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中國的全麵抗戰進入了第四個(ge) 年頭。麵對國內(nei) 外極為(wei) 複雜多變的形勢，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高舉(ju) 民族解放的大旗，發揮中流砥柱的曆史作用，繼續承擔起拯救民族於(yu) 水火的曆史重任，帶領中國人民無畏艱險，敢於(yu) 鬥爭(zheng) 、善於(yu) 鬥爭(zheng) ，為(wei) 中國抗日戰爭(zheng) 和中國新民主主義(yi) 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立下彪炳史冊(ce) 的功績。

　　(一)

　　進入1940年，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變化。德軍(jun) 打敗了英法兩(liang) 國軍(jun) 隊，接連侵占丹麥、盧森堡、荷蘭(lan) 、比利時、挪威諸國。希特勒以閃電戰燃起的熊熊戰火，迅速席卷半個(ge) 歐洲。1940年9月，德、意、日正式結成了三國同盟，法西斯勢力猖獗於(yu) 一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zheng) 進入極為(wei) 艱苦的時期。

　　國際形勢的變化，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抗戰形勢。受德、意在歐洲戰場勝利和英美在東(dong) 方妥協政策的刺激，日本侵略者急於(yu) 抓住這“千載一時之良機”，叫囂要迅速解決(jue) “中國事變”問題，以抽出兵力南進擴張。為(wei) 此，一方麵發動了棗(陽)宜(昌)等戰役對國民黨(dang) 政府加以軍(jun) 事威逼，另一方麵，則實施所謂“桐工作”計劃，再次對其進行誘降。與(yu) 此同時，日本侵略者進一步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人民軍(jun) 隊和抗日根據地作為(wei) 進攻的主要對象，加強對各根據地的“掃蕩”與(yu) 封鎖，妄圖不斷“蠶食”和消滅敵後抗日力量。

　　在此形勢下，國民黨(dang) 統治集團內(nei) 的動搖、倒退、投降和分裂活動日益嚴(yan) 重。以汪精衛為(wei) 代表的國民黨(dang) 親(qin) 日派公開投降，並於(yu) 1940年3月拚湊成立了日本占領區內(nei) 的統一的偽(wei) 中央政府。以蔣介石為(wei) 代表的國民黨(dang) 親(qin) 英美派集團雖然繼續抗日，但卻表現出很大的動搖性和妥協性，於(yu) 1940年3月和6月先後兩(liang) 次與(yu) 日本展開正式談判。國民黨(dang) 頑固派不斷策劃反共行動，製造軍(jun) 事摩擦，直至發展為(wei) 掀起反共高潮。這些都對中國的抗戰事業(ye) 和曆史進程帶來了深刻影響。

　　麵對國內(nei) 外形勢的深刻變化，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堅守初心，沉著應對，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為(wei) 完成曆史賦予自身的艱巨使命而不懈奮鬥。

　　(二)

　　1940年1月9日的古城延安，“雖是冬天，中午的陽光卻使人感到暖和，延河裏結的厚冰上也化出了一薄層潤滑的水。”

　　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hui) 第一次代表大會(hui) 的會(hui) 場上，氣氛熱烈非凡。從(cong) 下午一直到“入夜點起煤氣燈的時分”，“擁擠在會(hui) 場裏的五六百聽眾(zhong) ”都在認真聆聽著主席台上一位雖身著普通灰布棉軍(jun) 裝，卻“精神煥發”者的講演，並深深被“他的精辟見解和生動話語所鼓舞、所吸引，聚精會(hui) 神，屏息靜聽，情緒熱烈，不時響起一陣陣的掌聲。”

　　這位演講者正是毛澤東(dong) 。他演講的題目則是《新民主主義(yi) 的政治與(yu) 新民主主義(yi) 的文化》。

　　在這篇後來被修改、補充並改名為(wei) 《新民主主義(yi) 論》的著名演講中，毛澤東(dong) 對“中國向何處去”等一係列世人矚目的重大問題進行了科學解答。它和毛澤東(dong) 此前發表的《〈共產(chan) 黨(dang) 人〉發刊詞》及《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等重要著作一起，在中國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提出新民主主義(yi) 的完整理論，並對其作了係統性闡述。

　　在這些光輝的曆史文獻中，毛澤東(dong) 科學闡明了中國的社會(hui) 性質和中國革命的曆史特點，鮮明指出中國革命的曆史進程：“必須分為(wei) 兩(liang) 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yi) 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liang) 個(ge) 革命過程。”其中，“民主主義(yi) 革命是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是民主主義(yi) 革命的必然趨勢”。

　　毛澤東(dong) 指出，五四運動之後，“中國的資產(chan) 階級民主主義(yi) 的革命，已不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chan) 階級民主主義(yi) 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yi) 的革命”，“就是在無產(chan) 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zhong) 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義(yi) 革命已經包含了社會(hui) 主義(yi) 的因素，它“雖然在一方麵是替資本主義(yi) 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麵又是替社會(hui) 主義(yi) 創造前提”，而這一點，也正是民主主義(yi) 革命和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這兩(liang) 個(ge) 階段能夠聯係在一起的內(nei) 在邏輯。

　　在這次演講中，毛澤東(dong) 明確提出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新民主主義(yi) 革命階段的基本綱領：在政治上，要推翻帝國主義(yi) 和封建主義(yi) 的壓迫，建立一個(ge) “在無產(chan) 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men) 聯合專(zhuan) 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yi) 的共和國”;在經濟上，“大銀行、大工業(ye) 、大商業(ye) ，歸這個(ge) 共和國的國家所有”，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nong) 民，並引導農(nong) 民發展合作經濟;在文化上，則是廢除封建買(mai) 辦文化，發展“民族的科學的大眾(zhong) 的文化”。

　　在演講的結語中，毛澤東(dong) 用他濃厚的湖南鄉(xiang) 音向世界豪邁地宣稱：

　　“新中國站在每個(ge) 人民的麵前，我們(men) 應該迎接它。”“新中國航船的桅頂已經冒出地平線了，我們(men) 應該拍掌歡迎它。”“舉(ju) 起你的雙手吧，新中國是我們(men) 的。”

　　關(guan) 於(yu) 當時的形勢，毛澤東(dong) 曾形象地描繪道：“抗戰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wei) 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為(wei) 之一掃”，“但是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裏了”，“於(yu) 是怎麽(me) 辦，中國向何處去，又成為(wei) 問題了”。

　　如今，伴隨著毛澤東(dong) 精辟講解和豪邁宣言，大家感到“撥開了迷霧”，心中的疑問一掃而光，對“中國向何處去”有了明確答案，對中國革命的未來充滿了必勝的信心。

　　毛澤東(dong) 對新民主主義(yi) 理論的完整論述，標誌著馬列主義(yi) 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ti) 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dong) 思想，得到了多方麵展開而趨於(yu) 成熟。這一理論成為(wei) 引導中國人民在各種艱苦卓絕條件下奮勇前進的光輝旗幟，對抗日戰爭(zheng) 和中國革命取得最後的勝利起到了重大的指導作用。

　　(三)

　　1940年，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政策和策略獲得重大發展的一年。

　　抗日戰爭(zheng) 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隨著國民黨(dang) “防共”“溶共”等一係列反共方針的出台和實施，國內(nei) 政治形勢逐漸發生了逆轉。

　　1939年冬至1940年春，為(wei) 削弱以至逐步消滅共產(chan) 黨(dang) 在華北的力量，國民黨(dang) 頑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以重兵向陝甘寧邊區、晉東(dong) 南和冀南的抗日根據地等發動了較大規模的武裝進攻。對此，根據地軍(jun) 民堅決(jue) 予以有力反擊，隨即又派代表與(yu) 其展開談判，達成停止武裝衝(chong) 突、劃定駐地、分區抗戰的協議，成功打退了這次反共高潮。

　　同時，在思想戰線上，中共也迎擊了國民黨(dang) 的進攻，對其中國“不需要社會(hui) 主義(yi) ”等瘋狂叫囂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駁斥與(yu) 反擊，這也正是毛澤東(dong) 等中共領導人發表一係列文章，係統闡述新民主主義(yi) 理論的一個(ge) 重要原因。

　　為(wei) 堅持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明確提出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方針並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以鬥爭(zheng) 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這一真理，已經逐漸為(wei) 黨(dang) 內(nei) 同誌們(men) 所了解”。但是，正如毛澤東(dong) 所指出的，當時“不了解的依然還多”。

　　為(wei) 進一步統一全黨(dang) 思想，也為(wei) 了係統總結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經驗和教訓，毛澤東(dong) 於(yu) 1940年3月在延安高級幹部會(hui) 議上作《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針對當時黨(dang) 內(nei) 出現的“左”的傾(qing) 向，全麵論述共產(chan) 黨(dang) 必須堅持對國民黨(dang) 實行又聯合又鬥爭(zheng) ，以鬥爭(zheng) 求團結的政策。

　　毛澤東(dong) 認真考察了國內(nei) 外，特別是國內(nei) 的政治形勢，明確指出：“爭(zheng) 取時局好轉，克服時局逆轉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他明確指出：“抗日戰爭(zheng) 勝利的基本條件，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擴大和鞏固。而要達此目的，必須采取發展進步勢力、爭(zheng) 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毛澤東(dong) 強調，同頑固派鬥爭(zheng) ，必須堅持自衛、勝利和休戰的原則，“換一句話來講，就是‘有理’，‘有利’，‘有節’”。

　　12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論政策》的黨(dang) 內(nei) 指示，進一步闡述了統一戰線的策略原則，特別指出對頑固勢力和各個(ge) 帝國主義(yi) 都要進行具體(ti) 分析，加以區別，在區別的基礎上建立我們(men) 的政策。指示還全麵說明了黨(dang) 關(guan) 於(yu) 政權組織、勞動政策、土地政策、稅收政策、鋤奸政策、人民權利、經濟政策、文化教育、軍(jun) 事政策等各項具體(ti) 政策。這些都在最大限度上孤立了極少數反共頑固派的同時，廣泛爭(zheng) 取了一切可以爭(zheng) 取的進步力量，鞏固和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中共中央還指出，在爭(zheng) 取時局好轉的同時，也要“充分地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國性的突然事變”。在此問題上，要使全黨(dang) 全軍(jun) 在精神上有所準備，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則，“就將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錯誤”。

　　正是在深刻總結曆史上正反兩(liang) 方麵經驗的基礎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創造性製定和執行了一整套關(guan) 於(yu)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政策和策略。而一係列事態證明，它們(men) 的提出和執行，為(wei) 中共成功應對各種危局，堅持抗戰到底，發揮了重大的指導作用。

　　第一次反共高潮失敗後，國民黨(dang) 頑固派把反共重心轉向華中。1940年9月中旬，國民黨(dang) 頑固派在蘇北黃橋向新四軍(jun) 發動無理進攻。麵對強敵來犯，人民軍(jun) 隊集中優(you) 勢兵力，采取誘敵深入等戰術，於(yu) 10月上旬消滅國民黨(dang) 軍(jun) 1.1萬(wan) 人，成功鞏固了蘇北抗日根據地。

　　此後，麵對國民黨(dang) 頑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特別是其最高峰——1941年初的皖南事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也是毫不畏懼，妥善應對，采取在政治上取攻勢、軍(jun) 事上取守勢之方針，同其展開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zheng) ，成功打退了這次反動高潮。

　　這再次證明了中共對國民黨(dang) 頑固派采取的策略方針的正確性。同時，也證明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在政治上已經完全成熟，麵對艱難多變的環境，能夠正確處理各種難題，成功駕馭整個(ge) 局勢的發展。

　　(四)

　　“百年積弱歎華夏，八載幹戈仗延安!”

　　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後，日軍(jun) 逐步把其主要兵力用於(yu) 進攻敵後抗日力量。從(cong) 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日軍(jun) 僅(jin) 在華北地區出動千人以上的大規模“掃蕩”就有109次，使用兵力在50萬(wan) 人以上。在此情況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肩負起抗擊日本侵略軍(jun) 的主要責任。

　　麵對新的形勢，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jun) 委明確規定了八路軍(jun) 、新四軍(jun) 的戰略任務，即：粉碎敵人的“掃蕩”，堅持遊擊戰爭(zheng) ，打退投降派和頑固派的進攻，將華北、華中連接起來，建設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zheng) 取時局好轉。

　　在淪陷區，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也領導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反日鬥爭(zheng) 。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guan) 於(yu) 開展敵後大城市工作的通知》，指出開展敵後城市工作的重要意義(yi) ，對淪陷區城市工作進行了全麵部署，成立了由周恩來負總責的中央敵後城市工作委員會(hui) ，領導與(yu) 推動整個(ge) 敵後城市工作。

　　在血與(yu) 火的鬥爭(zheng) 中，中共廣泛動員人民、依靠人民，領導人民抗日武裝，頑強戰鬥。東(dong) 北、華北，華中、華南……長城內(nei) 外，處處聽到抗日救亡的怒吼，大江南北，時時可見人民軍(jun) 隊奮勇殺敵的英姿，日本侵略者深深陷入了人民戰爭(zheng) 的汪洋大海。

　　1940年8月至翌年1月，為(wei) 堅決(jue) 遏製當時的投降和妥協暗流，同時也為(wei) 了打破日本侵略者的“囚籠政策”，八路軍(jun) 總部在華北發動了一次大規模主動出擊，因參戰部隊達到105個(ge) 團20餘(yu) 萬(wan) 人，故名之為(wei) 百團大戰。

　　這是全麵抗戰以來八路軍(jun) 在華北發動的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戰略性進攻戰役。8月20日夜，戰鬥按預定時間全線打響。日軍(jun) 被攻於(yu) 不備，驚慌失措，一時間“淹沒在八路軍(jun) 和人民群眾(zhong) 大破襲的火網之中”。對這場戰役，著名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曾這樣描述：“整個(ge) 華北地區，從(cong) 晉北山區到東(dong) 海岸，從(cong) 南麵的黃河到北麵的長城，都成了戰場。戰鬥夜以繼日，一連廝殺了5個(ge) 月。一百團人打擊了敵人的整個(ge) 經濟、交通和封鎖網，戰鬥是熾烈而無情的。”

　　百團大戰“有如一陣暴烈的霹靂，轟動了整個(ge) 華北戰場，以至於(yu) 全中國全世界”，到12月初，共進行大小戰鬥1824次，斃傷(shang) 日、偽(wei) 軍(jun) 2.5萬(wan) 餘(yu) 人，俘日軍(jun) 281人、偽(wei) 軍(jun) 1.8萬(wan) 餘(yu) 人。此外還破壞或摧毀了大量鐵路、公路、橋梁、隧洞、火車站、敵堡和據點，繳獲一大批武器和軍(jun) 用物資。麵對慘重損失，日本侵略軍(jun) 不禁哀歎：“共軍(jun) 乘其勢力的顯著增強，突然發動的百團大戰，給了華北方麵軍(jun) 以極大打擊。”

　　百團大戰大大遏製了國民黨(dang) 內(nei) 妥協投降的暗流，以事實駁斥了對“八路軍(jun) 遊而不擊”等惡意誣蔑，堅定了中國人民爭(zheng) 取抗戰勝利的信心和決(jue) 心。在人民軍(jun) 隊的輝煌戰績麵前，蔣介石也不得不致電嘉獎，稱：“貴部窺此良機，斷然出擊，予敵甚大打擊，特電嘉獎。”百團大戰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及其所領導的人民軍(jun) 隊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是爭(zheng) 取抗戰勝利的唯一希望所在。

　　在1940年，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抗日民主根據地軍(jun) 民積極開展對敵作戰，多次粉碎日、偽(wei) 軍(jun) 的“掃蕩”“清鄉(xiang) ”，大量殲滅了日軍(jun) 的有生力量。從(cong) 1938年到1941年，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人民軍(jun) 隊抗擊日本侵略軍(jun) 的比例分別達到58.8%、63%、58%和75%。到1940年底，僅(jin) 新四軍(jun) 即在兩(liang) 年多的敵後抗日遊擊戰中，共對日、偽(wei) 軍(jun) 作戰2700多次，斃傷(shang) 俘敵5.5萬(wan) 人，繳獲大量武器。在嚴(yan) 峻的鬥爭(zheng) 形勢下，無數的共產(chan) 黨(dang) 員和革命戰士為(wei) 民族和祖國付出了一切，包括生命。他們(men) 為(wei) 抗日戰爭(zheng) 的最終勝利作出了卓越貢獻。

　　在戰鬥中，黨(dang) 領導的人民軍(jun) 隊也不斷得到發展壯大。到1940年底，除東(dong) 北抗日聯軍(jun) 外，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人民軍(jun) 隊發展到50萬(wan) 人，此外還擁有大量的地方武裝和民兵。除陝甘寧邊區外，已經建立了16塊抗日民主根據地，共擁有近1億(yi) 人口，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越來越突出的重要作用。

　　(五)

　　抗日民主根據地是全麵貫徹和實現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新民主主義(yi) 理論和全麵抗戰路線的堅強陣地。把根據地建設好，是擺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麵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各項建設中，政權建設是首要的也是根本的問題。隨著敵後抗戰的不斷深入發展，各抗日根據地普遍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抗日民主政權。1940年3月，在此前多方探索的基礎上，中共中央發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指示，明確指出：“我們(men) 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讚成抗日又讚成民主的人們(men) 的政權，是幾個(ge) 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yu) 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zhuan) 政。”

　　指示還規定：“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wei) 共產(chan) 黨(dang) 員占三分之一，非黨(dang) 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此外，指示還對相關(guan) 政策和施政方針等問題作了具體(ti) 規定。“三三製”切合當時實際，既保證了共產(chan) 黨(dang) 在政權中的領導地位，又能夠廣泛地團結小資產(chan) 階級群眾(zhong) ，爭(zheng) 取中等資產(chan) 階級和開明紳士，調動各方麵的積極因素，進一步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此後，根據地建設進入一個(ge) 新的發展階段。按照指示，各根據地都根據“三三製”原則對原有的政權組織進行了充實和調整。根據地推行減租減息政策，大力發展工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和科學教育文化衛生事業(ye) ，在黨(dang) 的自身建設以及貫徹黨(dang) 的民族政策、加強民族工作等方麵均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中共的正確領導下，抗日民主根據地政治清明，政府清廉，經濟發展，民族團結，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1940年，毛澤東(dong) 曾不無驕傲地指出：“陝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裏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裏一沒有貪官汙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黨(dang) 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為(wei) 什麽(me) 要取消它呢?”

　　抗日民主根據地，特別是陝甘寧邊區的進步、發展與(yu) 光明，與(yu) 國民黨(dang) 統治區的落後、腐朽和黑暗形成鮮明對比。這一點，不但在無數衝(chong) 破重重阻礙來到聖地延安的進步青年心中引起強烈震撼，也同樣給諸多到訪的社會(hui) 各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陳嘉庚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著名南洋華僑(qiao) 領袖陳嘉庚率南洋華僑(qiao) 回國慰勞視察團到延安進行了訪問。在延安期間，他得到毛澤東(dong) 、朱德等中共領導人的熱情會(hui) 見，並就國共合作及抗戰形勢等國人普遍關(guan) 注的問題進行深入交流，相談甚歡。此外，他還多次進行了實地走訪、考察，對中共的政策主張，邊區的施政綱領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建設有了較為(wei) 深入的了解和直觀認識。

　　訪問延安之前，陳嘉庚曾先到過重慶，耳邊一度充斥著國民黨(dang) 關(guan) 於(yu) 共產(chan) 黨(dang) 的各種汙蔑言論。經過實地考察，陳嘉庚認識到這些都是不實之詞，轉而充滿了對中共的欽佩和讚慕之情。在重慶，國民黨(dang) 為(wei) 拉攏陳嘉庚，曾以巨資招待他，但他卻對鋪張浪費、奢侈應酬深為(wei) 不滿，更對國民黨(dang) 政府官員的紙醉金迷和貪汙腐敗憤鬱不平。在延安，陳嘉庚看到了一個(ge) 嶄新的世界。他到後第二天晚上，毛澤東(dong) 專(zhuan) 門設宴款待，最名貴的菜不過是一味雞湯。毛澤東(dong) 還抱歉地解釋說：我沒有錢買(mai) 雞，這隻雞是鄰居老大娘知道我有遠客，特地送來的。母雞正下蛋，他兒(er) 子生病還舍不得殺呀!其誠懇、盛情而又簡樸無華之處，令陳嘉庚深為(wei) 欽敬。

　　陳嘉庚對延安濃厚的民主氛圍也多有感觸。一次他與(yu) 毛澤東(dong) 會(hui) 談時，因為(wei) 場地較小，人員較多，很快座位就坐滿了。這時一勤務兵遲到，望見長板凳上毛澤東(dong) 身邊略有空隙，便硬是擠身坐下。隻見毛澤東(dong) 向這名士兵望一望，微笑著把身軀移開一點，以便讓他坐得更舒服些。他還看見，一次吃飯時，朱德晚到，便自己盛了飯，雜在勤務兵中狼吞虎咽吃得非常香甜。聯想到重慶國民黨(dang) 官員的等級森嚴(yan) 、作威作福，陳嘉庚不禁感慨萬(wan) 千。他後來感歎道：“中共統治區內(nei) ，吏治之清廉，民心之歸向，較諸蔣政府統治地區，又有天淵之別!”“餘(yu) 觀感之餘(yu) ，衷心無限興(xing) 奮，夢寐神馳，為(wei) 我大中華民族慶祝也。”由是他斷定，“國民黨(dang) 必敗，共產(chan) 黨(dang) 必勝”，“中國的希望在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