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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孝德:城鄉兩元文明共生的中國特色城鎮化模式

發稿時間:2012-11-27 00:00:00  

  城市是生態環境、政治、經濟、文化、社會(hui) 、曆史等係統集成的載體(ti) ,也是資本、土地、資源、人力、技術等經濟要素配置的空間。城市特有的這種係統集成、綜合載體(ti) 的功能,決(jue) 定了城市以什麽(me) 模式發展問題,是關(guan) 係到一個(ge) 國家和地區最具全局性與(yu) 未來發展方向的戰略性問題。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之後,當代中國正處在一個(ge) 經濟、政治與(yu) 社會(hui) 重大的轉型時期。在這樣一個(ge) 背景下,如何建立與(yu) 中國轉型相匹配的中國特色城鎮化模式,是當代中國發展遇到重大戰略性問題。目前正在全國進行的政府主導的轟轟烈烈的城鎮化進程,存在著諸多隱患:被GDP主義(yi) 捆綁的城鎮化,使城鎮化成為(wei) 與(yu) 生態文明時代相悖的高能耗、高浪費、高汙染的病態城鎮化;一味以西方城市鎮為(wei) 參照係的城鎮化,使城鎮化成為(wei) 中國文化缺位、特色不明的城鎮化;在錯誤城鎮化理論誤導下,使城鎮化成為(wei) 不計成本的盲目追求大城市擴張的非理性城鎮化。讓中國城鎮化回歸到中國特色城鎮化上來,是一個(ge) 迫在眉睫的理論與(yu) 實踐問題。

  一、新能源革命是嵌入中國未來城鎮模式的內(nei) 生革命,是決(jue) 定中國特色城鎮

  模式的時代維度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興(xing) 起的新能源革命是一次將當代人類從(cong) 工業(ye) 文明時代推向生態文明時代的革命。人類文明演化的曆史證明,決(jue) 定人類文明從(cong) 一種形態向另一種形態演化最具有決(jue) 定性的因素是能源形態的變化(張孝德,2010)。目前興(xing) 起的新能源革命,不僅(jin) 僅(jin) 是能源轉換的革命,而是導致當代人類從(cong) 生產(chan) 方式到生活方式、從(cong) 科技範式到文化形態轉型的文明形態轉型的革命。正在興(xing) 起的新能源革命,對現代工業(ye) 化城市的影響,不僅(jin) 僅(jin) 是單純的能源替代問題,而是在能源替代的背後,涉及到城市發展模式、城市生活等一係列革命性的變化。

  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同樣是覆蓋全世界的新能源革命,卻成為(wei) 決(jue) 定中國特色城鎮化的時代因素,這是因為(wei) ,西方發達國家城市化已經成熟定型,而當代中國城鎮化尚處在模式形成的發展時期。所以,麵對同樣的新能源革命,對中國城鎮化發展影響,將會(hui) 成為(wei) 嵌入中國未來發展模式的內(nei) 生影響,而對於(yu) 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定型城市模式影響則要弱的多。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新能源革命是影響中國特色城鎮化模式的時代因素。新能源革命對未來中國城鎮模式嵌入式影響有以下幾個(ge) 方麵:

  1.重新定位中國城鎮化的方向和目標:從(cong) 成本外化工業(ye) 化城市向成本內(nei) 生生態化城市轉型

  進入新世紀以來,圍繞解決(jue) 城鎮化中存在的環境問題,冠名於(yu) 生態城市、綠色城市、低碳城市、山水城市的名稱非常流行。但是這些冠名生態城市並不是真正意義(yi) 上生態化城市。因為(wei) 這些冠名的生態城市,沒有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在城市存在的成本外化的工業(ye) 文明病。目前威脅工業(ye) 文明可持續發展最大的危機是能源和環境危機,而能源和環境危機的根源於(yu) 成本外生的工業(ye) 經濟模式。近代以來的工業(ye) 經濟模式是在假定資源可以無限供給,環境可以免費使用的前提下建立起來的。而工業(ye) 化的實際進程並非如此。建立在不可再生資源基礎上的工業(ye) 經濟造成外生汙染成本,成為(wei) 當代人類無法承受的代價(jia) 。作為(wei) 工業(ye) 經濟載體(ti) 的工業(ye) 化城市,自然也是屬於(yu) 成本外化的城市模式。讓城市真正成為(wei) 生態文明載體(ti) 生態化城市,必須是生態內(nei) 生的新城市。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興(xing) 起的新能源革命,為(wei) 成本外化的工業(ye) 化城市向成本內(nei) 化的生態化轉型提供了可能。由於(yu) 可再生能源,具有可再生與(yu) 使用過程中低排放或零排放的特征,從(cong) 根本上解決(jue) 了不可再生能源具有的有限性和汙染外生的兩(liang) 大弊端。如何讓新能源嵌入的未來城市發展中,成為(wei) 走向內(nei) 生生態化城市模式的重要標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新能源革命對中國未來城鎮化發展與(yu) 對西方發達國家城鎮化具有不同影響。西方發達國家城鎮化已經定型,已經形成對傳(chuan) 統能源的高度依賴,西方發達國家走向生態化城鎮化道路是存量改造路徑,存量改造必然涉及到退出成本。而中國城鎮化率隻有51%,處在城鎮化發展中期階段。由此決(jue) 定中國走向生態城鎮化的模式,是增量嵌入模式。所以,中國走向生態城市化具有西方發達國家不具有的優(you) 勢。

  由於(yu) 中國屬於(yu) 人均自然資源嚴(yan) 重短缺的國家。如果不能探索出一個(ge) 有效充分利用新能源、新材料、新技術,走出一套低能耗的生態城市之路,那麽(me) 中國資源將無法承受中國城市化。中國與(yu) 美國的國土麵積相當,而中國國土麵積承載人口是美國4.6倍。這意味著中國國土資源對城市化承載力要高於(yu) 美國4倍。目前中國城鎮化剛過50%,已經出現了能源告急。據水利部統計,全國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嚴(yan) 重缺水;在32個(ge) 百萬(wan) 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個(ge) 長期受缺水困擾。在46個(ge) 重點城市中,45.6%水質較差,14個(ge) 沿海開放城市中有9個(ge) 嚴(yan) 重缺水。在這樣一個(ge) 時代背景下,中國充分利用時代給予中國的“增量嵌入”的發展優(you) 勢,走出一條滿足中國人口大國需要的低能耗的生態化城鎮,是中國城鎮化必須思考的大戰略。

  2.中國鄉(xiang) 村文明複興(xing) 獲得新機遇和新優(you) 勢:從(cong) 城鄉(xiang) 對立向城鄉(xiang) 兩(liang) 元共生成為(wei) 可能

  新能源革命給予中國特有的“增量嵌入”的發展優(you) 勢,又具體(ti) 表現為(wei) 中國鄉(xiang) 村新能源發展的新優(you) 勢。傳(chuan) 統的化石能源是一種非均衡分布、適用於(yu) 大規模開發、集中使用。化石能源的這種特性,決(jue) 定了越是大城市使用成本越低;越是人口規模小的小城鎮和農(nong) 村使用傳(chuan) 統成本越大。而新能源恰恰相反,新能源相對均衡分布。可以說有人的地方就有可利用的再生能源,而且越是人口少的地方人均可利用新能源數量越多。新能源的利用不需要運輸成本,可以直接使用。新能源的這種特性,決(jue) 定了新能源使用優(you) 勢和市場不在大城市、而是在中小城市與(yu) 農(nong) 村。從(cong) 化石能源決(jue) 定的工業(ye) 化城市模式看,中國擁有龐大農(nong) 村人口是中國實現城鎮化的最大包袱。但是按照新能源決(jue) 定生態文明看,農(nong) 村則成為(wei) 利用新能源發展的優(you) 勢空間。

  目前在中國農(nong) 村低成本使用新能源的資源優(you) 勢,已經不是一個(ge) 理論,而是已經發生的事實。目前無論從(cong) 市場規模還是技術領先度,中國走在世界前麵的三項新能源技術和產(chan) 品,都發生在中國的農(nong) 村。它們(men) 是遍布中國農(nong) 村的太陽能熱水器、在中國農(nong) 村推廣的沼氣、以中小城鎮、鄉(xiang) 村為(wei) 主導市場的電動自行車等。沼氣和太陽能熱水器市場之所以在中國農(nong) 村,除了新能源低成本利用優(you) 勢外,還在於(yu) 中國農(nong) 村尚未形成對傳(chuan) 統能源的依賴,不存在退出成本,可以直接嵌入。而已經實現城市化的歐美國家則不具有這樣的優(you) 勢。

  總之,新能源革命從(cong) 根本上改變了中國鄉(xiang) 村文明發展的前途和命運。在化石能源支持下的工業(ye) 文明時代,鄉(xiang) 村文明麵臨(lin) 著被城市所替代和終結的命運,但在新能源支持的生態文明時代,中國鄉(xiang) 村文明麵臨(lin) 著複興(xing) 與(yu) 發展新機遇。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下,就必須重新定位中國未來的城鎮化模式。在傳(chuan) 統能源支持下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是一條城市替代鄉(xiang) 村,城鄉(xiang) 兩(liang) 元文明歸於(yu) 城市一元的城市。那麽(me) ,在21世紀,新能源革命支持生態文明新時代,中國特色的城鎮化,將是一套鄉(xiang) 村與(yu) 城市兩(liang) 元文明共生的發展之路。按照工業(ye) 文明的邏輯,國際主流一致認為(wei) 21世紀是城市發展世紀,而按照生態文明發展的邏輯,21世紀則是鄉(xiang) 村文明複興(xing) 與(yu) 發展的世紀。

  3.城市空間模式轉型:小規模化、田園化城市成為(wei) 未來城市發展的主導趨勢

  新能源革命不僅(jin) 從(cong) 根本上改變著中國鄉(xiang) 村文明的命運,同時也改變著未來城市發展模式。傳(chuan) 統化石能源為(wei) 大城市發展提供了發展優(you) 勢。但是新能源支撐的未來城市發展,受城市所在地生態能源有限的製約,決(jue) 定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本地新能源的城市規模,隻能是一個(ge) 有限的規模。諾貝爾獎獲得者詹姆斯·莫裏斯認為(wei) ,目前全世界的大型城市都麵臨(lin) 著道路擁堵、房租昂貴以及環境質量下降等發展問題,破解之道則在控製城市規模。從(cong) 統計數據上的人口規模看,比較理想的城市人口應該是在40萬(wan) 左右。從(cong) 目前新能源利用的發展趨勢看,小城市以及鄉(xiang) 村在使用新能源上具有明顯優(you) 勢。鑒於(yu) 現代大城市、大工業(ye) 化帶來的諸多文明病,英國經濟學家舒馬赫在30多年前就寫(xie) 過一本書(shu) 叫《小的是美好的》。早在19世紀末,英國城市規劃師霍華德所設計的理想中的田園城市,也是小城市。在當時的條件下,無論是舒馬赫所追求的小就是好的,還是霍華德的田園城市,隻能是一種願望,因為(wei) 滿足小的就是美好的田園城市的能源條件和技術條件並不存在。但是在新能源支持下的城市發展,小的就是好的將成為(wei) 一個(ge) 生態文明時代城市發展的新趨勢。因為(wei) 小城市不僅(jin) 是充分利用當地的新能源的生態城市,也是避免諸多大城市病的最適於(yu) 居住的幸福城市和田園城市。

  二、民族文化是中國特色城鎮化

  不能缺失的靈魂    如何讓中華民族五千年文化內(nei) 生到中國特色城鎮模式中,實現永續傳(chuan) 承與(yu) 發揚光大,如何在中國城鎮化模式設計和目標定位中,為(wei) 中國的鄉(xiang) 村文明的複興(xing) 與(yu) 發展留下足夠的空間,是中國城鎮化中遇到的最大挑戰和難題。

  弘揚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已經成為(wei) 當代中國社會(hui) 的共識。隨著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升溫,出現了國學熱。從(cong) 經濟的視角看,中國五千年的傳(chuan) 統文化是依托古代高度發達與(yu) 成熟的農(nong) 業(ye) 經濟而形成的。古代農(nong) 業(ye) 經濟的載體(ti) 是鄉(xiang) 村。所以,依托中國古代農(nong) 業(ye) 經濟而發展起來的中國古代文明之根在農(nong) 村,而不是城市。與(yu) 此相反,西方文明始於(yu) 工商業(ye) 經濟,由於(yu) 工商業(ye) 經濟載體(ti) 是城市,所以古希臘、古羅馬的文明之根在城市,而不是鄉(xiang) 村。由此決(jue) 定了西方文明的興(xing) 盛衰微,與(yu) 城市的發展聯係在一起。歐洲中世紀是歐洲農(nong) 業(ye) 文明發展世紀,同時也是被西方史學界成為(wei) 黑暗的中世紀。近代以來,西方文明的複興(xing) ,也是依靠近代工業(ye) 化和城市化發展。近代以來的工業(ye) 化和城市化,恰恰是西方文明從(cong) 歐洲走向世界的過程。

  西方搞城市化,不用擔心傳(chuan) 統文明傳(chuan) 承中斷問題,而當代中國搞城市化,則必須考慮中華民族五千文明傳(chuan) 承問題。而當今被城市化、被工業(ye) 化解構的中國鄉(xiang) 村,不僅(jin) 是當今世界上規模最大、自我保護力最強、曆史最悠久的鄉(xiang) 村,而且也是承載著中國五千年文明之根的鄉(xiang) 村。我們(men) 在推進中國城鎮化中,如果不能對中國五千年鄉(xiang) 村文明的曆史和文化價(jia) 值給予正確的認識和評價(jia) ,僅(jin) 簡單地按照現代工業(ye) 經濟的生產(chan) 力標準、貨幣化財富的標準來看待中國的鄉(xiang) 村,那麽(me) 我們(men) 將會(hui) 在中國城鎮化中付出沉重的曆史代價(jia) 。

  在當代中國城鎮化模式中,讓中國鄉(xiang) 村成為(wei) 生態文明載體(ti) 的一元而存在,其代表的已經不僅(jin) 僅(jin) 是鄉(xiang) 村本身,而是一種文明。中國特色的城鎮化,既需要汲取西方文明的營養(yang) ,更需要從(cong) 中國五千年文明中找到民族自信和智慧。

  當我們(men) 把中國城鎮化視野,從(cong) 盯住西方轉向時代與(yu) 曆史的高度來考察時,則可以發現,中國走向城市與(yu) 鄉(xiang) 村共生的中國特色城鎮之路已經成為(wei) 一種時代和曆史必然。正在推動的生態文明建設所需要的天人和諧文明觀、低碳經濟的消費觀、回歸生態與(yu) 傳(chuan) 統的新幸福觀都為(wei) 中國五千年鄉(xiang) 村文明與(yu) 文化複興(xing) 提供了新的時代契合。我們(men) 今天所開發的太陽能、風能、生物能等形態的新能源,就是中國五千年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過程中所使用的能源。在道法自然、天人統一觀的指導下,如何利用天地蘊藏的可再生能源為(wei) 生產(chan) 和生活服務,成為(wei) 古代中華民族最大的生存智慧。如何將中國傳(chuan) 統智慧與(yu) 現代科技創新結合中,走出一條基於(yu) 東(dong) 方智慧的生態城市建設之路,應成為(wei) 新能源革命的新內(nei) 涵。

  三、當代“三高技術”為(wei) 中國特色城鎮化

  模式創新提供了技術支持    當代中國城鎮化,同時站在兩(liang) 個(ge) 曆史的最高點上。第一個(ge) 最高點,是新能源革命催發的生態文明新時代。第一個(ge) 製高點,就是工業(ye) 文明時代留給中國“三高技術”。所謂“三高技術”,就是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和高速信息網。交通和通訊技術是對城市發展模式影響最大的技術。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經曆了兩(liang) 個(ge) 階段,第一個(ge) 階段,是從(cong) 18世紀工業(ye) 革命開始到20世紀初,在傳(chuan) 統鐵路和電話技術支持下形成了人口集中、大城市主導的城市化發展階段。第二個(ge) 階段是從(cong) 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逆城市化。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發達國家出現逆城市化。逆城市化的出現,除了城市膨脹、環境汙染造成的倒逼動力外,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高速公路和汽車、現代信息技術的普及,拓展了城市空間半徑和產(chan) 業(ye) 分布的半徑,大幅度提高了城市人口和要素流動的機動性。由此形成20世紀70年代之後,人口與(yu) 產(chan) 業(ye) 向郊區拓展成為(wei) 城市化發展的新趨勢。在逆城市化發展推動下,城市郊區化成為(wei) 新的發展趨勢。

  而當代中國城鎮化,從(cong) 一開始就是站在“三高技術”之上的高起點城市化。“三高技術”城市發展模式將會(hui) 形成三個(ge) 革命性影響:一是由單中心的金字塔城市結構向多中心的扁平化網絡化結構轉變。由於(yu) “三高技術”大幅度提高了生產(chan) 要素機動性和集聚速度,徹底改變了原來大城市通吃的競爭(zheng) 格局,使不同城市之間獲得了相對均衡的發展機會(hui) ,不同城市之間的優(you) 勢互補、與(yu) 多功能組合成為(wei) 區域城市群發展的新趨勢。二是將會(hui) 出現由人口大規模移動的城鎮化向要素流動的城鎮化轉變。基於(yu) 傳(chuan) 統技術的城鎮化,是人口跟著要素的集中而流動;而“三高技術”導致要素自由流動的結果是,形成了要素流跟隨人口流動的新趨勢。這樣就可以使原來分散居住的許多農(nong) 村和中小城市,就地分享現代城市化帶來的產(chan) 業(ye) 發展機會(hui) 。使大城市、小城鎮與(yu) 鄉(xiang) 村共生的城市化發展成為(wei) 可能。三是在傳(chuan) 統技術支持下的要素流動由原來的單向流動向雙向流動轉變。20世紀70年代之後在西方出現逆城市化,就是從(cong) 根本上打破了生產(chan) 要素單向大城市中心流動的格局,形成大城市與(yu) 郊區、城市與(yu) 鄉(xiang) 村之間的雙向流動新格局。

  “三高技術”雖然是當代人類共享的技術,但三高技術同新能源一樣,對中國的影響與(yu) 對西方發達國家的影響是不同的。特別20世紀80年代之後,出現的高速信息技術與(yu) 現代高鐵技術,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完成城市化背景下出現,而現代“三高技術”則是在中國城鎮化起步階段就發揮作用。那麽(me) 三高技術對中國未來城鎮模式影響則是內(nei) 生的。我們(men) 必須認識到,中國城鎮化從(cong) 一開始,就在時代製高點上。中國的城市化之路就沒有必要重複西方模式。中國應按照三高技術提供技術條件,走出一條不同於(yu) 西方的新城鎮化之路。

  四、結論:城鄉(xiang) 兩(liang) 元文明共生是中國特色城鎮化之路

  無論是新能源革命形成的時代維度,還是中國文化傳(chuan) 承決(jue) 定的曆史維度、以及“三高技術”提供技術維度,均從(cong) 不同角度回答了中國特色城鎮化需要回答的三個(ge) 問題。

  一是中國特色城鎮化模式是城鄉(xiang) 兩(liang) 元文明共生模式。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如何讓鄉(xiang) 村文明在城鎮化中成為(wei) 獨立一元而保留下來,這是個(ge) 世界性難題。西方城鎮化是城鄉(xiang) 兩(liang) 元文明對立,城市替代鄉(xiang) 村最終走向兩(liang) 元歸一的城鎮化。但是在新能源革命、曆史文化和“三高技術”等“三維因素”決(jue) 定下中國特色城鎮化,從(cong) 根本突破了城鄉(xiang) 兩(liang) 元文明對立的局限性,使承載著中國傳(chuan) 統文明的鄉(xiang) 村與(yu) 承載著工業(ye) 文明的城市兩(liang) 元文明,從(cong) 兩(liang) 元對立走向兩(liang) 元共生成為(wei) 可能。首先,新能源革命為(wei) 中國鄉(xiang) 村文明死而複生開辟了新空間。中國鄉(xiang) 村不僅(jin) 使用新能源具有城市不可比的優(you) 勢,而且,其順應自然,低能耗、低汙染的與(yu) 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方式也是生態文明時代倡導新方式。其次,無論是中國五千年文明傳(chuan) 承曆史必然,還是在生態文明時代被激活的中華文化複興(xing) 大勢,都賦予了中國鄉(xiang) 村文明在新時代複興(xing) 與(yu) 發展的新使命和新功能。如果說生態文明為(wei) 中國鄉(xiang) 村文明複興(xing) 提供天時,那麽(me) 中國文化則為(wei) 中國鄉(xiang) 村文明複興(xing) 提供了地利,而被現代人類創造的三高技術就是人和。

  二是中國特色城鎮化的空間模式應當是人口均衡分布、人與(yu) 自然和諧、小規模城市與(yu) 大城市協調發展的城鎮化。在傳(chuan) 統能源和交通技術支持下的西方發達國家城市走了一條人口高度集中、高能耗、高汙染的大城市群主導城市化之路。在新能源和三高技術支持下的中國城鎮化,則完全可以走出一條人口均衡分布、人與(yu) 自然和諧的新城鎮化發展模式。在農(nong) 業(ye) 文明時代,為(wei) 了利用土地資源,在中國形成以鄉(xiang) 村和小城鎮為(wei) 主導的人口分散分布模式。中國曆史形成的這種分散的人口模式,恰恰與(yu) 生態文明時代城市發展方向相吻合。如果中國城鎮化模式重複西方、以及拉美國家的大城市主導的城鎮化,那麽(me) 人口遷移的城鎮化將是一個(ge) 成本巨大的城鎮化,相反,如果按照“三維度”決(jue) 定的中國特色城鎮化之路,那麽(me) 中國城鎮化將是一個(ge) 以要素流動代替人口遷徙的人口均衡分布的城鎮化。這樣一種城鎮化模式,既可以避免大城市病,也是一種充分利用可再生資源,實現人與(yu) 自然和諧,順應中國國情的低成本城鎮化。

  三是中國特色城鎮化的發展目標定位,應當是滿足低碳生態、物質與(yu) 精神均衡發展的、為(wei) 大多數人幸福服務的城鎮化。在GDP主義(yi) 盛行的中國,基於(yu) 單一經濟增長追求城鎮化率的中國,我們(men) 必須反思城市發展的目標定位是什麽(me)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是中國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hui) 主題詞,但是要讓城市成為(wei) 滿足美好生活的城市,需要回答兩(liang) 個(ge) 問題,一是我們(men) 到底需要什麽(me) 樣的美好生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但從(cong) 城市發展總體(ti) 目標定位看,一個(ge) 能夠滿足幸福生活的城市,有兩(liang) 個(ge) 條件是必須具備的,即是這個(ge) 城市必須是低碳城市,因為(wei) 隻有低碳的城市,才能是人與(yu) 自然和諧城市,在能源與(yu) 危機壓力下,一個(ge) 高能耗、高汙染的城市環境,無法滿足生活美好最基本要求。大量事實證明,幸福生活需要一定的物質支持,但物質滿足到一定程度後,幸福生活的提升與(yu) 物質增長的關(guan) 聯度越來越低,因為(wei) 幸福生活持續提升需要精神需求的滿足。所以一個(ge) 城市能夠滿足的幸福生活的第二個(ge) 標準,就是物質與(yu) 精神的均衡發展。除此之外,作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城市,將城鎮化發展目標回到滿足人們(men) 低碳生態、物質與(yu) 精神均衡發展的目標上還不夠,還必須明確,中國特色的城鎮化一定滿足大多數人幸福的城鎮化。其實在新能源、三高技術、中國文化決(jue) 定的城鄉(xiang) 兩(liang) 元文明共生、小規模與(yu) 大城市均衡發展的城鎮化模式中,研究內(nei) 含了這樣的發展目標。

  而中國特色的城鄉(xiang) 兩(liang) 元共生、小規模與(yu) 大城市均衡發展的城鎮化模式,本身是一種滿足低碳生態、人與(yu) 自然和諧、物質與(yu) 精神和諧發展新人口居住模式。要實現人與(yu) 自然和諧,實現人的全麵發展,單純依靠城市不行,單純依靠農(nong) 村也不行,滿足多元化需要和多元化生產(chan) 的生態經濟需要城鎮村多元化共生載體(ti) 來實現。

  目前存在的以西方城鎮化為(wei) 參照係的進行的城鎮化,是一種嚴(yan) 重偏離時代要求、偏離中國特色的城鎮化。要使中國城鎮化真正回歸到中國特色的目標上來,需要目標矯正。需要從(cong) 工業(ye) 文明導向的城鎮化,轉型以生態文明為(wei) 目標導航的城鎮化上來;從(cong) 文化與(yu) 主體(ti) 缺失的盲目跟隨西方的城鎮化,轉向立足中國文明之根、傳(chuan) 承民族文化之魂的中國特色城鎮化軌道上來。在這兩(liang) 個(ge) 大前提下,按照時代給予我們(men) 的“三高技術”,重新頂層設計中國城鎮化空間布局,從(cong) 目前的非均衡盲目最強大城市的發展轉向城鄉(xiang) 共生、大中小均衡發展的戰略上來。要實現目標矯正,必須矯正導致中國城鎮化發展方向偏離的畸形動力。目前存在的政府主導的城鎮化,是一種動力畸形、導致城市間惡性競爭(zheng) 的非理性城鎮化運動。如果不對這種非理性推動的畸形動力,進行遏製,那麽(me) 中國城鎮化很難回歸到中國特色城鎮化軌道上來。(張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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