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文，指的是公文冗長。中國曆朝曆代雖出台不少政策舉(ju) 措禁止，但繁文猶如打不死的“小強”，延至今日仍是難治頑疾。

　　說起繁文根源，可溯及東(dong) 漢，特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駢文盛行，凡為(wei) 文必須“駢四儷(li) 六”，內(nei) 容大多風花雪月，無病呻吟，形式上講究對仗工整和聲律協韻，不惜因文害意，其時公文文風受賦和駢文的影響，出現了忽視內(nei) 容、過分追求形式的不良傾(qing) 向。漢武帝即位初年，東(dong) 方朔上書(shu) 自薦，足足用了三千片竹簡，要兩(liang) 個(ge) 人才能扛得起，漢武帝讀了二個(ge) 月才讀完。東(dong) 方朔擔任太中大夫後，也有上書(shu) 一篇文辭竟達十萬(wan) 字，而漢武帝當作巨著大加讚美。由於(yu) 漢武帝的提倡，治國理政的公文成了大臣們(men) 展示自己文學才華的陣地，如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子虛賦子虛賦》》等作品，同一個(ge) 意思往往用不同的話來表達很多次，引用大量生僻詞匯，華詞堆砌，卻思想匱乏。

　　繁文之風就此蔓延下來，即使是唐宋時期，繁文也大行其道，這從(cong) 一些政策和批評可以管窺。唐代立國之初，高祖李淵也發布過改革文風的《誡表疏不實詔 ，》，嚴(yan) 厲批評公文中嚴(yan) 厲批評公文中“表疏因循，尚多虛誕;申請盜賊，不肯直陳 “”“亂(luan) 語細書(shu) 亂(luan) 語細書(shu) ，，動盈數紙，非直乖於(yu) 體(ti) 用，固亦失於(yu) 事情”的繁文現象。而宋朝沿隋唐學風，專(zhuan) 以辭賦取士，偏重文學修養(yang) ，以致北宋理學家孫複也抨擊六朝駢文影響文風“無一言及於(yu) 教化”，隻是“無用瞽言、徒汙簡冊(ce) ”之物。

　　到了明代，繁文的“文牘”主義(yi) 發展到了極致，其突出表現是行文多、長、空。知名的案例是，明朝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曾上《陳時務書(shu) 》給朱元璋，文章洋洋灑灑寫(xie) 了一萬(wan) 七千多字。朱元璋叫中書(shu) 郎讀給他聽，讀到六千五百七十字時，尚不知所雲(yun) 何事。朱元璋一時大怒，令人將茹太素杖打一百大板。翌日又叫人繼續讀，讀到一萬(wan) 六千五百字時，方接觸正題。最後的五百字，共講了五件事。朱元璋感慨之下遂規定：今後凡有“繁文違式者罪之”。之後近十次頒布條例法令，規範公文寫(xie) 作，“減其繁文，著為(wei) 定式”。

　　然而好景不長，朱元璋死後，繁文之弊再度泛濫，嚴(yan) 重影響行政效率。明朝後期，官員往往樂(le) 於(yu) 通過廣列條目的方式陳述觀點或表達訴求，這從(cong) 此類奏疏的名稱上便可知曉。如萬(wan) 曆年間邱橓的《陳吏治積弊八事疏》，，侯先春的侯先春的《安邊二十四議疏 ，》天啟年間楊漣的《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等等。又如平定播州土司楊應龍叛亂(luan) 的李化龍所上《平播全書(shu) 敘功疏》，，曆陳將士之戰功曆陳將士之戰功，，竟達六萬(wan) 餘(yu) 字!

　　崇禎九年十月，工部侍郎劉宗周上《痛恨時艱疏 ，》，整篇皆為(wei) 華麗(li) 辭整篇皆為(wei) 華麗(li) 辭藻，多抄襲古代聖賢的“仁政”觀點，不僅(jin) 沒有一點新意，而且列舉(ju) 的例子也不接地氣。崇禎皇帝看了劉宗周的奏折，大怒道：“爾等不幹實事兒(er) ，隻作文糊弄朕!”隨後下令閣臣擬嚴(yan) 旨治罪。

　　盡管明代公文繁文之風一禁再禁，終究沒有得到徹底的改變。無奈之下，崇禎皇帝隻好采納一位輔臣的建議，讓大臣把章奏中的主要內(nei) 容，用不到一百字的話概括提要，貼附在章奏後麵，以便皇帝閱處，這就是明朝的公文貼黃製度。

　　曆史跨越千年，繁文之風依舊。在19421942年延安整風會(hui) 議上年延安整風會(hui) 議上，，毛澤東(dong) 批評了“空話連篇，言之無物 “”“裝腔裝腔作勢，借以嚇人 “”“懶婆娘的裹腳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的黨(dang) 八股文風，可謂對黨(dang) 內(nei) 繁文的一針見血。

　　時至今日，文山會(hui) 海、空泛繁文仍是困擾機關(guan) 基層一大弊害。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guan) 於(yu) 解決(jue) 形式主義(yi) 突出問題為(wei) 基層減負的通知》明確指出，要發揚“短實新”文風，堅決(jue) 壓縮篇幅，防止穿靴戴帽、冗長空洞，中央印發的政策性文件原則上不超過1010頁……頁……

　　“文者，貫道之器也。”文風是黨(dang) 風政風的反映，關(guan) 係黨(dang) 的事業(ye) 興(xing) 衰成敗。繁文之風掩映官僚主義(yi) ，汙染政治生態，除卻繁文之害，永遠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