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美國政府宣布，擬從(cong) 9月1日起對3000億(yi) 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加征10%的關(guan) 稅。8月24日，即中國公布對美反製措施的第二天，美方再次宣布將提高對約5500億(yi) 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guan) 稅的稅率，並聲稱將“要求美國企業(ye) 離開中國”。這是美國自去年起三度對中國輸美商品大規模加征關(guan) 稅後，再次運用關(guan) 稅大棒對華施壓。此舉(ju) 為(wei) 正在進行中的中美經貿磋商進程設置了巨大障礙，同時也給世界經濟發展前景蒙上了更多陰影。

　　拋開中美雙方貿易統計口徑差異、美方對華服務貿易順差等因素不談，僅(jin) 僅(jin) 提出一個(ge) 基礎性的問題，就足以使美國關(guan) 稅大棒的效用大為(wei) 可疑：美國政府對中國輸美產(chan) 品加征關(guan) 稅，到底誰將為(wei) 其買(mai) 單?

　　美國進口商首當其衝(chong)

　　在人們(men) 易犯的錯誤中，望文生義(yi) 是很常見的一種。從(cong) 字麵上看，既然是美國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征關(guan) 稅，似乎是中國出口商被迫向美國海關(guan) 繳納更多關(guan) 稅，是中國出口企業(ye) 向美國政府單方麵轉移福利。倘若果真如此，加稅的結果豈不是美國政府獲得淨收益、中國企業(ye) 承擔損失?不知是因為(wei) 無知還是出於(yu) 故意，特朗普政府經常公開宣揚“美國向中國征稅”的論調，並借此向中國施加壓力。

　　然而，事實遠非如此。按照國際貨物貿易的基本操作程序和慣例，在進出口雙方達成交易後的合同履行環節，恰恰是進口商要履行向進口國海關(guan) 繳納關(guan) 稅、接受檢驗檢疫等程序。也就是說，美國海關(guan) 對中國輸美商品所征收的關(guan) 稅，其實是由美國人繳納的。因此，美國加征關(guan) 稅，首當其衝(chong) 的受害者其實是美國的進口商。

　　也正是由於(yu) 這一原因，美國加征關(guan) 稅的決(jue) 定甫一宣布，就在其國內(nei) 引發強烈反對。與(yu) 進口、分銷和零售相關(guan) 的利益集團，如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hui) 、美國零售聯合會(hui) 、美國服裝和鞋類協會(hui) 等，反對聲浪尤為(wei) 高漲。這充分說明，“美國向中國征稅”“關(guan) 稅讓美國更強大”等論調是嚴(yan) 重背離國際貿易基本事實的。

　　整個(ge) 商品供應鏈都是受害者

　　當然，美國進口商在繳納了加征的關(guan) 稅後，肯定不甘心獨自承擔這一額外增加的成本。按照利潤最大化、損失最小化原則，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nei) ，他們(men) 必然會(hui) 設法轉嫁關(guan) 稅稅負。

　　一般而言，轉嫁方向有二。一是向國際商品供應鏈上遊轉嫁。在同中國出口商談判交易價(jia) 格時，把關(guan) 稅稅負預先納入交易價(jia) 格構成因素，通過調整進口商品價(jia) 格形成公式來說服/迫使中國供應商承擔一部分稅負。二是向供應鏈下遊轉嫁。在向下遊廠商或最終消費者出售產(chan) 品時，通過提高售價(jia) 而向其轉嫁一部分關(guan) 稅成本。

　　稅負轉嫁是一個(ge) 市場博弈過程。最終能轉嫁出去多少乃至能否轉嫁出去，取決(jue) 於(yu) 相關(guan) 市場主體(ti) 之間的市場地位、供求關(guan) 係、談判技巧、商品與(yu) 市場的可替代性、商品的需求價(jia) 格彈性等眾(zhong) 多複雜因素，每項交易的具體(ti) 情況都會(hui) 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層層轉嫁的最終結果，必然是整個(ge) 商品供應鏈和產(chan) 業(ye) 鏈都將成為(wei) 美國加征關(guan) 稅的受害者。而作為(wei) 這一鏈條的終端，美國消費者必然是最終買(mai) 單者和最大受害者。

　　因此，在美國宣布對華輸美產(chan) 品再次加征關(guan) 稅後，美國消費者技術協會(hui) 主席加裏·夏皮羅就公開譴責特朗普政府，指出此舉(ju) 不但擾亂(luan) 市場，還會(hui) 傷(shang) 害美國工人、農(nong) 民、消費者和企業(ye) 的利益，並對美國經濟構成嚴(yan) 重衝(chong) 擊。

　　世界經濟增長動力或遭損害

　　通過高關(guan) 稅獲取貿易利益的觀念，是早已過時的重商主義(yi) 思想殘餘(yu) ，包含著對國際貿易本質的重大誤解。它片麵著眼於(yu) 貨幣財富在國家之間的單向轉移，而忽略了國際貿易最基礎、最重要的價(jia) 值創造功能。

　　國際貿易的核心功能在於(yu) 促進國家間的分工合作，優(you) 化資源配置，使全要素生產(chan) 率得以顯著提高，從(cong) 而創造出巨大的貿易利益。早在200多年前，亞(ya) 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曾通過一枚扣針的生產(chan) 過程揭示了這一原理：通過10個(ge) 工匠分工合作，平均每人每天可以生產(chan) 4800枚扣針;而一個(ge) 工匠獨自生產(chan) ，則一天連20枚扣針也生產(chan) 不出來。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生產(chan) 已經是一個(ge) 全球分工合作、資源全球配置的完整產(chan) 業(ye) 鏈條，由此帶來的巨大財富創造效應正是各國經濟及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和源泉。

　　加征關(guan) 稅帶來的主要後果就是貿易阻斷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就前者而言，原本正常進行的中美貿易因成本提高而被迫中止;就後者而言，原來中美之間的最優(you) 資源配置因高關(guan) 稅而被迫分離，轉向同第三國進行次優(you) 配置。這是對自由市場中最優(you) 資源配置和高效生產(chan) 的幹擾和阻斷，既會(hui) 造成出口國生產(chan) 者剩餘(yu) 的減損，更會(hui) 帶來進口國消費者剩餘(yu) 的巨大損失。可見，加征關(guan) 稅雖然能獲得一部分財政收入，但它窒息了國際分工合作這一財富增長之源，無異於(yu) 殺雞取卵的短視行為(wei) ，受損害的隻能是包括美國在內(nei) 的世界經濟增長動力。

　　追求“相對收益”隻能是一廂情願

　　有一種觀點認為(wei) ，即使加征關(guan) 稅損害了中美經濟和世界經濟，但為(wei) 了維護美國霸權、遏製中國發展這一更高的戰略目標，隻要中國經濟受到的損害更大，則對美國而言仍是有益的。這就是國際政治中的“相對收益”觀念。特朗普總統就是這一觀念的擁躉，他公然宣稱中美貿易戰對中國危害比對美國更大，因此美國會(hui) 最終“贏得”貿易戰。

　　然而，這一論調顯然是靠不住的。且不論這種“寧可自損八百，也要傷(shang) 人一千”相對收益觀顯然損人不利己，是一種瘋狂而愚蠢的對抗性思維，就連美國是否能確保這樣“收益”，其實也大為(wei) 可疑。首先，中國是一個(ge) 擁有14億(yi) 人口的巨型市場，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產(chan) 業(ye) 體(ti) 係和強勁內(nei) 需，經濟增長的韌性很強，貿易戰對中美兩(liang) 國誰的損害更大殊難逆料。其次，與(yu) 十幾年前大不相同的是，當前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已大為(wei) 降低，對美出口在我國總需求中的比重和影響更是有限，認為(wei) 貿易戰能夠重創我國經濟隻能是美國自以為(wei) 是的意淫。再次，針對美國的貿易霸淩主義(yi) ，我國已經準備好反擊工具箱，做好了應對各種情況的準備。雖然我國反擊的規模不如美國大，但精度頗高。最後，美國經濟也絕非沒有弱點。8月1日當天，美國三大股指盤中出現“斷崖式跳水”，上演“黑色星期四”，就很能說明問題。

　　綜上，妄圖通過加征關(guan) 稅而獲得戰略上的相對收益，恐怕隻能是美國一廂情願的妄想。特朗普政府揮舞關(guan) 稅大棒對華極限施壓的把戲，該收場了。

　　互利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從(cong) 曆史經驗來看，貿易戰沒有贏家。1930年，美國出台《史慕德—哈利法案》，將美國進口關(guan) 稅平均稅率提高到53%這一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此舉(ju) 很快遭到其貿易夥(huo) 伴的嚴(yan) 厲報複，結果非但沒有緩解美國的經濟困境，反而使美國的出口大幅萎縮，經濟形勢雪上加霜。同時，由之引發的1930年代初規模空前的貿易戰，不但進一步加深了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還成為(wei) 法西斯主義(yi) 興(xing) 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重要誘因，可謂代價(jia) 高昂，足以為(wei) 戒。

　　當前，世界經濟已經融合成一體(ti) 化的產(chan) 業(ye) 鏈、價(jia) 值鏈和供應鏈，各國經濟高度相互依存。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來說，中美經濟都是同一個(ge) 國際產(chan) 業(ye) 鏈的一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在這一背景下，合作是兩(liang) 國經貿關(guan) 係唯一出路，也是曆史大勢所趨。隻有本著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通過談判管控分歧、擴大共識，構建一個(ge) 平衡、包容、共贏的合作機製，才能最終造福於(yu) 兩(liang) 國人民，並為(wei) 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作出大國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