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使得西方發達國家的製度弊病暴露無遺，經濟增長乏力、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hui) 階層固化在民眾(zhong) 中所引發的失望和憤怒情緒直接導致了民粹主義(yi) 思潮和勢力的興(xing) 起。如何對相關(guan) 製度進行改革和完善，使其恢複社會(hui) 包容性和經濟增長的潛力，成為(wei) 了當前西方政界和學界普遍關(guan) 心的焦點問題。在此背景下，全民基本收入這一帶有“烏(wu) 托邦”式的製度嚐試重歸西方國家的“政策工具箱”，不少國家和地區已經率先推出了試點項目。

　　全民基本收入興(xing) 起的原因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種定期(例如每月)、定額的現金轉移支付，以個(ge) 人而非家庭為(wei) 對象，無條件發給一國所有合法居民，沒有經濟狀況審查，也不以是否工作為(wei) 前提。這一政策主張在事實上為(wei) “不勞而獲”提供了製度保障，極大地衝(chong) 擊了“有勞才有得”的固有觀念。2016年6月5日瑞士就是否引入全民基本收入進行公投，該項公投倡議要求每個(ge) 成年人每月獲得由國家無條件發放的2500瑞士法郎，兒(er) 童得到625瑞士法郎。當時這則消息被許多媒體(ti) 當成一則搞笑甚至是娛樂(le) 新聞來看待。瑞士的公投最終被否決(jue) ，但這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通過法定政治程序將全民基本收入這一學術理念變為(wei) 現實製度的嚐試，在全球範圍引發了對全民基本收入的廣泛討論。

　　全民基本收入並非全新的理念，早在16世紀英國的空想社會(hui) 主義(yi) 學者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就已在《烏(wu) 托邦》一書(shu) 中提出了“最低收入”概念，在此基礎上，之後學術界也一直都有關(guan) 於(yu) 對國民進行無條件轉移支付的討論。但全民基本收入真正從(cong) 純粹的學術象牙塔走向現實的政策實踐，並且在全球範圍引發關(guan) 注和爭(zheng) 論，與(yu) 2008年金融危機所導致的世界經濟衰退密切相關(guan) 。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本傑明· M ·弗裏德曼(BenjaminM.Friedman)認為(wei) ，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大多數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僅(jin) 僅(jin) 隻是具有物質福利意義(yi) 上的價(jia) 值，它對一個(ge) 社會(hui) 的道德品行(moral character)——核心內(nei) 容包括開放的機會(hui) 、對多樣性的容忍度、社會(hui) 流動性以及民主的質量——更是尤為(wei) 重要。他在21世紀之初就曾警告，如果西方國家不能回到二戰結束後的30年以及1990年代後半期那種快速和覆蓋麵廣的增長，或者隻能確保一少部分人獲益，那麽(me) 社會(hui) 的退化——悲觀的社會(hui) 氛圍、種族和排外情緒的上升、民主政治的弱化——將不可避免。

　　弗裏德曼的告誡在相當程度上正在應驗。經濟衰退使得西方國家自1980年代以來收入與(yu) 財富的不平衡和階層固化等問題更加凸顯，嚴(yan) 重損害了社會(hui) 的凝聚力，特別是侵蝕了青年人的信心和希望。2008年金融危機後，歐洲青年人(18—24歲)的收入呈下降趨勢，雖然近幾年收入隨經濟複蘇得以恢複，但沒有進一步增長。當前歐洲每四個(ge) 青年人中就有一人麵臨(lin) 貧困風險，即收入低於(yu) 中位水平的60%，每五個(ge) 青年人中就有一人仍在尋找工作。美國夢也在褪色，下一代會(hui) 比父母一代生活得更加富裕、更加幸福，這是美國夢的核心。但是在過去半個(ge) 世紀裏，美國子女的收入高於(yu) 其父母的情況正逐漸消退。在1940年左右出生的群體(ti) ，收入水平高於(yu) 父母的比例大約為(wei) 90%，而對於(yu) 1980年左右出生的群體(ti) ，這一比例僅(jin) 有50%。全民基本收入之所以在今天進入西方國家的政策工具箱，其背後所體(ti) 現的恰恰就是在西方國家經濟社會(hui) 陷入困境的形勢下，對社會(hui) 公正問題的重新定義(yi) 與(yu) 再思考。

　　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實踐

　　當前，全民基本收入不僅(jin) 成為(wei) 了一些國家的政策辯論議題，而且還進入到了一些國家的政策實踐中。芬蘭(lan) 從(cong) 2017年1月起進行了為(wei) 期兩(liang) 年的全民基本收入試驗，從(cong) 領取過失業(ye) 金、低保金的人群中抽簽產(chan) 生大約2000名25—58歲之間的芬蘭(lan) 公民，在接下來的24個(ge) 月裏，他們(men) 可以獲得國家無條件提供的每月560歐元基本收入，兩(liang) 年時間裏他們(men) 將無法再獲得失業(ye) 金或者低保金。不過，如果他們(men) 在這段時間裏找到了工作，每月560歐元的基本收入仍然可繼續領取。

　　意大利的民粹主義(yi) 政黨(dang) 五星運動一直主張全民基本收入，在上台執政後提出了“國民基本收入”計劃。2018年12月30日，包含國民基本收入計劃的2019年預算案正式通過。根據法案，月收入低於(yu) 780歐元的公民可以獲得相應數額的“國民基本收入”，使月收入達到780歐元(例如，符合條件的月收入600歐元的申請者，將獲得每月180歐元的補助)。該計劃從(cong) 2019年4月開始實施，獲得“國民基本收入”最長不超過18個(ge) 月，在到期一個(ge) 月後可以再續18個(ge) 月，預計將有約130萬(wan) 個(ge) 家庭受益。意大利的國民基本收入計劃並非完全意義(yi) 上的全民基本收入，因為(wei) 其有經濟狀況審查、工作要求和其他諸多條件，但其與(yu) 全民基本收入的核心理念已經很接近了。

　　荷蘭(lan) 從(cong) 2017年開始在烏(wu) 得勒支(Utrecht)等多個(ge) 城市進行為(wei) 期兩(liang) 年的全民基本收入試驗，美國加州斯托克頓(Stockton)也在進行一項全民基本收入試驗，在18個(ge) 月期間為(wei) 約100名斯托克頓居民無條件提供每月500美元現金，參與(yu) 者必須居住在中等收入或低於(yu) 城市中位數的社區，但對參與(yu) 者的個(ge) 人或家庭收入沒有限製。

　　全民基本收入引發的思考

　　任何明智的社會(hui) 製度，都需要在經濟效率和社會(hui) 公平之間取得平衡。全民基本收入是國家以財政資金對每個(ge) 國民，無論貧富、出身和職業(ye) ，以現金的方式給予相同金額的轉移支付。這一理念正從(cong) 純粹的學術探討逐步轉變為(wei) 實際的政策實踐，從(cong) 中可以看到西方國家正嚐試由注重經濟效率轉向注重社會(hui) 均衡，它體(ti) 現在三個(ge) 方麵：第一，將平等作為(wei) 優(you) 先的價(jia) 值理念，挑戰了固有的勞動價(jia) 值倫(lun) 理，將全民基本收入製度下的“不勞而獲”視為(wei) 實現機會(hui) 平等的必要保障和手段。第二，修正了公平和效率不可兼得的觀念。傳(chuan) 統經濟學理論往往認為(wei) 公平和效率不可兼得，公平多一點效率會(hui) 損失，效率多一點會(hui) 犧牲公平。而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則強調更加公平的社會(hui) 才能讓經濟增長更加可持續。第三，將社會(hui) 團結置於(yu) 公共政策的重心，全民基本收入的重要目標在於(yu) 避免社會(hui) 凝聚力因不平等導致的階層分化和固化而受到侵蝕。近年來全民基本收入從(cong) 理念到實踐的發展曆程，為(wei) 深入觀察西方國家在後危機時代的政策應對，提供了一個(ge) 視角。

　　工業(ye) 革命以來，西方國家始終在勞動與(yu) 資本、市場與(yu) 民主以及自由與(yu) 平等之間尋求平衡。西方政治領導人從(cong) 兩(liang) 次世界大戰以及1930年代的大蕭條中吸取的教訓是，社會(hui) 發展可持續的平衡會(hui) 被過度的市場行為(wei) 所打破，因為(wei) 民眾(zhong) 不願意接受一種把所有好處都交給精英、而把成本強加給窮人的市場模式。在美國，時任總統羅斯福作出的回應是推出“新政”，試圖用政府的力量馴服市場，不再把貧困僅(jin) 僅(jin) 視為(wei) 是個(ge) 人失敗的結果，承認這也是社會(hui) 經濟製度失敗的產(chan) 物。觀念的變化，使得羅斯福政府提高個(ge) 人所得稅，建立社會(hui) 保障製度，支持工會(hui) 與(yu) 企業(ye) 主談判爭(zheng) 取勞工權益。歐洲則是在1945年後在戰爭(zheng) 的廢墟上開始建立“福利國家”和“社會(hui) 市場經濟”，這些推動“再平衡”的努力得到了回報，戰後西方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

　　到了1980年代，以“裏根革命”“撒切爾革命”為(wei) 標誌，當時西方國家進行了第二次“再平衡”，方向是傾(qing) 向於(yu) 市場和效率，這開啟了世界經濟近30年的繁榮周期，直至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全民基本收入之所以在今天的西方國家引發廣泛爭(zheng) 議和關(guan) 注，其背後所體(ti) 現地恰恰就是在西方遭遇經濟社會(hui) 危機和新技術引發生產(chan) 關(guan) 係變革的形勢下，圍繞新一輪“再平衡”問題所進行的利益調整和觀念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