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938年，中國抗日戰爭(zheng) 逐漸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相持，並形成戰略上互相配合的兩(liang) 個(ge) 戰場，一個(ge) 是主要由國民黨(dang) 軍(jun) 隊擔負的正麵戰場，一個(ge) 是共產(chan) 黨(dang) 軍(jun) 隊為(wei) 主的敵後戰場。敵後戰場的開辟，抗日根據地的創建，對穩定全國戰局起了重大作用。

　　這一年，毛澤東(dong) 針對許多人對戰爭(zheng) 將如何發展認識不清，特別是“亡國論”“速勝論”等錯誤論調，在延安抗日戰爭(zheng) 研究會(hui) 作了題為(wei) 《論持久戰》的長篇講演，清晰地描繪出抗日戰爭(zheng) 發展過程的完整藍圖，深刻闡述了黨(dang) 關(guan) 於(yu) 抗日戰爭(zheng) 的戰略方針和爭(zheng) 取抗戰勝利的正確道路。

　　這一年，黨(dang) 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hui) ，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確定黨(dang) 在抗日戰爭(zheng) 戰略相持階段的基本方針和任務，重申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戰。這次會(hui) 議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dong) 在全黨(dang) 的領導地位，從(cong) 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保證了黨(dang) 中央正確路線的貫徹執行，讓黨(dang) 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

　　這一年，在黨(dang) 的堅強領導和深入發動下，“千百萬(wan) 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zhong) ”義(yi) 無反顧地投入到抗日戰爭(zheng) 的偉(wei) 大曆史洪流之中，“造成了陷敵於(yu) 滅頂之災的的汪洋大海”。

　　(一)

　　在全國性抗戰初期，國民黨(dang) 軍(jun) 隊先後進行淞滬、太原、徐州及武漢等會(hui) 戰。八路軍(jun) 、新四軍(jun) 在敵後廣泛開展遊擊戰。敵後和正麵兩(liang) 個(ge) 戰場的形成，使敵軍(jun) 處於(yu) 兩(liang) 麵作戰、顧此失彼的不利局麵。日軍(jun) 迅速滅亡中國的計劃徹底破產(chan) 。

　　但是，由於(yu) 敵強我弱的總形勢，以及國民黨(dang) 實行片麵抗戰路線，正麵戰場的戰局處於(yu) 非常不利的境地。盡管付出近百萬(wan) 兵力的巨大犧牲，仍無法阻止日軍(jun) 的侵略，許多重要城市和富饒地區失陷。比這更糟的是思想上的混亂(luan) ，哀歎“戰必敗”“再戰必亡”的“亡國論”不絕於(yu) 耳，叫囂徐州會(hui) 戰是“準決(jue) 戰”、是“敵人最後的掙紮”的“速勝論”興(xing) 盛一時……

　　廓清思想上的迷霧，正確指引全國抗戰，是指導抗日戰爭(zheng) 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必須解決(jue) 的重大課題。1938年五六月間，毛澤東(dong) 把馬克思主義(yi) 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係統總結古今中外戰爭(zheng) 尤其是全國性抗戰10個(ge) 月的經驗教訓，集中全黨(dang) 的智慧，一氣嗬成寫(xie) 下了腹稿已久的軍(jun) 事論著——《論持久戰》。文中，毛澤東(dong) 綜合分析中日國情，將戰爭(zheng) 界定為(wei)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yi) 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個(ge) 決(jue) 死的戰爭(zheng) ”，總結出敵強我弱、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寡助我多助的特點，從(cong) 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戰爭(zheng) 的持久性和最後勝利屬於(yu) 中國而不屬於(yu) 日本。”

　　針對企圖速勝的“空談快意”和“抗日必亡”的亡國論調，毛澤東(dong) 深刻揭示了中國經過持久抗戰奪取最後勝利的客觀根據，科學地預見到抗日戰爭(zheng) 將經過戰略防禦、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ge) 階段才能取得最後勝利，強調爭(zheng) 取抗戰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是充分動員和依靠群眾(zhong) ，實行人民戰爭(zheng) 。他指出戰略相持階段的地位作用，提出了實行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jue) 、內(nei) 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運動戰、遊擊戰、陣地戰相結合等一整套戰略戰術。

　　《論持久戰》一經問世，就贏得全黨(dang) 、全軍(jun) 、全國熱烈擁護和支持，對全國性抗戰的戰略指導產(chan) 生了重大影響。

　　1938年7月，延安解放社印發單行本，各根據地爭(zheng) 相傳(chuan) 看。當月，國統區內(nei) 的漢口、重慶、桂林、西安等地新華日報館，相繼出版鉛印訂正本。

　　傅作義(yi) 不僅(jin) 自己讀，還令所屬官兵讀。衛立煌找來秘書(shu) 陪他一起研讀。白崇禧讀完後，極為(wei) 歎服，認為(wei) 這是克敵製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向蔣介石力薦。

　　美國合眾(zhong) 社記者愛潑斯坦等人馬不停蹄翻譯成英文向海外發行。

　　一時間洛陽紙貴。

　　(二)

　　為(wei) 進行艱苦的持久戰，黨(dang) 確定人民軍(jun) 隊的戰略任務是：到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群眾(zhong) ，開展獨立自主的遊擊戰，配合友軍(jun) 作戰，開辟敵後戰場，建立抗日根據地，發展和擴大人民軍(jun) 隊，打敗日本侵略者。

　　太原失陷後，當山西的國民黨(dang) 軍(jun) 隊全線潰退時，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指揮八路軍(jun) 以“敵進我進”的超常膽略深入敵後，抓緊進行根據地的建設。1938年1月，敵後由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建立的第一個(ge) 統一戰線性質的抗日民主政權——晉察冀邊區臨(lin) 時行政委員會(hui) 在冀西阜平成立。它的中心區域在平綏、平漢、同蒲、正太四條鐵路之間，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dong) 的正確領導下，八路軍(jun) 首先在日軍(jun) 戰線側(ce) 後完成戰略展開，在山西的四角形成戰略支點。接著向河北、山東(dong) 平原地區大舉(ju) 推進，將以山西為(wei) 主的山地遊擊戰發展為(wei) 整個(ge) 華北地區的敵後遊擊戰爭(zheng) 。4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對平原遊擊戰的指示》，指出：抗戰以來的經驗證明，在平原地區開展遊擊戰爭(zheng) 也是可能的;黨(dang) 和八路軍(jun) 在河北、山東(dong) 的平原地區，應堅決(jue) 采取廣泛發展抗日遊擊戰爭(zheng) 的方針，盡量發動最廣大的群眾(zhong) 進行公開的武裝鬥爭(zheng) ，組織遊擊隊和不脫離生產(chan) 的自衛軍(jun) ，盡快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創立和發展根據地。

　　八路軍(jun) 不僅(jin) 在山區建立了戰略基地，而且在平原也建立了鞏固的根據地。平原根據地和山區根據地相互支持，相互依賴，相輔相成。八路軍(jun) 在華北的戰略展開，不僅(jin) 有力地鉗製和打擊了日軍(jun) ，配合正麵戰場的作戰，迫使日軍(jun) 抽調進攻正麵戰場的兵力，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相持階段的到來。

　　新四軍(jun) 各支隊也挺進大江南北，深入敵後，創建華中敵後抗日根據地。3月至4月，第一、二、三支隊先後到達皖南岩寺集中，軍(jun) 部也從(cong) 南昌移至岩寺。7月，軍(jun) 部從(cong) 岩寺遷到涇縣雲(yun) 嶺。

　　1938年10月，八路軍(jun) 和新四軍(jun) 同日、偽(wei) 軍(jun) 作戰1600餘(yu) 次，斃傷(shang) 俘敵5.4萬(wan) 人，先後創建晉察冀、晉西北和大青山、晉冀豫、晉西南、山東(dong) 、蘇南、皖中等抗日根據地。戰鬥在白山黑水的東(dong) 北抗日聯軍(jun) 也十分活躍，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打擊敵人。由此，形成了中國抗戰敵後戰場與(yu) 正麵戰場並存的戰略新格局，扭轉了因國民黨(dang) 軍(jun) 作戰失利而造成的戰爭(zheng) 頹勢，盤活了中國抗戰的棋局。

　　實踐證明，毛澤東(dong) 在《論持久戰》中對抗戰基本進程和趨勢的預見，全部變成了事實。然而，這並不是曆史的巧合。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開辟敵後戰場、領導遊擊戰爭(zheng) ，使遊擊戰“從(cong) 戰術範圍跑了出來向戰略敲門”，在人類戰爭(zheng) 史上“演出空前偉(wei) 大的一幕”。開展遊擊戰爭(zheng) ，這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對抗戰勝利的偉(wei) 大貢獻。

　　在《論持久戰》這幅中國抗戰藍圖的指引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指揮人民軍(jun) 隊，為(wei) 持久抗戰謀篇布局，開辟廣大敵後戰場，為(wei) 充分發揮中國的戰略優(you) 勢創造條件，打開了人民戰爭(zheng) 的廣闊曆史舞台，為(wei) 構建持久抗戰的大格局奠定了紮實基礎。

　　(三)

　　由於(yu) 國共兩(liang) 黨(dang) 代表不同的階級利益，實行不同的抗戰指導路線，抗日統一戰線內(nei) 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鬥爭(zheng) 。中共中央汲取曆史的經驗教訓，從(cong) 抗戰初期就提出必須反對階級投降主義(yi) ，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即既統一又獨立，對國民黨(dang) 采取有團結有鬥爭(zheng) ，以鬥爭(zheng) 求團結的方針。

　　1938年2月，經中共中央同意，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jun) 事委員會(hui) 政治部副部長，以更好促進國共兩(liang) 黨(dang) 在軍(jun) 事上和政治上的合作。周恩來正確地執行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同國民黨(dang) 的片麵抗戰路線和反共政策進行了堅決(jue) 的鬥爭(zheng) 。同時，任國民政府軍(jun) 事委員會(hui) 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的郭沫若，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團結和組織進步文化界人士，做了大量的抗日宣傳(chuan) 工作。

　　事實證明，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實質上就是力爭(zheng)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對抗日戰爭(zheng) 的領導權。這是把抗戰引向勝利的中心一環。

　　然而，1937年11月從(cong) 蘇聯回國的王明，根據共產(chan) 國際和蘇聯領導人關(guan) 於(yu) 中國抗戰應該依靠國民黨(dang) 的指示精神，否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服從(cong) 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把共產(chan) 黨(dang) 和人民軍(jun) 隊的活動限製在國民黨(dang) 允許的範圍內(nei) 。

　　王明的右傾(qing) 錯誤主張，幹擾了全麵抗戰路線的貫徹執行，對黨(dang) 的各項工作造成了危害。為(wei) 了及時糾正王明的右傾(qing) 錯誤，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時到蘇聯，如實向共產(chan) 國際說明中國的抗戰情況、國共兩(liang) 黨(dang) 關(guan) 係及黨(dang) 所采取的路線和政策。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ju) 行會(hui) 議，由剛回國的中共駐共產(chan) 國際代表王稼祥，傳(chuan) 達共產(chan) 國際的決(jue) 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yi) ;認為(wei) 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guan) 中要以毛澤東(dong) 為(wei) 首解決(jue) 統一領導問題，中央領導機關(guan) 要有親(qin) 密團結的空氣。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dang) 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hui) 。會(hui) 上，毛澤東(dong) 作題為(wei) 《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要求全黨(dang) 同誌認真地負起領導抗日戰爭(zheng) 的重大曆史責任。全會(hui) 通過《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hui) 政治決(jue) 議案》，批準以毛澤東(dong) 為(wei) 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

　　全會(hui) 確定，要不斷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用長期合作來支持長期戰爭(zheng) 。同時，批判了在統一戰線問題上隻講聯合不講鬥爭(zheng) 的遷就主義(yi) 和那種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於(yu) 國民黨(dang) 軍(jun) 隊、把人民的命運寄托於(yu) 國民黨(dang) 統治區合法運動的錯誤。

　　全會(hui) 重申黨(dang) 的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鬥爭(zheng) 的方針，確定把黨(dang) 的主要工作放在戰區和敵後，大力鞏固華北、發展華中。

　　全會(hui) 還特別強調，全黨(dang) 必須自上而下地努力學習(xi) 馬克思列寧主義(yi) 理論，善於(yu) 把馬克思列寧主義(yi) 和國際經驗應用於(yu) 中國的具體(ti) 環境，反對教條主義(yi) 。

　　六屆六中全會(hui) 基本上糾正了王明的右傾(qing) 錯誤，進一步確立了毛澤東(dong) 在全黨(dang) 的領導地位，進一步統一了全黨(dang) 的思想和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因此，這次全會(hui) 被毛澤東(dong) 稱為(wei) “是決(jue) 定中國之命運的”。

　　(四)

　　六屆六中全會(hui) 還製定了一係列黨(dang) 內(nei) 政治紀律，是一次在全黨(dang) “立規矩”的重要會(hui) 議，把黨(dang) 的建設推進到了一個(ge) 嶄新的曆史階段。

　　會(hui) 議指出，必須加強黨(dang) 的自身建設，以嚴(yan) 守黨(dang) 的政治紀律確保政治路線的貫徹和執行。會(hui) 議首次完整提出“個(ge) 人服從(cong) 組織、少數服從(cong) 多數、下級服從(cong) 上級、全黨(dang) 服從(cong) 中央”。從(cong) 黨(dang) 的七大開始，“四個(ge) 服從(cong) ”被寫(xie) 進黨(dang) 章，成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最根本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如今，六屆六中全會(hui) 舊址內(nei) 仍在顯著位置擺放著《關(guan) 於(yu) 中央委員會(hui) 工作規則與(yu) 紀律的決(jue) 定》《關(guan) 於(yu) 各級黨(dang) 部工作規則與(yu) 紀律的決(jue) 定》等一係列當時會(hui) 議通過的關(guan) 於(yu) 黨(dang) 內(nei) 政治紀律的規定。這些規定，無不是再三強調要把紀律教育作為(wei) “黨(dang) 的建設的一課”，並“用以嚴(yan) 格黨(dang) 的紀律，使黨(dang) 及其各級領導機關(guan) 達到政治上和組織上團結得像一個(ge) 人一樣的程度”。這些規定對於(yu) 促進黨(dang) 的團結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奠定了黨(dang) 的領導製度建設的基礎，在組織上保證了黨(dang) 的團結和統一，對於(yu) 促進黨(dang) 的團結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於(yu) 已經成熟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來說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yi) 。

　　曆史用正反兩(liang) 方麵的事實反複證明，黨(dang) 麵臨(lin) 的形勢越複雜、肩負的任務越艱巨，就越要加強紀律建設，越要維護黨(dang) 的團結統一，確保全黨(dang) 統一意誌、統一行動、步調一致前進。加強組織紀律不容忽視，必須堅持紀律麵前人人平等，遵守紀律沒有特權，執行紀律沒有例外。這一條任何時候都不能有絲(si) 毫放鬆。

　　(五)

　　地處黃土高原的陝甘寧邊區，境內(nei) 溝壑縱橫，社會(hui) 閉塞，經濟文化相當落後。抗戰前，當地百姓深受曆代反動統治者的欺壓盤剝，加之軍(jun) 閥混戰、土匪橫行，廣大農(nong) 村隻有“乞討之鄉(xiang) 風，而無求學之村俗”，使得“邊區是一塊文化教育的荒地。學校稀少，知識分子若鳳毛麟角，識字者亦極稀少”。許多貧苦農(nong) 民幾輩子不識字成了常態。徐特立在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的時候，曾這樣說到：“在西北，在我們(men) 到達之前，除了少數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幾乎沒有人識字。文盲幾乎達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個(ge) 角落。”

　　要想廣泛發動群眾(zhong) ，燃起抗日救國之火，能不能創造性地貫徹黨(dang) 的群眾(zhong) 路線，能不能緊緊依靠群眾(zhong) ，就成了關(guan) 鍵一招。毛澤東(dong) 在六屆六中全會(hui) 《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也特別提出了共產(chan) 黨(dang) 員在民族戰爭(zheng) 中的模範作用問題，強調“共產(chan) 黨(dang) 員在民眾(zhong) 運動中，應該是民眾(zhong) 的朋友，而不是民眾(zhong) 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yi) 的政客”。陝甘寧邊區在財政極為(wei) 拮據、人力物力嚴(yan) 重不足、群眾(zhong) 教育意識淡漠的條件下，緊緊抓住政治教育、識字教育、生產(chan) 勞動三者的有機結合，走出了一條符合邊區實際、依靠群眾(zhong) 開展社會(hui) 教育的成功之路。

　　冬學就是邊區掃盲教育最主要的一種組織形式。它以各地小學為(wei) 中心，農(nong) 閑時開辦，每期3個(ge) 月，教育對象主要是不識字的中青年農(nong) 民。冬學辦學方法靈活多樣，有全日的、半日的、晚間的，有成人的、兒(er) 童的、婦女的，在邊區各種掃盲教育形式中開辦效果最好、堅持時間最長。從(cong) 1937年冬開辦冬學382處，10337人參加，迅速發展到1938年辦冬學723處，參加學習(xi) 人數增加到12824人。

　　1938年的“三八”婦女節，對陝甘寧邊區的婦女來說是一個(ge) 不同尋常的節日。這天，邊區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hui) 在延安隆重召開。會(hui) 議發表了宣言，通過了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hui) 章程，提出邊區開展婦女運動的一個(ge) 重要任務就是廣泛開展識字啟蒙運動，提高婦女文化水平，動員婦女支援前線，發動婦女參加生產(chan) 勞動。

　　時隔一年，邊區已成為(wei) 全國婦女運動的“推動機”，為(wei) 把邊區建設成為(wei) 模範根據地作出了重要貢獻。毛澤東(dong) 感慨題詩：“婦女解放，突起異軍(jun) ，兩(liang) 萬(wan) 萬(wan) 眾(zhong) ，奮發為(wei) 雄。男女並駕，如日方東(dong) ，以此製敵，何敵不傾(qing) ?”“婦女解放”，這個(ge) 今天看來頗有年代感的詞，在全麵抗戰之初卻成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密切黨(dang) 群關(guan) 係、廣泛抗戰動員的重要法寶。

　　黨(dang) 在領導和推動社會(hui) 教育工作過程中，一直用民主的原則來組織民眾(zhong) ，反對強迫命令;以民眾(zhong) 利益為(wei) 出發點來教育民眾(zhong) ，反對主觀主義(yi) ;站在輔助的位置來領導民眾(zhong) ，反對搞行政命令式的現象。正如毛澤東(dong) 所言，“共產(chan) 黨(dang) 員又應成為(wei) 學習(xi) 的模範，他們(men) 每天都是民眾(zhong) 的教師，但又每天都是民眾(zhong) 的學生。”這個(ge) 既當老師又當學生的過程不僅(jin) 對廣大群眾(zhong) 進行了革命理論宣傳(chuan) ，喚醒了廣大群眾(zhong) 的政治覺悟，激發了群眾(zhong) 的革命鬥誌，更增強了民眾(zhong) 對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社會(hui) 教育政策及其他各項方針政策的認同感，建立了民眾(zhong) 與(yu) 黨(dang) 的緊密聯係。

　　“天寒地凍把書(shu) 念，花開水暖務農(nong) 莊”。抗戰時期陝甘寧邊區的掃盲運動，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在一個(ge) 經濟基礎薄弱、社會(hui) 閉塞落後的環境中開展群眾(zhong) 工作的一項創舉(ju) 。在這個(ge) 過程中，我們(men) 黨(dang) 始終堅持“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cong) 群眾(zhong) 中來，到群眾(zhong) 中去”的原則，因此在改造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同時也在實現著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