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益於(yu) 絲(si) 綢之路的開拓，秦商在漢唐時期掀起了第一次發展的高峰。宋、元以後，海上絲(si) 綢之路興(xing) 起，秦商的優(you) 勢有所喪(sang) 失，但他們(men) 又及時抓住朝廷對西北邊地實行的一些特殊政策，掀起了新的發展高潮。

　　行走絲(si) 路：一直到唐朝之前，由於(yu) 得地理之便，活躍在絲(si) 綢之路上的商人多以秦商為(wei) 主

　　秦人善經商，根據《周易》的記述，在神農(nong) 氏時期，即“日中為(wei) 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那時出現了最早的集市，主要集中在以今陝西岐山為(wei) 中心的關(guan) 隴一帶。

　　西周建立後，正式確定位於(yu) 今西安附近的豐(feng) 鎬為(wei) 國都，《周禮》有“左祖右社，麵朝後市”的記載，“市”成為(wei) 城市建設中十分重要的部分。當時的豐(feng) 鎬集市已經較為(wei) 繁榮，有“一日三市”的製度：“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wei) 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wei) 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wei) 主。”

　　在秦朝“重農(nong) 抑商”政策推出前，整個(ge) 春秋戰國時期都是商業(ye) 比較發達的階段，秦國的商業(ye) 活動在列國中是較為(wei) 突出的。《史記》記載：“孝文、德、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dong) 通三晉，亦多大賈。”“雍”是現在的陝西鳳翔，“櫟邑”是現在的陝西臨(lin) 潼，在那裏都居住著許多大商人。

　　秦朝雖然抑製商業(ye) 的發展，但漢朝迅速取代了秦朝，之後著力發展關(guan) 中地區的社會(hui) 經濟，從(cong) 漢高祖到漢武帝，曾多次將其他地區的六國貴族後裔及“強豪富戶”遷往關(guan) 中，動輒“十餘(yu) 萬(wan) 口”。《史記》記載，這時的關(guan) 中地區“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wei) 利”，秦商的規模迅速壯大。

　　秦漢時期，關(guan) 中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秦商的商業(ye) 活動也最為(wei) 興(xing) 盛，絲(si) 綢之路又在這時開辟，極大地拓展了秦商的發展空間。這一時期，歐洲地中海貿易開始興(xing) 起，歐洲人對中國商品產(chan) 生了規模化需求，尤其對絲(si) 綢的需求量最大，迫切需要一條能聯結中國與(yu) 歐洲的商路。公元前139年，漢武帝派張騫通西域，之後設置了河西四郡，又先後建立起四大“西域都護府”，將通往西方的交通、貿易都納入國家管理之下，絲(si) 綢之路隨之誕生。

　　一直到唐朝之前，由於(yu) 得地理之便，活躍在絲(si) 綢之路上的商人多以秦商為(wei) 主，對於(yu) 他們(men) 從(cong) 事商業(ye) 活動的細節，史書(shu) 中記載較少，但《史記》等書(shu) 中仍記載下了這些秦商的名字，比如長安的“諸田”，包括田嗇、田蘭(lan) 等，還有韋家的栗氏、安陵的杜氏，他們(men) 個(ge) 個(ge) 身家“巨萬(wan) ”，茂陵商人袁廣“家童八九百人”，杜陵商人張安世“家童七百人”，扶風商人士孫奮生意做大後到長安發展，家財多達一億(yi) 七千萬(wan) 錢。

　　到了唐代，絲(si) 綢之路繼續得到發展，往來中國的外國商人增多，秦商與(yu) 他們(men) 展開生意上的合作，共同促進了絲(si) 綢之路的繁榮。長安大唐西市的商人竇乂經營麻布鞋起家，後主營絲(si) 綢等出口貨物，與(yu) 胡商米亮等人結成生意夥(huo) 伴，把絲(si) 綢生意做到了羅馬，號稱“竇家店”。長安的另一位絲(si) 綢商人鄒風熾，“其家巨富，曾見唐高宗請買(mai) 終南山中樹，願每株樹給絹一匹，自稱樹盡而絹不竭，從(cong) 此富名遍傳(chuan) 天下”。

　　商幫之首：從(cong) 明朝初年到清朝晚期，整個(ge) 南北布匹交易幾乎被秦商壟斷

　　得益於(yu) 絲(si) 綢之路的開拓，秦商在漢唐時期掀起了第一次發展的高峰。宋、元以後，海上絲(si) 綢之路興(xing) 起，秦商的優(you) 勢有所喪(sang) 失，但他們(men) 又及時抓住朝廷對西北邊地實行的一些特殊政策，掀起了新的發展高潮。

　　明朝建立後，將西北邊患視為(wei) 王朝最大威脅，為(wei) 鞏固邊防，明朝在沿邊各地設立了9座邊鎮，其中陝西布政司管轄4座，即榆林、寧夏、固原、甘肅四鎮，下轄24個(ge) 衛所，有“馬步軍(jun) 一十四萬(wan) 四千九百九十一人，馬八千三百七十一匹”，這些兵馬一年消耗的糧食“數千百計”，消耗布匹“一百萬(wan) 餘(yu) 匹”。

　　為(wei) 解決(jue) 糧食、布匹供應難題，明朝洪武年間開始實行“開中法”，允許商人運糧到邊鎮，用糧食換取鹽引。中國古代的食鹽一般由國家壟斷經營，鹽引是取得食鹽的憑證，因而具有價(jia) 值的穩定性和稀缺性，有人將其視為(wei) 古代的一種“特殊貨幣”。商人換到鹽引後，可以憑此到兩(liang) 淮都轉運鹽使司所屬的各鹽場領取食鹽，再到指定地區販賣。根據運糧路程遠近不同，換取同量鹽引所需的糧食也不一樣，按洪武年間的標準，大約1至5石糧食可換取一小引，合200斤食鹽。

　　“開中法”於(yu) 明朝初年確立，之後一直施行並不斷完善，除糧食外，還規定可用布匹、馬匹等換取鹽引。秦商抓住這項政策，發揮自身道路方便、運費更省的地域優(you) 勢，迅速介入，帶動了糧食、布匹、食鹽等物資的貿易。有了一定積累後，秦商的經營範圍進一步擴大，主營物資又增加了茶葉等項，地域擴大到新疆、川藏等地區，在商業(ye) 上形成了明顯的區位優(you) 勢，明人張瀚在《鬆窗夢語》中說，“西北賈多秦人”。

　　除了獨特的地域優(you) 勢，這一時期的秦商也有一定的創新精神。比如在布匹經營方麵，過去的做法是，到江南產(chan) 布中心通過當地的布商收買(mai) 布匹，收齊後看布估價(jia) ，之後交易拉走，秦商和織戶都要受到當地布商的盤剝。為(wei) 此，一部分秦商探索出了“駐中間、拴兩(liang) 頭”的經營模式，把總號設在布匹產(chan) 銷兩(liang) 地的中間，一頭拴著產(chan) 地，在那裏設立“座莊”，負責組織生產(chan) ;一頭拴著銷售地，在那裏設立“分莊”，負責銷售。這種模式最大程度地降低了經營成本，又有效地防範了產(chan) 銷兩(liang) 個(ge) 環節的風險，因而使秦商在布匹經營中獨占鼇頭，從(cong) 明朝初年到清朝晚期，整個(ge) 南北布匹交易幾乎被秦商壟斷。

　　秦商多由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起家，大部分秦商經營規模較為(wei) 有限，而長途貿易又是資本投入大、回報周期長的經營項目，為(wei) 克服資本的不足，秦商也進行了積極探索，“合夥(huo) 股份製”就是其中的一種模式。過去一般由財東(dong) 出資金，稱“東(dong) 方”，掌櫃隻負責經營，稱“西方”，創新後，掌櫃可以作為(wei) 人力投資從(cong) 而占有一定股份，稱“領東(dong) 掌櫃”，這種模式密切了所有權與(yu) 經營權的關(guan) 係，更加鞏固了經營的基礎。

　　明朝以後，各地商幫紛紛崛起，出現了所謂“十大商幫”，其中以秦商、晉商、徽商實力最雄厚，並稱為(wei) “三大商幫”。秦商一度是“三大商幫”之首，學者李剛在《解密秦商》一書(shu) 中總結了秦商在中國商業(ye) 史上創造出的多個(ge) “第一”：是中國曆史上產(chan) 生最早的商幫;開創了中國曆史上第一條茶馬古道——陝甘茶馬古道;創造了中國曆史上最早的以“日分”為(wei) 主要形式的契約股份製;創造了中國最早的“歇家”“鍋樁”等民族貿易中介形式;創建了古代第一個(ge) 商人會(hui) 館——社旗山陝會(hui) 館。

　　一直到清朝晚期，秦商仍活躍在南北商貿的旅途中，秦商培育出涇陽茯茶、蘭(lan) 州水煙、孟布、穎布、西口皮貨、西口藥材等，都具有廣泛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近代衰落：秦商受客觀條件的製約和自身的局限未能完成轉型

　　對活躍在各地的秦商，不知何時人們(men) 給了他們(men) 一個(ge) “陝棒槌”的“雅號”，意思是他們(men) 直來直去，在經商時不坑蒙拐騙，以誠信待人。

　　吃苦耐勞、重信守諾、重義(yi) 輕利是秦人乃至秦商的優(you) 點，也是秦商從(cong) 事經營活動的優(you) 勢，但在秦商的身上也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雖然他們(men) 善於(yu) 把握商機並具有一定的探索精神，但在判斷未來形勢方麵往往失於(yu) 保守，眼界還不夠寬闊。

　　在許多秦商身上還固守著“力農(nong) 致富，以末致財，用本守之”的傳(chuan) 統思想，他們(men) 理想的生活模式是“財東(dong) 鄉(xiang) 居”，所以經商致富後最喜歡做的是在家鄉(xiang) 廣置土地，有的還將財富換成金銀後大量窖藏起來。陝西渭南的富商常家置辦有8000畝(mu) 土地，每年可收租1萬(wan) 多石，除此之外家中還存有現銀120餘(yu) 萬(wan) 兩(liang) 。渭南的另一位富商趙家主要在四川做生意，賺了錢都兌(dui) 成銀兩(liang) 運回家鄉(xiang) ，往往要人挑馬馱、結隊成行，“鏢銀的前半部分已經到家了，後半部分仍在渭河岸上”。陝西大荔的富商溫家藏銀竟高達千萬(wan) 兩(liang) ，堪比大清國戶部銀庫。

　　與(yu) 此同時，發家後的秦商往往會(hui) 不惜巨資修建宅院，關(guan) 中地區至今仍保存有旬邑唐家大院、大荔朝邑大院、韓城黨(dang) 家大院、長安郭家大院、涇陽縣安吳大院、三原縣孟店大院等明清私人宅院，由於(yu) 宣傳(chuan) 等方麵的原因，它們(men) 的知名度還比不上山西喬(qiao) 家大院、王家大院，但規模、氣勢一點兒(er) 都不輸給後者。

　　耿直是秦人的脾性，但又容易產(chan) 生固執的一麵，體(ti) 現在商業(ye) 經營上就是對傳(chuan) 統方式的固守和對新事物反應的不敏感。在近代工業(ye) 化變革中，許多秦商對機器化大生產(chan) 持反對態度，據撰寫(xie) 於(yu) 民國年間的《涇獻文存》記載，電視劇《那年花開月正圓》的原型人物之一、涇陽商人吳蔚文就曾說過“謹守先業(ye) 更廣大之，然大要仍尊祖規”，他認為(wei) “所謂競爭(zheng) ，迸者爭(zheng) 以德，不爭(zheng) 以力;爭(zheng) 以才藝，不爭(zheng) 於(yu) 機械;凡以機械爭(zheng) 者，皆足以退化，而非進化之道”，這些保守思想，無疑在當時的秦商中具有廣泛代表性。

　　秦商的活動範圍主要集中在西北、西南地區以及北方部分省市，這一點從(cong) 對建在各地的“山陝會(hui) 館”的統計情況就可以看出。據統計，全國各地“山陝會(hui) 館”約292所，除北京、陝西外，四川、甘肅、新疆、河南等都是較多的地區，均有數十所，而廣東(dong) 隻有2所，福建、浙江隻有1所，秦商在西部地區共建立會(hui) 館120多所，幾乎占到該地區會(hui) 館總數的一半。西部地區在近代經濟一直較為(wei) 落後，收入水平較低，這就決(jue) 定了秦商始終隻能以中低端生活日用品作為(wei) 主要經營對象。

　　近代以來，商業(ye) 模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傳(chuan) 統的商業(ye) 集散中心模式逐漸讓位於(yu) 新興(xing) 的工業(ye) 基地。晚清以後，秦商逐漸淡出了人們(men) 的視野，往昔的“商幫之首”已輝煌不再。

　　關(guan) 於(yu) 其衰落的原因，有人認為(wei) 爆發於(yu) 清朝後期的陝甘回民起義(yi) 是關(guan) 鍵，這場起義(yi) 遍及西北各省，其中陝西是受影響最大的地區之一，起義(yi) 前後持續了十多年，戰亂(luan) 中許多秦商幾世積累的巨大財富毀於(yu) 一旦，商業(ye) 發展確實受到了一次重擊。但在近代的中國，戰亂(luan) 何止這一次?列強入侵，堅船利炮頻頻進逼，外擾不斷、內(nei) 憂頻起，哪裏都不是平靜的樂(le) 土，秦商麵臨(lin) 的外部困境是普遍性的。秦商的衰落還應該從(cong) 內(nei) 在找原因，時代巨變之下需要因勢轉型，秦商受客觀條件的製約和自身的局限未能完成這場轉型，這才是導致其逐漸衰落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