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中國主題圖書(shu) ，是指在內(nei) 容上涉及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圖書(shu) ，出版所用文字不僅(jin) 有中文，也包含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世界通用語和非通用語出版的圖書(shu) ，當然也包括從(cong) 中文翻譯成其他語種的圖書(shu) ;出版機構不僅(jin) 僅(jin) 是指中國的出版社，也包括歐美等發達國家的跨國出版集團和“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的中小出版機構等。

　　本文所說的“闡釋中國”，主要指有關(guan) 中國政治、中國經濟、中國文化等相關(guan) 內(nei) 容的圖書(shu) ，著眼點在於(yu) 中國的內(nei) 容;而“中國闡釋”則是站在中國文化、中國價(jia) 值的邏輯基礎上對相關(guan) 內(nei) 容進行闡釋、說明。除此之外，“中國闡釋”還包括對當今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所發生的政治、經濟、文化現象的解釋和說明。因此，“中國闡釋”的著眼點在闡釋主體(ti) ，即闡釋的理論邏輯一定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從(cong) “闡釋中國”到“中國闡釋”的轉變，涉及中國哲學、人文社會(hui) 科學等領域的理論創新，是現階段中國主題圖書(shu) “走出去”義(yi) 不容辭的曆史使命。

　　隨著中國綜合影響力的日益增強，中國主題圖書(shu) 成為(wei) 世界出版市場的重點和熱點

　　筆者依據世界圖書(shu) 館數據平台，對近五年來用中文之外的語言出版的有關(guan) 中國主題圖書(shu) 的品種進行統計發現：2014年為(wei) 33665種，2015年為(wei) 34015種，2016年為(wei) 31916種，2017年為(wei) 26938種，2018年為(wei) 22255種，每年均保持在2.2萬(wan) 種以上;對以中文之外的語言出版公布的電子書(shu) 、研究報告、數據庫等互聯網資源進行統計發現：2014年為(wei) 11874種，2015年為(wei) 11946種，2016年為(wei) 12276種，2017年為(wei) 11174種，2018年為(wei) 8456種，除2018年數量低於(yu) 萬(wan) 種之外，其餘(yu) 均超過了1萬(wan) 種(檢索時間為(wei) 2019年5月28日)。

　　這個(ge) 判斷還可以通過近五年來學術研究文章的發表數量得到驗證。筆者檢索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人文社會(hui) 科學期刊數據庫發現，以“中國”為(wei) 研究主題的學術期刊文章，2014年為(wei) 1866篇，2015年為(wei) 1739篇，2016年為(wei) 2130篇，2017年為(wei) 2334篇，2018年達到了2444篇，2019年1月至5月的篇數為(wei) 1706篇，接近2014年全年的總量(檢索時間為(wei) 2019年5月28日)。該數據庫平台有1450餘(yu) 種高質量期刊，其中有626種期刊被SSCI和A&HCI收錄，可以看作是歐美主流學術界對於(yu) 中國研究趨勢的晴雨表。

　　有關(guan) 中國主題的圖書(shu) 、電子書(shu) 以及數據庫等互聯網資源的大量出版，加上逐年增加的學術研究論文數量，說明中國主題內(nei) 容的圖書(shu) 出版與(yu) 學術研究熱度正在持續遞增，堪稱當今世界的重中之重。

　　誰在從(cong) 事中國主題圖書(shu) 的出版、傳(chuan) 播?我們(men) 可以從(cong) 中文翻譯成其他語種圖書(shu) 的品種數據中找到答案。2014年，筆者曾經委托OCLC數據部整理了2009至2013年五年間從(cong) 中文翻譯成其他語言的圖書(shu) 品種。數據顯示，由中文翻譯出版的相關(guan) 學術圖書(shu) 有8752種，其中，除2363種由中國大陸出版機構翻譯出版之外，其餘(yu) 70%均由世界其他國家的出版機構出版。這些圖書(shu) 涉及52個(ge) 語種，以英語翻譯出版的品種最多，達4393種，占總數量的70%以上。

　　除英語之外，還有密克羅尼西亞(ya) 語、保加利亞(ya) 語、印度尼西亞(ya) 語、旁遮普語、古吉拉特語、葡萄牙語、羅馬尼亞(ya) 語、僧伽羅語、斯洛文尼亞(ya) 語、塞爾維亞(ya) 語、瑞典語、泰米爾語、泰語、土耳其語等46種非通用語。這些圖書(shu) 出版機構分布在劍橋、倫(lun) 敦、法蘭(lan) 克福、柏林、漢堡、馬德裏、羅馬、普林斯頓、夏威夷、紐約、巴黎、洛杉磯、芝加哥、紐黑文、波士頓、華盛頓、科羅拉多、費城、東(dong) 京、雅加達、吉隆坡、河內(nei) 、首爾等40多個(ge) 城市，涉及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捷克、丹麥、荷蘭(lan) 、芬蘭(lan) 、瑞典、以色列、印度、斯裏蘭(lan) 卡、土耳其、越南、尼泊爾、日本、韓國、新加坡等30多個(ge) 國家的200多家出版機構。這個(ge) 數據表明，從(cong) 事中國主題圖書(shu) 出版、傳(chuan) 播的機構，規模十分龐大，並主要集中在英語文化區內(nei) 。

　　中國主題圖書(shu) 出版與(yu) 傳(chuan) 播的三大特點

　　一是緊隨中國熱點以及現實性、針對性問題，出版迅速、傳(chuan) 播廣泛。如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以來，相關(guan) 內(nei) 容的研究報告以紙介圖書(shu) 和電子書(shu) 、研究報告、數據庫等多種媒介形式迅速對外出版發布，傳(chuan) 播廣泛。如2017年、2018年，美國參議院舉(ju) 行了一係列有關(guan) 中國的聽證會(hui) ，其成果都由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hui) 、國土安全委員會(hui) 和政府事務委員會(hui) 等相關(guan) 機構以美國政府出版物的形式對外發布。有關(guan) 中美貿易摩擦相關(guan) 內(nei) 容的出版和傳(chuan) 播成為(wei) 世界出版界、學術界高度關(guan) 注的熱點，也成為(wei) 全球主要機構用戶，如政府、大學、媒體(ti) 、商界等相關(guan) 機構用戶不惜重金購買(mai) 收藏的資源。這些關(guan) 於(yu) 中國的專(zhuan) 項研究評估報告，每一種在全世界圖書(shu) 館的收藏數量都很多，有的在一兩(liang) 個(ge) 月內(nei) 就超過了200家，其傳(chuan) 播之迅速、廣泛可見一斑。

　　二是歐美各個(ge) 大學、專(zhuan) 業(ye) 中國研究機構的出版社成為(wei) 中國主題圖書(shu) 出版與(yu) 傳(chuan) 播的主體(ti) 。近十年間，歐美各個(ge) 大學、專(zhuan) 業(ye) 中國研究機構的出版社逐漸成為(wei) 中國主題圖書(shu) 出版與(yu) 傳(chuan) 播的主體(ti) ，可與(yu) 世界跨國出版集團的出版活動相媲美。在2014年OCLC數據庫提供的數據中，組織翻譯中文學術圖書(shu) 的大學出版社就有以劍橋大學出版社、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夏威夷大學出版社、肯塔基大學出版社等為(wei) 代表的30多家大學出版機構，而且這個(ge) 名單還在逐步增加。此外，近些年還出現了澳大利亞(ya) 、加拿大等大學的出版社，如澳洲國立大學出版社組織世界各地從(cong) 事中國研究的學者編輯出版了一套關(guan) 於(yu) 中國的係列叢(cong) 書(shu) ，每年一個(ge) 主題。如2017年為(wei) 《中國製造2017年鑒：鍍金年代》(Made in China Yearbook 2017, Gilded Age)，由澳洲國立大學長期從(cong) 事中國社會(hui) 研究的亞(ya) 太政治學院教授 Ivan Franceschini和瑞典隆德大學從(cong) 事中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經濟研究的學者Nicholas Loubere等多人編寫(xie) ;2018年以勞動者權利保護為(wei) 主題，澳洲國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中國製造2018年鑒：狗年》(Made in China Yearbook 2018,Dog Days)，同樣是由Ivan Franceschini和Nicholas Loubere等學者編寫(xie) ，主要是關(guan) 注了經濟快速發展的中國社會(hui) 中關(guan) 於(yu) 勞動者、公民權利等相關(guan) 內(nei) 容，全世界收藏該書(shu) 的圖書(shu) 館超過490家;2019年推出《中國故事年鑒：權威勢力》(China Story Yearbook,Power)，領銜作者是曾經在澳大利亞(ya) 聯邦銀行就職，現任教於(yu) 澳洲國立大學的著名經濟學家Jane Golley，該書(shu) 主要從(cong) 曆史、文化和社會(hui) 角度解讀了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以及中國經濟在與(yu) 美國爆發貿易摩擦情況下所麵臨(lin) 的挑戰。自2019年4月出版以來，在不足一個(ge) 月的時間內(nei) ，全世界收藏該書(shu) 的圖書(shu) 館就已經超過了500多家。

　　三是有關(guan) 中國主題的圖書(shu) 普遍存在意識形態特征。這些由歐美大學、專(zhuan) 業(ye) 研究機構組織編寫(xie) 的中國主題圖書(shu) ，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傾(qing) 向性。學術界闡釋中國的相關(guan) 理論、觀點，憑借歐美主流大眾(zhong) 傳(chuan) 媒的傳(chuan) 播進一步放大，最後影響讀者的閱讀選擇。從(cong) 學術界、媒體(ti) 界，到出版界，再到讀者，形成了一個(ge) 關(guan) 於(yu) 中國主題圖書(shu) 編輯、出版、傳(chuan) 播的鏈條。這種意識形態性突出表現在一些標簽化概念上，如以“專(zhuan) 製”“人權”“自由”等為(wei) 主題的圖書(shu) 往往有著較高的關(guan) 注度，一些借助敏感事件競相炒作的“中國禁書(shu) ”，盡管毫無學術價(jia) 值，但卻可以堂而皇之地進入大學課堂。特別是在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爆發後，美國政界、學界以及媒體(ti) 界所表現出的基於(yu) 西方中心主義(yi) 思想基礎的“文明衝(chong) 突論”“冷戰思維”甚至是“種族主義(yi) ”言論，進一步凸顯了這種廣泛存在的意識形態特征。受歐美主流學術界、出版界、媒體(ti) 界的影響，一些文化發展水平不高的發展中國家也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這種對於(yu) 中國闡釋的意識形態判斷，從(cong) 而導致其對中國道路、中國方案、中國智慧的誤讀和曲解。

　　要改變歐美世界對於(yu) 中國道路、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的錯誤闡釋，糾正一些國家對於(yu) 中國的誤讀，就必須要加快從(cong) “闡釋中國”到“中國闡釋”的轉變步伐。可以說，世界有關(guan) 中國主題圖書(shu) 的關(guan) 注度越高、品種越多，從(cong) “闡釋中國”轉變到“中國闡釋”的迫切性就越強。

　　從(cong) “前三十年”到“後三十年”：中國主題圖書(shu) “走出去”的嬗變曆程

　　中國主題圖書(shu) “走出去”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對外翻譯出版，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的曆史就是中國主題圖書(shu) “走出去”的曆史。自1949年至2019年的70年間，中國主題圖書(shu) “走出去”大體(ti) 經曆了如下三個(ge) 曆史階段：

　　第一階段，也稱“前三十年”，側(ce) 重反映的是新中國“站起來”的曆程和經驗。在1949年至1978年的三十年間，我國累計翻譯出版了約1萬(wan) 種外文圖書(shu) ，涉及44個(ge) 語種，內(nei) 容大約有以下幾類：第一類為(wei) 馬克思列寧主義(yi) 、毛澤東(dong) 思想、鄧小平理論，該類圖書(shu) 品種最多，超過了3000種;第二類為(wei) 中國政治、法律類，為(wei) 2800多種;第三類為(wei) 中國文化、科學、教育、體(ti) 育類，三十年間出版的種類為(wei) 1400種;其他為(wei) 社會(hui) 科學總論類，如中國文學類、中國藝術類、中國曆史地理類、中國哲學宗教類、中國醫藥類、中國經濟類、中國語言文字類等。前三十年基本沒有科學技術類圖書(shu) 的對外翻譯。①

　　前三十年的時代背景是：以美國為(wei) 首的西方資本主義(yi) 國家對於(yu) 新中國采取全麵的政治孤立和經濟封鎖政策，為(wei) 了突破這種封鎖，中國主題圖書(shu) 的對外翻譯出版承擔了向全世界人民宣傳(chuan) 解釋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理念及主張的曆史重任。因此，在12個(ge) 大類中，毛澤東(dong) 著作的對外翻譯、出版和發行在前三十年裏占據了絕大部分比重。據中國國際圖書(shu) 貿易總公司統計，1949年至1993年間，毛澤東(dong) 著作對國外、境外發行了39種文版，2300多種，3447萬(wan) 多冊(ce) ，發行到世界的182個(ge) 國家和地區。在中譯外的2800多種政治、法律類文獻中，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土地法、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黨(dang) 章、黨(dang) 代會(hui) 文件、政治會(hui) 議決(jue) 議、曆次人民代表大會(hui) 文件，等等，這兩(liang) 類內(nei) 容占據了前三十年中國對外翻譯出版總品種的62%，體(ti) 現了前三十年間中國主題圖書(shu) 的文化特征，主要是以介紹、說明和展示中國的新麵貌為(wei) 主。

　　第二階段，也稱“後三十年”，以反映kaiyun官方地址開放為(wei) 主，側(ce) 重“富起來”的發展曆程。依據《全國總書(shu) 目》的統計，筆者發現，在1980年至2009年的三十年裏，我國累計對外翻譯出版了9763種圖書(shu) ，總量上與(yu) 前三十年接近，但外譯語種僅(jin) 有25種，較前三十年減少了19種。從(cong) 翻譯出版的內(nei) 容分類來看，品種最多的一類是中國曆史地理類，達到2426種;位列第二的依然是中國政治、法律類圖書(shu) ，為(wei) 2079種;其他為(wei) 中國藝術類、中國文化科學教育體(ti) 育類、中國文學類、中國經濟類、中國語言文字類、中醫藥類、中國社會(hui) 科學總論類等。前三十年較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yi) 、毛澤東(dong) 思想、鄧小平理論等類別的內(nei) 容，在後三十年裏數量有所減少，僅(jin) 有48種。②出現這一變化的原因不難理解，即在kaiyun官方地址開放的大背景下，對外翻譯承擔了向世界全麵介紹中國特有的自然風光、曆史遺跡和地方資源的中介職能，從(cong) 對曆史地理的介紹開始，逐步深入到對外招商引資文件、地方法律法規等有利於(yu) 經濟建設為(wei) 主的相關(guan) 內(nei) 容。

　　“後三十年”的翻譯出版有兩(liang) 個(ge) 特點，一是隨著改革開放事業(ye) 的逐步推進，相關(guan) 中國法律法規類的圖書(shu) 逐步由專(zhuan) 業(ye) 、權威的中國大陸專(zhuan) 業(ye) 出版機構麵向全世界出版、發行，改變了前三十年統一由外文出版社對外出版發行的局麵;二是由世界知名出版機構單獨出版或與(yu) 中國出版機構聯合對外發布的中國主題圖書(shu) 逐年增多，由外國人、外籍專(zhuan) 業(ye) 人士直接用外文撰寫(xie) ，主題包括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這一形式日益成為(wei) 中國主題圖書(shu) “走出去”的一種模式。

　　第三階段，即2010年至今的新時期，這一時期也是側(ce) 重“中國闡釋”的新階段。無論是前三十年“站起來”的奮鬥經驗，還是後三十年“富起來”的發展曆程，中國主題圖書(shu) 對外翻譯內(nei) 容的側(ce) 重點都在於(yu) “闡釋中國”。隨著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日益增強，我們(men) 亟待從(cong) 中國悠久的曆史傳(chuan) 統和豐(feng) 富的文化資源出發，對於(yu) 中國“站起來”“富起來”的偉(wei) 大曆史實踐給予更加充分的論證、闡發，而不是利用西方文化理論體(ti) 係、學術話語削足適履，這是新時期中國主題圖書(shu) “走出去”所麵臨(lin) 的巨大挑戰。

　　新時代中國主題圖書(shu) “走出去”成就顯著，從(cong) “闡釋中國”到“中國闡釋”的轉變已經開始

　　為(wei) 適應新時代新要求，相關(guan) 部門推出了一係列支持中國主題圖書(shu) “走出去”的重大工程、計劃，如2004年啟動的“中國圖書(shu) 對外推廣計劃”，2009年啟動的“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以及“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2010年設立的“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等，均對那些反映當代中國社會(hui) 、政治、經濟、文化內(nei) 容的圖書(shu) 給予了大力支持，並特別強調要反映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體(ti) 係研究成果，反映中國道路、中國經驗，體(ti) 現中國社會(hui) 科學前沿最新研究成果，突出了“中國闡釋”的目標與(yu) 要求。這一時期雖然時間不長，但成就很大，其突出特點有三：

　　一是基本形成了輸出版權、聯合出版、海外出版等多種中國主題圖書(shu) “走出去”的形式。在相關(guan) 工程的引領下，中國主題圖書(shu) 形成了輸出版權、聯合出版等多種形式，特別是一批中國大陸出版社在海外設立子公司、分公司，甚至參股、購買(mai) 海外出版機構。隨著這些出版社在海外的出版活動日益增多，中國主題圖書(shu) 無論是在譯者水平、出版質量，還是發行傳(chuan) 播範圍等方麵，均取得了突出成績。可見，中國大陸出版機構已經成為(wei) 中國主題圖書(shu) “走出去”的真正主力。

　　二是出現了一批引領性、品牌性的中國主題圖書(shu) 。如外文出版社2014年麵向海內(nei) 外出版發行了《習(xi) 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的英、法、俄、阿、西等二十多個(ge) 語種，集中介紹了新時期中國的發展理念。截至2017年下半年，該書(shu) 已發行了642萬(wan) 冊(ce) 。根據全世界最大的圖書(shu) 館平台(OCLC數據庫)顯示，截至2017年12月底，該書(shu) 英文版已經進入了全世界245家圖書(shu) 館。2017年11月，外文出版社又發行了《習(xi) 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中文版。在該書(shu) 的引領下，一大批反映中國道路、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等內(nei) 容的電子書(shu) 、影像產(chan) 品和互聯網在線資源迅速推出，豐(feng) 富了中國主題圖書(shu) “走出去”的內(nei) 容和形式，擴大了傳(chuan) 播覆蓋範圍。

　　三是“中國闡釋”等中國主題圖書(shu) 嶄露頭角，從(cong) “闡釋中國”到“中國闡釋”的轉變已經開始。早在2007年，荷蘭(lan) 博睿(Brill)學術出版社就組織編寫(xie) 了一套“博睿中國人文書(shu) 叢(cong) ”(Brill's Humanities in China Library)，這套叢(cong) 書(shu) 包括洪子誠、陳平原、駱玉明、榮新江、葛兆光等中國知名學者的著作，但仍然是從(cong) 曆史、文化的角度進行解釋和說明。近些年，一些基於(yu) 中國文化、中國價(jia) 值、中國哲學理論視野回答世界普遍關(guan) 注的熱點問題的學術圖書(shu) 逐年增多，如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研究員趙汀陽的《天下體(ti) 係》《天下的當代性》等學術圖書(shu) ，側(ce) 重於(yu) “中國闡釋”，獲得了世界學術界的廣泛關(guan) 注和討論。除了這種哲學層麵的“中國闡釋”之外，我國也開始出現與(yu) 西方針鋒相對的學術專(zhuan) 著。如清華大學閻學通教授用英文撰寫(xie) 的《領導力與(yu) 大國興(xing) 起》(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2019年4月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並在北京舉(ju) 辦了新書(shu) 發布會(hui) 。該書(shu) 指出，以“道義(yi) ”為(wei) 核心的政治領導力才是國家實力的關(guan) 鍵所在，中國過去四十多年取得非凡成就，逐漸縮小與(yu) 美國綜合國力的差距，靠的是中國領導人的政治領導力。該書(shu) 直接質疑了美國白宮前首席戰略分析師史蒂夫·班農(nong) 的所謂中美之爭(zheng) 是“模式之爭(zheng) ”的觀點，獲得了中外媒體(ti) 的廣泛關(guan) 注，在發布不足一個(ge) 月的時間內(nei) ，全世界收藏圖書(shu) 館已經超過了200家。

　　在中國主題圖書(shu) “走出去”的70年曆程中，我們(men) 所取得的曆史成就是巨大的，但麵對的挑戰也是空前的。從(cong) 遊擊戰爭(zheng) 思想、農(nong) 村包圍城市思想，到改革開放事業(ye) 中的“經濟特區”“一國兩(liang) 製”等體(ti) 製創新，都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前無古人的偉(wei) 大實踐。對這些成就進行合理的邏輯闡釋，必須基於(yu) 中華文明和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的基礎之上。同時，21世紀的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全麵崛起，必然會(hui) 麵臨(lin) 已經主導了世界500年發展進程的西方文化體(ti) 係的全麵競爭(zheng) 。因此，中國主題圖書(shu) “走出去”，並在文化競爭(zheng) 中完成中國人文社會(hui) 科學的理論創新，難度之大、挑戰之巨可想而知。

　　但是，中國學術界已經曆經了40多年的對外開放，中國出版界也基本完成了體(ti) 製、機製的改革，已經具備了進行“中國闡釋”的基本能力。我們(men) 相信，經曆過五千年曆史風浪衝(chong) 刷的中華文化，一定能在未來人類社會(hui) 的發展進程中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