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dong) 北三省曾經是中國工業(ye) 化的先驅，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國民經濟發展和工業(ye) 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1952年，東(dong) 北三省地區生產(chan) 總值占全國GDP的12.4%，第二產(chan) 業(ye) 增加值在全國占比高達23.0%。在整個(ge) 計劃經濟時期(1952—1978年)，東(dong) 北地區對全國GDP增長的貢獻率為(wei) 13.4%，第二產(chan) 業(ye) 增長貢獻率為(wei) 17.4%。在改革開放後的一段時間裏，東(dong) 北的貢獻率有所下降，如1978—2000年期間，該地區對全國GDP增長的貢獻率為(wei) 9.6%，第二產(chan) 業(ye) 增長貢獻率為(wei) 10.3%。21世紀初開始實施東(dong) 北等老工業(ye) 基地振興(xing) 戰略以來，東(dong) 北地區對全國的GDP增長和第二產(chan) 業(ye) 增長貢獻率分別下降到5.9%和4.9%。

　　實施東(dong) 北振興(xing) 戰略，通常被認為(wei) 是一種旨在提振該地區經濟發展的趕超戰略，而把該戰略實施多年之後東(dong) 北三省的經濟發展現狀——增長率低於(yu) 其他許多地區，看作是戰略成效不顯著的表現。然而，東(dong) 北的經濟發展是比趕超發達地區目標遠為(wei) 複雜的問題，因為(wei) 隨著時間的推移，該地區既是趕超的對象也是趕超的主體(ti) ，東(dong) 北振興(xing) 戰略的性質與(yu) 在中西部地區實施的均衡發展戰略應具有不盡相同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本文擬從(cong) 探討幾個(ge) 經濟發展理論問題入手，重新認識東(dong) 北經濟，嚐試提出若幹具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01 誤導的地區趕超理論和經驗依據

　　國家實施區域均衡發展戰略的意圖，是使相對落後的地區趕上發達地區的發展水平。所以，無論就其本質而言還是就其出發點而言，區域均衡發展戰略就是趕超戰略。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來看，一個(ge) 經濟發展相對滯後的地區，也有趕超發達地區的意圖，無論是提出並實施某種地區發展戰略，還是製定並實施某種特定政策，也都屬於(yu) 趕超戰略的範疇。發展經濟學的誕生和獲得的早期關(guan) 注，實際上大多是關(guan) 於(yu) 趕超戰略的理論、方法和政策的討論。

　　趕超的理論依據是什麽(me) ，或者說應該遵循什麽(me) 樣的基本理論和原則發展地區經濟，才能實現對更發達地區的趕超呢?我們(men) 先從(cong) 國家的趕超戰略及其實施效果談起。按照林毅夫等的概括，落後國家的趕超戰略分別遵循兩(liang) 種大相徑庭的原則，一個(ge) 是違背比較優(you) 勢的發展戰略，通常導致趕超失敗;另一個(ge) 是遵循比較優(you) 勢的發展戰略，成功實現趕超的案例通常屬於(yu) 此類。kaiyun官方地址開放前後的發展成效，是對這兩(liang) 種趕超戰略實施結果的最好詮釋。

　　中國從(cong) 20世紀50年代開始實行的重工業(ye) 優(you) 先發展戰略，是同當時勞動力過剩、資本稀缺的資源稟賦相違背的。為(wei) 了降低工業(ye) 化成本，就要扭曲生產(chan) 要素價(jia) 格並形成工農(nong) 業(ye) 產(chan) 品價(jia) 格剪刀差;為(wei) 了集中資源發展重工業(ye) ，就要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資源配置體(ti) 製和沒有經營自主權的國有企業(ye) 體(ti) 製;為(wei) 了防止生產(chan) 要素的自發流動，就要形成農(nong) 產(chan) 品統購統銷製度、人民公社體(ti) 製和戶籍製度“三駕馬車”。這種計劃經濟體(ti) 製產(chan) 生了微觀環節缺乏激勵、宏觀層麵資源配置低效率、經濟結構失調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弊端。作為(wei) 實施重工業(ye) 優(you) 先發展戰略的結果，這個(ge) 時期雖然建立起了比較完備的工業(ye) 體(ti) 係，但也使經濟發展付出了巨大的資源代價(jia) ，同時也未能實現對發達經濟體(ti) 的趕超。

　　改革開放以來，從(cong) 改善微觀環節的激勵機製開始，農(nong) 戶獲得了自主配置生產(chan) 要素特別是勞動力的權利，企業(ye) 也獲得了生產(chan) 經營的自主權，隨著阻礙生產(chan) 要素流動的體(ti) 製障礙不斷得到清除，農(nong) 業(ye) 剩餘(yu) 勞動力轉移到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隨著產(chan) 品市場和生產(chan) 要素市場的逐步發育，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nong) 業(ye) 轉移勞動力滿足了沿海地區外向型製造業(ye) 發展的需求，豐(feng) 富的勞動力被轉化為(wei) 勞動密集型產(chan) 品，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實現了資源比較優(you) 勢，在國際市場贏得了競爭(zheng) 力，也由此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奇跡。

　　違背比較優(you) 勢的重工業(ye) 優(you) 先發展戰略，理論和經驗依據有兩(liang) 個(ge) 淵源。

　　第一個(ge) 是德國經濟學家霍夫曼根據若幹工業(ye) 化國家統計經驗得出的結論：無論資源稟賦、影響布局因素以及製造業(ye) 結構，任何國家的工業(ye) 化必然遵循一個(ge) 統一的模式：從(cong) 生產(chan) 消費品提升到生產(chan) 資本品。表現為(wei) 一個(ge) 係數關(guan) 係就是，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提升，消費品部門與(yu) 資本品部門的淨產(chan) 值之比即霍夫曼係數趨於(yu) 降低。既然生產(chan) 資本品的重工業(ye) 是工業(ye) 化的高級形態和歸宿，那麽(me) 跨越生產(chan) 消費品的階段直接以重工業(ye) 為(wei) 優(you) 先序，豈不更符合趕超要求?

　　第二個(ge) 理論淵源是蘇聯經濟學家菲爾德曼的增長模型。在勞動力無限供給和資本不能從(cong) 國外流入的假設下，他證明，投資越多地配置在生產(chan) 資本品的部門，長期經濟增長速度越高，最終越能形成資本品生產(chan) 部門與(yu) 消費品生產(chan) 部門之間的均衡發展。與(yu) 此相關(guan) 的經驗基礎似乎是，在以小農(nong) 經濟為(wei) 特征的工業(ye) 化啟動階段，對消費品的有效需求不足，把發展的重點放在重工業(ye) 這個(ge) 生產(chan) 資本品的領域，可以利用其自我循環和自我服務的特征，幫助打破市場瓶頸，提升經濟增長速度，並希冀在未來帶動產(chan) 業(ye) 結構的平衡發展。

　　比較優(you) 勢發展戰略的理論淵源應該來自由英國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開創，並由現代經濟學家俄林、赫克歇爾和薩繆爾森等人發展完善的國際貿易理論。這個(ge) 眾(zhong) 所周知的理論的最終形態可以簡單概括為(wei) ：由於(yu) 各國具有不同的生產(chan) 要素稟賦，每個(ge) 國家分別從(cong) 事凝聚不同要素強度產(chan) 品的生產(chan) 並形成各自的比較優(you) 勢，從(cong) 而使國家之間進行產(chan) 品貿易且均能獲益。基於(yu) 東(dong) 亞(ya) 一些經濟體(ti) 成功實現趕超的經驗，林毅夫等把這個(ge) 原理引申為(wei) 一個(ge) 國家根據自身資源稟賦特點形成相應的產(chan) 業(ye) 結構，可以最充分地利用豐(feng) 富的生產(chan) 要素，提高最稀缺生產(chan) 要素的生產(chan) 率，在開放的條件下把資源比較優(you) 勢變為(wei) 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故在國家層麵可以稱之為(wei) 比較優(you) 勢戰略。

　　如果說比較優(you) 勢原則可以用來指導形成國家發展戰略的話，該原理卻不是一個(ge) 國家內(nei) 部落後地區趕超發達地區的理論依據，因而也不應該以此原則為(wei) 指導製訂地區發展戰略。這是因為(wei) 國家之間經濟互動與(yu) 國家內(nei) 部地區之間經濟互動具有不同的性質。在國家之間，生產(chan) 要素的流動性比較小，產(chan) 品貿易卻相對容易。因此，按照比較優(you) 勢原則把生產(chan) 要素稟賦特征轉化為(wei) 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的產(chan) 品進行交換，各國相當於(yu) 輸出相對豐(feng) 裕的生產(chan) 要素，以此交換相對稀缺的生產(chan) 要素。

　　然而，在一個(ge) 國家的地區之間，生產(chan) 要素的流動性很強，特別是在存在要素市場的條件下，資本和勞動可以無障礙地從(cong) 一個(ge) 地區轉移到另一個(ge) 地區。如果依據一個(ge) 地區的資源稟賦特點作出判斷，以為(wei) 該地區可以靠發揮與(yu) 之相關(guan) 的比較優(you) 勢形成專(zhuan) 業(ye) 化生產(chan) ，事後很可能出現這樣的情形：早在與(yu) 資源稟賦或要素相對稀缺性相適應的產(chan) 業(ye) 結構形成之前(甚至在國內(nei) 統一的產(chan) 品市場形成之前)，最活躍的生產(chan) 要素便已經轉移到其他地區。也就是說，資源稟賦或要素相對稀缺性特點，固然可以在事先認識到並且作出判斷，比較優(you) 勢卻隻能是依一係列條件而實現的。可見，比較優(you) 勢原則並不是地區趕超的理論依據。

　　02 關(guan) 於(yu) 地區趕超的理論依據ABC

　　這裏所說的ABC並不是通常意義(yi) 上“基礎知識”或“基本原理”的意思，而是對地區趕超兩(liang) 種理論依據的簡稱，即分別是後發優(you) 勢(英文為(wei)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簡稱AB)和趨同(convergence，即C)兩(liang) 個(ge) 經濟增長理論。前麵我們(men) 指出了比較優(you) 勢不是地區趕超的理論和經驗依據，現在所要指出的是，從(cong) 理論邏輯和經驗證據看，經濟增長理論中的後發優(you) 勢和趨同假說，可以作為(wei) 我們(men) 認識趕超現象的參照框架。

　　後發優(you) 勢是美國經濟學家格申克龍首先提出的一種假說，認為(wei) 落後國家由於(yu) 在諸多形態特征上與(yu) 發達國家不盡相同，反而具有這種有助於(yu) 趕超的“源自落後本身的優(you) 勢”。極簡而言之，這種優(you) 勢來自於(yu) 後起國家可以較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免於(yu) 支付“試錯”的代價(jia) 。經濟發展是在技術、製度、管理等諸多方麵進行創新的結果，而這些創新的過程具有創造性破壞的性質，是在試錯過程中實現的。後起國家恰恰可以引進先行國家的技術，甄別借鑒其已有的體(ti) 製和機製，汲取前人付出代價(jia) 獲得的經驗和教訓，使發展過程相對快一些。這對於(yu) 國家內(nei) 部的落後地區來說，不僅(jin) 道理是相同的，而且與(yu) 國家之間的相互借鑒相比，更具有可行性。

　　增長經濟學家(代表性人物是索洛)從(cong) 資本報酬遞減假設出發，認為(wei) 起點上人均收入水平越低的國家，隨後越傾(qing) 向於(yu) 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一旦這個(ge) 後起國家比先行國家增長更快的過程持續下去，前者就趨於(yu) 實現對後者的趕超，形成所謂的趨同現象。由於(yu) 經濟發展的趕超和趨同不僅(jin) 僅(jin) 產(chan) 生於(yu) 初始人均收入的高低，還需要有諸如資源稟賦、人力資本積累、投資率、基礎設施、市場化水平、開放度、政府作用等條件的配合，因此，人們(men) 在討論趨同問題的時候，通常是指“條件趨同”。

　　後發優(you) 勢與(yu) 趨同兩(liang) 個(ge) 理論假說之間也具有邏輯上的聯係，可以互相印證。例如，趨同所依據的資本報酬遞減假設的存在和各種條件的形成，都具有後發優(you) 勢的特質。同時，我們(men) 也需要時刻區別兩(liang) 者在內(nei) 在屬性上的差別。例如，兩(liang) 個(ge) 理論具有一個(ge) 依據不盡相同卻邏輯關(guan) 係相互類似的共同假設，即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初始人均收入水平與(yu) 隨後的經濟增長速度成反比關(guan) 係，即初始水平越低增長速度越高，初始水平越高增長速度越低。然而，這種關(guan) 係隻能理解為(wei) 一般性的或趨勢性的。

　　圖1顯示的就是這樣的趨同現象。圖1中的兩(liang) 個(ge) 部分其實是用相同的數據繪製，第二張圖是第一張圖的局部放大。兩(liang) 者結合起來，既有助於(yu) 我們(men) 觀察在這一輪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世界經濟呈現出的總體(ti) 趨同趨勢，即新興(xing) 經濟體(ti) 和發展中國家的趕超，也可以從(cong) 中看出總體(ti) 趨勢中的差異性表現。同時，世界經濟的一些特征也可以幫助我們(men) 認識中國經濟發展趨同的預期效應和多種可能結果。

　　圖 1 世界經濟趨同的趨勢 資料來源：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世界銀行官方網站：https：// data.worldbank.org /

　　首先，如圖1所示，1990年人均GDP與(yu) 1990—2017年期間年均增長率之間的關(guan) 係，雖然具有一條負斜率的趨勢線，即總體(ti) 表現出趨同的傾(qing) 向，但是兩(liang) 個(ge) 變量之間的相關(guan) 係數並不顯著，即存在著大量的國家，其經濟增長速度與(yu) 自身的初始收入水平並不具有符合預期的聯係。由此得到的啟示是，大趨勢中總是存在著變異，就單一國家或地區來說，呈現出異於(yu) 眾(zhong) 數規律的個(ge) 性化結果也屬必然。

　　其次，有些依靠石油天然氣的出口而位居高收入行列的國家，如果從(cong) 工業(ye) 化水平等方麵進行全麵衡量卻算不上是發達國家，因而也未在上述趨同關(guan) 係之列。也就是說，在統計意義(yi) 上，這些國家雖然初始人均收入較高，隨後的增長表現通常卻無關(guan) ，因而並無實質性地對世界整體(ti) 的趨同關(guan) 係作出貢獻;在政策含義(yi) 上，諸如此類國家或地區既不是後起國家的趕超對象，而且由於(yu) 存在著諸如“資源詛咒”等特殊原因，反倒應該作為(wei) 避免重蹈覆轍的反麵教材。

　　最後，許多按照人均收入水平屬於(yu) 低收入組，然而卻尚未具備必要的發展條件的國家或地區，仍然掙紮於(yu) 低收入均衡陷阱之中，因而也不能實現應有的增長速度。也就是說，趨同是一個(ge) 對經濟發展均衡化的事後統計描述，而不是一種發展手段，並不存在什麽(me) 自然而然、唾手可得的後發優(you) 勢。

　　實際上，現實中表現出的趨同現象都是“條件趨同”。在計量經濟學的意義(yi) 上，經濟學家通常把一組理論上有利於(yu) 經濟增長的“條件”作為(wei) 解釋變量或控製變量，看初始人均收入與(yu) 隨後經濟增長績效的關(guan) 係。而這些“條件”則可以包括所有與(yu) 經濟增長有關(guan) 的因素，換句話說，如果不能滿足這些條件，特別是如果不能滿足其中最為(wei) 基本的條件，初始人均收入這單個(ge) 因素就並不能保證隨後的經濟增長績效。

　　03 區域均衡戰略何以存在效果差異?

　　經濟史表明，在國家層麵推行重工業(ye) 優(you) 先發展戰略，無一成功案例。對此，蘇聯、中國和印度三個(ge) 大國可以提供最典型的實踐及結果證據。蘇聯從(cong) 1928年第一個(ge) 五年計劃開始，中國從(cong) 1953年第一個(ge) 五年計劃開始，印度從(cong) 1956年第二個(ge) 五年計劃開始，分別正式實施重工業(ye) 優(you) 先發展戰略。該戰略的實施雖然的確幫助國家建立起重工業(ye) 為(wei) 主的工業(ye) 體(ti) 係，特別是加強了不可或缺的國防能力，但是，由於(yu) 與(yu) 之俱來的激勵缺乏、資源誤配和其他體(ti) 製弊端，最終使長期經濟發展付出了沉重的代價(jia) 。在該戰略實施的年代，這三個(ge) 國家無一實現了經濟發展的趕超。

　　20世紀70年代以後，蘇聯經濟的全要素生產(chan) 率始終為(wei) 負增長，國民經濟增長停滯並最終陷入難以為(wei) 繼的境地，也是其國家解體(ti) 的重要經濟原因。印度雖然采取了一係列改革和開放舉(ju) 措，近年來逐漸進入高速增長的軌道，然而，迄今為(wei) 止製造業(ye) 比重仍然很低，國家工業(ye) 化的任務尚未完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按照稟賦特點進行了資源重新配置，實現了產(chan) 業(ye) 結構調整，取得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成就。從(cong) 事後的角度看，中國這個(ge) 時期的總量增長和結構變化的確獲益於(yu) 遵循了比較優(you) 勢原則。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將其概括為(wei) 一個(ge) 比較優(you) 勢戰略也無不可。

　　然而，必須強調指出的是，這個(ge) 按照比較優(you) 勢原則進行的資源重新配置，是通過改革開放形成有效的激勵機製、賦予微觀主體(ti) 自主配置生產(chan) 要素(特別是勞動力)權利、引進外商投資和擴大對外貿易的結果。既然生產(chan) 要素跨越城鄉(xiang) 、區域和產(chan) 業(ye) 的流動是這個(ge) 過程的關(guan) 鍵，就意味著在市場發育和運作過程中，各地區生產(chan) 要素稟賦必然發生變化，比較優(you) 勢戰略也就不能用來實現地區趕超。

　　美國經濟學家艾爾文·揚認為(wei) 一國內(nei) 各地區應該發揮各自的比較優(you) 勢，因而預期kaiyun官方地址開放以後地區專(zhuan) 業(ye) 化水平應該得到提高，並以此作為(wei) 整體(ti) 效率的來源。因此，當他看到相反的情形，即各省爭(zheng) 相發展相同的產(chan) 業(ye) ，甚至省與(yu) 省(如浙江與(yu) 上海)之間發生爭(zheng) 奪原材料的貿易摩擦(如著名的“蠶繭大戰”)時，隻好作出所謂增量漸進式改革誘導地方政府“尋租”行為(wei) 的解釋。他本人對這種說法並沒有作出站得住腳的經驗證明，因而其判斷不能令人信服。

　　實際上，這個(ge) 案例恰恰說明，一國地區之間初始稟賦差異並不能等同於(yu) 各地的比較優(you) 勢。而且，即便出現由資源稟賦特點決(jue) 定的地區專(zhuan) 業(ye) 化格局，也僅(jin) 僅(jin) 是短暫的現象，因為(wei)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地區間競相發展同類行業(ye) 與(yu) 相同行業(ye) 的企業(ye) 之間競爭(zheng) 並無本質上的不同。這裏，諸方麵追逐的是盈利機會(hui) 而非製度租金。

　　我們(men) 不妨做個(ge) 模擬性的推導：就爭(zheng) 奪蠶繭原料來說，浙江省內(nei) 兩(liang) 個(ge) 地級區域紹興(xing) 與(yu) 嘉興(xing) 之爭(zheng) ，與(yu) 浙江與(yu) 上海之爭(zheng) ，很難說有本質的差別;而嘉興(xing) 下麵兩(liang) 個(ge) 縣級區域海鹽與(yu) 海寧之爭(zheng) ，也與(yu) 地級區域間的爭(zheng) 奪別無二致。如此繼續推論，所謂的地區原材料大戰歸根結底是企業(ye) 競爭(zheng) ，隻不過在改革的特定時期地方政府介入其中而已。隨著生產(chan) 要素流動越來越充分，產(chan) 品市場的分割終究要消失，揚教授所臆想的那種依據要素稟賦差異而形成的地區專(zhuan) 業(ye) 化格局，如果一度的確形成的話，終究也會(hui) 消失。

　　曲玥等研究發現，在中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ye) 形成的過程中，從(cong) 國家整體(ti) 看固然是勞動力豐(feng) 富這一要素稟賦因素起著決(jue) 定性的作用，但是，從(cong) 國內(nei) 的地區布局角度看，基礎設施、交通條件和配套能力等規模經濟因素則發揮了更為(wei) 重要的作用。實際上，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與(yu) 其說來自於(yu) 區域經濟的專(zhuan) 業(ye) 化，不如說來自於(yu) 生產(chan) 要素流動和再配置。蔡昉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勞動生產(chan) 率提高的一個(ge) 重要貢獻因素，是勞動力跨地區、跨產(chan) 業(ye) 流動帶來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

　　無論是揚認為(wei) 比較優(you) 勢應該導致地區專(zhuan) 業(ye) 化，還是其他學者把比較優(you) 勢原則作為(wei) 地區趕超的依據，在中國經濟發展事實麵前均遭遇理論與(yu) 現實不一致的尷尬，從(cong) 學理上也都不可避免地難圓其說。有趣的是，揚教授用來諷喻kaiyun官方地址成效的語境，其實恰好可以用在他自己的研究結論上，即由於(yu) 他所秉持的理論出發點具有過於(yu) 狹窄的認知域，一旦將其應用於(yu) 一個(ge) 非具有廣闊視角則無法理解的全方位改革開放過程，便如同走在剃刀之刃上，備感狹窄和痛苦。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實施了一係列區域均衡發展戰略。從(cong) 2000年開始，先後推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東(dong) 北等老工業(ye) 基地振興(xing) 戰略、中部崛起戰略和東(dong) 部地區率先發展戰略。由於(yu) 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與(yu) 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是相提並論的，並且隨後在2004年又明確了中部崛起戰略，所以我們(men) 將其合並在一起作為(wei) 中西部開發戰略，以之與(yu) 東(dong) 北振興(xing) 戰略進行對比分析。

　　按照條件趨同假說，如果區域均衡發展戰略要取得預期的趕超效果，必須在實施中為(wei) 相應地區創造出所需的基本發展條件，即缺什麽(me) 補什麽(me) 。正如圖1所顯示的那樣，在全球經濟趨同這個(ge) 大的態勢之下，仍然有諸多單個(ge) 的經濟體(ti) 因其各具獨特性和差異性，增長表現有所不同。從(cong) 理論上說，許多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經濟體(ti) ，常常會(hui) 產(chan) 生彼此靠近的物以類聚表現，並以此“同類項”區別於(yu) 彼“同類項”。由此來看，中西部地區與(yu) 東(dong) 北地區不是同質的，具有不盡相同的發展短板以及政策需求。

　　例如，在圖2中我們(men) 把全國各省2000年人均GDP與(yu) 各省在2001—2018年期間年均實際增長率對照，從(cong) 具有負斜率的趨勢線可以看到一定程度的趨同傾(qing) 向。其中，就東(dong) 北地區來看，吉林省相對而言起點低，因而隨後呈現趨同傾(qing) 向的情形，而遼寧和黑龍江的初始人均收入則處於(yu) 較高水平，因而隨後也沒有顯現出更快的增長速度。從(cong) 初衷來看，無論是針對兩(liang) 組異質性的地區采取相同的戰略予以推動，還是預期取得相同的政策效果，都值得反思，而不能簡單評說戰略實施的成敗。下麵，我們(men) 結合中西部發展戰略和東(dong) 北振興(xing) 戰略實施中的主要舉(ju) 措，觀察其適用性和效果的不同。

　　圖 2 初始人均 GDP 與(yu) 隨後時期增長率的關(guan) 係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 www.stats.gov.cn

　　首先，傾(qing) 斜性投資產(chan) 生的資本積累可持續性不同。正如任何趕超戰略都必然作為(wei) 重要關(guan) 注點一樣，補足經濟落後地區資本積累不足的瓶頸，是必不可少的政策舉(ju) 措。在實施區域均衡發展戰略中，中央政府實施了傾(qing) 斜式的政策，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東(dong) 北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大型項目投資。特別是，這種傾(qing) 斜性投資與(yu) 應對世界金融危機的刺激性政策舉(ju) 措，以及增強國有經濟影響力的政策傾(qing) 向結合起來，使得戰略實施後這些地區的投資增長明顯加快。

　　從(cong) 統計數據可以看到，中西部地區和東(dong) 北地區在相關(guan) 戰略實施之後，全社會(hui) 固定資產(chan) 投資總體(ti) 來說都發生了一個(ge) 巨大的跳躍。譬如，把2001—2010年全社會(hui) 固定資產(chan) 投資實際年均增長率與(yu) 1991—2000年進行比較，中部、西部和東(dong) 北地區分別提高了11.8、8.6和16.3個(ge) 百分點，均明顯大於(yu) 沒有特殊區域政策支持的東(dong) 部地區(僅(jin) 提高4.6個(ge) 百分點)。

　　但是，如果說中西部作為(wei) 經濟發展相對滯後的地區，固定資產(chan) 投資是瓶頸製約的話，東(dong) 北地區隻是在小得多的程度上如此。因此，當政策效應集中顯現之後，兩(liang) 類地區的資本形成可持續性便產(chan) 生了巨大的分化：在中西部地區仍然保持較快的投資增長速度的同時，東(dong) 北地區投資增長大幅度跌落。2011—2017年期間，中西部地區投資年均增速為(wei) 14.0%，東(dong) 北地區則為(wei) -0.4%。

　　其次，傳(chuan) 統體(ti) 製遺產(chan) 對經濟增長的負麵效應強度有所不同。伴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通常國有經濟比重會(hui) 降低，相應地非公有經濟比重提高。反過來，如果在起點上一個(ge) 地區經濟增長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國有經濟的資產(chan) 形成來推動，則可以預期，該地區傳(chuan) 統體(ti) 製遺產(chan) 對隨後的經濟增長會(hui) 產(chan) 生較大的抑製作用。

　　例如，過高的國有經濟比重可能從(cong) 占用資源要素方麵形成壟斷，對非公有經濟產(chan) 生擠出效應;習(xi) 慣於(yu) 依靠大型國有經濟支撐地區經濟增長、財政收入、就業(ye) 創造，則不情願形成“創造性破壞”的競爭(zheng) 和創新環境;形成過重的政策性負擔，並以此為(wei) 借口尋求政策保護;麵對需求的變化和產(chan) 業(ye) 調整的要求時尾大不掉。圖3顯示，在區域均衡發展戰略開始實施前的2000年，東(dong) 北地區國有控股工業(ye) 固定資產(chan) 現值與(yu) GDP的比率，明顯高於(yu) 東(dong) 部、中部和西部三類地區。

　　最後，財政轉移支付的政策著力點及效果不同。中央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是所有區域平衡發展戰略的重要內(nei) 容之一，也是傾(qing) 斜政策中最具有含金量的舉(ju) 措。從(cong) 積極的方麵說，無論是中西部還是東(dong) 北地區，都依靠這種政策推動建立了城鄉(xiang) 社會(hui) 保險體(ti) 係。然而，東(dong) 北三省作為(wei) 國有重工業(ye) 企業(ye) 集中、資源枯竭特點突出的地區，更大的財政轉移資金被用來支付遺產(chan) 成本，解決(jue) 下崗、失業(ye) 和提前退休職工的補償(chang) ，以及填補職工養(yang) 老保險缺口等問題。在這些省份依靠轉移支付資金把生產(chan) 性職工安置為(wei) 非生產(chan) 性人員的同時，中西部地區卻依靠勞動力市場的發育，推動農(nong) 村剩餘(yu) 勞動力轉移到生產(chan) 率更高的地區、產(chan) 業(ye) 和企業(ye) ，把人口紅利兌(dui) 現為(wei) 城鄉(xiang) 居民收入。

　　圖 3 國有控股工業(ye) 固定資產(chan) 現值與(yu) GDP 比率

　　資料來源：家統計局網站：http：// www.stats.gov.cn /

　　04 東(dong) 北振興(xing) ：比較優(you) 勢還是規模經濟?

　　處於(yu) 不同的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的省情和區情、所需的發展條件各異，都決(jue) 定了不能指望用相同的發展政策促成同樣的趕超效果，甚至也不應該用相同的期望值進行效果評價(jia) 。東(dong) 北振興(xing) 戰略實施以來，在解決(jue) 老工業(ye) 基地和資源枯竭地區的職工安置、企業(ye) 辦社會(hui) 職能的剝離、發育產(chan) 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等諸多方麵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一係列民生指標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在一段時間裏也實現了合理的經濟增長。從(cong) 事後來看，如果我們(men) 從(cong) 對於(yu) 東(dong) 北地區當年所遇到困難的特殊針對性出發，為(wei) 其設定與(yu) 其他地區不盡相同的目標函數，應該說東(dong) 北振興(xing) 戰略的實施效果是差強人意的。

　　同時，我們(men) 也應該看到，近年來該地區的經濟增長的確不盡如人意。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增長速度減慢是正常的。東(dong) 北經濟引起人們(men) 關(guan) 注，關(guan) 鍵是其相對於(yu) 其他地區，增長速度下滑的趨勢更為(wei) 嚴(yan) 重。我們(men) 在討論實施區域均衡發展戰略時，通常是以東(dong) 部地區為(wei) 參照，希望其他地區能夠取得更好的趕超效果，實現相對快的增長速度。如果東(dong) 北地區不能保持其快於(yu) 東(dong) 部地區的增長速度，甚至還持續慢於(yu) 東(dong) 部的增長，兩(liang) 者之間的發展水平差距則會(hui) 擴大，趕超的目標就難以在中近期實現。

　　以東(dong) 部地區GDP年均增長率為(wei) 基準，我們(men) 可以發現，從(cong) 開始實施區域均衡發展戰略直到2012年，中西部地區和東(dong) 北地區都處於(yu) 趕超東(dong) 部地區的發展態勢之中。隻是在2012年中國經濟整體(ti) 明顯減速之後，在中西部地區仍然保持較之東(dong) 部地區更高的相對增長率的同時，東(dong) 北地區經濟增長速度下行更為(wei) 顯著，相對增長率大幅度下降(圖4)。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社會(hui) 各界高度關(guan) 注“新東(dong) 北現象”的原因。應該說，對東(dong) 北經濟進行過認真研究的人們(men) ，並不是想得出東(dong) 北經濟衰落的結論，也不應該沿襲傳(chuan) 統觀念探討東(dong) 北振興(xing) 之路，而需要找到東(dong) 北經濟再振興(xing) 的新機遇和新思路。

　　圖 4 實施區域均衡發展戰略以來地區相對增長率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 www.stats.gov.cn /

　　無論在東(dong) 北振興(xing) 戰略實施之前還是之後，從(cong) 工業(ye) 基礎、基礎設施、人力資本等條件來看，東(dong) 北三省都不能算是落後地區，但是，鑒於(yu) 目前和預期的該地區經濟增長表現，我們(men) 應該對其提出設立以東(dong) 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為(wei) 對象的趕超要求。為(wei) 達到趕超的目標，需要從(cong) 三個(ge) 方麵進行戰略性思考：第一，從(cong) 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大格局中，找準自身再振興(xing) 的新機遇;第二，把自身既有的積累和基礎潛力挖掘出來，作為(wei) 趕超所需的基本發展條件;第三，把自身與(yu) 東(dong) 部地區的關(guan) 鍵差距找出來，充分利用趕超的後發優(you) 勢。

　　隨著中國的人口轉變進入新階段，2004年第一次出現以民工荒為(wei) 主要表現形式的勞動力短缺現象。進而，隨著2010年之後勞動年齡人口轉入負增長，長期支撐中國二元經濟發展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逐漸消失，以勞動密集型為(wei) 特征的製造業(ye) 比較優(you) 勢也迅速弱化。從(cong) 2006年開始，在人均GDP剛剛達到3069美元(2010年不變價(jia) )這個(ge) 中等偏下收入國家水平、農(nong) 業(ye) 勞動力比重仍然高達43%的時候，中國製造業(ye) 增加值占GDP比重就開始下降，從(cong) 36.2%降低到2017年的29.3%。按照國際經驗，製造業(ye) 比重下降通常是發生在國家進入高收入階段，因此，中國這個(ge) 轉折性的變化無疑來得太早，需要予以遏製。

　　中國製造業(ye) 比重之所以遭遇早熟型的下降，原因是隨著勞動力成本提高，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比較優(you) 勢逐漸喪(sang) 失，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相對下降，與(yu) 此同時，這一效應卻尚未被資本(技術)密集型領域提高的市場份額所抵消。雖然由於(yu) 中西部地區尚有一定的成本優(you) 勢(包括勞動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加之該地區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等方麵條件的改善，形成了一個(ge) 製造業(ye) 從(cong) 東(dong) 向西的轉移趨勢。但是，由於(yu) 中國的生產(chan) 要素市場是統一的，中西部地區的優(you) 勢並不能長期維持。可見，穩定中國製造業(ye) 比重，需要另辟蹊徑，即著眼於(yu) 提升其價(jia) 值鏈位置。

　　一項研究表明，在1998—2008年期間，在中國製造業(ye) 的區位決(jue) 定因素中，交通運輸、基礎設施、產(chan) 業(ye) 配套等聚集效應(或稱規模經濟效應)的作用下降了46.5%，同期工資水平和土地價(jia) 格等成本效應(或稱比較優(you) 勢效應)的作用則提高了80%。這無疑就是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從(cong) 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和鄰國轉移的原因。就其性質而言，隨著製造業(ye) 在價(jia) 值鏈中位置的提升，該產(chan) 業(ye) 的資本和技術密集度將提高，規模經濟效應將再度發揮重要的作用。

　　這恰好是東(dong) 北地區的發展機遇。作為(wei) 新中國工業(ye) 化的先行者，東(dong) 北地區的製造業(ye) 特別是裝備製造業(ye) 基礎並不薄弱。東(dong) 北地區所需要的是找到突破口，投身製造業(ye) 優(you) 化升級過程，在重塑自身並贏得優(you) 勢地位的情況下，其基礎條件的作用才能得到發揮。以人力資本為(wei) 例，從(cong) 每萬(wan) 人常住居民對應的大學本專(zhuan) 科在校生數字看，東(dong) 北地區與(yu) 其他地區相比都占有優(you) 勢，然而，從(cong) 企業(ye) 研發人員占比和企業(ye) 研發活動頻率看，東(dong) 北地區卻排在後麵(見右表)。這意味著在經濟增長不活躍地區，即便培養(yang) 了人才也不能為(wei) 己所用，不能轉化為(wei) 生產(chan) 率的提高。可見，把諸如人力資本流量這樣的優(you) 越條件轉化為(wei) 提升製造業(ye) 價(jia) 值鏈位置的動能，需要一個(ge) 臨(lin) 界最小突破力。

　　這個(ge) 臨(lin) 界最小突破力應該來自把既有優(you) 勢條件轉化為(wei) 實際經濟增長、生產(chan) 率提高和產(chan) 業(ye) 結構優(you) 化的有利源泉。對於(yu) 東(dong) 北地區來說，以沿海地區為(wei) 參照，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市場機製，可以作為(wei) 後發優(you) 勢幫助實現趕超。研究者根據“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產(chan) 品市場的發育程度”“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和“市場中介組織發育和法治環境”等五個(ge) 方麵，為(wei) 全國和各省構造了總體(ti) 和分項的“市場化指數”，我們(men) 可以借此研究成果，找到東(dong) 北地區在市場化水平上的短項。

　　注釋:三個(ge) 指標分別為(wei) 在校本科和專(zhuan) 科學生與(yu) 本地常住人口的比率、從(cong) 事研究與(yu) 開發的人員占企業(ye) 就業(ye) 人員的比例、有研發活動的企業(ye) 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ye) 企業(ye) 比例。

　　資料來源：分別來自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 2019》、遼寧省統計局《遼寧省統計年鑒2018》、吉林省統計局《吉林省統計年鑒2018》、黑龍江省統計局《黑龍江省統計年鑒2018》、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普查年鑒2013》

　　雖然用於(yu) 編製市場化指數的各項指標並非關(guan) 於(yu) 市場發育水平的充分信息，但是，這個(ge) 成果仍然可以幫助我們(men) 認識各地在培育市場發揮資源配置決(jue) 定性作用的相對進展，找到瓶頸從(cong) 而加以改善。特別是，世界銀行關(guan) 於(yu) “營商環境”的研究表明，後起國家在改善營商環境方麵，也具有後發優(you) 勢，即可以取得比先進對手更快的改善。此外，中國聚焦自身短板有針對性地進行改善，在世界銀行營商環境排名中一年即提升46位的經驗，也值得推崇和借鑒。

　　總體(ti) 而言，東(dong) 北地區在市場化指數總得分中，在2008—2016年期間與(yu) 全國一道獲得很大的進步，在多數分項中也有提升，並且在所有的得分中均高於(yu) 西部地區，有些也高於(yu) 中部地區。但是，如果與(yu) 東(dong) 部地區相比，仍然在很多方麵存在較大差距(下頁圖5)。這些差距中最突出的表現是“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和“市場中介組織發育和法治環境”。再深入一步看，前一項差距主要表現為(wei) 東(dong) 北地區與(yu) 東(dong) 部地區相比，政府對企業(ye) 實施了過多的幹預，後一項差距則主要表現在東(dong) 北地區與(yu) 東(dong) 部地區相比，對知識產(chan) 權的保護不足。

　　圖 5 東(dong) 北與(yu) 東(dong) 部在市場化指數方麵的差距

　　資料來源：王小魯、樊綱、胡李鵬《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8)》，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34-35頁

　　市場化指數所反映出來的幾個(ge) 方麵，雖然內(nei) 容有限但具有代表性，標誌著東(dong) 北地區應該著眼於(yu) 深化經濟體(ti) 製改革，吸取自身長期以來積累的教訓，借鑒東(dong) 部沿海地區的成功經驗，探索取得市場配置資源這隻看不見的手與(yu) 政府更好發揮作用這隻看得見的手之間的恰當平衡。一旦通過改善營商環境，激發起經濟主體(ti) 自身發展動力，形成充分競爭(zheng) 的市場機製，這一地區的曆史、基礎和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存量，都將成為(wei) 趕超的有利條件。

　　05 結語和政策建議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實施各種區域均衡發展戰略，分別針對不同地區的主要矛盾取得了應有的效果。然而，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是一個(ge) 曠日持久的課題，一定時期裏的緊要問題解決(jue) 之後，還會(hui) 出現反彈，也不可避免產(chan) 生新的問題。包括東(dong) 北振興(xing) 戰略在內(nei) 的區域均衡發展戰略麵臨(lin) 著新的挑戰，需要新思路和新作為(wei) 。當前，應對東(dong) 北地區經濟增長下行趨勢，需要從(cong) 政策上澄清一些認識，拋棄曆史遺產(chan) 中的負麵因素，將其中正麵因素轉化為(wei) 趕超條件，借助新一輪振興(xing) 戰略走出困境，實現對東(dong) 部地區的趕超。

　　首先，從(cong) 著眼尋找“比較優(you) 勢”，轉向立足發揮規模經濟效應。以生產(chan) 要素相對稀缺性和相對價(jia) 格為(wei) 表征的區域差異，終究會(hui) 隨著各種要素跨地區充分流動而消失。因此，這個(ge) 意義(yi) 上的“比較優(you) 勢”，不是國內(nei) 地區之間的趕超和趨同的理論依據，不應成為(wei) 各地區製定趕超戰略的指導原則，各地更不應為(wei) 了強調這個(ge) “比較優(you) 勢”而妨礙生產(chan) 要素市場的發育。從(cong) 長期看，保持中國製造業(ye) 大國地位，出路不是尋找傳(chuan) 統比較優(you) 勢的空間，而是挖掘規模經濟潛力。東(dong) 北地區的工業(ye) 基礎以及與(yu) 之相關(guan) 的一係列條件，都可以轉化為(wei) 有利於(yu) 製造業(ye) 升級優(you) 化、提高價(jia) 值鏈位置的規模經濟優(you) 勢。

　　其次，刷掉產(chan) 業(ye) 結構“鏽跡”，實現製造業(ye) 優(you) 化升級。國內(nei) 外經驗教訓表明，包括國際上諸多著名“鏽帶”在內(nei) 的經濟困難地區，擺脫困境的“等”“靠”“要”傳(chuan) 統思路都未能奏效。如資源枯竭型地區等待能源價(jia) 格反彈，夕陽產(chan) 業(ye) 集中的地區依靠短暫的產(chan) 業(ye) 景氣，曆史包袱沉重的地區爭(zheng) 取財政補貼，都不能自然而然獲得新的發展動力。對東(dong) 北地區來說，把曾經有過的上述機會(hui) 僅(jin) 僅(jin) 作為(wei) 贏得時間的手段，主要依靠自身工業(ye) 發展基礎，刷掉“鏽跡”實現產(chan) 業(ye) 結構優(you) 化升級，避免產(chan) 業(ye) 空心化，是擺脫困境的唯一出路。

　　最後，從(cong) 強調保護性的產(chan) 業(ye) 政策，轉向營造“創造性破壞”的競爭(zheng) 環境。中國經濟從(cong) 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意味著經濟增長動力從(cong) 要素投入型轉向生產(chan) 率提高型，而生產(chan) 率源泉則從(cong) 主要依靠產(chan) 業(ye) 之間的資源重新配置，轉向越來越依靠經營主體(ti) 之間的優(you) 勝劣汰。在這個(ge) 大背景下，產(chan) 業(ye) 政策必然包含越來越多的平等競爭(zheng) 因素，其實施方式也必然主要依靠市場機製。對地區經濟來說，以獲得政策性支持為(wei) 取向而實施產(chan) 業(ye) 政策，不再是培育增長動能、形成現代經濟體(ti) 係的可持續源泉。在這個(ge) 更高的發展階段上，東(dong) 北地區的發展必須全身心地依靠競爭(zheng) 的市場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