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本文將圍繞鄉(xiang) 村振興(xing) 重點討論三個(ge) 問題：一是中央為(wei) 何提出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二是“三變”改革對推動鄉(xiang) 村產(chan) 業(ye) 振興(xing) 意義(yi) 何在?三是振興(xing) 鄉(xiang) 村產(chan) 業(ye) 如何堅持以農(nong) 民為(wei) 主體(ti) ?在這裏我談一些思考。

　　從(cong) 土地承包到鄉(xiang) 村振興(xing)

　　讓我先從(cong) 問題切入：幾十年前中央為(wei) 何未提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而且10年前也未提?我的看法是那時還不到振興(xing) 鄉(xiang) 村的時機。眾(zhong) 所周知，解決(jue) “三農(nong) ”問題需要工業(ye) 化和城市化帶動。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有8億(yi) 人口在農(nong) 村，農(nong) 民人均耕地很少。在這種典型的二元經濟背景下，如果不通過工業(ye) 化和城市化將部分農(nong) 民轉移進城市，農(nong) 民怎可能致富呢?

　　經濟發展有階段，當然就要尊重發展階段的規律。300多年前，威廉·配第在研究當時英國農(nong) 民、工人與(yu) 船員收入後發現：論從(cong) 業(ye) 收入，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不如從(cong) 事工業(ye) ，從(cong) 事工業(ye) 不如從(cong) 事商業(ye) 。上世紀40年代克拉克對配第這一發現作了驗證，並提出了“配第-克拉克定理”。後來劉易斯提出“城鄉(xiang) 二元經濟模型”也得出結論說：工業(ye) 化初期農(nong) 村勞動力將會(hui) 流向城市。

　　中國這些年的發展經驗，完全印證了上麵的推斷。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農(nong) 村常住人口為(wei) 5.6億(yi) 。這是說，過去8億(yi) 農(nong) 村人口中，已有2億(yi) 多轉移進了城市，而且這2億(yi) 多人口都是青壯勞動力。想問讀者，當一個(ge) 國家農(nong) 村勞動力大規模流向城市的時候，你覺得有可能振興(xing) 鄉(xiang) 村麽(me) ?

　　以前不提“鄉(xiang) 村振興(xing) ”而現在可以提，原因是中國工業(ye) 化已進入到中後期，農(nong) 村勞動力流向已開始發生改變。2008年是個(ge) 節點。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當年有2000萬(wan) 農(nong) 民工下崗返鄉(xiang) 。而據有關(guan) 調研報告稱，這2000萬(wan) 人後來大多留在農(nong) 村就業(ye) 創業(ye) ，並沒有再進城市。這預示著農(nong) 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已經臨(lin) 近“劉易斯拐點”。

　　從(cong) 國際經驗看，當一個(ge) 國家城市化率超過50%，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就會(hui) 轉向農(nong) 業(ye) 部門流動。我看到的資料，上世紀50年代美國就出現了這種現象;上世紀70年代，歐洲工業(ye) 化國家以及日本、俄羅斯等國也相繼出現這種趨勢。2010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已接近50%，2016年底已達57.4%，由此可見，現在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適逢其時。

　　以上說的是戰略背景，下麵再分析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究竟有何深意。

　　關(guan) 於(yu) 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20字的總要求：“產(chan) 業(ye) 興(xing) 旺、生態宜居、鄉(xiang) 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wei) 此，中央又提出了四大配套舉(ju) 措：深化農(nong) 村土地製度改革，保持土地承包關(guan) 係穩定並長久不變;深化農(nong) 村集體(ti) 產(chan) 權製度改革，保障農(nong) 民財產(chan) 權益;構建現代農(nong) 業(ye) 經營體(ti) 係，培育新型農(nong) 業(ye) 經營主體(ti) ;加強農(nong) 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鄉(xiang) 村治理體(ti) 係。

　　需要指出的是，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舉(ju) 措與(yu) 之前文件提出的舉(ju) 措雖相同，但含義(yi) 卻不盡相同。比如，保持土地承包關(guan) 係長久不變、保障農(nong) 民財產(chan) 權益、培育新型農(nong) 業(ye) 經營主體(ti) 等，中央以前主要是對農(nong) 民講，是給農(nong) 民吃定心丸;而黨(dang) 的十九大報告重申，除了是對農(nong) 民講，同時也是對城市的企業(ye) 家講，目的是鼓勵企業(ye) 家投資農(nong) 業(ye) ，大膽吸收農(nong) 民承包地入股，成為(wei) 新型農(nong) 業(ye) 經營主體(ti) 。

　　據此分析，我們(men) 便可從(cong) 兩(liang) 個(ge) 角度理解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深意。從(cong) 近期看，解決(jue) “三農(nong) ”問題是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目標的關(guan) 鍵所在，決(jue) 勝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當然需要振興(xing) 鄉(xiang) 村。從(cong) 長遠看，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有利於(yu) 引導、支持城市資本下鄉(xiang) ，推進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現代化;並通過振興(xing) 現代農(nong) 業(ye) 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後一點尤為(wei) 重要，中國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國，如果中國人的飯碗不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後果將不堪設想。

　　“三變”改革與(yu) 振興(xing) 鄉(xiang) 村產(chan) 業(ye)

　　所謂“三變”改革，具體(ti) 講是“資源變資產(chan) 、資金變股金、農(nong) 民變股東(dong) ”。我曾赴“三變”改革發源地貴州六盤水做過調研，從(cong) 鍾山到水城再到盤州，農(nong) 民談起“三變”頭頭是道。人們(men) 擁護改革，一定是改革能給他們(men) 帶來實惠。但應該追問的是，“三變”改革為(wei) 何能讓農(nong) 民收入如此般增長?從(cong) 學理層麵看，“三變”改革的核心要義(yi) ，我認為(wei) 是增加農(nong) 民的資產(chan) 性收入。

　　我的思考是這樣：古往今來，農(nong) 民一直是低收入群體(ti) 。農(nong) 民收入低並非農(nong) 民不勤勞，而是農(nong) 民沒有資產(chan) 。比如，舊中國的地主比農(nong) 民富，絕不是地主比農(nong) 民勤勞，而是他們(men) 擁有土地，可取得資產(chan) 性收入。眾(zhong) 所周知，經濟學講分配，是按生產(chan) 要素的貢獻分配;而要素所有者參與(yu) 分配的比例，則取決(jue) 於(yu) 不同要素的稀缺度。這是說，誰掌握的生產(chan) 要素稀缺，所占的分配比例就越大。

　　問題就在這裏。土地與(yu) 勞動力相比，由於(yu) 土地供給不能增加，而人口卻不斷增長。比較而言，土地會(hui) 顯得稀缺。這樣，地主的資產(chan) 性(土地)收入當然會(hui) 高於(yu) 佃農(nong) 的勞動收入。由此可以推出：一個(ge) 人若擁有資產(chan) ，不論資產(chan) 是什麽(me) ，隻要該資產(chan) 的供應比勞動力稀缺，則資產(chan) 性收入皆會(hui) 高於(yu) 勞動收入。

　　前麵我說，“三變”改革的核心要義(yi) 是增加農(nong) 民資產(chan) 性收入。而要增加農(nong) 民資產(chan) 性收入，前提就得讓農(nong) 民有資產(chan) 。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我們(men) 就不難理解政府為(wei) 何要推動“資源變資產(chan) ”了。其用意很明顯，將資源變資產(chan) 不僅(jin) 可盤活農(nong) 村的閑置資源，更重要的是，隻有將資產(chan) 確權給農(nong) 民，資產(chan) 才能變股金，農(nong) 民才能變股東(dong) 。

　　然而這隻是農(nong) 民增收的前提。讓農(nong) 民有資產(chan) ，並不等於(yu) 有資產(chan) 性收入，有資產(chan) 與(yu) 有資產(chan) 性收入是兩(liang) 回事。舉(ju) 個(ge) 例子，你投資1000萬(wan) 元辦廠，一年下來若利潤為(wei) 零，那麽(me) 你的資產(chan) 性收入就是零。同樣道理，即便農(nong) 民有資產(chan) ，但如果資產(chan) 不增值，同樣也不會(hui) 有資產(chan) 性收入。所以我的第二個(ge) 推論是：要讓農(nong) 民有資產(chan) 性收入，還得讓農(nong) 民的資產(chan) 增值。

　　資產(chan) 增值通俗地講，就是讓資產(chan) 漲價(jia) 。資產(chan) 怎樣才能漲價(jia) 呢?經濟學說：資產(chan) 價(jia) 格是人們(men) 對該資產(chan) 預期收入的貼現。用公式表示：資產(chan) 價(jia) 格=資產(chan) 預期年收入/銀行年利率。由於(yu) 利率相對穩定，資產(chan) 價(jia) 格實際決(jue) 定於(yu) 資產(chan) 的預期收入。影響資產(chan) 收入預期的因素很多，而最重要的就兩(liang) 個(ge) ：一是資產(chan) 的稀缺度;二是資產(chan) 的當期利潤。物以稀為(wei) 貴。供應稀缺的資產(chan) ，收入預期當然看漲;而資產(chan) 當期利潤，也會(hui) 影響人們(men) 對未來收入的判斷。

　　貴州六盤水等地的經驗證明，政府以“平台公司”為(wei) 支點，用PPP模式投資農(nong) 村基礎設施，可以提升農(nong) 民資產(chan) 的稀缺度;而推動規模經營，則可提高農(nong) 民資產(chan) 的當期收益。這一改革讓農(nong) 村“沉睡”的資源活起來，激活了農(nong) 村發展的內(nei) 生動力。

　　振興(xing) 鄉(xiang) 村產(chan) 業(ye) 與(yu) 富裕農(nong) 民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同誌曾預言農(nong) 村發展有兩(liang) 個(ge) 飛躍：第一個(ge) 飛躍是實行家庭聯產(chan) 承包為(wei) 主的責任製;第二個(ge) 飛躍是發展適度規模經營。今天各地土地流轉風生水起，已印證鄧小平當年的洞見。問題是實行規模經營，土地應該向誰集中?中央講得很清楚，振興(xing) 鄉(xiang) 村最終是要富裕農(nong) 民。而要富裕農(nong) 民，土地流轉就得以農(nong) 民為(wei) 主體(ti) 。

　　然而據我觀察，時下耕地流轉大多是向龍頭公司(工商企業(ye) )集中。何以如此?一個(ge) 重要的原因是農(nong) 民手裏缺資金，而規模經營需有大量的資本投入。前不久在南方農(nong) 村調研，我看到當地農(nong) 戶以每畝(mu) 300元至500元的價(jia) 格將耕地經營權轉讓給了龍頭公司，曾問當地幹部,農(nong) 民為(wei) 何願意低價(jia) 轉讓?當地幹部說：農(nong) 民自己搞不了規模經營，若分散經營，每畝(mu) 年收入差不多也是這個(ge) 數。

　　驟然聽，農(nong) 民照此價(jia) 格轉讓土地經營權並未吃虧(kui) ，可真實情況並不盡然。調研中一些地方基層幹部反映說，現在推動耕地流轉難度大，不少農(nong) 戶不願轉讓耕地。為(wei) 何會(hui) 有農(nong) 民不願轉讓土地經營權?我做入戶調查時農(nong) 民說，現在企業(ye) 支付的耕地流轉費每畝(mu) 不足500元，而企業(ye) 用流轉的土地搞規模經營，每畝(mu) 收益在5000元以上，如果耕地由農(nong) 民自己集中，再請農(nong) 業(ye) 技術專(zhuan) 家當顧問，每畝(mu) 年收益絕對不止500元。後來我在湖南吉首隘口村看到農(nong) 民自己成立了合作社，每畝(mu) 收益確實達到了7000元。

　　平心而論，地方政府的初衷是為(wei) 了幫助農(nong) 民增收，可農(nong) 民並不這麽(me) 看。目前的困難在於(yu) ，若以農(nong) 民為(wei) 主體(ti) 實行規模經營，改造基礎設施投資和引進科技皆需要一定資金投入，農(nong) 民自己沒有錢怎麽(me) 辦?而且在調研中我發現，但凡以農(nong) 民為(wei) 主體(ti) 搞規模經營的地區，都是用土地經營權抵押從(cong) 銀行取得貸款，可此做法目前隻是在少數地區試點，麵上並未推開。問題就在這裏，土地經營權若不允許抵押融資，農(nong) 民搞規模經營的資金從(cong) 何而來?

　　關(guan) 於(yu) 這一問題，多年來我一直有疑惑。有人解釋，不允許土地經營權抵押是擔心農(nong) 民一旦還不了貸款將會(hui) 導致失地。我認為(wei) 這種擔心純屬杞人憂天。事實上，正在推進的“三權分置”改革已將農(nong) 村土地集體(ti) 所有權、農(nong) 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分置並行;所有權歸村集體(ti) ，承包權和經營權歸農(nong) 戶。要知道，農(nong) 民抵押給銀行的隻是經營權，即便日後還不了貸款，銀行處置的也隻是經營權，農(nong) 民並未喪(sang) 失承包權。由此想深一層，農(nong) 民若將土地經營權流轉給工商企業(ye) ，也同樣會(hui) 失去經營權。不同的是，農(nong) 民將耕地流轉給工商企業(ye) ，是真正失去經營權;而抵押給銀行，隻是有可能失去經營權。

　　土地經營權能否抵押融資，表麵上看似乎關(guan) 鍵在銀行，其實不然。當前銀行顧慮重重，一方麵是現行政策規定銀行處置耕地經營權必須征得農(nong) 民同意;另一方麵是沒有全國性的耕地經營權流轉市場，銀行難以通過各地區域性流轉平台及時轉讓耕地經營權。為(wei) 此我提三點建議：一是修訂相關(guan) 政策法規，確立土地經營權抵押的合法性;二是建立全國性耕地經營權流轉市場;三是由財政出資設立風險補償(chang) 基金，為(wei) 金融機構適度分擔或緩釋貸款風險。

　　〔作者係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副院長)、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