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紀，企業(ye) 界共同麵臨(lin) 著一個(ge) 重大的問題，就是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有必要把商業(ye) 企業(ye) 履行社會(hui) 責任提高到與(yu) 時代命運相連的高度?這是一個(ge) 我們(men) 不能忽視的新趨勢。而它的背景，則體(ti) 現為(wei) 19世紀形成的那種社會(hui) 治理結構，已經無法適應現在的需要。

　　19世紀，現代經濟在一些發達國家首先成型。隨後湧現的一批現代化國家，也是按照這個(ge) 結構建立起來的。它大致上二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領域，一個(ge) 是私人領域，另一個(ge) 是公共領域。私人領域由個(ge) 人和企業(ye) ，而公共領域的事務則由政府來處理。

　　這種模式在當時的條件下是可行的，但後來就逐漸呈現出缺陷。這是因為(wei) 公共領域的問題變得越來越複雜，需要用更多的資源去處理。從(cong) 經濟學上來說，這樣的現象是很容易理解的，即在整個(ge) 社會(hui) 發展過程中，社會(hui) 運行成本有兩(liang) 個(ge) 部分，一個(ge) 部分叫做轉型成本(transformation cost)，或者叫做製造成本(production cost)。另外一個(ge) 部分叫做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就是處理人和人的社會(hui) 關(guan) 係所需要的成本，又叫做製度運行的成本(operation cost)。

　　這個(ge) 基本的經濟學原理昭示著，在製造成本由於(yu) 分工的深化而不斷下降的同時;交易成本卻由於(yu) 與(yu) 分工深化相伴隨的協作關(guan) 係的複雜化而上升，所以交易成本、即製度運行成本在總成本中所占比重是不斷上升的。這樣，就需要付出越來越多的資源和成本去處理日益複雜多樣的社會(hui) 關(guan) 係和問題。而政府要妥善處理這些問題也變得越來越力不從(cong) 心。

　　現代社會(hui) 比起舊時代來說，問題更加盤根錯節：不但在外部要處理國防問題、反恐問題，從(cong) 內(nei) 部來說，從(cong) 環境保護、社區管理直到貫穿生老病死的社會(hui) 保障等等，紛繁複雜。在這種情況下， 完全由政府來處理就變得越來越困難且不可行。一方麵行政機構解決(jue) 這些問題的成本往往高昂，且容易促成官僚主義(yi) 。另一方麵政府所掌握的資源不足。發達國家政府的債(zhai) 務更是提高到了天文數字。根據2018年OECD主權債(zhai) 務展望報告，OECD國家的主權債(zhai) 務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已經從(cong) 2008年的25 萬(wan) 億(yi) 美元飆升至今年的45萬(wan) 億(yi) 美元, 主權債(zhai) 務負擔維持在超過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GDP)70%的水平。

　　而在亞(ya) 洲，以中國為(wei) 例，政府的杠杆率也很高，特別是地方政府的杠杆率也很高。政府付出的成本太大，卻仍舊不能解決(jue) 所有的社會(hui) 問題。這就意味著，公共問題全要靠政府去處理，是很難行得通的。

　　到了20世紀，有了一些新的做法。就是許多公共問題漸漸依靠民間和非政府組織去處理，即由第三領域或民間社會(hui) 去處理某些特定範圍的公共議題和社會(hui) 問題。非營利組織在20世紀快速發展，不斷探索、解決(jue) 了公共領域內(nei) 的諸多問題。

　　但是，由民間組織來處理公共問題也暴露了難以規模化的局限。

　　那麽(me) 能不能進一步將公共事務和私人事務中間的鴻溝彌合，打破兩(liang) 域的分化，並突破這個(ge) 界限呢?假如我們(men) 千千萬(wan) 萬(wan) 的商業(ye) 性企業(ye) 做公益(public good)，那麽(me) 這種向善的力量就可以擴大幾百倍，甚至幾千倍。而這正是20世紀後期的潮流。作為(wei) 這個(ge) 潮流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社會(hui) 企業(ye) (social enterprise)，也在一些國家興(xing) 起。

　　然而這種從(cong) 1990年代由英國等地興(xing) 起的做法當時並沒有得到全體(ti) 社會(hui) 的普遍承認，從(cong) 企業(ye) 製度的角度來說，同期在全世界範圍有一個(ge) 公司治理革命。它的背景是，在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公司治理結構暴露了缺陷，導致了經理人員對公司的高控製。因而這次“治理革命”的要點，是在公司治理結構裏強化了所有者(股東(dong) )的對經理人員的監督，解決(jue) 內(nei) 部人員失控的問題。

　　但是很快就有人提出了進一步的問題，在1995年的時候，有一位叫做瑪格麗(li) 特·M·布萊爾(Margaret M. Blair)的美國經濟學家，寫(xie) 了一本名為(wei) 《所有權與(yu) 控製:麵向21世紀的公司治理探索》的書(shu) 。

　　針對公司治理結構存在的問題，該書(shu) 認為(wei) ，“公司治理革命”隻強調所有者與(yu) 業(ye) 主對於(yu) 公司的監督與(yu) 控製是明顯不夠的。在她看來，為(wei) 公司承擔剩餘(yu) 風險(risidual risk)的不單是股東(dong) (stockholders)，還有其他的利益相關(guan) 者(stakeholders)。由這種分析得出的結論是，公司不但要對股東(dong) 負責，還應該對其他利益相關(guan) 者，包括員工、顧客所在社區的居民、供應商、銷售商，甚至整個(ge) 社會(hui) 負責。

　　然而這個(ge) 論述在當時也沒有得到社會(hui) 的公認。當時相當多的經濟學界的同仁，並不同意布萊爾的觀點，認為(wei) 完全是謬論。在他們(men) 看來，隻要企業(ye) 家辦好自己的企業(ye) ，賺更多的錢，就是完成了他們(men) 的社會(hui) 責任。他們(men) 不接受董事會(hui) 要對所有利益相關(guan) 者承擔社會(hui) 負責的觀念。

　　但在進入新世紀以後，在實際社會(hui) 矛盾的衝(chong) 擊和社會(hui) 思潮的推動下，越來越多人接受了企業(ye) 應當承擔社會(hui) 責任的這一觀點，走得更快的地方就形成了新的法律規定。以美國為(wei) 例，自從(cong) 2010年馬裏蘭(lan) 州製定了設立一種新類型的公司，即共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的法律以來，迄今為(wei) 止，美國已經有35個(ge) 州頒布或者製定了共益公司條例。

　　共益公司並不享有稅收優(you) 惠，但是要求在其公司章程裏明確規定它所承擔的社會(hui) 責任，同時董事會(hui) 要對完成這些責任負責，要至少參與(yu) 一種第三方評估，並向社會(hui) 報告。全球現在有多個(ge) 這樣的第三方認證組織。其中有一個(ge) 名叫共益實驗室(B Lab)，根據其製定的評估標準(B Impact Assessment，簡稱BIA)對共益企業(ye) 履行社會(hui) 責任的情況進行認證，對合格的企業(ye) 發給B Corp證書(shu) 。目前在全球50多個(ge) 國家，有超過150個(ge) 行業(ye) 的2655多家企業(ye) 通過了B Lab的認證。達能、Kickstarter等大家熟悉的企業(ye) 都是獲得B Corp認證的共益企業(ye) 。

　　2016年6月，中國大陸首家B Corp“第一反應”認證成功，這是一家中國領先的急救培訓和賽事生命救援機構。自2017年底開始，B Corp中國倡導團隊由北京樂(le) 平公益基金會(hui) 支持，並獲得共益實驗室(B Lab Global) 認可，致力於(yu) 將B Corp這一概念引入中國。到2018年11月為(wei) 止，中國大陸已有11家企業(ye) 獲得B Corp認證。這些企業(ye) 涉及教育，消費品，互聯網，建築設計等各個(ge) 領域，目前已有上百家企業(ye) 正在申請B Corp。使用BIA作為(wei) 企業(ye) 社會(hui) 影響力評估與(yu) 提升的用戶已有500多家。

　　這些企業(ye) 關(guan) 注共益企業(ye) 這個(ge) 新興(xing) 形態的原因很多，其中比較突出的兩(liang) 點，一是能夠通過BIA共益影響力測評，來衡量企業(ye) 的影響力表現，同時找到改進的方向。而共益企業(ye) 認證也會(hui) 助力企業(ye) 獲得融資。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關(guan) 注投資企業(ye) 的社會(hui) 影響力價(jia) 值，這不僅(jin) 僅(jin) 來源於(yu) 金融機構對共益企業(ye) 價(jia) 值觀的認可，也源於(yu) 共益企業(ye) 嚴(yan) 格的管理和信息監督，可作為(wei) 金融機構評估企業(ye) 投資價(jia) 值的重要參考。

　　第二點是吸引人才。千禧一代越來越關(guan) 注公司的使命、注重工作的價(jia) 值感，而不僅(jin) 僅(jin) 是尋求一份朝九晚五的穩定工作。共益企業(ye) 滿足了年輕人在使命感、價(jia) 值感上的追求。從(cong) 全球的共益企業(ye) 發展中，我們(men) 看到很多公司在成為(wei) 共益企業(ye) 後既招攬到更多優(you) 秀的人才，也更關(guan) 注員工，使得其公司的忠誠度隨之提升。

　　類似BIA這樣的工具使得企業(ye) 對利益相關(guan) 者的關(guan) 注愈來愈具有可操作性，不僅(jin) 可照顧不同文化與(yu) 地區的差異，也與(yu) 影響力投資，公平貿易等全球性的資本市場變革和消費者運動一起有力促進了全球經濟向利益相關(guan) 者經濟發展。

　　東(dong) 亞(ya) 地區在經濟總量上舉(ju) 足輕重，經濟成長速度上領先全球，新經濟創新能力更嶄露頭角。在全球化麵臨(lin) 嚴(yan) 重挑戰的今天，過去深深得益於(yu) 全球化發展的東(dong) 亞(ya) 經濟體(ti) ，尤其是中國，需要身體(ti) 力行倡導一種有益於(yu) 全人類的經濟發展觀念，才能繼續有效地推進新的全球化。率先加快發展利益相關(guan) 者經濟， 正其時也。

　　注：原文登載於(yu) 《斯坦福社會(hui) 創新評論》2019年英文版春季刊增刊Business for Good in East Asia 原文標題為(wei) Shifting to a Stakeholder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