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千年曆史長河中，東(dong) 亞(ya) 大陸上形成一個(ge) 獨特的文化思想體(ti) 係即中華文明，同時產(chan) 生一個(ge) 以中原皇朝為(wei) 主幹的政治—文化共同體(ti) ，這就是“中國”，其行政管轄邊界和文化影響範圍隨中原皇朝國力強弱而處於(yu) 不斷變動之中。中華文明的主脈發源於(yu) 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學等思想流派。與(yu) 世界上許多以宗教為(wei) 核心的文明體(ti) 係相比，中華文明是一個(ge) 具有獨特宇宙觀和社會(hui) 倫(lun) 理規範的思想體(ti) 係，其最重要的基本特征是世俗性。

　　儒家學說的世俗性並不是站在無神論立場上反對所有鬼神信仰，而是以一種寬容態度對其“敬而遠之”

　　孔子不談鬼神，主張“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不語怪、力、亂(luan) 、神”(《論語·述而》)，“敬鬼神而遠之”(《論語·雍也》)，認為(wei) 世人應“畏天命”(《論語·季氏》)，對天道、祖先有誠敬之心。以儒家為(wei) 代表的諸子百家學說都沒有對人死後“天堂”“地獄”及“最後審判日”的描述。由於(yu) 人們(men) 的知識無法解釋各種自然界現象，所以民間必然存在各種鬼神信仰。無神論是近代歐洲唯物主義(yi) 哲學的產(chan) 物，近代才隨西方思想體(ti) 係傳(chuan) 入中國。儒家學說的世俗性並不是站在無神論立場上反對所有鬼神信仰，而是以一種寬容態度對其“敬而遠之”，既不排斥內(nei) 部不同地區和不同人群的民間信仰，也不排斥源自其他文明體(ti) 係的外來宗教流派。

　　孔孟及二程、朱熹被後世視為(wei) 塵世的先師先賢，不是天上的神或教主，其性質與(yu) 基督教的上帝與(yu) 基督、伊斯蘭(lan) 教的真主與(yu) 穆罕默德、佛教的如來佛祖等不同。無神論和一神教宗教都是西方文化的產(chan) 物。構成儒學和中華文明的宇宙觀和基本社會(hui) 倫(lun) 理結構的，是人間塵世中的社會(hui) 秩序和人際倫(lun) 理(三綱五常、忠孝仁義(yi) 禮智信等)，而不是對超越凡世的“造物者”的崇拜和對“末日審判”的恐懼。中原皇朝的皇帝們(men) 不把中華文明體(ti) 係與(yu) 任何具體(ti) 宗教對立起來，也不把自身的宗教傾(qing) 向強加給各族臣民。儒家學說把鬼神宗教信仰看作是皇帝和臣民們(men) 的個(ge) 人私事，隻要信仰者的行為(wei) 不違反“天道”，不觸犯國家法律，不影響社會(hui) 與(yu) 經濟活動的正常運行，就不主張強製幹預，體(ti) 現出“政教分離”的世俗化特質。中原皇朝曆史上從(cong) 未發生真正意義(yi) 上的宗教戰爭(zheng) ，中原地區也從(cong) 未出現“政教合一”政權。趙鼎新先生認為(wei) 西漢之後中國成為(wei) “儒法國家”，創造出一種“以帝國儒學思想作為(wei) 官方統治意識形態和合法性基礎，同時運用法家手段對國家進行實質性管理的國家模式”。這與(yu) 歐洲曆史形成強烈反差。相比之下，宗教戰爭(zheng) 幾乎貫穿基督教誕生後兩(liang) 千多年的歐洲和中東(dong) 曆史。這是中華文明與(yu) 西方文明的重大差別之一。雖然歐洲國家在宗教改革後推行“政教分離”，但是直至今日，西方國家的文化基調和道德基石仍是基督教。對於(yu) 大多數西方人而言，沒有宗教的道德是不可想象的。

　　中國人堅信“天下大同”的人類理想與(yu) “天道秩序”的終極力量，認為(wei) 人應“畏天命”(《禮記·季氏》)，而在“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第十五》)宗旨指導下的“教化”過程則是“天下”各群體(ti) 感悟並接受“天道”的過程，而且堅信所有人群遲早接受這一“天道”。中華文明可以包容外來的宗教，但其自身的土壤卻無法產(chan) 生西方一神教性質的宗教。“中國思想中不承認絕對在外的超越存在，也就是那種無論如何也‘化’不進來的存在。這樣，中國就不可能有宗教，也不可能有絕對不可化解的敵人。……承認超越存在的理論後果就是宗教以及與(yu) 人為(wei) 敵的政治理論。這是西方思想的底牌。從(cong) 個(ge) 人主義(yi) 、異教徒到叢(cong) 林假定以及民族/國家的國際政治理論等等陷世界於(yu) 衝(chong) 突和混亂(luan) 的觀念都與(yu) 承認超越者概念有關(guan) 。”因此，在中華文化傳(chuan) 統中，與(yu) 其他文明的交流不存在“零和博弈”的排他性邏輯，“和而不同”是中國人與(yu) 其他文明打交道時的基本宗旨。

　　中華文明共同體(ti) 的內(nei) 部凝聚力、地區多樣化和對外來文化的罕見包容度

　　正因為(wei) 中華文明的基本特征是非無神論的世俗性，既沒有一神教文明那種強烈的“零和結構”的排他性，沒有嚴(yan) 格無神論的反宗教性，也沒有基於(yu) 體(ti) 質差異的西方種族主義(yi) 觀念，對於(yu) 人們(men) 在相貌、語言、服飾、習(xi) 俗等方麵的差異也表現出不同於(yu) 西方文明的寬容心態，甚至所謂的“華夷之辨”也僅(jin) 僅(jin) 是文化觀念的差異，而不是本質性的區隔。所以，中華文明對於(yu) 內(nei) 部文化多樣性和各種外部文明都表現出罕見的包容態度，但也恰恰是這種寬鬆的包容態度，客觀上降低了周邊群體(ti) 的心理距離感，增強了周邊群體(ti) 潛在的情感向心力和凝聚力。

　　梁啟超先生指出，關(guan) 於(yu) 中國傳(chuan) 統中的“夷夏之辨”，完全不同於(yu) 近代的“種族”(race)“民族”(nation)或“族群”(ethnicity)概念。“春秋(指孔子的儒家經典)之號夷狄也，與(yu) 後世特異。後世之號夷狄，謂其地與(yu) 其種族，春秋之號夷狄，謂其政俗與(yu) 其行事。……春秋之中國夷狄，本無定名，其有夷狄之行者，雖中國人，靦然而夷狄矣。其無夷狄之行者，雖夷狄也，彬然而君子矣。”那麽(me) 什麽(me) 是“中國”?什麽(me) 是“夷狄”?“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講信修睦，禁攻寢兵，勤政愛民，勸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學校昌，人倫(lun) 明，道路修，遊民少，廢疾養(yang) ，盜賊息，由乎此者，謂之中國。反乎此者，謂之夷狄。”

　　就社會(hui) 內(nei) 部而言，這種寬鬆的包容度為(wei) 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思想的活躍和民間創造力的萌發提供了空間，使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地區的哲學、史學、文學、醫學、兵法、天文、科技、建築、農(nong) 耕、陶瓷、冶煉、絲(si) 綢紡織等領域出現了後世鮮見的“百花齊放”盛況。從(cong) “諸子百家”中衍生出儒學、老莊、法家、墨家等許多流派，學者跨流派互為(wei) 師生，在交流與(yu) 競爭(zheng) 中彼此借鑒、相互包容而不是強求同一，其結果反而促進事實上的相互融合。儒學被認為(wei) 是中華文明思想主脈，但儒學也在其發展中不斷吸收融匯其他學派並處於(yu) 演變過程中。

　　與(yu) 此同時，在與(yu) 來自“中華文化圈”之外其他文化的交流過程中，中華文明先後容納了外部傳(chuan) 入的佛教、伊斯蘭(lan) 教、薩滿教、基督教等宗教及教派，吸收了外來宗教的許多文化元素，包括哲學思想、話語體(ti) 係、製度形式和文學藝術。在文化和思想交流中，孔子主張“中庸之道”，不偏狹不極端。中華文明的另一個(ge) 代表人物老子則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wan) 物而不爭(zheng) ”(《老子·道德經》)。正是這種主張“和而不同”和“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論語·衛靈公》)的思想使中華文化對於(yu) 內(nei) 部多樣化和外來異文化具有舉(ju) 世罕見的文化包容度和融合力。

　　在這樣一個(ge) 文化氛圍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外來宗教進入中原地區後出現不同程度的“中國化”現象。例如元代的穆斯林已在一些禮俗上接受漢人影響，如取表字、采漢姓;冠居名、堂號;遵丁憂、漢喪(sang) 之製;行節義(yi) 之禮。元代的“三掌教製”和伊瑪目製“是中國伊斯蘭(lan) 教的一種創製，在一般伊斯蘭(lan) 國家和地區尚屬少見”。中原地區清真寺在建築風格上普遍采用了漢地的磚混結構、四合院形製和殿堂式建築。明朝頒布法令推動穆斯林與(yu) 本地人通婚，促進族群交融，中原地區的漢語成為(wei) 穆斯林的通用語言。明代穆斯林學者胡登洲精通儒學、阿拉伯語和波斯語，認為(wei) “回儒兩(liang) 教，道本同源，初無二理”。清代穆斯林學者王岱輿運用儒學思想詮釋《古蘭(lan) 經》，提出“夫忠於(yu) 真主，更忠於(yu) 君父，方為(wei) 正道”，劉智認為(wei) “天方之經，大同孔孟之旨”，“王者，代真主以治世者也”。廣大中國穆斯林不僅(jin) 在政治上認同中國，在伊斯蘭(lan) 教與(yu) 中華文化之間的相互交融中也出現文化上的“二元認同”現象(既認同伊斯蘭(lan) 教，也認同中華文化)。到了民國時期，中國化的伊斯蘭(lan) 教已成為(wei) 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佛教在東(dong) 漢時期自印度傳(chuan) 入中土，中原學者高僧用《老子》《莊子》及《論語》語義(yi) 來解讀印度佛學義(yi) 理，出現“格義(yi) 佛學”。葛兆光先生認為(wei) ，“人們(men) 借助老莊對佛教進行解釋，佛教也是在不斷翻譯和解釋之中，加入了這一思想係統，並使之開始彰顯它的係統性，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中國也征服了佛教”。“唐朝佛教中國化，即佛教玄學化，這是化的第一步。……佛教儒學化，是化的第二步”。“佛教……到了中國之後，出家眾(zhong) 的生活來源發生了變化，由托缽化緣式改變為(wei) 坐擁土地及寺產(chan) 的安居受供式。……中國式的祖師清規就出現了，……這在印度佛陀時代是未曾有的事”，這就是佛教教儀(yi) 和教製的中國化。同時，佛教傳(chuan) 入西藏後，在與(yu) 當地苯教交融中形成今天的藏傳(chuan) 佛教。源自印度的佛教由此轉化成為(wei) 本土化的中華宗教，包括流傳(chuan) 於(yu) 中原地區的禪宗等流派和流傳(chuan) 於(yu) 蒙藏地區的藏傳(chuan) 佛教各流派，發展成為(wei) 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唐代天主教即以“景教”之名傳(chuan) 入中土，元代方濟各會(hui) 修士曾來中國傳(chuan) 教，明、清時期利瑪竇、湯若望等先後來華傳(chuan) 教，“努力將天主教教義(yi) 解釋成與(yu) 儒家義(yi) 理完全相合的價(jia) 值係統”，1700年清朝的天主教徒達到30萬(wan) 人。19世紀初，基督教新教傳(chuan) 入中原地區。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基督教新思潮運動”推動中國基督教學者“將基督教倫(lun) 理化並與(yu)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相對接”，“主張基督教徒和教會(hui) 要關(guan) 心國家的命運和建設”，積極投身於(yu) 當時的平民教育與(yu) 抗日救亡運動。這些活動不僅(jin) 推動幾百萬(wan) 中國基督教眾(zhong) 融入中國社會(hui) 發展演變的大潮，也使基督教文化成為(wei) 今天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cong) 以上幾個(ge) 例子中，我們(men) 可以感受到中華文化對外來宗教與(yu) 文化的強大包容力，感受到中華文明“海納百川”、積極吸收和容納外來文明的文化心態。“漢族以文化根柢之深，……用克兼容並包，同仁一視，所吸收之民族愈眾(zhong) ，斯國家之疆域愈恢。”

　　中華文明開展跨文化交流的核心理念是“有教無類”和“和而不同”

　　中華文明之所以對外來文明與(yu) 宗教表現出十分罕見的包容度，這與(yu) 其世俗性的本質和文化自信密切相關(guan) 。在漢代成為(wei) 中華文明主脈的儒學是一套有關(guan) 世俗社會(hui) 倫(lun) 理秩序的價(jia) 值體(ti) 係和行為(wei) 規範，接受這套文明規範的群體(ti) 被視為(wei) “華夏”，尚未接受的群體(ti) 被視為(wei) “蠻夷”，二者之間僅(jin) 為(wei) “文明程度”的差異。

　　“中國的夷夏之辨……對外卻有開放與(yu) 封閉的兩(liang) 麵，而且是以開放的一麵為(wei) 主流。夷夏之辨是以文野之分為(wei) 基礎的。……故夷夏也應該是可以互變的”。在與(yu) 其他群體(ti) 交流過程中，中華文明所持的是“有教無類”的立場，采用“教化”的方法來“化夷為(wei) 夏”，而不是簡單地排斥其他信仰與(yu) 學說，因此中國人沒有“異教徒”概念。在孔子的年代，中原地區居民的人種成分十分複雜，“所以，‘有教無類’主要不是指社會(hui) 貧富等級差別，而是種族特征差別”，表示對不同祖先血緣及語言文化群體(ti) 施以教化時應一視同仁。在對人類群體(ti) 進行劃分時，中華文明注重的是可涵蓋“天下”所有人群、具有“普世性”的社會(hui) 秩序與(yu) 倫(lun) 理規範，而不是其他文明所強調的體(ti) 質、語言、宗教信仰差異等族群特征。在與(yu) 異族交往中推行“教化”的方法是“施仁政”，“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主張以自身較高的文化修養(yang) 和德行來對“蠻夷”進行感召，而不是使用武力手段強迫其他群體(ti) 接受自己的文化。這種政策的前提是對中華文明的高度自信。“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萬(wan) 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孟子·公孫醜(chou) 上》)。甚至連中國傳(chuan) 統軍(jun) 事思想也強調“天子”的軍(jun) 隊應為(wei) “仁義(yi) 之師”，“不戰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孫子》謀攻篇第三)。

　　因為(wei) 不同文明之間可以相互學習(xi) 與(yu) 互鑒互融，所以中國傳(chuan) 統思想認為(wei) “夷夏之辨”中的“化內(nei) ”和“化外”可以相互轉化。“‘天下’是絕對的，夷夏卻是相對的，所需要辨認的，隻是中原文明而已。血緣和種族是先天的、不可改變的，但文明卻可以學習(xi) 和模仿。因此，以華變夷，化狄為(wei) 夏，不僅(jin) 在中國曆史中為(wei) 常態，也是中華帝國文明擴張的使命所在。”“在古代觀念上，四夷與(yu) 諸夏實在有一個(ge) 分別的標準，這個(ge) 標準，不是‘血統’而是‘文化’。所謂‘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於(yu) 中國則中國之’，此即是以文化為(wei) 華夷分別之明證，這裏所謂文化，具體(ti) 言之，則隻是一種‘生活習(xi) 慣與(yu) 政治方式’。”夷夏之間存在的是一種動態與(yu) 辯證的關(guan) 係。“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之道，即夷之，…… 以此見中國夷狄之判，聖人以其行，不限以地明矣。”因為(wei) 中華傳(chuan) 統的基本觀念認為(wei) 四周“蠻夷”與(yu) 中原群體(ti) (“華夏”)同屬一個(ge) “天下”且具有可被“教化”的前提，所以儒家提出“四海之內(nei) ，皆兄弟也”(《論語·顏淵》)的觀念，明確淡化“天下”各群體(ti) 之間在體(ti) 質、族源、語言、宗教、習(xi) 俗等文化領域差異的意義(yi) ，強調不同人類群體(ti) 在基本倫(lun) 理和互動規則方麵存在重要共性並完全能夠做到“和而不同”與(yu) 和睦共處。

　　儒學發源於(yu) 中原地區並在後世以漢人為(wei) 人口主體(ti) 的中原皇朝占據主導地位，這一觀點得到普遍接受。但是在中原地區與(yu) 周邊地區幾千年持續的文化與(yu) 政治互動中，儒學就完全沒有吸收周邊群體(ti) 的文化元素而有所變化嗎?孔子的思想本身就是在春秋時期“華夏”與(yu) “蠻夷”的文化與(yu) 政治互動中產(chan) 生的，這種文化互動自孔孟之後應當仍在延續，二程和朱熹的理學思想就明顯受到外來佛教的影響。換言之，後世的儒學已不能被簡單地視為(wei) “漢人之學”，而應當看作以中原地區文化傳(chuan) 統為(wei) 核心並吸收周邊其他文化因素的“中華之學”。所以，如果把邊疆政權在“入主中原”後對儒學思想的吸收和尊崇(“儒家化”)等同於(yu) “漢化”，這樣的觀點就把中國曆史上複雜的文化互動關(guan) 係看得過於(yu) 簡單了。首先，我們(men) 不能把“儒學”簡單地等同於(yu) “漢人文化”;其次，周邊政權(包括“入主中原”的異族政權)吸收以儒學為(wei) 主脈的中華文化傳(chuan) 統的過程也包含了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方麵是一個(ge) 動態的吸收過程，周邊政權在不同時期對於(yu) 中原文化有著不同的接納態度和不同的吸收程度;另一方麵周邊政權必然努力保持自身原有文化傳(chuan) 統和群體(ti) 認同意識。這是兩(liang) 種努力同時並行並相互影響的文化互動策略和文化交融模式。

　　中華文化提供了一個(ge) 不同文明間平等交往的範例

　　中華文化延續三千多年，成功地在東(dong) 亞(ya) 大陸上締造了由一係列朝代承載的政治與(yu) 文化實體(ti) “中國”，留下一部在時間、體(ti) 裁、核心思想等方麵始終延續的二十五史，這在人類文明史和政治史上是十分罕見的。這一現象與(yu) 作為(wei) 中華文化主脈的中原文化的基本特質密切相關(guan) 。起源於(yu) 黃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傳(chuan) 統，在發展中演化出獨特的語言文字體(ti) 係，孕育出有特色的農(nong) 耕文明和與(yu) 之相關(guan) 的社會(hui) 組織，發展出非無神論的世俗性文明和與(yu) 之相關(guan) 的非體(ti) 質血緣的群體(ti) 認同體(ti) 係。這一特質使得中華文明體(ti) 係既可包容內(nei) 部的文化多樣性，在對外交流中也以“和而不同”和“有教無類”的精神呈現出對於(yu) 外部文化的罕見包容性。在曆史演變過程中，中華文明的群體(ti) 認同體(ti) 係逐漸發展出一種動態與(yu) 辯證的立場與(yu) 視角。概而言之，中華文明的這些特質與(yu) 西方以一神論為(wei) 主流的宗教特質以及僵化地看待體(ti) 質—語言差異的民族主義(yi) 之間，具有本質性的區別。這是我們(men) 今天在加強中華民族凝聚力、構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ti) ”文化體(ti) 係時需要關(guan) 注與(yu) 繼承的寶貴曆史遺產(chan) ，也為(wei) 不同宗教與(yu) 文明集團、不同政治實體(ti) 之間的彼此尊重、平等交往、和平共處乃至合作共贏提供了範例。

　　近代以來，歐美帝國主義(yi) 在對外關(guan) 係中踐行的是“以強淩弱”“零和博弈”的叢(cong) 林法則，地緣政治中的“霸權”理念至今仍然主導著某些國家的外交思路，特別是“文明衝(chong) 突論”目前似乎正在主導著某些國家的外交政策。在今天的國際交往中，中華文明與(yu) 外部文明—政體(ti) 交往中遵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和“求同存異”的基本思路構成了中國外交活動的文化底色，使其具有不同於(yu) 歐美國家外交的文化風格，贏得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真誠友誼，也為(wei) 21世紀的國際關(guan) 係大格局注入新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