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告訴我們(men) ，物質運動的存在形式是時間和空間。要認清某個(ge) 事物，觀察的時間越長、空間越大，越有利。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2013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hui) 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xi) 貫徹黨(dang) 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在闡釋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本質時，就是把社會(hui) 主義(yi) 運動放在世界範圍內(nei) 和它的全部曆史過程來觀察的，其中包括歐洲空想社會(hui) 主義(yi) 的產(chan) 生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體(ti) 係，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勝利並實踐社會(hui) 主義(yi) ，蘇聯模式的逐步形成，新中國成立後對社會(hui) 主義(yi) 的探索和實踐，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等六個(ge) 時間段，前後跨度500年。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這篇講話中指出：“我們(men) 黨(dang) 領導人民進行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liang) 個(ge) 曆史時期，這是兩(liang) 個(ge) 相互聯係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men) 黨(dang) 領導人民進行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的實踐探索”;並強調“兩(liang) 者決(jue) 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而是堅持、改革、發展的關(guan) 係，不能相互否定。(習(xi) 近平：《關(guan) 於(yu)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幾個(ge) 問題》，《求是》2019年第7期)總結和研究新中國曆史經驗，應當理直氣壯地把它們(men) 聯係和貫通起來。

　　現在，一方麵新中國已經走過70年曆史，使我們(men) 有了能在較長時間段裏總結和研究新中國曆史經驗的客觀條件。另一方麵，黨(dang) 的十八大後，黨(dang) 和國家事業(ye) 發生曆史性變革，我國發展站到了新的曆史起點上，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形成了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使我們(men) 有了站在新中國70年螺旋式上升運動中更高一級螺旋的高度，能通盤審視過去70年曆史、貫通總結和研究這70年曆史的主觀條件。在這種條件下，我們(men) 更應當注重把改革開放前後兩(liang) 個(ge) 曆史時期的經驗貫通起來總結的方法。如何把新中國70年曆史經驗貫通起來總結和研究，是一個(ge) 無比重大而嚴(yan) 肅的課題，用一篇或幾篇文章不可能講全麵講深刻的。但為(wei) 了說明這種總結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以采用舉(ju) 例的方式。我在這裏所要舉(ju) 的例子，概括起來可以用上下、“左”右、長短、多少、虛實、表裏、快慢、革守這16個(ge) 字形容。

　　一、所謂上與(yu) 下，是指處理上級與(yu) 下級、中央與(yu) 地方等的關(guan) 係

　　毛澤東(dong) 1956年在《論十大關(guan) 係》的講話中，就談到過正確處理國家、生產(chan) 單位和生產(chan) 者個(ge) 人的關(guan) 係，中央和地方的關(guan) 係，黨(dang) 和非黨(dang) 的關(guan) 係。後來的實踐一再說明，國家發展得順利與(yu) 否，很大程度上就取決(jue) 於(yu) 這些關(guan) 係處理得是否恰當。改革開放前，有過權力過於(yu) 集中的情況，也有過該集中的權力集中不夠的情況。改革開放後，吸取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教訓，著力解決(jue) 權力過於(yu) 集中的問題，在政治上推進政治體(ti) 製改革，實行黨(dang) 政分開;經濟上推進經濟體(ti) 製改革，實行放權讓利，對發揚民主、克服官僚主義(yi) 、調動各方麵積極性、搞活經濟，都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與(yu) 此同時，也帶來了權力過於(yu) 分散和黨(dang) 的集中統一領導在某種程度上被削弱的問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比較普遍，有時甚至比較嚴(yan) 重。

　　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在繼續堅持發揚民主、調動各方麵積極性的同時，突出強調保證黨(dang) 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切實防止出現群龍無首、一盤散沙、民族隔閡、相互掣肘、內(nei) 耗嚴(yan) 重等現象。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發展道路，關(guan) 鍵是要堅持黨(dang) 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頁)“黨(dang) 政軍(jun) 民學，東(dong) 西南北中，黨(dang) 是領導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習(xi) 近平關(guan) 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頁)“我國人民民主與(yu) 西方所謂的‘憲政’本質上是不同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最本質的特征。”(同上書(shu) ，第27-28頁)這些論述，就是貫通總結新中國70年曆史經驗而作出的結論。

　　二、所謂“左”與(yu) 右，是指處理帶全局性問題時出現的“左”與(yu) 右兩(liang) 種傾(qing) 向的關(guan) 係

　　劉少奇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說過，領導就像開汽車，方向盤不可能一點不偏，關(guan) 鍵在於(yu) 發現偏向要及時調整，不要讓偏向過大。毛澤東(dong) 也提出，要防止一種傾(qing) 向掩蓋另一種傾(qing) 向。遺憾的是，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時期，有些事明明已經很“左”了，還要堅持反右，結果導致“左”的傾(qing) 向進一步發展，給黨(dang) 和國家造成嚴(yan) 重損害。例如，1959年開展“反右傾(qing) ”鬥爭(zheng) ，1974年開展“批林批孔”運動，都是典型事例。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後，我們(men) 黨(dang) 吸取了過去的教訓，重點糾正“左”的錯誤，同時對資產(chan) 階級自由化和精神汙染等右的傾(qing) 向也沒有視而不見，提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黨(dang) 的十八大後，黨(dang) 中央多次強調“要高度重視苗頭性、傾(qing) 向性問題”，並實事求是地提出了各領域存在的主要傾(qing) 向。例如，在體(ti) 製改革的問題上，明確反對把改革開放定義(yi) 為(wei) 往西方的“憲政”和“普世價(jia) 值”的方向改，強調“問題的實質是改什麽(me) 、不改什麽(me) ，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我們(men) 不能邯鄲學步”。(《習(xi) 近平關(guan) 於(yu) 總體(ti) 國家安全觀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頁)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強調對於(yu) 重大原則，“不要躲躲閃閃、含糊其辭”，“不當紳士，不做‘騎牆派’和‘看風派’，不能搞愛惜羽毛那一套”，要“敢抓敢管，敢於(yu) 亮劍”，“要增強陣地意識”，“堅持黨(dang) 性原則”。(《習(xi) 近平關(guan) 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5、45、27、30、41頁)在黨(dang) 風建設問題上，強調“革命理想高於(yu) 天”，防止精神上的軟骨病，提出“現在的主要傾(qing) 向不是嚴(yan) 了，而是失之於(yu) 寬、失之於(yu) 軟。”(《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頁)這些都說明，在反傾(qing) 向的問題上，我們(men) 黨(dang) 注意總結和汲取新中國成立以來各個(ge) 曆史時期的經驗教訓，切實做到了從(cong) 實際出發，分類指導，有什麽(me) 傾(qing) 向反對什麽(me) 傾(qing) 向，切實防止一種傾(qing) 向掩蓋另一種傾(qing) 向，不再把反對某種主要傾(qing) 向凝固化和擴大化。

　　三、所謂長與(yu) 短，是指處理人民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與(yu) 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關(guan) 係

　　新中國成立初期，麵對舊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態，是先重點發展輕工業(ye) 、農(nong) 業(ye) ，在較快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時，為(wei) 今後重點發展重工業(ye) 準備條件好呢?還是優(you) 先發展重工業(ye) ，把有限的資金、物資、人才集中用於(yu) 工業(ye) 化建設，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雖然慢一些，但為(wei) 今後大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好呢?如何抉擇，就涉及人民眼前利益與(yu) 長遠利益的權衡。以毛澤東(dong) 同誌為(wei) 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ti) ，在新中國剛成立時，鑒於(yu) 當時資金、物資、技術極度匱乏的實際，一度決(jue) 定先實行一段新民主主義(yi) 政策，以便充分利用資本主義(yi) 工商業(ye) ，重點發展輕工業(ye) 和農(nong) 業(ye) ，為(wei) 今後重點發展重工業(ye) 積累條件。但是，當美帝國主義(yi) 出兵侵略朝鮮，對我國安全構成嚴(yan) 重威脅，使優(you) 先發展重工業(ye) 變得十分迫切，而蘇聯又表示要全麵援助我國以重工業(ye) 為(wei) 重點的“一五”計劃建設時，黨(dang) 中央及時調整了方針，決(jue) 定立即實施優(you) 先發展重工業(ye) 戰略，並提前向社會(hui) 主義(yi) 過渡。在實施優(you) 先發展重工業(ye) 戰略的過程中，我們(men) 黨(dang) 汲取了蘇聯長期忽視農(nong) 業(ye) 、輕工業(ye) 的教訓，提出“工業(ye) 與(yu) 農(nong) 業(ye) 同時並舉(ju) ”，“以農(nong) 業(ye) 為(wei) 基礎，以工業(ye) 為(wei) 主導”的方針，在計劃安排上強調以農(nong) 、輕、重為(wei) 序，為(wei) 國民經濟打下了良好基礎。然而，由於(yu) 種種原因，農(nong) 業(ye) 、輕工業(ye) 的發展與(yu) 重工業(ye) 相比，總體(ti) 還是顯得比例失調、過於(yu) 滯後。改革開放後，以鄧小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ti) 啟動改革，調整政策，使農(nong) 業(ye) 、輕工業(ye) 、服務業(ye) 有了較快發展，人民生活也在前30年打下的工業(ye) 基礎上得到顯著提高。但這時又遇到基本建設、物價(jia) 改革和民生的矛盾，出現了要求財政既要多發工資、獎金，又要對各地建設項目普遍加大投資力度的急躁情緒。對此，陳雲(yun) 提出了“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原則。所謂“吃飯”，是指民生，即人民的眼前利益;所謂建設，是指基本建設、物價(jia) 改革這些關(guan) 係人民長遠利益、根本利益的事。

　　黨(dang) 的十八大後，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結合新時代的實際，在處理發展、改革與(yu) 民生的問題上，進一步總結了以往的經驗教訓，一方麵提出並推進“五位一體(ti) ”總體(ti) 布局和“四個(ge) 全麵”戰略布局，推動經濟社會(hui) 全麵、協調、可持續發展，為(wei) 人民群眾(zhong) 生活改善打下更加雄厚的基礎;另一方麵，提出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的發展理念，既堅持改革，又把保障民生作為(wei) 底線;既不斷做大“蛋糕”，又努力把“蛋糕”分好，從(cong) 而比較好地解決(jue) 了涉及人民長遠利益與(yu) 眼前利益矛盾的問題。

　　四、所謂多與(yu) 少，是指處理人口大多數與(yu) 少數群體(ti) 之間相互利益的關(guan) 係

　　我們(men) 黨(dang) 從(cong) 來是把爭(zheng) 取、捍衛最廣大人民群眾(zhong) 根本利益作為(wei) 自己奮鬥的出發點和歸宿的，同時，一向主張對各方麵利益要統籌兼顧。在新民主主義(yi) 向社會(hui) 主義(yi) 過渡時期，毛澤東(dong) 一方麵批評“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主張，另一方麵沒有采取蘇聯對私人工商業(ye) 一律沒收的辦法，而是創造性地實行了贖買(mai) 政策，在公私合營後讓資本家拿定息。改革開放後，我們(men) 黨(dang) 從(cong) 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的生產(chan) 力水平出發，針對過去平均主義(yi) 、“大鍋飯”現象比較普遍的傾(qing) 向，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和“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的口號，實行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以及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製度，允許和鼓勵技術、管理、資本參與(yu) 分配，調動了各方麵積極性，加快了經濟社會(hui) 發展。但與(yu) 此同時，也出現了國有資產(chan) 流失和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懸殊等現象。進入21世紀後，黨(dang) 中央針對這種情況，將“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的口號，逐漸改為(wei)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既重視效率也重視公平，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效調節高收入”。

　　黨(dang) 的十八大把“逐步實現全體(ti) 人民共同富裕”納入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定義(yi) 之中，把“收入分配差距縮小”作為(wei) 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的新要求之一。十八大閉幕後，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第一次麵對中外記者時就宣布，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對民族、對人民、對黨(dang) 的一個(ge) 重要責任，就是努力解決(jue) 群眾(zhong) 生產(chan) 生活困難，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他反複強調：“我國社會(hui) 曆來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我們(men) 要在不斷發展的基礎上盡量把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的事情做好。”(《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52-553頁)“我們(men) 不能做超越階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說在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方麵就無所作為(wei) ，而是要根據現有條件把能做的事情盡量做起來，積小勝為(wei) 大勝，不斷朝著全體(ti) 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習(xi) 近平：《深入理解新發展理念》，《求是》2019年第10期)在黨(dang) 中央不懈努力下，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增速超過了經濟增速，中等收入群體(ti) 持續擴大;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減少了8000萬(wan) 人，貧困發生率從(cong) 10.2%下降到4%以下，目前正在實施精準扶貧，確保2020年基本實現農(nong) 村的全部脫貧。

　　五、所謂虛與(yu) 實，是指處理思想、政治、文化等精神文明建設與(yu) 物質文明建設的關(guan) 係

　　我們(men) 黨(dang) 曆來重視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dong) 一再強調思想和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線，精神可以變物質等，對物質文明建設起到了促進作用。然而，後來又發生了強調思想、政治過頭的情況，直至發展到批判所謂“唯生產(chan) 力論”的程度，使大量工作、生產(chan) 、科研時間被用來搞“空對空”的“政治學習(xi) ”，嚴(yan) 重妨礙了物質文明建設。改革開放後，吸取了過去的經驗，把黨(dang) 和國家工作重心重新轉回到經濟建設上。但與(yu) 此同時，又出現忽視思想、政治的傾(qing) 向，導致抓物質文明一手硬，抓精神文明一手軟;有人甚至提出“對經濟領域犯罪問題看得過重會(hui) 妨礙經濟建設”等等錯誤觀點。有鑒於(yu) 此，鄧小平提出“兩(liang) 手抓、兩(liang) 手都要硬”。

　　黨(dang) 的十八大後，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深入總結這方麵成功與(yu) 失誤兩(liang) 方麵的經驗教訓，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的前提下，強調要高度重視對中華文化、傳(chuan) 統美德、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信念、馬克思主義(yi) 基本理論的宣傳(chuan) 教育。2014年10月23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黨(dang) 的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第二次全體(ti) 會(hui) 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國曾經有過政治掛帥、搞‘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綱’的時期，那是錯誤的。但是，我們(men) 也不能說政治就不講了、少講了，共產(chan) 黨(dang) 不講政治還叫共產(chan) 黨(dang) 嗎?”在黨(dang) 的十九大上，他突出強調推動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先進文化的問題，要求把這些同培育和踐行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一起，納入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方略之中，從(cong) 而進一步加強了對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防範。

　　六、所謂表與(yu) 裏，是指處理黨(dang) 和政府治國的政策、策略與(yu) 黨(dang) 和國家發展方向、重大戰略、基本理論之間的關(guan) 係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yu) 戰略和策略都對頭，所以起步階段總體(ti) 順利。但後來出現了急躁冒進的情緒，在生產(chan) 力上提出“超英趕美”，在生產(chan) 關(guan) 係上提出“跑步進入共產(chan) 主義(yi) ”，結果欲速不達，使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遭受嚴(yan) 重挫折。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後，我們(men) 黨(dang) 正確分析了國情，認為(wei) 我國尚處在社會(hui) 主義(yi) 的初級階段，並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決(jue) 策，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這時又有人跑出來，宣揚“共產(chan) 主義(yi) 遙遙無期”“改革無所謂社會(hui) 主義(yi) 方向資本主義(yi) 方向”“私有製最符合人性” “國有企業(ye) 晚賣不如早賣”“在紀律上要給幹部鬆綁”等等論調。對此，鄧小平強調：“我們(men) 幹的是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麽(me) 意義(yi) ?會(hui) 在另一方麵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ge) 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hui) 形成貪汙、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54頁)陳雲(yun) 也指出：“我們(men) 搞社會(hui) 主義(yi) ，一定要抵製和清除這些醜(chou) 惡的思想和行為(wei) ，要動員和組織全黨(dang) 和社會(hui) 的力量，以除惡務盡的精神，同這種現象進行堅決(jue) 的鬥爭(zheng) 。”(《陳雲(yun) 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頁)

　　黨(dang) 的十八大後，我們(men) 黨(dang) 更加注意把黨(dang) 的奮鬥目標、基本理論與(yu) 現行政策加以區別，不因堅持遠大理想而對執行現行政策稍微懈怠，也不因執行現行政策而對遠大理想、基本理論有任何鬆動。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提醒大家要防止幹超越階段的事，同時反複強調：“我們(men) 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我們(men) 當然要高舉(ju) 改革旗幟，但我們(men) 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習(xi) 近平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頁)“我們(men) 是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和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麽(me) 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hui) 主義(yi) ’這個(ge) 定語。”(《習(xi) 近平關(guan) 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頁)在對待馬克思主義(yi) 理論的問題上，他一方麵強調，不能采取教條主義(yi) 的態度;另一方麵強調，“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原則不能丟(diu) ”，(《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09頁)尤其針對“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過時了”“《資本論》過時了”等論調，鮮明指出：“這個(ge) 說法是錯誤的……資本主義(yi) 固有的生產(chan) 社會(hui) 化和生產(chan) 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習(xi) 近平關(guan) 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頁)在對待我們(men) 同資本主義(yi) 國家關(guan) 係的問題上，他也是一方麵強調資本主義(yi) 必然滅亡、社會(hui) 主義(yi) 必然勝利是曆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另一方麵強調，這是一個(ge) 很長的曆史過程，要深刻認識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自我調節能力，充分估計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jun) 事方麵長期占據優(you) 勢的客觀現實，“認真做好兩(liang) 種社會(hui) 製度長期合作和鬥爭(zheng) 的各方麵準備”。(《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17頁)

　　七、所謂快與(yu) 慢，是指處理經濟建設和各方麵工作問題時要求過急與(yu) 要求適度的關(guan) 係

　　我們(men) 國家過去由於(yu) 經濟落後，又長期處於(yu) 帝國主義(yi) 軍(jun) 事威脅、貿易禁運、技術封鎖之中，所以從(cong) 上到下總想把建設和各方麵工作搞得快一些，結果往往急於(yu) 求成。例如，1956年針對普遍存在的冒進情緒，提出反冒進，接著在1957年就來了個(ge) 反“反冒進”，又在1958年輕率發動了“大躍進”，形成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chan) 風為(wei) 標誌的“左”傾(qing) 錯誤，加上後來的自然災害，造成了嚴(yan) 重的經濟困難。這時，本來應當吸取教訓、糾正偏差，但1959年又發起“反右傾(qing) ”鬥爭(zheng) ，更加惡化了困難形勢。“文化大革命”期間，盡管形成政治衝(chong) 擊經濟的局麵，但在與(yu) “帝、修、反”搶時間、搶速度的口號下，仍然出現了職工人數、工資總額、糧食銷量“三突破”的問題。粉碎“四人幫”後，又提出要把被“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和造成的損失奪回來的口號，使急於(yu) 求成的情緒再次滋長，催生了新的躍進高潮，加重了原本已經十分嚴(yan) 重的重大比例失調狀況，隻好再次進行國民經濟調整。後來，在對待改革的問題上，有人又提出一些錯誤口號，導致事與(yu) 願違，引起群眾(zhong) 不滿。

　　黨(dang) 的十八大後，黨(dang) 中央認真總結和吸取這方麵的經驗教訓，提出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強調，改革要繼續摸著石頭過河，該試點的不要倉(cang) 促推開，該深入研究後再推進的不要急於(yu) 求成，“避免在時機尚不成熟、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一哄而上，欲速則不達。”(《習(xi) 近平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54頁)他強調汲取曆史經驗的重要性，指出：“出現一些失誤是難免的，但學費不能白付，要吃一塹長一智，舉(ju) 一反三，避免同一種失誤一犯再犯。”(《習(xi) 近平關(guan) 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建設論述摘編》，第329頁)他的這些論述，為(wei) 我們(men) 樹立了把改革開放前後曆史經驗貫通起來總結的示範。

　　八、所謂革與(yu) 守，是指處理變革、革命、改革與(yu) 堅守、繼承、穩定之間的關(guan) 係

　　共產(chan) 黨(dang) 是幹革命的政黨(dang) ，馬克思說：“革命是曆史的火車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7頁)但從(cong)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角度看，打破舊秩序與(yu) 建立和維護新秩序，對於(yu) 社會(hui) 進步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yi) ;革命有助於(yu) 打破舊秩序，而穩定則有助於(yu) 鞏固新秩序，使革命成果得以保存。毛澤東(dong) 在1959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shu) 》時，就事物的穩定和變革問題，說過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話。他說：“保守和進步，穩定和變革，都是對立的統一，這也是兩(liang) 重性。生物的代代相傳(chuan) ，就有而且必須有保守和進步的兩(liang) 重性。稻種改良，新種比舊種好，這是進步，是變革……保守的一麵，也有積極作用，可以使不斷變革中的植物、動物，在一定時期內(nei) 相對固定起來，或者說相對地穩定起來，所以稻子改良了還是稻子，兒(er) 子比父親(qin) 粗壯聰明了還是人。但是如果隻有保守和穩定，沒有進步和變革一方麵，植物和動物就沒有進化，就永遠停頓下來，不能發展了。”(《毛澤東(dong) 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頁)在社會(hui) 革命的問題上，道理同樣如此。曆史辯證法告訴我們(men) ，革命既是不間斷的，又是分階段的;既要用不間斷的革命推動社會(hui) 進步，又要有相對穩定的時期鞏固革命的成果。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時期未能很好處理這對關(guan) 係，甚至提出“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改革開放後，我們(men) 黨(dang) 否定了這一理論。這時又有人打著“改革”的旗號，試圖全盤否定新中國過去29年的成就，甚至攻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使“改革滯後了”。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黨(dang) 的十八大後，全麵論述了改革與(yu) 繼承的關(guan) 係。他指出：“應該改又能改的堅決(jue) 改，不應該改的堅決(jue) 守住。”(《習(xi) 近平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20頁)“‘穩’也好，‘改’也好，是辯證統一、互為(wei) 條件的。一靜一動，靜要有定力，動要有秩序。”(《人民日報》2013年12月14日)他要求共產(chan) 黨(dang) 員要堅定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信念，堅決(jue) 頂住國內(nei) 外敵對勢力讓我們(men) 黨(dang) 改旗易幟、改名換姓的企圖。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hui) 上，他再次強調：“改什麽(me) 、怎麽(me) 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wei) 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men) 堅決(jue) 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jue) 不改。”(《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hui) 上，他又提醒廣大青年：“麵對複雜的世界大變局，要明辨是非、恪守正道，不人雲(yun) 亦雲(yun) 、盲目跟風。”(《人民日報》2019年5月1日)這些論述，旗幟鮮明，擲地有聲，不僅(jin) 是對新中國曆史中處理有關(guan) 革命、改革與(yu) 堅守、繼承這類關(guan) 係的經驗總結，也是對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解決(jue) 這類問題的曆史經驗總結，在世界社會(hui) 主義(yi) 發展史上必將產(chan) 生深遠影響。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為(wei) 了從(cong) 曆史中更多地汲取正反兩(liang) 方麵的經驗，我們(men) 在總結新中國曆史經驗的工作中，應當更加自覺地站在新時代的高度，把新中國70年曆史貫通起來總結和研究，以求在對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