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國人口流向總體(ti) 是從(cong) 西往東(dong) ，而且主要流向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被稱之為(wei) “孔雀東(dong) 南飛”。從(cong) “常住人口”角度來看，“東(dong) 進”和“南下”的態勢仍然相對明顯。例如2018年廣東(dong) 、浙江、安徽、重慶、四川，均呈現出了常住人口淨流入的跡象。不可否認，常住人口的流向，能夠反映很多問題，例如經濟實力的分化、產(chan) 業(ye) 結構的升級。但除此之外，本文把視角進一步往下延伸，試圖用各地彩票銷售、居民收入結構和用電量變化等數據來探討中低收入群體(ti) 的流向狀況。當然，常住人口與(yu) 中低收入群體(ti) 的統計口徑存在明顯差異。

　　孔雀往南飛?農(nong) 民工演繹“孔雀西南飛”

　　一提到中低收入群體(ti) ，首先的印象就是農(nong) 民工。根據國家統計局每年發布的《農(nong) 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nong) 民工的流向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農(nong) 民工的增量部分主要流向中部和西部地區。例如2018年東(dong) 部地區的農(nong) 民工數量減少185萬(wan) 人，東(dong) 北地區農(nong) 民工數量減少9萬(wan) ，而中西部地區則增加378萬(wan) ，呈現“孔雀西南飛”的特征。

　　常住人口淨流入數量(省級層麵)

　　資料來源：WIND，各省市統計公報，中泰證券研究所

　　注：部分省份數據缺失

　　中部與(yu) 西部農(nong) 民工就業(ye) 人數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泰證券研究所

　　由於(yu) 農(nong) 民工的數據是每年隻公布一次，而且在劃分成了東(dong) 、中、西和東(dong) 北四大區域，劃分相對粗略，難以描繪更加細致的流向。因此，以下嚐試利用彩票銷售、用電量變化等間接數據來刻畫。

　　彩票銷售增速回落的主因是收入回落?

　　9月28日，財政部公布8月份彩票銷售數據，並不令人意外，8月單月全國共銷售彩票340.81億(yi) 元，較上年同期減少77.35億(yi) 元，同比下降18.5%。兩(liang) 類彩票同步下降，其中福利彩票銷售146.1億(yi)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31.78億(yi) 元，同比下降17.9%;體(ti) 育彩票銷售194.76億(yi)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45.57億(yi) 元，同比下降19.0%。

　　8月彩票銷售增速回落並不是個(ge) 例，從(cong) 2019年2月開始，彩票銷售同比增速連續7個(ge) 月同比負增長。導致彩票增速連續回落的因素可能有兩(liang) 個(ge) ，一方麵是短期的政策擾動，例如政府部門加大打擊違規銷售互聯網彩票的力度;嚴(yan) 禁開展即開型彩票規模銷售等措施。另一方麵，或許與(yu) 低收入群體(ti) 收入水平進一步回落相關(guan) 。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把澳門博彩毛收入與(yu) 彩票銷售增速進行比較，則會(hui) 發現比較有意思的現象。如果說前往澳門參加博彩的人群可能集中在中高收入階層的話，大陸地區購買(mai) 彩票的主要群體(ti) 或許集中在中低收入階層上。

　　從(cong) 曆史上看，澳門博彩增速的拐點往往要提前於(yu) 大陸彩票銷售增速，這反映了在經濟回落或複蘇的節點上，高收入群體(ti) 往往要較中低收入群體(ti) 更加敏感。但從(cong) 2019年以來彩票銷售增速的“斷崖式”回落，則與(yu) 前期的走勢出現了明顯差異，這反映了本輪彩票增速回落的主要因素是政策擾動，而非中低收入群體(ti) 收入增速的回落。

　　澳門博彩收入增速拐點領先大陸彩票銷售增速拐點

　　資料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當然，中低收入群體(ti) 收入增速的回落，盡管並非主要因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壓製了彩票銷售增速。國內(nei) 已有相關(guan) 實證研究，表明中低收入群體(ti) 是購買(mai) 彩票的主要人群，彩票支出與(yu) 收入的關(guan) 係呈“倒U型”。

　　例如，有學者對超過800名福利彩票購買(mai) 者進行調查發現，福彩消費者的收入結構呈現明顯的兩(liang) 頭小、中間大的狀態，符合“倒U形”特征，其中月收入在1001-1500元區間的彩民比重最大，達到33.6%，排在第二的是月收入在801-1000元區間的彩民，所占比例為(wei) 21%，月收入在501-800元區間的彩民所占比例為(wei) 12%，以上三種中低收入者所占比例達到了67.2%。

　　而低收入群體(ti) 購買(mai) 力有限，對於(yu) 彩票的投入較少;高收入群體(ti) 生活富裕，對於(yu) 參與(yu) 彩票活動的積極性明顯偏弱。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五檔收入群體(ti) 的收入增速，可以很清晰的發現，2018年中低收入群體(ti) 的增速隻有4%，明顯低於(yu) 全國平均水平，且逐年走低，這必然會(hui) 對彩票銷售增速形成一定的壓製。

　　中低收入群體(ti) 收入同比增速連續走低

　　資料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四川彩票銷售異常高增：第一輪篩選

　　盡管彩票銷售的全國數據出現了明顯負增長，但如果往下一層，或許能得到有意思的結論。8月份，全國隻有四川省彩票銷量出現增長，同比增加0.76億(yi) 元，1-8月累計，同比增加12.17億(yi) 元。四川彩票銷售增速與(yu) 全國數據形成明顯反差，如2019年前5個(ge) 月，在全國數據明顯下降的同時，四川單月增速保持在20%左右的高增速，盡管6月、7月出現了同比負增長，但8月又恢複了正增長，同比增長5.2%。

　　變化較為(wei) 異常的，並不僅(jin) 僅(jin) 是四川一個(ge) 省。按照基本的邏輯，由於(yu) 中低收入群體(ti) 是購買(mai) 彩票的主流人群，當全體(ti) 居民人均收入越高，並且對中低收入群體(ti) 的分配越傾(qing) 斜時，會(hui) 對彩票銷售增速形成越大的帶動作用。而當二者出現明顯異常時，則可以從(cong) 人口結構或分配結構中尋找原因：

　　(1)當全體(ti) 居民人均收入增速走高，但彩票銷售增速走低，兩(liang) 種可能，一是中低收入群體(ti) 的數量在減少，二是收入向中低收入群體(ti) 傾(qing) 斜的力度降低，但總而言之，是中低收入群體(ti) 的獲得減少。

　　(2)當全體(ti) 居民人均收入增速走低，但彩票銷售增速走高，兩(liang) 種可能，一是中低收入群體(ti) 的數量在增加，二是收入向中低收入群體(ti) 的傾(qing) 斜力度加大，但總而言之，是中低收入群體(ti) 的獲得增加。

　　首先通過使用彩票銷售相對增速與(yu) 人均收入相對增速兩(liang) 個(ge) 指標，篩選出各省市區的異常變化，其中：

　　彩票銷售相對增速=1-8月省(市、區)彩票銷售累計同比增速

　　- 全國彩票銷售累計同比增速

　　人均收入相對增速=2018年省(市、區)全體(ti)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

　　- 2018年全體(ti)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速

　　“彩票銷售相對增速”用來反映，在全國平均水平下，各個(ge) 省市區彩票銷售的異常變化;“人均收入相對增速”用來反映，在全國平均水平下，各個(ge) 省市區收入增速的異常變化。

　　收入相對增速與(yu) 彩票銷售相對增速的比較

　　資料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注：由於(yu) 甘肅、黑龍江、吉林、山西四省2018年全體(ti)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較往年出現了大幅度躍升，暫時不予以考慮

　　根據上圖可以觀察到以下特征：

　　(1)13個(ge) 省市區在正常範圍內(nei) ，彩票銷售相對增速和人均收入相對增速兩(liang) 項指標均保持在合理範圍內(nei) 。包括福建、廣東(dong) 、河北、湖北、江蘇、內(nei) 蒙古、寧夏、青海、山東(dong) 、陝西、新疆、浙江、重慶，另外，由於(yu) 西藏情況比較特殊，也暫時不予考慮。

　　(2)傳(chuan) 統人口流出大省之間出現反差，四川、河南、安徽、雲(yun) 南四省與(yu) 江西、湖南之間的反差。四川、河南、安徽、雲(yun) 南三省，在人均收入相對增速為(wei) 正(收入增速高於(yu) 全國平均水平)的背景下，彩票銷售增速大幅度超過全國平均水平。而江西、湖南兩(liang) 省，盡管收入相對增速較高，但彩票銷售相對增速低於(yu) 全國平均水平。

　　(3)直轄市之間的反差，體(ti) 現在北京、上海與(yu) 天津上。對於(yu) 北京與(yu) 上海，是人口結構的因素還是分配結構的因素，下文結合用電量再進行分析。問題較為(wei) 明顯的是天津，兩(liang) 項相對增速同步負增長。

　　(4)臨(lin) 近省份的廣西與(yu) 貴州出現反差。貴州盡管收入相對增速為(wei) 正，但彩票銷售相對增速不明顯，這反映了貴州的產(chan) 業(ye) 結構或許對中低收入群體(ti) 的吸引力存在一定的問題。廣西，兩(liang) 項相對增速同步負增長。

　　(5)海南的特殊性。盡管人均收入相對增速為(wei) 正，但彩票銷售增速卻大幅負增，這或許表明中低收入群體(ti) 受到較為(wei) 明顯的影響。

　　主導因素是人口結構還是分配結構：第二輪篩選

　　使用兩(liang) 項相對增速指標，隻能進行第一步篩選，把2019年前8個(ge) 月表現較為(wei) 異常的12個(ge) 省市提取出來。在表現異常的省市中，嚐試進一步疊加用電量的數據，來觀察相關(guan) 省市的表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將用電量視作反映經濟活躍程度的指標，而經濟活躍程度對勞動力數量是直接影響，傳(chuan) 導至收入分配是間接影響，從(cong) 而大致反映人口結構因素。由於(yu) 數據可得性的原因，缺少各省市居民生活用電的數據。

　　大陸地區各省市用電量同比增速區域圖(2019年8月)

　　資料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這裏假設：經濟活躍程度對勞動力數量是直接傳(chuan) 導，對收入分配是間接傳(chuan) 導。從(cong) 經濟活躍程度向勞動力數量的傳(chuan) 導，邏輯尚待進一步嚴(yan) 密。

　　用電量相對增速與(yu) 彩票銷售相對增速

　　資料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結論

　　(1)中低收入群體(ti) 或許正在向西南方向回流。包括四川、雲(yun) 南、安徽、廣西、江西、湖南、海南等省，用電量相對增速較高，反映了較為(wei) 明顯的經濟活躍程度，這對中低收入群體(ti) 具有較強的吸引力。但在西南中國，各省對中低收入群體(ti) 的傾(qing) 斜力度出現了差異。

　　(2)四川、雲(yun) 南、安徽三省。彩票銷售相對增速較高，反映了中低收入群體(ti) 的獲得增加。而用電量相對增速較高，反映了經濟活躍程度要高於(yu) 全國平均水平，這反映了中低收入群體(ti) 獲得的增加，是由於(yu) 中低收入群體(ti) 數量的增加。

　　這與(yu) 常住人口的表現倒是極為(wei) 吻合，特別是安徽，作為(wei) 中部省份，一直是農(nong) 民工的輸出大省，但2018年人口淨流入規模在全國排名第三，這確實有點匪夷所思。除了北部的宿州、蚌埠和淮南三市以外，2018年安徽其餘(yu) 13市都出現人口淨流入，其中省會(hui) 城市合肥流入規模最大。

　　安徽常住人口的淨流入，與(yu) 中低收入群體(ti) 具有密切的關(guan) 係，在安徽經濟增速高於(yu) 全國平均水平，部分製造業(ye) 向安徽轉移的背景下，也中低收入群體(ti) 更多的就業(ye) 機會(hui) 。

　　2018年安徽省各市人口流入流出分布

　　來源：各地統計公報，中泰證券研究所

　　注：紅色代表人口流入，藍色代表人口流出，顏色深淺表示相對幅度。

　　(3)廣西、江西、湖南、海南。用電量相對增速較高，表明經濟活躍程度要高於(yu) 全國平均水平，中低收入群體(ti) 的數量可能出現了增加。彩票銷售相對增速較低，表明了中低收入群體(ti) 的獲得減少。反映了分配結構向中高端傾(qing) 斜，這種非均衡的發展模式，在區域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較為(wei) 有利於(yu) 產(chan) 業(ye) 發展。

　　(4)北京、上海與(yu) 河南、貴州。彩票銷售相對增速較高，反映了中低收入群體(ti) 的獲得增加。但用電量相對增速並沒有跟上，說明經濟活躍程度要低於(yu) 全國平均水平，這反映了中低收入群體(ti) 獲得的增加，並非是人口結構的原因。更多是分配結構的原因，中低收入群體(ti) 數量並未增加，但分配結構確實在向中低收入群體(ti) 進行傾(qing) 斜，在整體(ti) 大盤子中的分配占比得到增加。

　　(5)天津。彩票銷售相對增速較低，表明了中低收入群體(ti) 的獲得減少。而用電量相對增速偏弱，反映了經濟活力也較弱，或許由於(yu) 中低收入群體(ti) 的流出，同步顯現為(wei) 中低收入群體(ti) 所占分配比例的下降。

　　從(cong) 常住人口數據，也會(hui) 發現，即使是北京流出的人口，也沒有去天津，天津的人口吸引力從(cong) 2014年就開始明顯走弱。特別是2017年，天津人口首次出現淨流出，幅度高達9萬(wan) 多人，當年GDP增速也跌至3.6%。盡管2018年天津經濟增速有所企穩，但GDP增速排名仍是全國最低，人口雖略有回流，但淨流入量也不到1萬(wan) 人，往日輝煌已然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