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把“資本主義(yi) 的尾巴”割來割去，農(nong) 業(ye) 內(nei) 的那點選擇自由都難以實現，更免談跨出農(nong) 業(ye) 去務工經商。全盤限製農(nong) 民經濟自由的總結果，是活活把“農(nong) 民階級”變成了“農(nong) 民等級”。

　　除去詞匯的顏色，中國的“農(nong) 民”直到今天還是一個(ge) 與(yu) 身份相關(guan) 的社會(hui) 等級。種地不種地、務農(nong) 不務農(nong) ，是不是已經以非農(nong) 業(ye) 為(wei) 生，這些皆不重要。決(jue) 定性的事件隻有一個(ge) ，那就是一個(ge) 孩子出生在戶籍分類裏的哪類家庭——隻要他或她的父親(qin) 係農(nong) 村戶口，那麽(me) 這個(ge) 孩子差不多永遠就是一個(ge) 農(nong) 民。

　　為(wei) 什麽(me) 搞階級和階級鬥爭(zheng) 多少年，居然搞出了一個(ge) 名副其實的等級來？我的理解，在完成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之後又延綿多年的“階級和階級鬥爭(zheng) ”，實際的對象不是別的，恰恰是普通農(nong) 民的經濟自由。曆史的結論是，限製乃至消滅普通農(nong) 民的經濟自由，是形成“農(nong) 民等級”的基礎條件。

　　黨(dang) 史專(zhuan) 家說，1962年毛澤東(dong) 重新高舉(ju) 階級和階級鬥爭(zheng) 的綱領，最重要的一個(ge) 背景是人民公社運動遭遇的挫折和失敗。本來，農(nong) 民合作社早就席卷全中國，甚至“高級社”（即社員的入社土地和牲口都不參加分紅、大家僅(jin) 憑勞動力在集體(ti) 裏吃飯）也普遍化了——被認為(wei) 與(yu) 消滅階級的農(nong) 村公有製已經確立。可是，偏偏還要折騰，非把已失去土地所有權的農(nong) 民合並成數萬(wan) 人組成的“大社”和“超大社”，才覺得過癮。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在與(yu) 蘇聯較勁的同時，還指望動員更多的勞力、土地搞規模經濟，實現中國的大躍進。

　　結果事與(yu) 願違，發生了和平年代罕見的大饑荒。現實令人難堪：重分了土地，推翻了地主，免除了高額地租，執政者又立意發展生產(chan) ，怎麽(me) 搞出個(ge) 南轅北轍的局麵來？在難以接受的現實麵前，“民主革命不徹底”之說浮出了台麵——原來是敵對力量混入黨(dang) 內(nei) ，濫用權力，欺負農(nong) 民。於(yu) 是政治運動全盤壓倒經濟，階級和階級鬥爭(zheng) 的重點被定位在執政黨(dang) 內(nei) 。

　　意圖歸意圖，結果歸結果。上層重彈階級鬥爭(zheng) 高調的“底層效果”，直接看得見的結果就是壓製了農(nong) 民本來就不多的經濟自由。我是1968年下鄉(xiang) 的，去了之後才懂得，“資本主義(yi) ”可真的是“自發地、大批地、每日每時地產(chan) 生的”！什麽(me) 是“資本主義(yi) ”呢？無非就是老鄉(xiang) 自家養(yang) 雞下蛋私賣，什麽(me) 農(nong) 作物貴就願意種什麽(me) ，自留地的莊稼長得比大田的好，還有搞大寨式評工記分時出工不出力。就是教我打獵的師傅在山裏摘采的蘑菇、木耳和黃花菜，悄悄賣給知青，也算資本主義(yi) 的行徑。可是，知青過年回家總要帶點啥孝敬父母吧，管不了那許多的，就“資本主義(yi) 一回”吧。

　　那時不可能讀到弗裏德曼1962年的大作。也不需要，生活就教我懂得了當時所謂的“資本主義(yi) ”，其實就是老百姓的經濟自由。很明白，在任何情況下，資源總有多種可能的用途。所謂的經濟自由，就是行為(wei) 主體(ti) 按自家的意誌選擇了可以對帶給自己較佳經濟後果的那一種用途。小雞可以公養(yang) ，也可以私養(yang) ，當然也可以不養(yang) ，一旦有點機會(hui) 農(nong) 民選了私養(yang) ，那就是經濟自由。不過實在是很可憐的一點經濟自由，充其量不過就是當時叫得很傳(chuan) 神的“資本主義(yi) 尾巴”。可是連尾巴也不放過，開大會(hui) 、搞運動、出民兵。把尾巴割來割去，農(nong) 業(ye) 內(nei) 的那點選擇自由都難以實現，更免談跨出農(nong) 業(ye) 去務工經商。全盤限製農(nong) 民經濟自由的總結果，是活活把“農(nong) 民階級”變成了“農(nong) 民等級”。

　　等級社會(hui) 怎麽(me) 可能推進城市化？曆史數據放在了那裏：1960年我國城鎮化率為(wei) 19.7％，可是到1978年的城鎮化率隻有17.9％。這就是說，18年間中國的城鎮化率不但沒有寸進，反而下降了近2個(ge) 百分點。真比蘇聯老大哥還出彩，因為(wei) 那裏的紀錄是城市化率僅(jin) 在1939-1940年間出現過0.4個(ge) 百分點的下降，那還是因為(wei) 發生了蘇聯衛國戰爭(zheng) ！

　　順便比較一下。蘇聯的城市化模式是計劃加行政命令。他們(men) 把城市看作是國家工業(ye) 化的副產(chan) 品，哪裏上工業(ye) 項目，哪裏就找一塊配套的空間供工人、工程師和管理者生活居住。在此意義(yi) 上，“城市”無非就是一個(ge) 比工廠更大一點的“空間組織”而已。既然計劃經濟可以建設大批工廠，為(wei) 什麽(me) 就不能大批建設城市？一樣都是建設項目，一樣動用人、財、物，計劃經濟的長項是用行政命令配置資源，工廠搞得成，城市也一樣搞得成。

　　老大哥的城市建設和城市化紀錄還真的不俗。據蘇聯經濟研究文獻，1926年蘇聯城市人口2630萬(wan) ，占總人口的17.9％，到1990年，全蘇聯城市人口1.9億(yi) ，占總人口的66％。期間，全蘇城市人口增加了7.2倍，城市化率增加了48.1個(ge) 百分點。蘇聯學者統計，1917-1982年間，前蘇聯共建設了1238座新城市，平均每年20座，其中10萬(wan) 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數已躍居世界之首。

　　這豈不是說，不在意經濟自由也可能成為(wei) 推進城市化的另一條路線嗎？對此我取保留態度。其一，蘇聯時代限製普通人經濟自由的程度，與(yu) 上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相比，多少有點小巫見大巫。反正“批判蘇修”中國公布的那些材料讓我相信，蘇聯的小自由遠比中國的文革時代要大得多。至於(yu) 個(ge) 中緣由，究竟是幅員遼闊、行政效能不佳，抑或是因為(wei) 勞力不足，用人機構的競爭(zheng) 事實上抬升了蘇聯勞動者的經濟自由，還是兩(liang) 國之間的組織文明在極限值方麵存在差距，那就要請教研究蘇聯問題的行家了。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城市化指數是一回事，但城市化內(nei) 涵對經濟增長的全麵影響，又是另外一回事。蘇聯時期城市化率進步很快，這是事實。可指令計劃驅動的城市數量增長，在空間資源的配置、特別是實現經濟資源的有效積聚和集中方麵，卻並不成功。例如，由於(yu) 前蘇聯理論界長期對城市化持否定觀點，認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不能重蹈資本主義(yi) 人口過度集中的舊轍，要走自己的人口均衡分布的發展道路。結果，蘇聯長期堅持“限製特大城市、積極發展中小城市的方針”，人為(wei) 抑製包括莫斯科、聖彼得堡在內(nei) 的48個(ge) 最具集聚潛能的中心城市的發展。“在蘇聯時期，政府致力於(yu) 將聖彼得堡、中部地區和中烏(wu) 拉爾等老工業(ye) 區的比例從(cong) 65％縮減為(wei) 32％，迫使生產(chan) 力向東(dong) 部轉移。1925年，東(dong) 部地區的經濟生產(chan) 隻占4％，到國家解體(ti) 時，該比例增至28％。國家行為(wei) 導致的空間效率低下可能加速蘇聯的解體(ti) ”（2009年世界發展報告，第4頁）。

　　這些討論要求我們(men) 明確，在經濟自由與(yu) 城市化以及更一般的空間資源配置效率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麽(me) 關(guan) 係。我們(men) 不妨定義(yi) ，經濟自由是行為(wei) 主體(ti) 對機會(hui) 以及由機會(hui) 帶來的機會(hui) 的選擇，而這恰恰構成城市化——人口在空間上的流動與(yu) 集聚——的微觀基礎。國家計劃當局在提出旨在導引城市化的宏大規劃或計劃時，似乎特別需要重視這個(ge) 偉(wei) 大進程的微觀條件。

　　謝天謝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的推進，為(wei) 研究以上問題提供了豐(feng) 富的經驗基礎。急劇擴大的經濟自由，加快了中國城市化的速度，而更高質量的城市化，則需要經濟自由得到更完備的權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