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這70年內(nei)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帶領下，轟轟烈烈、篳路藍縷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也曾經經曆過動蕩與(yu) 曲折。本文將從(cong) 宏觀經濟增長、經濟結構變化、人口結構變化與(yu) 貨幣金融這四個(ge) 角度，來總結與(yu) 梳理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宏觀經濟所取得的偉(wei) 大成就，以及中國經濟麵臨(lin) 的一係列結構性變化。

　　一、宏觀經濟增長

　　新中國成立70周年以來，中國經濟總量與(yu) 人均收入均顯著增長。如圖1所示，中國現價(jia) GDP由1952年的679億(yi) 元增長至2018年的90.03萬(wan) 億(yi) 元，中國的人均GDP則由1952年的119元增長至2018年的64644元。不過，無論是GDP總量的增長，還是人均GDP的增長，絕大部分都發生在改革開放的40年內(nei) 。

　　1953年至2018年這66年間，中國GDP年均增速為(wei) 8.4%。在1953年至1977年期間，中國GDP年均增速為(wei) 6.5%，而在1978年至2018年期間，中國GDP年均增速上升至9.5%。從(cong) 圖2中也可以看出，在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GDP增速的波動性顯著下降。這一方麵與(yu) 國內(nei) 外環境變化有關(guan) ，另一方麵也反映了中國政府宏觀調控水平的提高。從(cong) 通脹(GDP平減指數)變化來看，中國通貨膨脹率有一次超過20%(1994年)，有四次超過10%(1961年、1985年、1988年、1993-1995年)。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通貨膨脹水平與(yu) 1980、1990年代相比顯著下降。

　　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的長期持續快速增長，使得中國經濟總量在全球的排名逐漸上升。如圖3所示，中國GDP總量分別在2005年、2006年、2007年與(yu) 2010年趕超法國、英國、德國與(yu) 日本，一舉(ju) 成為(wei)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ti) 。如此之快的趕超速度，在全球經濟發展史上可謂罕有其匹。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總量與(yu) 美國之間的差距正在不斷縮小。1957年中國經濟總量僅(jin) 為(wei) 美國的9.2%，1978年中國經濟總量仍然僅(jin) 為(wei) 美國的9.3%，但2018年中國經濟總重量已經達到美國的66.2%(圖4)。不過，中國人均GDP目前距離美國仍有較大差距，1957年、1978年與(yu) 2018年，中國人均GDP與(yu) 美國的比率分別為(wei) 2.5%、2.2%與(yu) 15.6%(圖5)。從(cong) 上述分析中不難看出，中國經濟對美國經濟的趕超，不論從(cong) 總量意義(yi) 還是人均意義(yi) 來看，均完全發生在改革開放這40年內(nei) 。這充分說明了改革開放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yi) 。

　　二、宏觀經濟結構

　　在建國之初，中國是一個(ge) 典型的農(nong) 業(ye) 國。1952年，農(nong) 業(ye) 產(chan) 出的GDP占比達到50%，且農(nong) 業(ye) 的就業(ye) 占比高達84%。總體(ti) 而言，在新中國建國70年以來，農(nong) 業(ye) 的產(chan) 出與(yu) 就業(ye) 占比持續下降，而製造業(ye) 與(yu) 服務業(ye) 的產(chan) 出與(yu) 就業(ye) 占比持續提升。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如圖6所示，就該產(chan) 業(ye) 產(chan) 出占GDP比率而言，製造業(ye) 的上升階段主要在改革開放之前，而服務業(ye) 的上升階段主要在改革開放之後。從(cong) 具體(ti) 時點來看，從(cong) 1970年起，製造業(ye) 產(chan) 出占比持續超過農(nong) 業(ye) ，成為(wei) 中國產(chan) 出占比最高的行業(ye) ，這意味著中國經濟正式進入工業(ye) 化時代;從(cong) 2012年起，服務業(ye) 產(chan) 出占比持續超過製造業(ye) ，成為(wei) 中國產(chan) 出占比最高的行業(ye) ，這意味著中國經濟正式進入後工業(ye) 化時代。

　　不過，如圖7所示，中國就業(ye) 結構的變動嚴(yan) 重滯後於(yu) 產(chan) 業(ye) 結構的變動。盡管農(nong) 業(ye) 就業(ye) 占比持續下降，但直到2011年，服務業(ye) 就業(ye) 占比才超過農(nong) 業(ye) ，直到2014年，製造業(ye) 就業(ye) 占比才超過農(nong) 業(ye) 。事實上，農(nong) 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農(nong) 業(ye) 人口向製造業(ye) 與(yu) 服務業(ye) 的流動，一直是改革開放四十年內(nei) 中國非常重要的經濟現象與(yu) 社會(hui) 現象。

　　我們(men) 也可以從(cong) 支出法角度，來分析三大最終需求占GDP比重的變化。如圖8所示，總體(ti) 而言，從(cong) 1962年至2010年期間，最終消費占GDP的比率持續下降，由1962年的83.8%下降至2010年的48.5%，資本形成總額占GDP的比率持續上升，由1962年的15.1%上升至2011年的48.0%。不過，從(cong) 2011年至今，最終消費占GDP比率重新持續上升，而資本形成總額占GDP比率總體(ti) 上趨於(yu) 下降。貨物與(yu) 服務貿易淨出口占GDP的比率在2007年一度達到8.6%的峰值，但自2007年以後逐漸下降，2018年僅(jin) 為(wei) 0.8%。

　　中國長期以來依靠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國高儲(chu) 蓄率的支撐。如圖9所示，中國國內(nei) 總儲(chu) 蓄率在1962年至2010年期間總體(ti) 上持續上升，由1962年的16.2%攀升至2010年的51.6%。不過，從(cong) 2010年至今，中國國內(nei) 總儲(chu) 蓄率已經開始持續回落。

　　與(yu) 貨物與(yu) 服務淨出口占GDP比率變動相對應的，是中國貿易依存度的變化。如圖10所示，中國貿易依存度從(cong) 改革開放以來顯著上升，並自中國加入WTO之後加速上升，在2006年達到64.2%的頂峰。但截至2018年，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已經下降至33.9%。這說明隨著經濟體(ti) 量的擴張，中國經濟增長對進出口的依賴程度已經顯著下降。

　　從(cong)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部門占比來看，在1996年至2008年期間，居民部門占比總體(ti) 上持續下降，由67.2%下降至57.6%，降低了大約10個(ge) 百分點。而在同期內(nei) ，企業(ye) 部門占比則由12.8%上升至28.3%。但從(cong) 2008年至今，居民部門占比轉為(wei) 上升，而企業(ye) 部門占比轉為(wei) 下降。而在1992年至2016年期間，政府部門占比先降後升，其中1995年是最低點。

　　三、人口結構

　　1949年至2018年，中國人口總量由5.4億(yi) 人增加至14.0億(yi) 人(圖12)。其中就業(ye) 人數占總人口比重，則由1949年的36.1%上升至2014年的57.1%。不過，從(cong) 2014年至2018年，就業(ye) 人數占總人口比重已經開始持續下降，2018年為(wei) 55.6%。這背後反映了令人憂慮的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如圖13所示，中國工作人口(15-64歲)占總人口比重在2010年達到74.5%的頂峰，到2018年已經下降至71.2%。同期內(nei) ，老年人口占比則由8.9%上升至11.9%。在未來二三十年內(nei) ，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將會(hui) 快速攀升，這將導致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率不可避免地顯著下降。

　　隨著中國產(chan) 業(ye) 結構的變化，大量農(nong) 民工進入城市工作，中國城市化進程在改革開放後顯著提速。如圖14所示，中國城鎮人口占比在1949年僅(jin) 為(wei) 10.6%，到1977年上升至17.6%，而到了2018年，該比率已經達到59.6%。如圖15所示，國有企業(ye) 非但不是吸納農(nong) 民工的主力軍(jun) ，反而國有企業(ye) 還在向社會(hui) 釋放勞動力。國有企業(ye) 就業(ye) 占城鎮就業(ye) 的比率，由1978年的78.3%持續下降至2018年的14.3%。

　　勞動生產(chan) 率的變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經濟體(ti) 增長的效率。如圖16所示，盡管全員勞動生產(chan) 率增速在2000年之前波動率很大，但自1979年至2007年，全員勞動生產(chan) 率增速總體(ti) 上是上升的，由1979年的5.4%上升至2007年的13.7%。但在2007年至今這段時間內(nei) ，全員勞動生產(chan) 率增速總體(ti) 上持續下降，截至2018年已經跌至6.6%。勞動生產(chan) 率增速的持續下降，說明技術進步的速度已經趕不上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速度，這意味著經濟增長效率的持續放緩，值得我們(men) 格外重視。

　　四、貨幣金融

　　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價(jia) 格市場化的推進，中國經濟的貨幣化程度不斷提高。如圖17所示，廣義(yi) 貨幣M2與(yu) GDP的比率在1985年至2016年期間不斷攀升，由1985年的57.1%上升至2016年的209.5%。有觀點將M2/GDP比率的上升歸結為(wei) 中國央行貨幣超發的結果，並認為(wei) 這是導致中國房價(jia) 持續上漲的根源。其實，M2/GDP比率持續上升，與(yu) 中國銀行業(ye) 主導金融機構、資本市場不夠發達的格局密切相關(guan) 。值得注意的是，受近年來中國政府金融去杠杆、控風險行動的影響，中國的M2與(yu) GDP比率在2017、2018年已經持續下降。

　　圖18反映了中國各金融市場發展的相對規模。不難看出，商業(ye) 銀行目前仍是中國金融市場上的主導力量。商業(ye) 銀行總資產(chan) 占GDP比率高達300%。總體(ti) 而言，中國股市總市值占GDP比率在2000年至2018年期間沒有顯著進展，2018年股市總市值占GDP比率與(yu) 2000年基本持平。相對於(yu) 股市，中國債(zhai) 市的發展程度要稍快一點(債(zhai) 市市值占GDP比率由2002年的23.1%上升至2018年的64.9%)，但和商業(ye) 銀行總資產(chan) 相比依然不夠快。中國公募基金管理資產(chan) 規模占GDP比率的提升也很緩慢，截至2018年僅(jin) 為(wei) 14.5%。

　　1995年至2018年，中國經濟總杠杆率由GDP的98%上升至244%。其中兩(liang) 個(ge) 杠杆率上升得最快的時期分別為(wei) 1995年至2003年以及2008年至2017年(圖19)。從(cong) 部門分布來看，當前中國的杠杆率主要集中在企業(ye) 部門(2018年高達GDP的154%)。不過，過去10年來居民部門杠杆率的上升也不容忽視(2008年至2018年，居民部門債(zhai) 務由GDP的18%上升至53%)。杠杆率的快速上升意味著金融風險的積聚與(yu) 顯性化。而從(cong) 2016年年底起，中國政府已經開始了金融業(ye) 降杠杆、控風險、嚴(yan) 監管的行動。2018年中國國民經濟杠杆率已經開始不升反降。

　　我們(men) 認為(wei) ，當前中國金融係統性風險主要集中在房地產(chan) 相關(guan) 風險、地方債(zhai) 相關(guan) 風險與(yu) 影子銀行相關(guan) 風險。中國金融係統性風險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歸因於(yu) ，與(yu) 實體(ti) 經濟相比，中國虛擬經濟部門與(yu) 房地產(chan) 部門發展過快。如圖20所示，中國金融業(ye) 與(yu) 房地產(chan) 業(ye) 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快速上升。尤其是金融業(ye) 增加值比重在2015年已經超過了美國金融業(ye) 增加值占GDP的比率，這說明出現了較為(wei) 明顯的金融空轉與(yu) 脫實入虛。隨著中國政府金融監管的加強，相關(guan) 風險目前已經得到了初步抑製。然而，係統性金融風險防範這一攻堅戰尚未完成，依然任重道遠。

　　隨著中國逐漸融入經濟與(yu) 金融全球化，中國國際收支的規模與(yu) 重要性均在持續上升。在1999年至2011年期間，中國的國際收支曾經出現過持續的經常賬戶與(yu) 非儲(chu) 備金融賬戶雙順差。在雙順差期間，資本持續流入、人民幣麵臨(lin) 升值壓力、外匯儲(chu) 備持續增加，中國央行還不得不對外匯占款進行衝(chong) 銷。不過，如圖21所示，自2012年至今，中國國際收支的波動性顯著增強，一方麵體(ti) 現在經常賬戶規模持續縮小，另一方麵體(ti) 現在非儲(chu) 備性質金融賬戶餘(yu) 額的方向與(yu) 規模大起大落。2014年至今，中國總體(ti) 上麵臨(lin) 短期資本外流與(yu) 人民幣匯率貶值壓力(圖22)。為(wei) 了防止人民幣匯率過快貶值，中國央行曾經動用外匯儲(chu) 備幹預市場，中國外匯儲(chu) 備距離頂峰時期縮水了大約1萬(wan) 億(yi) 美元。從(cong) 短期來看，人民幣兌(dui) 美元匯率依然麵臨(lin) 著一定的貶值壓力(尤其是中美貿易摩擦重新加劇時)。從(cong) 中長期來看，人民幣兌(dui) 美元匯率的運動方向將主要取決(jue) 於(yu) 中美經濟基本麵的變化。但隨著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程度的增強，總體(ti) 上人民幣兌(dui) 美元匯率在未來將呈現出雙向波動之態勢，人民幣兌(dui) 美元匯率在過去若幹年持續單邊升值或貶值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