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從(cong) 長時段的視角研究中國古代城市群成為(wei) 學術熱點，“長安學”“洛陽學”等研究已蔚為(wei) 大觀，學者們(men) 倡導從(cong) 不同領域、不同角度和更廣闊的學科視野來關(guan) 注古代城市群的整體(ti) 變遷。這既仰賴於(yu) 長安、洛陽地區豐(feng) 富的傳(chuan) 世文本，也得益於(yu) 層出不窮的考古發掘與(yu) 出土文獻。與(yu) 之相比，學術界對幽州的關(guan) 注起步較晚，目前逐漸形成了相關(guan) 研究梯隊，研究層次顯著提高，研究範圍、研究方法等理論問題也逐步推進。

　　一

　　幽州為(wei) 古九州之一，《禹貢》曰：“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幽其一也”，《周禮》記載為(wei) “東(dong) 北，曰幽州”。幽州所轄的範圍在不同時期略有變動，大致包括今天的北京、河北北部、天津以及遼寧部分地區。從(cong) 地理環境上來說，幽州作為(wei) 中原王朝的邊郡地帶，處於(yu) 農(nong) 耕文明與(yu) 遊牧文明的交匯處。元封三年(前108)，漢武帝在遼東(dong) 設立樂(le) 浪、玄菟、真番、臨(lin) 屯四郡後，幽州與(yu) 東(dong) 北亞(ya) 產(chan) 生了密切聯係。此後一千餘(yu) 年，特別是作為(wei) 安史之亂(luan) 的大本營與(yu) 範陽起兵地、幽州盧龍節度使割據一方、宋遼合議後的澶淵之盟等時期，幽州都曾深深影響過我國的曆史走向。

　　幽州“關(guan) 山險峻，川澤流通，據天下之脊，控華夏之防，钜勢強形，號稱天府”。唐以前，中原王朝關(guan) 注的重心在西北關(guan) 中;唐以後，逐步轉移到東(dong) 北幽燕，幽州既是北方遊牧群體(ti) 對中原王朝造成震蕩、首當其衝(chong) 的地區，也是唐朝滅亡後重新建構統一王朝國家的“起點”。中原王朝與(yu) 北方民族的戰爭(zheng) 從(cong) 西向東(dong) 甚至向東(dong) 北方向轉移且次數頻繁，王朝的邊防重鎮也漸次由西北轉移至東(dong) 北，使處於(yu) 農(nong) 業(ye) 文化與(yu) 遊牧文化過渡區域的幽州地區逐漸顯現出與(yu) 眾(zhong) 不同的區域特色。從(cong) 隋唐曆五代十國直至元大都的建立，幽州的戍邊角色悄悄發生了巨變：從(cong) 胡地、戎墟演變成了中國古代後半期多個(ge) 統一王朝的都城。治中國史前半期的學者較多關(guan) 注當時的兩(liang) 京，對於(yu) 幽州關(guan) 注的目光停留在軍(jun) 事邊防、藩鎮割據以及以北京、河北、天津等現代區劃為(wei) 核心的區域史層麵，或者是針對某一地區考古個(ge) 案的解釋。究其原因，幽州並不屬於(yu) 當時的政治、經濟重心，史料記載與(yu) 出土文物的相對缺乏也限製了學術界做出更多的解釋。安史之亂(luan) 後，幽州地區的形象被“河朔藩鎮”的陰影遮蓋。其實，幽州的發展史是一部遼以前中國東(dong) 北地區的發展史，此地孕育出中國古代後半期多個(ge) 統一王朝的都城絕非偶然，從(cong) 邊鄙之地到權力核心的演變過程值得探討，而近年來地下實物——墓誌的大量出土，為(wei) 研究幽州的曆史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性。

　　二

　　墓誌是指放置在墓中記有死者生平事跡的石刻，文本內(nei) 容分為(wei) 兩(liang) 部分：第一部分記述死者相關(guan) 的信息，無論世係、祖蔭，還是持家、德行，抑或政績、功業(ye) 等，誌主的一生濃縮為(wei) 一份充滿溢美之詞的原始檔案;第二部分多用韻文撰寫(xie) ，表達對死者的悼念或讚頌，稱之為(wei) “銘”。與(yu) 傳(chuan) 統文獻相對照，墓誌可以查補正史之漏、更正傳(chuan) 世之謬。

　　從(cong) 墓誌角度關(guan) 注幽州社會(hui) 的曆史變遷，具有厘定官修史書(shu) 、正本清源的作用。筆者通過對隋唐時期15000餘(yu) 方墓誌的揀選，從(cong) 中釋讀出幽州地區的墓誌約200方，加之收藏於(yu) 各文物部門的墓誌實物約50方，共計20餘(yu) 萬(wan) 字。從(cong) 數量上來看，幽州墓誌的數量僅(jin) 次於(yu) 兩(liang) 京地區，而多於(yu) “北都”太原府。幽州地區的墓誌主要分為(wei) 三種情況：一種是誌主在幽州地區做官，如“唐薊州刺史兼禦史大夫張府君墓誌銘”(1956年，北京德勝門外冰窖口附近出土);二是誌主死後埋在幽州地區，如“唐故開府儀(yi) 同三司、使持節隴州諸軍(jun) 事、行隴州刺史、上柱國、南陽縣開國伯張道”窆於(yu) 幽州良鄉(xiang) 縣閻溝山;三是間接與(yu) 幽州相關(guan) 的隋唐時期墓誌，如“唐故恒王府司馬、幽州節度經略軍(jun) 兵曹參軍(jun) 太原王府君”的父親(qin) 王思“以營田授勳，終幽州昌平縣尉”。

　　幽州墓誌文本中的個(ge) 人表達、曆史記憶、民風描繪值得仔細解讀。比如，在中古時期，人們(men) 素有“歸葬(洛陽)邙山”的情懷，但幽州地區出土的墓誌卻存在著與(yu) 之迥異的“歸葬”“遷葬”現象。在個(ge) 案研究方麵，2013年1月，北京市房山區發現的幽州盧龍節度使劉濟墓誌吸引了研究者較多的目光。在劉濟墓挖掘初期，曾經出現金代的錢幣，學界一度懷疑是海陵王的墓葬，隨著劉濟夫婦墓誌的相繼出土，使我們(men) 認識了劉濟這位正史中寥寥數筆、墓誌中卻飽滿立體(ti) 的人物。劉濟的生卒年、官職履曆、軍(jun) 事活動、死因等清晰可見：雖在藩帥的承襲上表現出明顯的地方獨霸性，財政上則向中央“屢輸忠款”;在軍(jun) 事上雖擁重兵，卻無抗衡中央之行為(wei) 且多次承擔抗擊北方入侵之責，參與(yu) 鎮壓地方叛亂(luan) ，盡到了中央政府要求的“義(yi) 務”，表現出“恭順”的一麵。這與(yu) 此前學術界認為(wei) 的幽州地區所屬割據型藩鎮類型大相徑庭，由此看出幽州試圖在戍邊與(yu) 保持自身利益之間尋求一個(ge) 平衡點，自身的安全需求與(yu) 得失取舍才是幽州地區的治理者首要考慮的問題。

　　三

　　隋煬帝修通了貫穿南北的大運河後，幽州成為(wei) 運河的北起點，在軍(jun) 事上成為(wei) 征伐契丹、渤海國等地的後勤基地。安史之亂(luan) 後，幽州成為(wei) 繁榮的商業(ye) 城市。幽州墓誌體(ti) 現出一些時人普遍的禮法要求。墓誌中有“歸葬”“權葬”“權厝”“遷厝”“遷祔”“合祔”等不同的表達方式。其中，歸葬，即直接歸葬祖塋，是最為(wei) 時人認可的喪(sang) 葬方式;權葬，又稱“權厝”，即權且埋葬在祖塋之外的地方;遷厝，又稱“遷祔”，即在權且埋葬之後，最終遷回祖塋歸葬、落葉歸根。隋唐時期，人們(men) 十分重視歸葬祖塋，幽州墓誌也可印證這一點。舉(ju) 例而言，唐代高行暉(691—759)終任官為(wei) 懷州別駕，去世於(yu) 乾元二年(759)懷州官舍，其妻大曆元年(766)終於(yu) 幽州私第。直到元和二年(807)，夫妻倆(lia) 才被合葬於(yu) 潞縣，相隔近50年。據記載，高行暉夫婦相繼去世後，其子高崇文(746—809)正征戰於(yu) 長武、寧州(今陝西、甘肅)等地，等到元和二年才回到幽州故裏。出於(yu) 合葬父母的禮法要求，高崇文將父母之墓由懷州遷回潞縣(今北京通州區)，遷葬後兩(liang) 年(809)，高崇文病卒。高行暉曾為(wei) 尚書(shu) ，其子高崇文哪怕遲至半個(ge) 世紀也要將父母歸葬故裏，這符合“周禮之製”的做法，堪稱“至孝”。再如，唐人張道昇曾在幽州為(wei) 官，終任官為(wei) 隴州刺史，卒於(yu) 長安私第。墓誌明確記載，其子在張道昇死後“泣血扶護還鄉(xiang) ”，由長安遷回幽州安葬，兩(liang) 者相距約兩(liang) 千餘(yu) 裏。

　　幽州墓誌中還提到了不少“官於(yu) 燕地，因家徙此，遂為(wei) 薊人”的現象：墓主人或為(wei) 駐守北地的將領，或擔任幽州轄區州縣的官員，或為(wei) 入朝蕃將的後裔。這也是幽州地區民族遷徙與(yu) 融合的縮影。比如，吐蕃人祿東(dong) 讚曾擔任鬆讚幹布時期的大相，其後裔論博言“鹹通乙酉重五(865)，聘東(dong) 垣回，暍疾於(yu) 路，迄秋分永逝於(yu) 薊城……夫人，防禦軍(jun) 使檢校太府卿兼禦史中丞中山劉騽長女，先於(yu) 公歿十餘(yu) 年，墓於(yu) 幽都之西三十裏新安原”。論博言於(yu) 鹹通六年(865)在薊城析津坊病逝，其妻劉氏先於(yu) 丈夫去世，被葬於(yu) 幽都縣的新安原，而其子最終將亡父亡母合葬。值得關(guan) 注的是，論博言家族從(cong) 曾祖父論弓仁(墓誌中記為(wei) “布支”)開始歸唐，祖父論惟貞、叔祖父論惟明參與(yu) 了唐德宗時期平定“涇原兵亂(luan) ”的戰爭(zheng) ，均被封為(wei) “奉天定難功臣”。到論博言時，已在中原定居達四代之久，成為(wei) 入朝蕃將，近百年的入華曆程使其家族高度漢化。論博言娶漢人之女、其子對父母行合葬之儀(yi) ，他們(men) 的日常生活、喪(sang) 葬習(xi) 俗也已深受中原文化影響。

　　此外，幽州地區的墓誌也有獨特之處，官員墓誌是出土數量最多的一種類型。幽州的官員傾(qing) 向於(yu) 在幽州鎮的範圍內(nei) 遷轉不休，卻極少與(yu) 中央及其他藩鎮之間互動，形成了獨立的官員任免、遷轉體(ti) 係。多方使用偽(wei) 朝年號的墓誌，反映出幽州地區民眾(zhong) “動搖不定”或“隨遇而安”的心態，這與(yu) 長久以來胡文化的影響不無關(guan) 係。幽州與(yu) 兩(liang) 京之間的向心力逐步淡化，幽州內(nei) 部的商業(ye) 繁榮以及獨立的賦稅體(ti) 係，使之奠定了唐末五代時期幽州最早脫離中央政權的經濟基礎。隋唐時期，幽州所牽涉的民族關(guan) 係非常複雜，北部活躍著突厥、回紇(鶻)，東(dong) 北活躍著奚、契丹、靺鞨、室韋等民族。民族之間的戰爭(zheng) 與(yu) 融合體(ti) 現在數次遷徙中：貞觀四年(630)，東(dong) 突厥被唐軍(jun) 打敗後，大量降眾(zhong) 被安置在幽州境內(nei) 定居;隨之，粟末靺鞨也遷入燕州(今北京懷柔、順義(yi) );新羅人遷入良鄉(xiang) 廣陽城，唐置歸義(yi) 州統之。開元四年(716)，契丹彈汗部遷入幽州東(dong) 北，置歸順州(今北京順義(yi) );開元二十年(732)，奚人李詩、瑣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帳來降，被安置在良鄉(xiang) 縣。可以說，幽州南邊屬於(yu) “內(nei) 輕外重”的中央王朝，北邊則承擔著禦邊的任務，雖然在唐玄宗時期有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luan) ，但割據的狀態很快得到了調整。如果我們(men) 將眼光拉長，可以看到幽州區位特殊性的源與(yu) 流，其“源”可追溯到漢代以來的東(dong) 北亞(ya) 格局，其“流”也不止於(yu) 五代時期的地方政權紛爭(zheng) 。北宋初年，地方治理中“文臣作知州、轉運使管理財政”的措施隻是暫時畫上了割據的休止符。遼金與(yu) 宋朝的戰爭(zheng) 、和議、朝貢、互市，無不反襯出幽州在曆史時空中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