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曆史是一個(ge) 民族、一個(ge) 國家形成、發展及其盛衰興(xing) 亡的真實記錄，是前人各種知識、經驗和智慧的總匯”。修史治史是中華文化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曆代史家英才輩出、燦若星辰，他們(men) 深諳“欲知大道，必先知史”，肩負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不僅(jin) 成就了浩如煙海的史學經典之作，而且鑄就了以秉筆直書(shu) 、惟義(yi) 之求、取鑒資治、經世致用等為(wei) 特征的鮮明學術品德，為(wei) 當代史學的發展培育了沃土、奠定了基礎。

　　曆史研究是一切社會(hui) 科學的基礎。新中國史學發展的70年，是新中國哲學社會(hui) 科學不斷繁榮進步的縮影，在新中國即將迎來70華誕之際，係統梳理新中國史學發展軌跡，全麵總結其成就與(yu) 不足，對於(yu)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曆史學學科體(ti) 係、學術體(ti) 係、話語體(ti) 係，發展繁榮新時代中國史學，推動中國史學為(wei) 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貢獻智慧，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yi) 。

　　新史學體(ti) 係的確立與(yu) 中國史學的發展

　　曆史從(cong) 來不會(hui) 缺席每一個(ge) 偉(wei) 大的時代。新中國70年，既創造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從(cong) 未有過的奇跡，又是中國史學積極回應社會(hui) 現實、廣泛參與(yu) 社會(hui) 變革，最終迎來發展繁榮黃金時代的重要節點。

　　從(cong) 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前，是新中國史學發展的第一個(ge) 春天。隨著馬克思主義(yi) 指導地位的確立，我國漸趨形成以唯物史觀為(wei) 指導，以社會(hui) 形態研究為(wei) 主體(ti) 的新史學體(ti) 係。這一嶄新的學術體(ti) 係，將中國現代史學和以儒家思想為(wei) 指導、以考經證史為(wei) 特征的傳(chuan) 統史學徹底區別開來;和以資產(chan) 階級唯心史觀為(wei) 指導、以實證為(wei) 特色的近代史學徹底區別開來。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史學變革中，史學家們(men) 不但圍繞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製形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hui) 農(nong) 民戰爭(zheng) 問題、中國資本主義(yi) 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這“五朵金花”展開熱烈討論，而且延及對中國近代史分期、亞(ya) 細亞(ya) 生產(chan) 方式、中國封建社會(hui) 長期延續、階級鬥爭(zheng) 與(yu) 曆史主義(yi) 、愛國主義(yi) 與(yu) 民族英雄、曆史人物評價(jia) 等相關(guan) 問題的爭(zheng) 鳴，產(chan) 生了一批重要學術成果，不但使史學界的馬克思主義(yi) 理論水平在整體(ti) 上得以提高，大大深化了人們(men) 對中國曆史的認識能力和認識水平，而且有力地推動史學界初步建立起以曆史唯物主義(yi) 為(wei) 指導的史學學術體(ti) 係和話語體(ti) 係，成為(wei) 中國現代史學發展的一座高峰。

　　新中國前十七年史學的大發展，離不開一大批重要史學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ti) 的建立，離不開一批重要史學期刊的創辦。例如，發起於(yu) 1949年、成立於(yu) 1951年的中國史學會(hui) ，以及1953年成立的中國曆史問題研究委員會(hui) ，在團結我國史學界、規劃和推動我國史學發展方麵做了許多工作;中國科學院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世界曆史研究所等專(zhuan) 業(ye) 學術研究機構的成立，以及高校曆史係(院)的普遍設立，使新中國史學研究隊伍、學科體(ti) 係、教學教材體(ti) 係得以初步建立;《曆史研究》《史學月刊》(《新史學通訊》)、《史學集刊》等史學專(zhuan) 業(ye) 期刊的創辦，讓優(you) 秀史學成果有了展示和交流的高端平台，成為(wei) 整個(ge) 史學界學習(xi) 和運用唯物史觀的重要推動力量，古老的中國史學由此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回顧新中國前十七年的史學發展，我們(men) 看到，新中國的成立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史學主流、主導地位的確立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和文化氛圍，新中國迅速建立起以馬克思主義(yi) 為(wei) 指導的主流意識形態，達到了以思想改造帶動社會(hui) 改造的目的，在以史學界為(wei) 代表的廣大哲學社會(hui) 科學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真正做到了文須“有益於(yu) 天下，有益於(yu) 將來”，充分體(ti) 現了中國史學明道求真、以史經世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史學發展繁榮的基礎和出發點。

　　毋庸諱言的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史學在運用馬克思主義(yi) 指導史學研究方麵也出現了教條主義(yi) 等傾(qing) 向，妨害了新中國史學的健康發展。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曆史學發展更是受到極大影響。

　　站在新時代新方位，對新中國前三十年史學的評價(jia) ，既要防止片麵誇大前十七年所取得的成績以掩蓋“教條主義(yi) ”“左”傾(qing) 錯誤傾(qing) 向，更要防止無視前十七年中國史學所取得的巨大成績，無視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有一批始終保持史學風骨、堅守史學研究陣地的史學家，進而以“教條主義(yi) ”“左”傾(qing) 所造成的危害為(wei) 借口，根本否定新中國前三十年史學發展成就的傾(qing) 向。

　　欣欣向榮的新時期中國史學

　　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新中國史學發展迎來了巨大機遇。新時期的中國曆史學，與(yu) 改革同行，與(yu) 開放同步，在理論和實踐的雙重探索中，史學園地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首先，史學研究被高度重視，重大項目接續實施。鄧小平同誌、江澤民同誌、胡錦濤同誌等黨(dang) 和國家領導人都高度重視曆史並采取有力措施推動史學發展。恢複高考、恢複研究生招生、建立學位製度，以及從(cong) 20世紀90年代起開始設置的教育部人文社會(hui) 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11”工程大學、“985”工程大學、“2011協同創新”計劃，都十分有利於(yu) 新時期史學研究人才隊伍建設，而中國曆史學規劃會(hui) 議的召開、中國史學會(hui) 的恢複活動，以及一大批曆史研究機構和高校史學教育教學機構的設立，考古學、中國史、世界史三個(ge) 一級學科的設置，都極大地促進了新時期史學學科體(ti) 係、學術體(ti) 係的創新發展。國家社科基金每年數以百計的史學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國家清史纂修工程、邊疆曆史與(yu) 現狀綜合研究項目、抗日戰爭(zheng) 研究專(zhuan) 項工程等相繼啟動與(yu) 實施，對曆史學相關(guan) 領域的研究更是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其次，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研究領域不斷拓寬。無論是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還是考古學、史學理論等研究領域，都產(chan) 生了大批代表性學術成果。以中國通史為(wei) 例，就有範文瀾、蔡美彪的十卷本《中國通史》、郭沫若曾任主編後由編寫(xie) 組完成的七卷本《中國史稿》、白壽彝總主編的十二卷本《中國通史》、林甘泉等主編的九卷本《中國經濟通史》、龔書(shu) 鐸總主編的八卷本《中國社會(hui) 通史》、張晉藩總主編的十卷本《中國法製通史》、白鋼主編的十卷本《中國政治製度通史》，以及鄭師渠總主編的十卷本《中國文化通史》，等等。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加快，社會(hui) 史、環境史、文化史、區域史、邊疆史、婦女史等一大批新興(xing) 學科新領域被開拓，為(wei) 助力改革開放提供了學理支撐和史學支持。以社會(hui) 史為(wei) 例，湧現一批通論、斷代、區域性的社會(hui) 史著述，在婚姻家庭、家族宗族研究上取得長足進展，士大夫、商人等社會(hui) 群體(ti) 的研究豐(feng) 富多彩，城市、鄉(xiang) 村的研究別開生麵，民間信仰的研究精彩紛呈，從(cong) 而以“血肉”的曆史充實了“骨架”的曆史，人類曆史以富含變化的方式向人們(men) 呈現出多層次、多維度的宏大場景，史學家筆下的社會(hui) 生活，更豐(feng) 富、更全麵、更接近於(yu) 曆史的真實。

　　最後，新的史學研究方法被引進，對許多重大曆史問題的認識有了新突破。改革開放後，我國曆史研究工作者與(yu) 國際史學界有了更廣泛的接觸和交流，諸多西方史學理論名著被譯介到國內(nei) ，實證主義(yi) 史學、年鑒學派、蘭(lan) 克學派、西方馬克思主義(yi) 史學學派、西方曆史哲學學派紛至遝來，比較史學、精神分析、心理分析、口述史、生態—環境史、曆史人類學、計量史學接踵而至，全球史、新文化史、敘述的曆史哲學等方興(xing) 未艾。這些西方史學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引入，對開闊中國史學家的眼界，開展更為(wei) 豐(feng) 富多彩的史學研究，得出新的曆史認識客觀上有所幫助。正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中國史學家將中國史學優(you) 良傳(chuan) 統與(yu) 西方史學優(you) 秀成果相結合，創造性地展開對重大問題的曆史研究，取得了一係列重要認識。例如，在中華文明起源問題上，中國考古學界和史學界達成“多元起源，中原核心，一體(ti) 結構”的共識，改變了過去單一中心論的傳(chuan) 統認識，證明了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史前基礎;社會(hui) 史研究的興(xing) 起，拓寬了人們(men) 的學術視野，豐(feng) 富、深化了人們(men) 對社會(hui) 結構、生活方式、社會(hui) 文化等問題的認識;在經濟全球化和全球史問題上，中國史學家已經認識到，質疑“西歐中心論”或者“西方中心論”，是質疑西歐或者西方作為(wei) 觀察世界曆史發展的中心的觀點，不是否定在世界曆史發展的某一個(ge) 時期，西歐或者西方曾經起過重要作用，是質疑這種觀點下，無視世界曆史的其他地區如廣大的亞(ya) 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各國人民推動曆史發展、創造曆史契機的主動能力和實踐等等。

　　當然，也要看到，中國史學進步的道路從(cong) 來不會(hui) 一帆風順。這一時期的中國史學，也存在著“淡化理論”“遠離現實”“非意識形態化”等傾(qing) 向，特別是對西方資產(chan) 階級價(jia) 值觀念、史學思潮的盲目推崇和教條化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製約和影響了當代中國史學的健康發展。在一段時期內(nei) ，由於(yu) 馬克思主義(yi) 在史學某些學科領域被邊緣化，史學研究碎片化、表麵化、片麵化甚囂塵上，導致曆史虛無主義(yi) 乘虛而入，對史學發展產(chan) 生了不容忽視的負麵影響。

　　中國史學步入發展繁榮的黃金時代

　　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把意識形態工作置於(yu) 戰略高度，就意識形態領域許多方向性、戰略性問題作出部署，從(cong) 根本上扭轉了意識形態領域一度出現的被動局麵，使我國意識形態領域形勢發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轉變。

　　史學也不例外。黨(dang) 的十八大召開以前，史學研究領域存在的問題突出表現在：研究成果在數量上雖然有了幾何級增長，但一些學者缺乏長時段的、發展的、全局的眼光，不重視規律總結、理論概括，導致學術研究成果流於(yu) 碎片化、表麵化、片麵化;一些學者學術創新能力明顯不足，僵化、教條化理解馬克思主義(yi) ，創立能夠與(yu) 西方史學界展開平等對話的中國史學學派仍然任重而道遠;一些學者缺乏史學研究的經世情懷和主動為(wei) 黨(dang) 和國家大局服務的意識，將史學研究當成了自娛自樂(le) 的工具，導致史學成果與(yu) 黨(dang) 和國家事業(ye) 發展的需要漸行漸遠;少數學者學風浮躁，缺乏嚴(yan) 謹求實的治學精神，產(chan) 生庸俗媚俗之習(xi) 、輕浮貪功之氣，導致我國史學聲譽受損，嚴(yan) 重影響中國史學的國際形象。

　　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針對史學研究領域存在的問題，黨(dang) 中央堅持以立為(wei) 本、立破並舉(ju) ，堅決(jue) 遏製曆史虛無主義(yi) 等錯誤思潮在史學研究領域造成的影響，從(cong) 根本上扭轉了史學研究領域出現的不良傾(qing) 向，中國史學開始真正步入發展繁榮的黃金時代。

　　首先，曆史學的重要性受到充分肯定。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用四個(ge) “最好”論述曆史的價(jia) 值：“曆史是最好的老師”;“曆史是最好的教科書(shu) ，也是最好的清醒劑”;“中國革命曆史是最好的營養(yang) 劑”。他強調，“重視曆史、研究曆史、借鑒曆史，可以給人類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智慧”，要“引導我國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曆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帶領中央政治局同誌自覺學習(xi) 曆史、認真鑽研曆史，著力提高領導幹部的曆史思維能力。他多次主持召開以曆史為(wei) 主題的中央政治局集體(ti) 學習(xi) ，就曆史唯物主義(yi) 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我國曆史上的反腐倡廉、我國曆史上的法治和德治、曆史上的絲(si) 綢之路和海上絲(si) 綢之路、中國曆史上的吏治、五四運動的曆史意義(yi) 和時代價(jia) 值等問題聽取講解。為(wei) 統籌指導全國曆史研究，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中國曆史研究院於(yu) 2019年1月3日正式成立。中國曆史研究院的成立是繁榮發展當代中國史學的重要舉(ju) 措，是中國曆史學步入發展繁榮黃金時代的標誌性事件。

　　其次，曆史學承擔起更為(wei) 重要的社會(hui) 功能。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當代中國正經曆著我國曆史上最為(wei) 廣泛而深刻的社會(hui) 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曆史上最為(wei) 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是一個(ge) 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chan) 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ge) 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chan) 生思想的時代。鑒古知今，學史明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更加需要係統研究中國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曆史規律，在對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新時代對史學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征途上，曆史研究不能缺席，也不會(hui) 缺席。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需要用正確的曆史觀和曆史思維來引領，要求我們(men) 把曆史研究與(yu)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從(cong) 曆史長河中探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發展方向和方位，發揮曆史學傳(chuan) 承文明、啟迪未來，知古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為(wei) 民族複興(xing) 提供強大的思想和智慧支撐。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曆史研究工作者絕不會(hui) 辜負這個(ge) 偉(wei) 大時代，都應積極為(wei) 黨(dang) 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曆史賦予的光榮使命。

　　最後，曆史學迎來了大有作為(wei) 的發展機遇。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關(guan) 於(yu) 曆史科學的係列重要論述，是我們(men) 研究和認識曆史的科學綱領和行動指南。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致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中國曆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深刻闡述了新時代曆史研究的宗旨、定位和使命任務，為(wei) 新時代中國曆史研究指明了前進方向，為(wei) 辦好中國曆史研究院提供了根本遵循。正是在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賀信精神指引下，成立半年多來，中國曆史研究院新組建了曆史研究雜誌社、曆史理論研究所，整合原有五個(ge) 研究所，新設、調整、撤並近40個(ge) 研究室，先後承擔了一係列重大科研任務，組織立項《習(xi) 近平論曆史科學》《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的現代元素》《清代國家統一史》《中華民族複興(xing) 史》《中國曆代治理體(ti) 係研究》等全國性重大課題，著手啟動《(新編)中國通史》纂修工程，組織撰寫(xie) 發表了一批學術論文和理論文章;為(wei) 發揮統籌指導全國曆史研究的功能，建立了全國主要史學研究和教學機構聯席會(hui) 議製度、發布了麵向全國史學領軍(jun) 人才的“學者工作室”製度、製定了麵向全國史學界的“文庫”出版等多項計劃，召開了幾十次學術會(hui) 議，取得了初步成績。下一步，中國曆史研究院還將進一步創新科研機製體(ti) 製，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以重大項目為(wei) 牽引，以跨學科、綜合性研究為(wei) 指向，充分發揮統籌指導全國曆史研究的功能，團結凝聚全國史學工作者，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史學學科體(ti) 係、學術體(ti) 係和話語體(ti) 係，努力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養(yang) 一批學貫中西的曆史學家，打造一批中國史學傳(chuan) 播和國際交流的優(you) 秀平台，繁榮發展新時代中國史學，為(wei) 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貢獻當代中國史學工作者的智慧和力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回顧曆史，我們(men) 不難發現，從(cong) 新中國誕生之日起，史學始終就是當代中國波瀾壯闊的理論與(yu) 實踐創新的參與(yu) 者、推動者、受益者，在終日乾乾、與(yu) 時偕行中不斷書(shu) 寫(xie) 史學發展的時代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