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人類曆史的一個(ge) 重要特征，就是它的繼承性。這就是說，後世帝王、賢臣在治國、平天下時，總是要從(cong) 前世社會(hui) 汲取有益的經驗、教訓。從(cong) 這一意義(yi) 上來看，“成康盛世”期間雖然社會(hui) 經濟尚不十分繁榮，社會(hui) 發展水平仍較低下，但它仍不乏可資後世治國的借鑒之處。

　　周康王畫像

　　西周成王和康王時期，是被曆代史家廣為(wei) 稱頌的我國曆史上所締造的第一個(ge) “盛世”。成王和康王在位時期，處於(yu) 我國奴隸社會(hui) 的發展階段，在這樣的階段出現“盛世”，不但具有其時代特征，而且對它的締造及其由盛而衰等問題的研究，還具有重要史鑒價(jia) 值。

　　西周成康時期為(wei) 曆史上的“盛世”，這絕非是史家的蓄意粉飾，而是一種客觀存在

　　“成康盛世”之“盛”，若要同封建社會(hui) 中後期的“開元盛世”或“康雍乾盛世”之“盛”相比，自然要遜色得多。雖然如此，但在曆史上如同“成康盛世”這樣的盛世還是不多見的。“成康盛世”之“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麵：

　　1.奄有廣闊疆域。西周經武王滅商，分封諸侯，周公東(dong) 征平叛，成王、康王繼續分封諸侯和開拓疆域，使西周的疆域規模基本形成。《詩·周頌·執競》亦雲(yun) ：“丕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其意是說，成、康二王治周，立下了大功，得到了“上帝” (即天神)的褒揚;在成、康二王時，開拓和奠定了西周廣闊的疆域。

　　2.以“禮樂(le) ”經邦治國。在西周時期，以“禮樂(le) ”經邦治國是頗為(wei) 突出的。“禮”即禮製，亦即西周奴隸製的等級製;“樂(le) ”即舞樂(le) ，亦即西周奴隸製的舞樂(le) 製。西周禮樂(le) 製的內(nei) 容很廣泛，舉(ju) 凡政治、經濟、軍(jun) 事、倫(lun) 理、教育、司法、宗教、風俗等無不關(guan) 涉。《禮記·曲禮》記述道：“道德仁義(yi) ，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zheng) 辯訟，非禮不決(jue)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足見，西周禮樂(le) 製是關(guan) 涉社會(hui) 生活的所有方麵的。

　　西周時期，“興(xing) 正”包羅萬(wan) 象的禮樂(le) 之製是與(yu) 經邦治國密切相關(guan) 的。正如《韓詩外傳(chuan) 》所說：“為(wei) 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wei) 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而《左傳(chuan) 》則說得更加明白，如說西周之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從(cong) 禮樂(le) 製的內(nei) 容、特點及其作用可以看出，成康時期禮樂(le) 製的“興(xing) 正”，自然對鞏固西周王朝、穩定西周社會(hui) ，起到了積極作用，並開了我國曆史上以“禮樂(le) ”經邦治國的先聲。

　　3.“刑錯四十餘(yu) 年不用”。在《史記·周本紀》中，有“成康之際……刑錯四十餘(yu) 年不用”的記載。這一記載表明，在司馬遷的心目中，“刑錯四十餘(yu) 年不用”是“成康盛世”的重要標誌之一。《史記》集解引應劭的話闡釋說：“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應劭之意是說，西周成、康之際，民不犯法，社會(hui) 安定，統治者故未製訂刑律，用以維護統治地位和社會(hui) 秩序。西周前期，社會(hui) 發展水平較低，統治者主要采用分封製、宗法製、禮樂(le) 製、井田製等製度治國。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成康之際四十餘(yu) 年間，尚未完全實行以法治國方針的記載是可信的。

　　4.天下安，“民和睦，頌聲興(xing) ”。成康太平盛世的“盛”況，史書(shu) 多有記載：《史記·周本紀》說，成王時，社會(hui) 呈現“民和睦，頌聲興(xing) ”的“盛”況。《史記》集解又引何休的話解釋說： “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到了康王時，又出現了“天下安寧”局麵。東(dong) 漢王充在《論衡》中也指出：“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西周成康時期為(wei) 曆史上的“盛世”，這絕非是史家的蓄意粉飾，而是一種客觀存在。

　　“成康盛世”的出現既有周文王治岐之功，也有武王滅商建周之效，尤其與(yu) 成、康二王采取重大治國舉(ju) 措密切相關(guan)

　　“成康盛世”的出現，是周族人長期辛勤締造的結果。其中既有周文王治岐之功，也有武王滅商建周之效，尤其與(yu) 成、康二王采取重大治國舉(ju) 措密切相關(guan) 。

　　1.周公東(dong) 征平叛。周公輔政後，擔心乘武王之死，“諸侯叛周，公乃攝行政當國”。周公此舉(ju) ，竟引起了“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並在各自封國內(nei) 散布不滿周公的流言蜚語，說什麽(me) “公將不利於(yu) 孺子”。在此情況下，武庚以為(wei) 有機可乘，於(yu) 是和管叔、蔡叔等相勾結，並聯合原商朝盟國，如薄姑、奄、淮夷等發動了反周叛亂(luan) 。

　　武庚與(yu) 管叔、蔡叔等發動的叛亂(luan) 事件，嚴(yan) 重威脅著西周王朝，於(yu) 是“周公奉成王命”，東(dong) 征平叛。經過三年多的艱苦戰爭(zheng) ，終於(yu) “誅武庚、管叔，放蔡叔”，滅薄姑、奄和淮夷等，平定了叛亂(luan) ，將東(dong) 部疆域擴展至海邊，東(dong) 北部疆域擴展至今河北省北部一帶，從(cong) 而鞏固了新生的西周王朝，為(wei) “成康盛世”的形成創造了重要條件。

　　2.成王營建東(dong) 都洛邑。西周所封諸侯國，大多在洛邑的東(dong) 、北、南三麵地區。東(dong) 都洛邑的營建完成，客觀上便利了對各諸侯國的統轄，而各諸侯國在當時交通不便的條件下，向周王室的貢獻也方便多了。所以，周公當時曾說：洛邑在“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裏均”。《尚書(shu) ·周書(shu) ·康誥》甚至說：“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yu) 東(dong) 國洛，四方民大和會(hui) 。”從(cong) 上述內(nei) 容可以看出，東(dong) 都洛邑的營建，在很大程度上解決(jue) 了宗周豐(feng) 鎬對黃河下遊等地管轄上鞭長莫及的困難，對“成康盛世”的形成同樣起到了重要作用。

　　3.康王實行拓疆、分封與(yu) “明德慎罰”舉(ju) 措。周康王是成王之子，名姬釗。據《史記·周本紀》記載：康王即位後，曾宣布繼承文王與(yu) 武王業(ye) 績，並獲得了成功，尤其在開拓疆域、繼續分封和“明德慎罰”等方麵所取得的業(ye) 績更為(wei) 顯著。

　　在康王時期，繼續實行分封諸侯製度，成了推動“成康盛世”形成的一個(ge) 重要因素。周康王在繼續分封諸侯的同時，又極力維護周王室的宗主地位，以此鞏固分封製和西周王朝。據《麥尊》銘文記載，刑侯在就封後，曾返回豐(feng) 鎬朝見康王。康王待之以很高禮遇，讓其參加裸祭和大射禮，又賜予二百家侍衛之臣，甚至還把自己乘坐的馬車也賜給了刑侯。《侯旨鼎》雲(yun) ：“侯旨初見事於(yu) 宗周，王賞旨貝廿朋。”沈長雲(yun) 先生認為(wei) ，“旨”為(wei) 第二代燕侯，當他繼立後，就按西周的宗法分封製，前往豐(feng) 鎬朝見周康王。這同樣反映了康王時期維護周王室宗主地位的情況。宗法分封製為(wei) “成康盛世”的形成起了奠定基礎的作用。

　　“明德慎罰”是一種治國思想，同時也是一種治國製度。這一製度約創始於(yu) 周文王時期，而盛行於(yu) 成、康二王時期。《尚書(shu) ·周書(shu) ·梓材》雲(yun)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wei) 夾。” 《梓材》是周公平定武庚與(yu) 管蔡二叔之亂(luan) ，分封康叔姬封(武王之弟)建立衛國後，以成王的名義(yi) 告誡康叔的文告，其內(nei) 容主要講述“為(wei) 政之道”。《尚書(shu) 正義(yi) 》注《梓材》這段話時說：“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為(wei) 近，汝治國當法之”。

　　在成康時期，以“明德慎罰”製度治國，曾取得了很大成功。《史記·周本紀》說： “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yu) 年不用”。董仲舒“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製作禮樂(le) 以文之，至於(yu) 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yu) 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yi) 之流，非獨傷(shang) 肌膚之效也” 的說法，雖對成康時期尚未實行嚴(yan) 刑酷法問題有過分稱頌之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成康時期實行刑罰較為(wei) 寬鬆的一些情況。

　　總之，“成康盛世”是經曆數代人的不懈努力才締造成功的。這一成功的獲得實屬不易。

　　“成康盛世”期間雖然社會(hui) 經濟尚不繁榮，社會(hui) 發展水平仍較低下，但它仍不乏可資後世治國借鑒之處

　　人類曆史的一個(ge) 重要特征，就是它的繼承性。這就是說，後世帝王、賢臣在治國、平天下時，總是要從(cong) 前世社會(hui) 汲取有益的經驗、教訓。從(cong) 這一意義(yi) 上來看，“成康盛世”期間雖然社會(hui) 經濟尚不十分繁榮，社會(hui) 發展水平仍較低下，但它仍不乏可資後世治國的借鑒之處。

　　首先，要締造“盛世”，就必須進行長期不懈的奮鬥。《尚書(shu) ·周書(shu) ·畢命》說：“惟文王武王，大德於(yu) 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史記·周本紀》也記載說：召公、畢公奉成王臨(lin) 終之命，率諸侯，在“先王廟” (即祖廟)中向新即位的康王宣告說：“文王、武王之所以為(wei) 王業(ye) 之不易，務在節儉(jian) ，毋多欲，以篤信臨(lin) 之”。這些記載昭示，“成康盛世”是自周文王以來經數代人的努力奮鬥才實現的，是來之不易的。康王即位後，應“以篤信臨(lin) 之”，即以文王、武王和成王遺願，治理好周的天下。

　　其次，要締造“盛世”，就必須借鑒往聖先賢治國的一切有益方略。武王滅商後西歸時，打算“營周居於(yu) 雒邑”，以此作為(wei) 統治關(guan) 東(dong) 原商朝疆域的中心，當成王即位後，為(wei) 實現武王遺願，遂“使召公複營洛邑，如武王意”。康王即位後，以繼承文武業(ye) 績為(wei) 己任，於(yu) 是明確“宣告以文武之業(ye) 以申之”。類似記載，雖不很多，但它業(ye) 已清楚說明，成、康二王是在繼承文、武以來先王治國方略的前提下締造“盛世”的。

　　第三，要締造“盛世”，就必須鞏固王朝的統一和廣闊的疆域。文王和武王，開拓了疆域和建立了西周王朝。成王和周公鞏固了西周疆域和西周的統一;而康王通過繼續分封諸侯，進一步擴大了西周疆域。在成康全盛時期，西周疆域囊括了原商朝疆域的全部，關(guan) 西周人居地與(yu) 江漢及江浙等地。疆域的廣闊和王朝的統一，客觀上為(wei) “成康盛世”的形成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

　　第四，要締造“盛世”，就必須保持政治的清明和社會(hui) 的安定。西周初年，在統治者中業(ye) 已形成了較為(wei) 係統和成熟的治國思想，掌握了較高水平的治國之術，如《尚書(shu) ·獒》在講到“西獻獒”時說：“明王慎德，四夷鹹賓”。還說：“玩人喪(sang) 德，玩物喪(sang) 誌”，“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周成王還說： “撫民以賢，除其邪虐;功加於(yu) 時，德垂後裔”。成王在位期間，還曾推行“興(xing) 正禮樂(le) ”的措施，這對社會(hui) 的安定、社會(hui) 風氣的良好，都曾起到了積極作用。總之，成康時期主要是以“德”和“禮樂(le) ”之製治國的。這種治國之術，完全適應當時的社會(hui) 實際，從(cong) 而出現了“民和睦，頌聲興(xing) ”的盛況。

　　第五，要締造“盛世”，就必須經常注意洞察和清除社會(hui) 弊端，保持社會(hui) 健康發展。“盛世”的締造是長期的，同時又是極為(wei) 困難的。一旦社會(hui) 進入“盛世”，就會(hui) 逐漸滋生一些新的社會(hui) 弊端，並成為(wei) 瓦解“盛世”的因素。如在社會(hui) 安定、生產(chan) 發展基礎上必然會(hui) 滋生社會(hui) 富裕病，即統治階級以為(wei) 天下太平，無複可憂，並在一定程度上喪(sang) 失開拓、進取精神，陶醉於(yu) “盛世”，過起奢侈、享樂(le) 生活，從(cong) 而對社會(hui) 隱患疏於(yu) 洞察，而平民百姓則受統治階級腐朽生活習(xi) 染，也產(chan) 生一些不軌行為(wei) 。在這樣的社會(hui) 條件下，西周在康王之子姬王段(即昭王)繼立後出現的情況正是如此。正如《史記·周本紀》說：“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yu) 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穆王繼立後，社會(hui) 狀況進一步惡化，出現了“王道衰微”的情況。可見，至穆王時， “成康盛世”已變成了曆史陳跡。這自然是統治階級對社會(hui) 積弊疏於(yu) 洞察和清除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