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產(chan) 權製度是科技和產(chan) 業(ye) 發展的產(chan) 物。而今，人工智能成為(wei) 最新科技前沿的代名詞，它是人類科技累積到一定程度，在互聯網和大數據的直接推動下應運而生的。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為(wei) 知識產(chan) 權保護帶來新的課題。毋庸置疑，人工智能雖來勢凶猛、前景無限，但無論是技術研發還是產(chan) 業(ye) 化都還處於(yu) 發展初期，真正的實質性發展和產(chan) 業(ye) 化普及尚需時日。人工智能發展對當前知識產(chan) 權保護雖已有所衝(chong) 擊，但還都是局部的和淺層的，尚未達到要求知識產(chan) 權製度進行深刻和全麵變革的程度。當然，理論研究需要未雨綢繆，需要具有預見性和超前性。當前，人工智能知識產(chan) 權保護問題受到熱議，有不少法理和方法上的前瞻性探索為(wei) 研究者開辟了一係列想象空間。本文主要就人工智能知識產(chan) 權保護的一些理念和態度問題提出一些思考。

　　製度應對：積極容納與(yu) 謹慎顛覆

　　在對人工智能問題的諸多探討中，不乏所謂“人工智能正在顛覆現有知識產(chan) 權製度的哲學認知和製度標準”之類的說法。盡管“未來已來”的人工智能確實正在產(chan) 生新的保護客體(ti) (如數據產(chan) 品)，創造新的保護領域(如算法的競爭(zheng) 法調整問題)，以及帶來保護標準的適應(如算法的專(zhuan) 利授權標準)，但簡單斷言人工智能對於(yu) 知識產(chan) 權製度形成顛覆還為(wei) 時尚早。

　　曆史地看，知識產(chan) 權製度曆經300餘(yu) 年，總是不斷受到新科技和新產(chan) 業(ye) 的衝(chong) 擊，雖在製度上不斷完善和理念上不斷更新，但基本體(ti) 係是相對穩定、穩步變化的，革新和變化更多是在保持基本體(ti) 係穩定的前提下逐步完成，而不是動輒發生顛覆性改變。例如，版權製度產(chan) 生於(yu) 傳(chuan) 統的手工製書(shu) 時代，後來隨著印刷和傳(chuan) 播技術的發展屢受衝(chong) 擊，使得版權製度不斷擴容，不斷增設新內(nei) 容和拓展新邊界，但新的拓展都是在原製度的基礎之上，通常不輕易顛覆基礎性製度。再如，印刷術的產(chan) 生催生了複製權;廣播電視技術的發展催生了傳(chuan) 播權;互聯網技術使版權保護從(cong) 紙質時代進入數字時代，催生了信息網絡傳(chuan) 播權;等等。但是，每一次製度創新都是在原製度之上的變革、擴展和豐(feng) 富。隻是經過相當長的曆史時期進行回望時，屢經階段性變化的法律製度與(yu) 最初相比可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革，而這種變革恰恰是在長期曆史過程中累積形成的。

　　有人認為(wei) ，人工智能的出現不同於(yu) 以往任何技術對於(yu) 知識產(chan) 權製度的衝(chong) 擊。這種斷言為(wei) 時尚早。盡管機器人、智能創作、算法、大數據等新概念新術語令人眼花繚亂(luan) ，但現有法律體(ti) 係具有足夠的容納力，對新客體(ti) 進行審時度勢的調整。司法實踐中已經出現的數據產(chan) 品案、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權案等涉人工智能案，都采取了此類裁判態度。

　　概括而言，涉及人工智能的衝(chong) 擊與(yu) 解決(jue) 的情形有以下幾種：其一，現有製度的自然涵蓋。如算法的專(zhuan) 利保護，無非是在現有專(zhuan) 利授權標準之下，根據促進人工智能發展的需求，劃分出可授予專(zhuan) 利的“技術方案”和不具有可專(zhuan) 利性的“智力規則”。利用人工智能創作的作品，基本上仍然納入現行著作權主體(ti) 和客體(ti) 進行衡量。數據產(chan) 品已納入民法總則和反不正當競爭(zheng) 法的調整。其二，在發展中謹慎應對。例如，大數據背景下的數據產(chan) 品涉及的利益關(guan) 係複雜，民法總則尚未直接將其定位為(wei) 民事權利，但實踐中已產(chan) 生保護的需求，當前的司法充分發揮反不正當競爭(zheng) 法的“權利孵化器”的作用，先肯定數據產(chan) 品為(wei) 受保護的法益，並依法給予保護。數據產(chan) 品能否和如何上升為(wei) 權利，仍有進一步探索的空間。其三，在現有製度之外開辟新領域。即在上述路徑不能容納時進行製度創設，這種情形多少有些顛覆性。總之，對於(yu) 人工智能帶來的知識產(chan) 權保護新問題，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應對的基本態度是積極容納、謹慎顛覆。

　　科技創新與(yu) 產(chan) 業(ye) 發展：製度變革的決(jue) 定性力量

　　人工智能知識產(chan) 權保護製度的架構和設計必然服從(cong) 於(yu) 和服務於(yu) 創新與(yu) 發展的現實需求。實踐中，當知識產(chan) 權法律規則適應科技創新和產(chan) 業(ye) 發展需求時，法律規則具有規範其發展的功能;反之，科技創新和產(chan) 業(ye) 發展必然以各種方式突破現有製度藩籬，最終建立新的適應性製度，實現製度規則的除舊布新。可見，知識產(chan) 權保護的製度設計應充分體(ti) 現科技創新和產(chan) 業(ye) 發展的需求，為(wei) 創新和發展創造空間。例如，在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聯網興(xing) 起之初，美國克林頓政府曾發布綠皮書(shu) ，試圖沿著著重強化版權保護的舊軌道和原思路，呼籲在互聯網環境下著重加強版權保護。但是，互聯網環境迎來了權利人、網絡服務提供者和社會(hui) 公眾(zhong) 的新利益格局，尤其是科技創新和產(chan) 業(ye) 利益的保護受到突出關(guan) 注。在新舊各方利益博弈之下出台的數字千年版權法創設了避風港、紅旗標準、通知刪除規則等新的製度設計。這些新的製度設計，顯然不是從(cong) 已有法理推論而來，而是立法者依據現實情況的變化，綜合考慮科技創新和產(chan) 業(ye) 發展需要作出的法律回應。同樣，人工智能的知識產(chan) 權保護也必須充分考慮科技創新和產(chan) 業(ye) 發展的需求。

　　知識產(chan) 權具有獨特的利益平衡機製，其最根本的利益平衡是權利保護與(yu) 公有領域的比例關(guan) 係，即以最大化創新激勵為(wei) 公約數，合理確定權利保護的邊界和強度，留下必要的公共空間，以確保創新的可持續性。例如，軟件發展初期，20世紀70年代美國曾經就軟件能否納入版權保護進行過討論，為(wei) 解決(jue) 該問題美國國會(hui) 還專(zhuan) 門成立“版權作品新技術使用國家委員會(hui) ”，提出了采取舊瓶裝新酒的方式，將計算機程序視為(wei) 文字作品進行保護的研究報告。計算機軟件中的語言表達顯然迥異於(yu) 傳(chuan) 統的文字作品，美國將計算機軟件作為(wei) 文字作品進行版權保護，顯然主要不是由傳(chuan) 統版權法理推論而來，而是主要考慮到，填補對計算機軟件進行版權保護的法律空白，有助於(yu) 促進計算機技術和軟件產(chan) 業(ye) 發展。此後，這種做法被寫(xie) 進了WTO項下的TRIPs協定。在今天，人工智能的發展催生了知識產(chan) 權保護新議題，在確定是否以及如何保護的態度時，立法者的利益平衡考量也必須以是否有利於(yu) 人工智能科技創新和產(chan) 業(ye) 發展為(wei) 前提。例如，人工智能創作物的可版權性問題情況複雜，有的創作物存在較多的人的幹預因素，有的則更多是人工智能本身創作的。以人工智能作為(wei) 工具的創作物，其可版權性更適宜以現有的法律標準進行衡量。但對於(yu) 人工智能獨自完成的創作物的可版權性問題，應當以更好地處理權利保護與(yu) 公有領域的關(guan) 係，以及如何更有利於(yu) 激勵創新和促進產(chan) 業(ye) 發展的需要，決(jue) 定是否保護和如何保護。如果將純屬人工智能創作物的“作品”納入公有領域更利於(yu) 創新和發展，可以否定其可版權性;否則，可以進行保護。

　　現階段，人工智能科技和產(chan) 業(ye) 涉及的知識產(chan) 權保護仍主要是在現有製度體(ti) 係內(nei) 完成，更多是解決(jue) 現有製度如何適應和適用問題。在現有製度框架內(nei) ，首先是納入和兼容，在無法納入和兼容時進行零星的或者局部的創新和突破，對於(yu) 現有製度的革命性顛覆很少發生。總之，既不能保守和墨守成規，又不能盲目冒進，而必須以需求為(wei) 基礎和實事求是。該突破時毫不猶豫突破，無需突破和顛覆時仍應進行兼容性和調適性適用。

　　實現自然人利益：人工智能知識產(chan) 權保護的關(guan) 鍵

　　人工智能是對於(yu) 當今更具有人或者超人色彩的智能科技發展階段、技術、產(chan) 物和趨向的一種定義(yi) 和表達，但無論如何，其畢竟是人類科技發展的一個(ge) 階段、過程和趨向，是人類主導之下的一種科技進步和成就。無論當前對於(yu) 人工智能的“智力”和“創造力”有多麽(me) 新鮮和驚人的描述與(yu) 預測，無論人工智能的前景是恐怖還是誘人，人工智能的知識產(chan) 權保護都需要以人為(wei) 核心。在知識產(chan) 權保護製度設計中，應當以人的需求為(wei) 主導。與(yu) 任何既有法律體(ti) 係一樣，自然人仍是人工智能知識產(chan) 權保護製度最核心最根本的法律主體(ti) 。自然人以外的法律主體(ti) 和製度設計，都必須服務於(yu) 人類的利益需求。

　　例如，國內(nei) 外知識產(chan) 權法學界正在熱議機器人是否具有主體(ti) 資格問題，如具有深度學習(xi) 、思考和創造能力的機器人是否可以成為(wei) 權利主體(ti) ，賦予其法律人格，從(cong) 而使其能夠享有著作權、專(zhuan) 利權等知識產(chan) 權問題。譬如，英美等國家的哲學家、科學家和法學家正在討論能否賦予機器人虛擬的法律人格。2016年歐盟委員會(hui) 法律事務委員會(hui) 向歐盟委員會(hui) 動議，將最先進的自動化機器人的身份定位為(wei) “電子人”，賦予其特定權利義(yi) 務。2017年沙特甚至石破天驚地授予智能機器人“索菲亞(ya) ”公民資格。但是，無論這些討論和做法如何喧囂，在以自然人為(wei) 中心的製度設計框架之下，即便是需要擬製的人，如法人，歸根結底都是人類的工具，最終都是自然人實現利益最大化的製度設計。在人工智能時代，是否賦予機器人以法律上的人格，也必然以是否為(wei) 促進科技創新和產(chan) 業(ye) 發展所必需為(wei) 根本標準。即便是賦予機器人知識產(chan) 權主體(ti) 資格，也不過是借此更好地實現自然人的利益，使之成為(wei) 更好實現人類利益的製度工具。

　　(作者：孔祥俊，係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凱原法學院院長、知識產(chan) 權與(yu) 競爭(zheng) 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