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dang) 的十九大提出了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時代任務。健全和完善以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鄉(xiang) 村治理體(ti) 係，是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重要保障。如何從(cong) 傳(chuan) 統中尋找力量，以史為(wei) 鑒，溝通傳(chuan) 統與(yu) 現實，構築適宜國情鄉(xiang) 情的鄉(xiang) 村治理體(ti) 係和方法，是當下學者和治理者麵臨(lin) 的時代課題。

　　重拾鄉(xiang) 約

　　在我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鄉(xiang) 村治理中，鄉(xiang) 規民約發揮著重要作用。成文鄉(xiang) 約始於(yu) 宋，其最初不是官府頒布的法令或敕條，而是鄉(xiang) 民自願完成的 “約定”。鄉(xiang) 約的出現，開啟了我國鄉(xiang) 村社會(hui) 自治的曆史，對維護鄉(xiang) 裏秩序、化解鄉(xiang) 裏糾紛、促進鄉(xiang) 風醇化、教化鄉(xiang) 民自我調節、推動鄉(xiang) 村有效治理作出了曆史貢獻。

　　鄉(xiang) 約作為(wei) 基層自律和自治的產(chan) 物和規範依據，雖不同於(yu) 國家律法，但與(yu) 律法並不衝(chong) 突。它填補了律法達不到的公共領域和私人空間，可以解釋為(wei) 百姓自發對鄉(xiang) 裏秩序的一種追求，並與(yu) 皇權所要求的正統宗法和禮義(yi) 倫(lun) 理不謀而合。鄉(xiang) 約經過明清官方認可，與(yu) 當時律法作用相似，作為(wei) 一種成文規範，調整鄉(xiang) 裏關(guan) 係，維護鄉(xiang) 民“教化自覺、禮儀(yi) 自律、救扶自發”等自治行為(wei) ，構成了當時鄉(xiang) 村治理的重要製度基礎和文化共識，具有不可忽略的自治價(jia) 值、德治價(jia) 值及規範價(jia) 值。

　　當前是我國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曆史機遇期，也是解決(jue) “三農(nong) ”問題的轉折期——“三農(nong) ”問題從(cong) 未得到如當下這般的重視和關(guan) 鍵投入。鄉(xiang) 約既是一種道德教化，也是一種規範文本，更體(ti) 現為(wei) 一種治理範式，它所蘊含的治理理念、作用機理以及彰顯的多元價(jia) 值，為(wei) 當前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xiang) 村治理體(ti) 係提供了曆史養(yang) 分、文化基礎及製度參照，為(wei) 推進自治與(yu) 共治的融合，立足文化自覺與(yu) 價(jia) 值重塑上的德法同行提供了可能。

　　2018年中央1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guan) 於(yu) 實施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的意見》明確提出“發揮自治章程、村規民約的積極作用”，為(wei) 鄉(xiang) 村振興(xing) 和農(nong) 村治理建立健全有效的自治機製。這無疑為(wei) 鄉(xiang) 村自治和村民自治在新時代的創新發展提供了曆史機遇，指出了行動方向。村規民約的自治價(jia) 值應受到更多重視。

　　村民自治在我國的實踐曆程

　　曆史上，鄉(xiang) 村自治與(yu) 村民自治在邏輯上和實踐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an) 聯。鄉(xiang) 村自治主要來源於(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皇權止於(yu) 縣政”的行政組織架構，國家行政治理的觸角落不到鄉(xiang) 以下，鄉(xiang) 級及以下采用自治，即鄉(xiang) 村自治。在我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皇權與(yu) 紳權並行，自治主要是指鄉(xiang) 紳自治或士紳自治，主要實踐場域是皇權不及之鄉(xiang) 裏及以下。鄉(xiang) 約則為(wei) 這一自治實踐的開展提供了基礎和保障。

　　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我國鄉(xiang) 村治理的主要模式是國家主導的“政社合一”，這一時期農(nong) 村自治組織基本處於(yu) “真空”狀態。1982年製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百一十一條明確指出“城市和農(nong) 村按居民地區設立的居民委員會(hui) 或者村民委員會(hui) 是基層群眾(zhong) 性自治組織。……居民委員會(hui) 、村民委員會(hui) 同基層政權的相互關(guan) 係由法律規定”。這為(wei) 農(nong) 村基層組織——村民委員會(hui) 的設立及權限提供了憲法依據，同時也為(wei) 村民自治提供了空間與(yu) 可能，至此翻開了改革開放後農(nong) 村基層治理的新篇章。

　　村民自治主要指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在農(nong) 村建設和鄉(xiang) 村治理中展開的具體(ti) 實踐，主要涵蓋兩(liang) 方麵：一是空間，即村社;二是主體(ti) ，即村民。村民自治的涵義(yi) 為(wei) 以村為(wei) 單位，以村民為(wei) 主體(ti) ，以“民主選舉(ju) 、民主決(jue) 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為(wei) 主要內(nei) 容，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為(wei) 主要目標的農(nong) 村基層民主政治。

　　村民自治在我國的推行，是先基層實踐，後理論建構。我國第一個(ge) 村民委員會(hui) 1980年在廣西宜州市合寨村成立，85位村民自發組織選舉(ju) 村幹部，成立村民委員會(hui) ，訂立“村規民約”，被稱為(wei) 中國村民自治第一村。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i) 常務委員會(hui) 第23次會(hui) 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hui) 組織法(試行)》(簡稱《組織法(試行)》)，於(yu) 1988年10月1日正式實施。《組織法(試行)》的頒行，標誌著村民自治作為(wei) 一種群眾(zhong) 自治與(yu) 直接民主相結合的新型製度在正式製度層麵的重大進步，村民自治自此步入“組織法時代”。這一階段主要強調的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本職能，明確了村民自治機構的職能為(wei) “辦理本村的公共事業(ye) 和公益事業(ye) ，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hui) 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1998年，黨(dang) 的十五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農(nong) 業(ye) 和農(nong) 村工作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進一步指出“擴大農(nong) 村基層民主，實行村民自治”，在原有“三個(ge) 自我”的基礎上，提出了“民主選舉(ju) 、民主決(jue) 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四個(ge) 民主”要求。自此村民自治的核心內(nei) 容和運作機理得到明確界定。

　　步入新世紀，村民自治迎來了進一步發展。2006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guan) 於(yu) 推進社會(hui) 主義(yi) 新農(nong) 村建設的若幹意見》針對農(nong) 村治理作出部署，推進鄉(xiang) 政機構改革，國家行政權力進一步退出農(nong) 村，自治進入新時期。2010年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hui) 組織法》對選舉(ju) 工作、罷免程序、民主管理製度、民主議事製度、民主監督製度等作了修改，完善了村民實行自治的具體(ti) 操作規範。至此，村民自治在我國的運行步入了科學立法、規範實踐的新時代。

　　縱觀改革開放以來村民自治在我國的實踐曆程，可以發現，作為(wei) 自治核心內(nei) 容的“三個(ge) 自我”和“四個(ge) 民主”都強調了以“村民”為(wei) 主體(ti) ，以“村社”為(wei) 空間，注重教育和服務功能，提倡村民參與(yu) ，公開透明行使自治權力，分享自治價(jia) 值，並在此基礎上製定“村規民約”等成文規範。譬如，2004年浙江新昌縣儒嶴鎮石磁村創製的“鄉(xiang) 村典章”，內(nei) 容包含村級組織的職能範圍、財務管理、村務決(jue) 策、村務公開等，遵循了“還權於(yu) 民”的理念，這一“典章”從(cong) 具體(ti) 規則到一般原則都類似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鄉(xiang) 約，在消解農(nong) 村矛盾方麵起到了積極作用。再如，2005年山東(dong) 省濰坊市坊子區創新實踐“村級事務契約化管理”，通過合同、協議、紀要等書(shu) 麵形式，把村級事務，特別是易引發矛盾糾紛和不穩定問題的事項依規固定下來，明確權責義(yi) 的具體(ti) 內(nei) 容，以契約形式明定了村委、村幹部與(yu) 村民之間的規範化操作規程，形成監督共識，這與(yu) 傳(chuan) 統鄉(xiang) 約中的糾紛解決(jue) 方式類似。

　　比較當前“村民自治”模式下創製並實踐的各類“村規民約”或地方章程，與(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鄉(xiang) 村自治中的各類鄉(xiang) 約，在主體(ti) 上均以村民或鄉(xiang) 民為(wei) 核心;在內(nei) 容上無論是“三個(ge) 自我”還是“四個(ge) 民主”，都近似於(yu) 傳(chuan) 統鄉(xiang) 約的教化與(yu) 規範內(nei) 容，“德業(ye) 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兩(liang) 者具有基於(yu) 共同的曆史文化傳(chuan) 統和價(jia) 值追求而形成的天然的曆史連接，即通過“自主、自覺、自助”實現自治，達到去科層化、去中心行政化之目標。當然，現代語境下“村民自治”的價(jia) 值目標和模式設定所發生和運行的場景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從(cong) 根本上有別於(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封建農(nong) 耕經濟和宗法等級秩序。故此，在重拾傳(chuan) 統鄉(xiang) 約價(jia) 值之際，必須抱持批判、審慎的借鑒態度，合理吸收鄉(xiang) 約在自治、德治及規範價(jia) 值上的積極因素，克服其曆史局限性，深度挖掘鄉(xiang) 約形成的文化共識與(yu) 製度共識，強化在法治語境下的自治與(yu) 德治功能之實現。

　　自治與(yu) 共治

　　鄉(xiang) 村治理，正在從(cong) 基層政府管理與(yu) 體(ti) 製內(nei) 的村民自治相結合的“鄉(xiang) 政村治”，走向政府、農(nong) 村自治組織、村民等多元主體(ti) 共同參與(yu) 的共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講，無論是哪種形式的自治都分擔著國家治理的相當一部分成本，補充著國家治理的不足。如前述，鄉(xiang) 約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漫長演進中，經曆了由自覺自發行為(wei) 到中央推動施行的轉化，在這一過程中與(yu) 國家治理的共生處理得比較妥當。故此，鄉(xiang) 約設計範疇與(yu) 施行邊界值得重新審視，突破時空界限、發掘自治邊界與(yu) 共治框架的配置規律，有助於(yu) 從(cong) 自治走向共治的落實落地。

　　首先，鄉(xiang) 約中有關(guan) 互助救扶的設計，有助於(yu) 推動村社救濟建立，培育和發揚鄰裏關(guan) 懷文化。譬如，宋代《呂氏鄉(xiang) 約》約定了多項救扶職能，提出在鄉(xiang) 民遇到所列舉(ju) 的困境時，同鄉(xiang) 入約者有責任告知在入約範疇以內(nei) 的其他人一起給予救助，即使不相熟也要給予相當的幫助。此救扶製度是依靠自治完成的互助機製，是一種典型的村社群體(ti) 力量的集合。近年來黨(dang) 和政府“以民為(wei) 本”的執政理念不斷落地落實，精準扶貧救助取得良好效果。然而，就現實言，農(nong) 村救扶不能完全依賴政府，尤其是在突發或者緊急情況下想要政府給予及時扶助並不現實。故此，有必要使鄉(xiang) 裏及時承擔同鄉(xiang) 同村的困難救助，推進鄉(xiang) 民互助互救，以彌補公力救濟之不足。2018年中央1號文件中明確指出要“大力培育服務性、公益性、互助性農(nong) 村社會(hui) 組織”，提倡村民合作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可見，大力發展鄉(xiang) 約典章或村規民約等契約式的自治互助體(ti) 製，在國家法律和公權救助不足的情勢下，鼓勵村委會(hui) 、農(nong) 村合作社、村民等多元主體(ti) 參與(yu) 鄉(xiang) 裏救助，可使各方救濟力量協調互補，良性運轉。

　　其次，構建鄉(xiang) 村決(jue) 議自治，推行共議製度和鄉(xiang) 賢議事。這與(yu) 當下村民自治中主要的“三個(ge) 自治”和“四個(ge) 民主”的基本目標和實現路徑大體(ti) 相似，其核心在於(yu) 使村民全程參與(yu) 村社事務，做到權責清楚、分工簡明。傳(chuan) 統社會(hui) 中鄉(xiang) 約的推行，始終堅持選舉(ju) 德高望重的鄉(xiang) 賢，以共同議事的方式解決(jue) “鄉(xiang) 之禮儀(yi) 規俗之事”。今天，市場化和城鎮化的深度發展給農(nong) 村社會(hui) 帶來了多重衝(chong) 擊，青壯年流動性大，鄉(xiang) 村現有的常住人口與(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已經大不相同，留守家庭和空巢老人現象較為(wei) 普遍，鄉(xiang) 村人口數量逐年降低。與(yu) 此同時，城市社會(hui) 的多元價(jia) 值不斷湧入鄉(xiang) 村，鄉(xiang) 村文化麵對各種新鮮事物的衝(chong) 擊容易走偏甚或迷失。故此，應充分發揮現今鄉(xiang) 村中德才兼備、有較高聲望人士的聚合力和影響力，恢複“鄉(xiang) 賢”人士共議習(xi) 慣，協助當地基層組織實行村民自治。事實上，現在湘北湘南山區的鄉(xiang) 村依然保持這類風俗習(xi) 慣，村裏自發將願意出麵的德高望重的老者們(men) 組織在一起，決(jue) 定村裏諸如喪(sang) 事每戶均攤多少碗筷、年節是否舉(ju) 行舞龍隊表演等傳(chuan) 統鄉(xiang) 俗活動。客觀而言，鄉(xiang) 賢共同議事，對於(yu) 基層治理能起到有效補充，使村民自治充滿活力，更具實效。

　　自覺與(yu) 共識

　　鄉(xiang) 土文化與(yu) 鄉(xiang) 土情感的共生共建，鄉(xiang) 約德治價(jia) 值的存在，是促進鄉(xiang) 風文明建設、實現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重要保障。傳(chuan) 統鄉(xiang) 約的創製和運行原本就是基於(yu) 鄉(xiang) 土文化的共生性而展開，它成形在一個(ge) 個(ge) 區域很小的鄉(xiang) 村裏，潛移默化地受當地風俗習(xi) 慣的浸染熏陶，擁有深厚的文化根源。每個(ge) 村落都有印刻自己地域烙印的地方性知識，在當地生存的人們(men) 共享同一文化，其價(jia) 值基準和行為(wei) 方式天然地具有趨同性。這種地方性文化的共生共享使得生活在同一文化下的個(ge) 體(ti) 本能地習(xi) 得符合當地習(xi) 慣的生存模式。在這一模式中，有地方風俗、民族習(xi) 慣、曆代經驗，等等。如果能對這種文化共生予以深度挖掘，並依托鄉(xiang) 村振興(xing) 戰略加以正向引導，無疑有助於(yu) 對鄉(xiang) 約價(jia) 值的時代續新，促進傳(chuan) 統鄉(xiang) 村自治向當代村民自治的平順轉型。

　　當前鄉(xiang) 村德治振興(xing) ，需要外在力量的推動，更需要內(nei) 生文化的彰顯。隻有重拾文明鄉(xiang) 風，重建歲月鄉(xiang) 愁，重塑文化共生，才能自發地產(chan) 生由內(nei) 而外的正向集合力量，形成文化自覺。文化自覺是鄉(xiang) 村自治的認知基礎，對推動鄉(xiang) 村德治的實現不可或缺。在傳(chuan) 統鄉(xiang) 約時代，最早出現的約條之一就規定了定期聚會(hui) ，可以在聚會(hui) 上行賞罰、習(xi) 禮儀(yi) 、傳(chuan) 文化，挖掘和傳(chuan) 承本鄉(xiang) 本土的曆史資源。當下結合新時代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戰略部署，創新鄉(xiang) 風文明建設，聚焦鄉(xiang) 村文化挖掘，引導鄉(xiang) 民積極尋找失落的文化脈絡，有助於(yu) 發揮鄉(xiang) 土文化在凝聚人心、教化民眾(zhong) 、淳化民風中的作用，通過提高文明自覺，促進鄉(xiang) 村善治。

　　德治與(yu) 法治

　　自黨(dang) 的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以來，全麵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成為(wei) 時代主題。黨(dang) 的十九大更是明確提出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基本路徑和方式，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多元共治的新農(nong) 村秩序。在這一過程中，自治是基礎與(yu) 目標，法治是方式與(yu) 保障，德治是動力與(yu) 願景，三者相互融合，構築新時代鄉(xiang) 村治理的穩定架構和可靠路徑，其中法治成為(wei) 了連接自治和德治的關(guan) 鍵。當下實施村民自治，鼓勵在自治中實現鄉(xiang) 風文明、鄉(xiang) 情醇美、鄉(xiang) 社和諧，實現鄉(xiang) 民的文化自覺與(yu) 道德自律，建立符合我國曆史發展規律的鄉(xiang) 治模式，需要從(cong) 傳(chuan) 統中尋求回應時代需求的方法和進路。

　　鄉(xiang) 約作為(wei) 我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鄉(xiang) 村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所蘊含的自治價(jia) 值、德治價(jia) 值及規範價(jia) 值，以及相關(guan) 製度安排值得高度重視。尤其是在傳(chuan) 統的以宗族血緣為(wei) 紐帶的農(nong) 村社會(hui) 逐漸改變、鄉(xiang) 村的熟人結構變成了半熟人結構、文化共性不斷受到挑戰的現實下——這並不代表傳(chuan) 統全部消亡了，原生的村社關(guan) 係依然存在，人情觀念依舊構成鄉(xiang) 村生活的一部分——關(guan) 注傳(chuan) 統價(jia) 值與(yu) 現代價(jia) 值的溝通，從(cong) 傳(chuan) 統中尋找依舊影響著當下社會(hui) 運行的價(jia) 值觀念並重塑其時代性就顯得特別重要，這也是有效消解傳(chuan) 統與(yu) 現實之間衝(chong) 突的方法。

　　鄉(xiang) 約的核心價(jia) 值在於(yu) 通過自治和德治構築一種規範秩序，並依靠這一構築於(yu) “教化”和“規過”職能上的鄉(xiang) 內(nei) 規範來實現自治與(yu) 德治。可以說，雖然鄉(xiang) 約強調德性與(yu) 教化的作用，注重運用習(xi) 慣風俗、綱常倫(lun) 理等禮儀(yi) 來約束入約者，但是基於(yu) “入約共生”與(yu) “出約放逐”所帶來的內(nei) 部秩序與(yu) 外部壓力，客觀上形成了鄉(xiang) 約對整個(ge) 鄉(xiang) 社範圍內(nei) 的規範價(jia) 值和規範效果，強化了入約者的自律和入約者之間的監督，無形中構築了一種強製性，利於(yu) 鄉(xiang) 約在整個(ge) 鄉(xiang) 社範圍內(nei) 的推行和遵守。特別是在明清時期，官方權力的介入，導致鄉(xiang) 約的設計及其內(nei) 容發生了變化，從(cong) 之前的講讀倫(lun) 理道德，演變為(wei) 誦讀聖諭，從(cong) 一種自覺自發入約，發展為(wei) 官方積極推動推廣，其規範性和強製性凸顯。申言之，鄉(xiang) 約在傳(chuan) 統社會(hui) 時期的規範價(jia) 值是一個(ge) 不斷得以彰顯的過程。鑒於(yu) 此，在新時代鄉(xiang) 村振興(xing) 的過程中，特別是黨(dang) 和國家高度重視法治在治國理政中的基礎性地位之際，將鄉(xiang) 約在鄉(xiang) 村治理中的規範價(jia) 值與(yu) 法治在鄉(xiang) 村治理中的規範性功能良好銜接，無疑將有助於(yu) 從(cong) 傳(chuan) 統文化中尋找改革創新的基礎，以便於(yu) 鄉(xiang) 民以更易接受的方式建立自治體(ti) 係，真正實現新時代鄉(xiang) 村治理的現代化、本土化及法治化。寄望借助傳(chuan) 統社會(hui) 鄉(xiang) 約治理的形式與(yu) 蘊意，構建當下鄉(xiang) 村治理過程中自治、德治及法治的融合創新，不僅(jin) 要“送法下鄉(xiang) ”，更重要是“德法同行”，挖掘和恢複傳(chuan) 統鄉(xiang) 村治理中的自治與(yu) 德治價(jia) 值，從(cong) 內(nei) 及外，由下至上，多元力量共同參與(yu) 新時代鄉(xiang) 村治理事業(ye) ，切實有效推進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相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