來我國結婚率下降、晚婚率和離婚率提高趨勢明顯，導致婚內(nei) 生育率低迷不振。從(cong) 民政部公布數據來看，2014-2018年中國結婚率已連降5年，2018年結婚率創曆史新低，跌至7.2%;30歲以後結婚的人越來越多，根據人民日報微博調查，晚結婚的主因中“沒有遇到合適的人”和“沒有能力承擔家庭責任”二者比例最高。我國的離婚率由2012年的2.29‰上升為(wei) 2016年的3.02‰，高離婚率趨勢依然得到了保持，如2017年是3.2‰。其中，離婚率上升最快的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

　　與(yu) 此同時，中國進入了成本約束型的低生育發展階段。調查發現，想生二孩的理由中包括了減輕獨生子女養(yang) 老壓力、減少成為(wei) 失獨家庭的風險、手足之情有利於(yu) 孩子的健康成長以及喜歡孩子的比例較高，但這些理想在高撫養(yang) 成本現實麵前卻不堪一擊。值得關(guan) 注的是孩子的養(yang) 育成本急劇飆升，培養(yang) 一個(ge) 孩子從(cong) 出生到大學畢業(ye) 可能需要幾十萬(wan) 元甚至上百萬(wan) 元之巨。一般家庭不堪承受二孩及以上的生育成本，包括撫養(yang) 成本、教育成本、住房成本、醫療成本、機會(hui) 成本、時間成本、健康成本等等，生育決(jue) 策變得理性起來。無論從(cong) 哪個(ge) 方麵來看，社會(hui) 都呈現出對生育不友好、孩子不友好的情形和態勢。在諸多的重壓下，現在很多年輕家庭自覺隻要一個(ge) 孩子甚至不打算要孩子，從(cong) 過去政策隻允許生一個(ge) 孩子到現在政策放寬之後多數家庭仍然堅持隻生一個(ge) ，性質完全不同。特別是目前的生育主力人口已經演進到85後、90後以獨生子女為(wei) 主的群體(ti) ，讓他們(men) 生兩(liang) 孩的困難在於(yu) 一方麵要承擔養(yang) 父母之老的責任，另一方麵要承擔養(yang) 孩子之小的責任。雙重責任壓在獨生子女父母身上，負擔之重可想而知。從(cong) 數據來看，2010年以後意願生育率持續低於(yu) 更替水平，年平均生育率甚至持續低於(yu) 1.5。

　　新階段人口挑戰值得關(guan) 注

　　“五普”數據發現，世紀之交時，我國就已經從(cong) “政策性低生育”進入“內(nei) 生性低生育”發展階段，進入獨生子女成為(wei) 自覺選擇、家庭選擇的新階段。也就是說，中國近20年來觀察到的低生育已經不僅(jin) 僅(jin) 是人口政策的產(chan) 物，而恐怕是觀念深層變革的結果，即從(cong) 過去政策限製隻能獨生到現在家庭自願選擇獨生。因此即使人口政策完全放開，這種內(nei) 生性低生育現象也很難逆轉。生育率反彈的特性差不多喪(sang) 失殆盡，就像彈簧壓久了就會(hui) 失去彈性一樣。2016年全麵二孩政策的效果不顯著恐怕也是因為(wei) 錯過了逆轉低生育戰略機遇期，70後本來是二孩生育意願較高的人群，這從(cong) 二孩生育的高齡產(chan) 婦較多可以佐證。但是提振生育率的主力人口70後生育人群規模已經很小，錯過了二孩生育的戰略機遇期。

　　“未富先少”現象是一種早熟的現代人口轉變，目前看有弊無利。在中國還不是很富裕很發達的時候，就遭遇了嚴(yan) 重少子化的“未備先老”問題，原因是多方麵的。從(cong) 長遠來看，如果說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是沉重的養(yang) 老負擔和普遍的照護困難，那麽(me) 人口少子化和生育獨子化則是“釜底抽薪”，帶來的是部分家庭遭遇失獨、年輕人口短缺(青年赤字)、人口活力衰減和人口可持續發展動力不足的風險。毫無疑問，持續的低生育、少子化和快速老齡化構成了人口挑戰的基調和主線，值得高度關(guan) 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