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初，正當中國人民解放軍(jun) 全麵展開戰略進攻，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e) 迎來偉(wei) 大曆史性轉折的時刻，中共中央發出了《關(guan) 於(yu) 建立報告製度》的黨(dang) 內(nei) 指示。以此為(wei) 重要標誌，報告製度成為(wei) 我們(men) 黨(dang) 的一項重要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工作紀律，是執行民主集中製的有效工作機製，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ge) 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70多年後的今天，深入思考黨(dang) 如何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變化不斷完善報告製度，對於(yu) 我們(men) 增強“四個(ge) 意識”、堅定“四個(ge) 自信”、做到“兩(liang) 個(ge) 維護”，贏得新時代具有許多新的曆史特點的偉(wei) 大鬥爭(zheng) ，仍然有著十分重要的啟示作用。

　　一、報告製度的提出和特點

　　1948年1月7日，毛澤東(dong) 為(wei) 黨(dang) 中央起草了黨(dang) 內(nei) 指示，提出：為(wei) 了及時反映情況，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後幫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錯誤，爭(zheng) 取革命戰爭(zheng) 更加偉(wei) 大的勝利起見，從(cong) 當年起建立報告製度。報告製度規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shu) 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shu) 代勞)，每兩(liang) 個(ge) 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報告內(nei) 容包括該區軍(jun) 事、政治、土地改革、整黨(dang) 、經濟、宣傳(chuan) 和文化等各項活動的動態，活動中發生的問題和傾(qing) 向，對於(yu) 這些問題和傾(qing) 向的解決(jue) 方法。各野戰軍(jun) 首長和軍(jun) 區首長，除作戰方針必須隨時報告和請示，並且按照過去規定，每月作一次戰績報告、損耗報告和實力報告外，每兩(liang) 個(ge) 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綜合報告和請示。其內(nei) 容是，關(guan) 於(yu) 該軍(jun) 紀律，物質生活，指戰員情緒，指戰員中發生的偏向，克服偏向的方法，技術、戰術進步或退步的情況，敵軍(jun) 的長處、短處和士氣高低，我軍(jun) 政治工作的情況，我軍(jun) 對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俘虜政策的執行情況和克服偏向的方法，軍(jun) 民關(guan) 係和各階層人民的動向等。綜合報告內(nei) 容要扼要，文字要簡練，要指出問題或爭(zheng) 論之所在。

　　當年3月14日，毛澤東(dong) 在收到鄧小平3月8日關(guan) 於(yu) 新解放區全盤的策略與(yu) 政策問題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後，批示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轉發鄧小平的報告，批語中給予報告高度評價(jia) ，同時指出：“要求你們(men) 每兩(liang) 個(ge) 月做一次(每年共六次)的綜合性的工作報告，就是要求你們(men) 將這種策略與(yu) 政策的規定、策略與(yu) 政策在實行後的結果及根據這種結果而作出的你們(men) 的自我檢討(這些就是你們(men) 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們(men) 作報告。”

　　同年3月25日，毛澤東(dong) 又為(wei) 中共中央起草了關(guan) 於(yu) 建立報告製度的補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除已規定的報告製度務須嚴(yan) 格遵守外，對於(yu) 向下級發出的一切有關(guan) 政策及策略性質的指示及答複，不論是屬於(yu) 何項問題，均須同時發給中央一份。下級向他們(men) 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報告，其內(nei) 容重要者，亦須同時告知中央。每一個(ge) 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均有單獨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隨時反映情況及陳述意見的義(yi) 務及權利。

　　同年8月15日，毛澤東(dong) 以中央名義(yi) 起草一封給林彪和東(dong) 北局的長達2000多字的電報，嚴(yan) 厲批評林彪在收到中央關(guan) 於(yu) 報告製度的規定6個(ge) 月以來，一直沒有按規定向中央作綜合性報告，“使我們(men) 完全不了解你們(men) 在這件事上何以采取這樣的敷衍態度”。電報指出：“我們(men) 五月間即告訴你們(men) ，像大別山那樣嚴(yan) 重的環境，鄧小平同誌尚且按照規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綜合性報告，並將鄧小平同誌來電轉給你們(men) 閱讀。你們(men) 的環境比大別山好得多，何以你們(men) 反不能做此項報告?”“在這件事上，在你們(men) 的心中存在著一種無紀律思想。”

　　當月20日，在收到林彪的檢討和綜合報告後，毛澤東(dong) 複電林彪：“此種綜合報告和各個(ge) 具體(ti) 問題的個(ge) 別報告不但不相衝(chong) 突，而且必須有此種報告、並要有多次此種報告之後，才能使我們(men) 看得出一個(ge) 大戰略區的全貌。對於(yu) 寫(xie) 作此種報告的同誌亦有一種好處，就是他必須在寫(xie) 作時既要聯係又要超脫各項具體(ti) 問題、各項事務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會(hui) ，而這種思索則是一個(ge) 領導同誌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種思索，領導工作就會(hui) 失敗。”22日，毛澤東(dong) 又以中央名義(yi) 致電東(dong) 北局，指出：“你們(men) 這次檢討是有益的。”否則，“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適用於(yu) 現在大規模戰爭(zheng) 的某些嚴(yan) 重地存在著的經驗主義(yi) 、遊擊主義(yi) 、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23日，毛澤東(dong) 又在代中央起草的給各中央局、分局、軍(jun) 區及前委的指示中，要求各領導機關(guan) 依照東(dong) 北局辦法，在一次至幾次會(hui) 議上認真檢討此類問題。“不能因為(wei) 做幾次綜合報告，就不檢討這個(ge) 長期在黨(dang) 內(nei) 首先在各高級領導機關(guan) 內(nei) 存在著尚未解決(jue) 僅(jin) 在近年來才開始認真解決(jue) 的關(guan) 係重大的問題。”

　　上述指示和電報表明，毛澤東(dong) 和黨(dang) 中央對於(yu) 建立綜合報告製度高度重視，並且提高到加強黨(dang) 的紀律和確保全國勝利的高度。從(cong) 指示和電報的內(nei) 容看，有三個(ge) 突出的特點：

　　一是強調報告的綜合性、政策性。這種報告不是指具體(ti) 工作中的請示報告，而是反映一個(ge) 戰略區域的政治、軍(jun) 事、經濟、黨(dang) 建等各方麵政策、策略重大問題，具有全局性意義(yi) 的研究型報告。

　　二是強調報告的問題性、針對性。這種報告不是泛泛的綜合情況報告或數字統計報告，而是隨著形勢任務的發展，對工作實踐中遇到的傾(qing) 向性問題和解決(jue) 的方法，及其利弊得失的調研型報告。

　　三是強調報告的適時性、側(ce) 重性。這種報告不是時過境遷、麵麵俱到的總結報告，而是抓住一個(ge) 時期的某個(ge) 突出問題，簡明扼要、切中要害的問題分析型報告。

　　這種綜合報告既是一般工作報告之外的一種補充，更是對具體(ti) 事務性報告的一種超越和升華。這種報告要求撰寫(xie) 者既要有高瞻遠矚的宏觀視野和大局觀念，又要有堅持問題導向、善於(yu) 抓住主要矛盾及矛盾主要方麵的政治敏銳性和辯證思維，還要有實事求是、深入實際掌握第一手資料的科學精神和務實作風。這也是毛澤東(dong) 高度重視此類報告，並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主要負責人親(qin) 自撰寫(xie) 而不能假手於(yu) 人的重要原因。大量獲取這樣的報告，可為(wei) 中央的政策製定提供可靠依據，而撰寫(xie) 此類報告也可使各戰略區領導者對本區域內(nei) 的全麵情況有更加充分的了解，從(cong) 而更能有效地擔負起領導責任。

　　二、建立報告製度的曆史背景和重要作用

　　既然建立報告製度有著如此重要的作用，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黨(dang) 要到1948年初才提出並強調這一問題呢?這是同中國革命發展到了一個(ge) 重大曆史關(guan) 頭緊密相連的。

　　1947年6月底，劉鄧大軍(jun) 12萬(wan) 人突破國民黨(dang) 軍(jun) 黃河防線，進而挺進大別山，揭開了人民解放軍(jun) 戰略進攻的序幕;同年8、9月間，由陳賡、謝富治率領的晉冀魯豫野戰軍(jun) 一部8萬(wan) 人和由陳毅、粟裕率領的華東(dong) 野戰軍(jun) 主力也相繼進入中原，展開戰略進攻。這是人民解放戰爭(zheng) 的轉折點，也是百年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ye) 的轉折點。正如毛澤東(dong) 1947年12月25日在楊家溝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hui) 議上所作報告中指出的：“這是一個(ge) 曆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yi) 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ge) 偉(wei) 大的事變……這個(ge) 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毛澤東(dong) 的判斷告訴我們(men) ，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ye) 即將走向新的曆史階段。

　　勝利已經來到了眼前。然而，形勢是喜人的，形勢也是逼人的。奪取軍(jun) 事鬥爭(zheng) 的勝利已經沒有了太多的懸念，而要贏得中國革命的全麵勝利，則還有著各種各樣的難題。隨著戰爭(zheng) 向國民黨(dang) 統治區發展，大片地區成為(wei) 新解放區，各項新區政策亟待製定;由於(yu) 解放區迅速擴大和人口急劇增加，恢複生產(chan) 、解決(jue) 民生難題，日益成為(wei) 當務之急，特別是隨著黨(dang) 的工作重心由農(nong) 村轉向城市，如何接收和管理城市的問題突出擺在全黨(dang) 麵前。展望不遠的將來，中國革命中奪取政權的階段即將完成，建立政權進而建設國家的新階段即將開始，經濟、政治、文化、外交、國防，可以說是百廢待興(xing) 、經緯萬(wan) 端，新矛盾新問題接踵而至、不斷湧現，黨(dang) 的工作任務也出現了階段性的變化。即將迎來全國性勝利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麵臨(lin) 著全新的考驗。

　　形勢發展之快，勝利到來之早，大大超出了原來的預期，亟須凝聚全黨(dang) 的智慧和力量，迎接新的挑戰。但是，黨(dang) 的現狀與(yu) 形勢和任務的要求相比較，仍有著較大的差距。而這種差距的存在，是與(yu) 我們(men) 黨(dang) 成長、壯大的發展曆程分不開的。中國農(nong) 業(ye) 人口多、地區差異大的國情，決(jue) 定了中國革命是從(cong) 廣大農(nong) 村發展壯大起來的。中國革命的根據地最初都是在農(nong) 村地區分別創立的，並由分散狀態逐步匯聚擴大成為(wei) 大片的解放區，呈現出一種星火燎原、百川歸海的特點。這種獨特的革命發展曆程，使得每個(ge) 地區的革命鬥爭(zheng) 都有著一些自身的特點，都是黨(dang) 的總的路線方針與(yu) 當地鬥爭(zheng) 實踐相結合的產(chan) 物。這一方麵充分發揮了各地區黨(dang) 組織的靈活性和創造性，適應了不同地區的鬥爭(zheng) 需要;另一方麵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地方主義(yi) 、分散主義(yi) 、經驗主義(yi) 的消極影響，特別是在政策、策略上各行其是的傾(qing) 向。當革命鬥爭(zheng) 由分散發展到集中、由農(nong) 村發展到城市之後，全局性、共同性問題日益增多，這種消極影響就愈發凸顯出來。到1948年初，中國革命迅猛發展，許多解放區已經連成一片，全國勝利在望，克服這種消極影響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務。

　　事實上，這種影響帶來的矛盾和問題已經在實際工作中尖銳地表現出來。1948年1月2日，中共中央西北局負責人習(xi) 仲勳向中央報告了有的部隊破壞紀律，在新解放區沒收商人財產(chan) 和敵軍(jun) 官佐及其家屬財產(chan) ，造成惡劣影響的行為(wei) 。當月4日，習(xi) 仲勳再次向中央報告，指出老區土地改革中照搬新區做法，可能導致打擊麵過寬的問題。習(xi) 仲勳的兩(liang) 次報告，引起了毛澤東(dong) 的高度重視。1月9日，毛澤東(dong) 批示轉發了習(xi) 仲勳1月2日的報告，並做了批語;同日又致電西北局，同意習(xi) 仲勳關(guan) 於(yu) 老區土地改革工作的意見。習(xi) 仲勳的報告反映了各地在製定和執行政策上存在的偏差，不能不引起毛澤東(dong) 的高度重視。收到報告後僅(jin) 僅(jin) 相隔數日，毛澤東(dong) 就起草了建立報告製度的指示。

　　這一時期，毛澤東(dong) 對於(yu) 各地區形勢的發展和政策執行情況給予高度關(guan) 注，經常主動征詢身處第一線尤其是處在新解放區的重要領導幹部對於(yu) 政策問題的意見。1948年1月14日，毛澤東(dong) 致電鄧小平，就新解放區各項政策問題征詢意見。2月6日，又分別致電晉綏、西北地區黨(dang) 的負責人和進軍(jun) 中原三路大軍(jun) 的黨(dang) 和軍(jun) 隊負責人，就解放區土地改革的鬥爭(zheng) 策略和組織形式征詢意見。同時，毛澤東(dong) 還注意將各地方黨(dang) 政軍(jun) 負責人報告中反映的成功經驗批轉其他地區，以指導全國工作。除前述批轉習(xi) 仲勳、鄧小平的報告外，還先後批轉了鄧子恢關(guan) 於(yu) 渤海整軍(jun) 經驗的報告、彭德懷關(guan) 於(yu) 征收營業(ye) 稅的調查報告，等等。這一切都對確保我黨(dang) 勝利度過曆史轉折期，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報告製度的完善和深化

　　毛澤東(dong) 和黨(dang) 中央提出建立綜合報告製度，首先是為(wei) 了適應革命形勢的飛速發展，使中央能夠及時了解各地區工作的全貌，通盤把握大局，製定全國統一的方針政策。然而，隨著取得全國性勝利的日益臨(lin) 近，加強黨(dang) 中央的統一領導，為(wei) 建立全國政權做準備，成為(wei) 越來越突出的問題。與(yu) 此相應，建立一套完備的報告製度勢在必行。如果說開始設立綜合報告製度是為(wei) 了彌補一般性工作報告的缺失和不足，那麽(me) ，隨著形勢發展的需要，建立製度化、規範化、體(ti) 係化的報告製度，作為(wei) 加強黨(dang) 的統一領導的重大措施，必然會(hui) 提上日程。

　　早在建立綜合報告製度之初，毛澤東(dong) 就從(cong) 製度建設層麵提出了問題所在。他在《關(guan) 於(yu) 建立報告製度》的指示中明確指出：“我們(men) 所以規定這項政策性的經常性的綜合的報告和請示的製度，是因為(wei) 黨(dang) 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hui) 以後，仍然有一些(不是一切)中央局和分局的同誌，不認識事先或事後向中央作報告並請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僅(jin) 僅(jin) 作了一些技術性的報告和請示，以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分明了他們(men) 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術性的)活動和政策的內(nei) 容，因而發生了某些不可挽救的、或難以挽救的、或能夠挽救但已受了損失的事情。”從(cong) 而嚴(yan) 肅指出了缺少報告製度的嚴(yan) 重危害，強調了對於(yu) 重大的政策性的問題，必須向中央請示報告的原則。此後，毛澤東(dong) 在轉發鄧小平3月8日綜合報告的批語中，又強調：“沒有全般的策略觀點與(yu) 政策觀點，中國革命是永遠不能勝利的。最可怕的是領導同誌的自滿自是，自己缺乏策略觀點與(yu) 政策觀點，而又對中央的指示熟視無睹(不細看這些指示，不研究這些指示，忙於(yu) 不應當忙的事務工作，而忽略了策略指導與(yu) 政策指導這種自己責任上的主要工作)。”這裏，毛澤東(dong) 把樹立全盤的策略觀點、政策觀點，與(yu) 反對領導幹部自滿自是、對中央的指示熟視無睹聯係起來，既批評了經驗主義(yi) 、事務主義(yi) 錯誤，也批評了分散主義(yi) 、地方主義(yi) 錯誤，強調了中央指示的權威性。

　　在此曆史階段，黨(dang) 中央反複強調要加強集中統一領導，並把強化報告製度與(yu) 維護黨(dang) 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聯係起來，上升到增強黨(dang) 的紀律性的高度。1948年4月10日，毛澤東(dong) 為(wei) 中央起草致華東(dong) 局轉山東(dong) 兵團負責人並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電，就山東(dong) 兵團在政策上出現的偏差提出批評，並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須無保留地執行，不能允許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級機關(guan) 自由修改。”電報就各地工作中存在的事先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的無組織無紀律現象和不願精心研究中央文件的問題，進行了嚴(yan) 肅批評。電報強調：“中國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我黨(dang) 已經處在奪取全國政權的直接的道路上……革命形勢要求我黨(dang) 縮小(不是廢除)各地方各兵團的自治權，將全國一切可能和必須統一的權力統一於(yu) 中央，而在各地區和各部分則統一於(yu) 受中央委托的領導機關(guan) 。”電報表明，黨(dang) 中央通過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已經為(wei) 部署與(yu) 國民黨(dang) 反動派進行最後決(jue) 戰和建立新中國做思想上、組織上、製度上的準備。

　　黨(dang) 中央正是從(cong) 這樣的戰略高度出發，多次重申嚴(yan) 格執行報告製度的重要性。1948年7月26日，毛澤東(dong) 為(wei) 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指示，重申：“希望你們(men) 嚴(yan) 格督促所屬厲行報告製度，你們(men) 則應以身作則嚴(yan) 格遵守對中央的報告製度”，“徹底消滅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的不正確態度，徹底糾正存在著的某些嚴(yan) 重的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同年8月14日，毛澤東(dong) 為(wei) 轉發解放軍(jun) 華北軍(jun) 區第一兵團負責人8月5日關(guan) 於(yu) 晉中戰役後部隊情況及整訓計劃給中共中央軍(jun) 委的報告，起草中央、中央軍(jun) 委致各野戰軍(jun) 、各軍(jun) 區及各中央局、分局電。電報批評有些幹部“仍然將自己所指揮的野戰兵團或軍(jun) 區機關(guan) 部隊看成好像一個(ge) 獨立國，對於(yu) 中央發動黨(dang) 內(nei) 反對這種無紀律狀態的危險傾(qing) 向，仍然沒有認真的檢討和反省”。並指出：“我們(men) 希望一切野戰兵團及一切後方軍(jun) 區均有這樣內(nei) 容充實有分析有結論的報告。”“我們(men) 現在向一切兵團及軍(jun) 區的負責同誌們(men) 提出警告，在戰爭(zheng) 第三年內(nei) ，我們(men) 將要求你們(men) 嚴(yan) 格執行及時的和完備的報告製度，將這件事作為(wei) 一種絕對不允許違反的指令。對於(yu) 事前請示事後報告的內(nei) 容，必須是有分析有結論的，而不是空洞無物的;必須是既說優(you) 點長處，又說缺點錯誤，而不是隻說優(you) 點長處不說或少說缺點錯誤的。”

　　同年9月，毛澤東(dong) 在西柏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hui) 議，會(hui) 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各中央局、分局、軍(jun) 區、軍(jun) 委分會(hui) 及前委會(hui) 向中央請示報告製度的決(jue) 議》(簡稱《決(jue) 議》)。《決(jue) 議》就各項工作中何者決(jue) 定權屬於(yu) 中央，何者必須事前請示中央，並得到中央批準後才能付諸實行，何者必須事後報告中央備審，作了詳細的規定，從(cong) 而正式確立了包括綜合報告和其他各項工作報告在內(nei) 的一整套完備的請示報告製度，同時也明確了黨(dang) 的各級組織的權限和責任擔當。

　　值得注意的是，《決(jue) 議》中指出：“各地黨(dang) 報，必須無條件地宣傳(chuan) 中央的路線和政策，並不得在宣傳(chuan) 中將中央和受中央委托執行中央的路線政策和任務的機關(guan) (即各中央局、分局、軍(jun) 委分會(hui) 和前委會(hui) )處於(yu) 平列的地位。相反的，必須公開向黨(dang) 內(nei) 外聲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機關(guan) ，是執行中央的路線政策和任務的。各中央局、分局、軍(jun) 委分會(hui) 及前委會(hui) ，在發出自己的決(jue) 議、指示、命令和訓令時，亦必須注意到此點，不得將自己和中央處於(yu) 平列的地位，甚或向黨(dang) 內(nei) 軍(jun) 內(nei) 將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響。”這裏，毛澤東(dong) 實際上明確了維護中央權威是黨(dang) 內(nei) 一個(ge) 重大的政治紀律、政治規矩問題。這是他在新中國建立前夕運用民主集中製原則構建黨(dang) 和國家領導製度的一項重要探索，也開啟了黨(dang) 的政治建設的一個(ge) 重要方麵。

　　四、幾點啟示

　　回顧70多年前的這段曆史，總結我們(men) 黨(dang) 應對重大曆史轉折的成功經驗，對於(yu) 我們(men) 在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新時代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曆史特點的偉(wei) 大鬥爭(zheng)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yi) 。

　　今昔對比，雖然時代發生重大變化，但有一點共同之處，就是我們(men) 黨(dang) 都處在曆史發展階段轉折的重要關(guan) 頭，都在經曆一場曆史性的巨大變革。1948年時，我們(men) 黨(dang) 經過20多年的浴血奮鬥，領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迎來了翻身解放的勝利曙光，這是自1840年起中國逐步淪為(wei)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hui) 以來百年未遇的大變局，中國人民即將實現站起來的曆史目標，並將開啟由爭(zheng) 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曆史階段向著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xing) 、人民幸福曆史階段過渡的進程。7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men) 黨(dang) 通過艱辛探索，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的成功實踐，即將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的目標，步入全麵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強國的新的曆史階段。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cong) 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wei) 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光明前景。

　　如果說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中華民族複興(xing) 進程中的轉折點和中間站，那麽(me) ，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和新興(xing) 國家的群體(ti) 性崛起，則將深刻改變世界版圖。這一變局的內(nei) 容更加廣泛深刻，影響更加巨大深遠，觸及的國內(nei) 外矛盾更加複雜多變，未來的風險和挑戰也必將更加艱巨。撫今追昔，我們(men) 可以得到三點重要啟示：

　　第一，請示報告製度根本是為(wei) 了維護黨(dang) 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特別是在處理全局性的重大問題、應對全局性的重大變革時，應該由中央統籌四麵八方，絕不允許各行其是、政出多門，尤其是在重大政策、策略上更不能另搞一套。正因為(wei) 如此，毛澤東(dong) 堅決(jue) 反對分散主義(yi) 、地方主義(yi) ，在解放戰爭(zheng) 時期建立和完善報告製度，把黨(dang) 政軍(jun) 大權集中於(yu) 中央，保證了黨(dang) 的政策、策略自上而下貫徹執行，為(wei) 解放戰爭(zheng) 的最後勝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第二，迎接曆史新階段，處理紛繁複雜的新矛盾新問題，各級領導機關(guan) 和領導幹部必須有放眼全局的戰略思維和強烈的政治意識、政策意識，從(cong) 大局出發把握自身主要工作，在紛繁複雜的矛盾現象中抓住主要矛盾，絕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更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正因為(wei) 如此，毛澤東(dong) 強調要反對事務主義(yi) ，認為(wei) 沒有全盤的策略觀點與(yu) 政策觀點中國革命就不能勝利，要求領導幹部把策略指導與(yu) 政策指導作為(wei) 自身責任上的主要工作，而不是單純忙於(yu) 事務性工作，強調各地要作綜合性工作報告，而不僅(jin) 僅(jin) 是技術性報告。

　　第三，麵對勝利，全黨(dang) 要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要有憂患意識、問題意識，冷靜分析判斷各項工作和政策的利弊得失，總結經驗教訓，準備迎接未來的風險和挑戰。正因為(wei) 如此，毛澤東(dong) 強調要反對經驗主義(yi) ，認為(wei) 最可怕的是領導幹部的自滿自是，要求各地的綜合報告必須是既說優(you) 點長處，又說缺點錯誤，而不是隻說優(you) 點長處，不說或少說缺點錯誤。

　　這三點啟示中，第一點更為(wei) 重要，更具有長期性和普遍性，是黨(dang) 的民主集中製原則的具體(ti) 體(ti) 現。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重大事項請示報告條例》圖解 張琳/製圖

　　今天的中國雖然處在和平發展的時代，但仍麵臨(lin) 著許多重大的風險和挑戰。為(wei) 應對具有許多新的曆史特點的偉(wei) 大鬥爭(zheng) ，黨(dang) 中央把確保全黨(dang) 統一意誌、統一行動、步調一致，提高到黨(dang) 的政治建設的高度，把政治建設擺在黨(dang) 的建設的首位;強調加強黨(dang) 的政治建設，必須堅持和加強黨(dang) 的全麵領導，其中最重要的是堅決(jue) 維護黨(dang) 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最關(guan) 鍵的是堅決(jue) 維護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黨(dang) 中央的核心、全黨(dang) 的核心地位。這是黨(dang) 的建設理論的新發展，也是對黨(dang)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就開始的對黨(dang) 和國家領導製度長期探索的理論總結。

　　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高度重視加強請示報告工作。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反複強調嚴(yan) 格執行請示報告製度的重要性，明確要求全黨(dang) 必須嚴(yan) 格執行重大問題請示報告製度，研究涉及全局的重大事項或作出重大決(jue) 定要及時向黨(dang) 中央請示報告，執行黨(dang) 中央重大決(jue) 定的情況要專(zhuan) 題報告。2019年初，黨(dang) 中央頒布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重大事項請示報告條例》，這是在新形勢下對曆史上黨(dang) 的報告製度的繼承和發展。這一條例與(yu) 《關(guan) 於(yu) 新形勢下黨(dang) 內(nei) 政治生活的若幹準則》、《中共中央政治局關(guan) 於(yu) 加強和維護黨(dang) 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幹規定》等黨(dang) 內(nei) 法規一起，構成加強黨(dang) 的政治建設的黨(dang) 內(nei) 製度體(ti) 係，表明了我們(men) 黨(dang) 對於(yu) 維護黨(dang) 的集中統一領導有了更全麵、更深入的認識和更係統、更有效的辦法。

　　知古鑒今，請示報告不是可有可無的小事，而是事關(guan) 黨(dang) 的建設、涉及黨(dang) 的政治紀律的大事。各級黨(dang) 組織和廣大黨(dang) 員幹部必須提高政治站位，強化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認真學習(xi) 、準確把握製度要求，不折不扣、嚴(yan) 格執行製度規定，把各項規定落實到位，讓製度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