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至7日，由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與(yu) 中國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聯合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IMI)承辦的“2019國際貨幣論壇”在人民大學隆重舉(ju) 行。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參與(yu) 主題論壇二：“財稅改革與(yu) ‘雙支柱’宏觀調控體(ti) 係” 閉門研討環節並發表主旨演講，他指出財政金融協同有兩(liang) 個(ge) 層次，一個(ge) 是政策的協同，形成各種政策方案組合;另一個(ge) 是改革的協同，形成改革方案的組合。財政金融的協同需要二者結合，且目標應轉向公共風險管理，同時改變金融部門的運作模式，強化“政策研發”，減少“政策生產(chan) ”，提高“政策產(chan) 品”的質量。

　　在現實中，從(cong) 部門的角度看待金融問題，其實是形成一種思維了，有很強的一種慣性。不僅(jin) 在理論研究方麵是這樣，而且在實際操作這方麵來看，站在部門的角度來看待財政與(yu) 金融似乎也形成一種習(xi) 慣。我覺得應當把它融合起來，要超越部門思維。

　　1、財政金融協同的基礎

　　其實財政金融在英文的語境裏頭，可以用一個(ge) 詞來說，這大家都知道。看起來財政和金融好像是兩(liang) 個(ge) 不同的體(ti) 係，但從(cong) 源頭來說，它們(men) 可能實際上是一樣的。從(cong) 融資的角度來看，財政金融都可以說是融資。股權、債(zhai) 權、稅權都可以說是融資的概念，稅權不能轉讓，征稅是強製性的，它沒有市場，而股權、債(zhai) 權是可以轉讓的，它有市場。所以從(cong) 這一點來看，其實財政和金融有很多的東(dong) 西是相同相通的。

　　再從(cong) 價(jia) 值和信用的基礎來看，財政金融都是國家控製的一種製度規則，是一種曆史構建。稅收也好、貨幣也好、價(jia) 值也好，都是基於(yu) 公共權力的存在。國家權力產(chan) 生了稅收、貨幣和國家信用。

　　再從(cong) 貨幣發行流通和財政收支來看，是有內(nei) 在關(guan) 聯的。基礎貨幣、貨幣乘數都跟財政關(guan) 係在一起。鑄幣稅，應當說這是基於(yu) 國家權力得到的一種，可以說是沒有成本，或者成本極低的一種收入，這種收入毫無疑問應當算為(wei) 財政收入。但是現行體(ti) 製上的規定，跟教科書(shu) 上的說法是有很大差異的。

　　再從(cong) 風險定價(jia) 的這個(ge) 角度來看，財政是金融的基礎。風險定價(jia) 的基準在哪?實際上就是無風險的國債(zhai) ，像國債(zhai) 收益率曲線、信用評級、風險等級，其實都與(yu) 財政緊密聯係在一起，建立在財政這個(ge) 基礎之上。例如，講到地方債(zhai) 務問題，金融機構或者銀行看重的就是地方財政信用等級高，這才去跟它融資。例如，企業(ye) 如果得到財政資金的注入，這意味著增信。風險定價(jia) ，這個(ge) 基準實際上是要財政來提供的。沒有財政這個(ge) 基準，金融風險定價(jia) 就失去了參照係。從(cong) 這一點來講，財政是金融的基礎。這個(ge) 我不多說了，我不展開了，時間有限。

　　2、財政金融協調的目標，應當從(cong) 需求管理轉到公共風險的管理

　　財政金融政策過去是圍繞需求來作文章，要麽(me) 就是彌補需求的缺口，要麽(me) 就是抑製需求的過剩，二者有多種不同的搭配，教科書(shu) 上麵說的很多。我覺得僅(jin) 僅(jin) 從(cong) 需求管理的框架來看財政貨幣政策，已經遠遠不夠了。從(cong) 需求的角度來看，財政金融目標相對比較簡單，是穩定需求，減緩經濟波動，如反通脹、反周期。但是，當前經濟的運行狀態，以及金融的運行狀態跟過去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其中最大的一個(ge) 變化就是金融與(yu) 經濟的關(guan) 係，兩(liang) 者已經在融合，經濟的金融化成為(wei) 一種基本的趨勢。這不僅(jin) 反映在GDP的比例上，而且反映在金融交易和實體(ti) 交易的融合上。比如說現在實體(ti) 交易和金融交易是融合在一塊的，還有財務，企業(ye) 財務也是金融化，各種各樣的資產(chan) 其實也在金融化，實體(ti) 企業(ye) 金融資產(chan) 的占比也在不斷提高，可以說整個(ge) 社會(hui) 財富都在金融化。

　　從(cong) 貨幣化再到金融化，當然金融化也在數字化，數字貨幣也出現了，現在又出來了新的貨幣理論，去中心化。債(zhai) 務、稅收、貨幣，等等這些基本概念恐怕都需要重新定義(yi) 。去中心化以後，尤其是數字貨幣出來以後，可能我們(men) 原有的教科書(shu) 都不適應了，傳(chuan) 統的理論可能都要徹底更新。所以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現實的變化需要調整財政金融的目標，恐怕都要從(cong) 需求管理這麽(me) 一種老套的框框裏麵跳出來。麵對轉型升級發展帶來的複雜結構性問題，再加上經濟的金融化，僅(jin) 僅(jin) 靠需求管理已經是不靈光了。現在這種結構性的失衡已經產(chan) 生各種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會(hui) 導致風險發生機製改變，改變行為(wei) 主體(ti) 預期的模式。不言而喻，我們(men) 現在麵臨(lin) 的問題可能跟我們(men) 過去所麵臨(lin) 的問題是完全不一樣的，刻舟求劍是無解的。

　　我感覺不確定性的風險成為(wei) 了問題的根源，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判斷，財政金融協同的目標應當轉向公共風險的管理，不是說需求管理不再需要，現在強調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實際上也表明需求管理滿足不了現實的需要。其實，從(cong) 需求管理到供給管理，再進一步就應是風險管理。當然這裏的風險管理指的是公共風險管理。為(wei) 什麽(me) 從(cong) 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再到公共風險管理，其實這裏頭的根源就是不確定性越來越大。不確定性越來越大，這不僅(jin) 僅(jin) 是個(ge) 程度的問題，也不僅(jin) 僅(jin) 是一段時期出現的問題，而是它越來越成為(wei) 經濟社會(hui) 運行的一種本質。這恐怕與(yu) 我們(men) 對現實社會(hui) 的認知、判斷是有直接關(guan) 係的。過去認為(wei) 這個(ge) 不確定性就是一種偶然性，我們(men) 研究的目的更多是去找規律，但現在發現這個(ge) 現實本身或者這個(ge) 事件的本質本身就是不確定性的，我們(men) 是僅(jin) 僅(jin) 在構建某種確定性，在某種條件下你能找到一種確定性，構建一種確定性，這就變成了所謂的尋找規律。

　　在談到規律的時候，其實都要談到一點——條件。如果不談條件去談規律，等於(yu) 沒談規律，或者說談規律沒有意義(yi) ，任何規律都是需要條件的，或者某種趨勢都是在一種條件下發生的。也就是說，某種趨勢實際上就是某種條件下的確定性。所以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講，我們(men) 需要重新認識這個(ge) 世界，等於(yu) 我們(men) 對財政金融問題需要從(cong) 哲學層麵去重新認識，要有一種新的認識方法。

　　傳(chuan) 統的基於(yu) 確定性的知識體(ti) 係，我覺得已經是不適應了。或者說確定性的指示體(ti) 係無法用在不確定性的事件，就是說不確定性和風險已經成了問題的根源，現有的許多指標難以正確反映。我們(men) 本來就處在一個(ge) 不確定性的世界當中，風險是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我們(men) 的目標，或者我們(men) 的任務，就是共同去構建某種條件，從(cong) 而構建某種確定性。

　　基於(yu) 這麽(me) 一種思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宏觀審慎監管就應當是一體(ti) 的宏觀風險管理的工具，三者是不能分開的。如果三者一旦分開了，就麵臨(lin) 著一種新的風險，就是拆彈的風險，一不小心風險炸彈就爆炸了，或者引發連環爆炸。這在現實中已經出現這種情況了。例如2017年年底以來，財政、金融都在同時發力，目標就是防範化解重大風險，但是政策的不協調，引發了經濟的急劇收縮，尤其是對民營企業(ye) 的影響更大，其實引發了更大的風險。

　　所以我在政協發言的時候，曾經講到，特別要防止拆彈的風險。那麽(me) 從(cong) 財政金融協調的這個(ge) 角度來說，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宏觀審慎政策、宏觀審慎監管應放在一起來考慮，如果缺乏一種協調的機製，分開實施這些政策和進行監管，很可能引發更大的風險，不是在管理風險，更不是在縮小風險，而是在製造風險。

　　3、如何認識公共風險

　　風險是表現在各個(ge) 領域，其實隻有承擔風險主體(ti) 的不同，本質上是一樣的。風險講的是一種可能性，從(cong) 而才是一種可能的損失。風險這個(ge) 概念，不是一種實體(ti) 的存在，它是一種虛擬的存在。從(cong) 思維方式上講，風險思維跟我們(men) 平時所講的所謂理性思維，實際上是有很大區別的。

　　政府承擔的是公共風險，而不是其他什麽(me) 風險。但是我們(men) 現在在政策定製以及學術討論中，對風險是有領域的區分，經常談財政風險、金融風險、房地產(chan) 風險等等，但是很少去區分公共風險跟微觀主體(ti) 應承擔的個(ge) 體(ti) 風險。兩(liang) 者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尤其談到金融風險的時候，往往也沒有區分市場主體(ti) ，像金融機構它應當承擔的風險和政府應當去承擔的風險，這裏頭風險責任怎麽(me) 去劃分?這可能是當前宏觀審慎需要考慮的大問題。

　　如果說市場該承擔的風險，政府更多的介入，那就是越位了;如果這個(ge) 市場的風險它已經溢出市場，變成了一種公共風險，我們(men) 還看不見，那就缺位了。那麽(me) 怎麽(me) 去把握這個(ge) 風險?它是不是溢出市場呢?這恐怕就是在宏觀審慎當中麵臨(lin) 的一個(ge) 難題。現在我也沒看到有什麽(me) 更好的操作性的辦法。從(cong) 微觀審慎到宏觀審慎，其實是一個(ge) 理念的變化，也是一個(ge) 方法的調整，更加強調從(cong) 整體(ti) ，從(cong) 公共性，或者說係統性這麽(me) 一個(ge) 角度來觀察和認識金融風險問題。這當然是一個(ge) 很大的進步。但在現實中，金融機構應當承擔的風險和政府應當承擔的風險怎麽(me) 樣去界定?我覺得現在是個(ge) 難題。因為(wei) 大而不能倒，大到一定程度以後，係統重要性提升，你說是金融機構該承擔還是政府去承擔?那麽(me) 這個(ge) 問題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

　　美國金融危機給我們(men) 提供了這樣的研究案例，那在我們(men) 國家出現了包商銀行，盡管它還不大，也不能讓它倒。這當然是為(wei) 了有利於(yu) 控製風險的蔓延，但是，這是不是有利於(yu) 強化金融機構作為(wei) 微觀主體(ti) 的風險責任呢?這就是大家常說的道德風險問題，這是一個(ge) 難題。

　　風險本身是無邊無界的，像我們(men) 經常談到的經濟風險、財政風險、金融風險表現在各個(ge) 領域，實際上相互轉化，是相互疊加的。所以財政金融兩(liang) 家所說的不一樣，財政風險金融化，這可能是金融部門喜歡說的;而金融風險財政化，這可能是財政部門喜歡說的。我覺得這樣的話，沒有什麽(me) 意義(yi) 。風險金融化也好，財政化也好，風險本來就是無界的，僅(jin) 僅(jin) 是存在的具體(ti) 形式暫時不同。在漢語這個(ge) 語境當中，風險的這個(ge) 概念非常準確表達了風險的本質，風險就像風一樣，既看不見也摸不著，但是你能感覺到。所以風險是沒有邊界的，財政風險、金融風險可能都是一體(ti) 的東(dong) 西，隻是我們(men) 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看到了不同的形態，看到了不同的東(dong) 西，說不準看到的是一個(ge) 東(dong) 西。所以從(cong) 這一點來看，我們(men) 更要跳出部門，從(cong) 整體(ti) 上看這個(ge) 公共風險。

　　當前的公共風險，我覺得來自於(yu) 三個(ge) 相互關(guan) 聯的結構性失衡：

　　一是社會(hui) 供給、社會(hui) 需求之間的結構性失衡。為(wei) 什麽(me) 經濟下行?就是出現了供需之間結構性的失衡。但這個(ge) 問題主要是在哪一方麵呢?是需求的問題，還是供給的問題呢?很顯然，在我們(men) 國家現階段是供給的問題。這個(ge) 供給的問題是不是可以簡單的說供給過剩呢?供給為(wei) 什麽(me) 會(hui) 過剩呢?其實這與(yu) 我們(men) 的市場化改革沒有完成是有直接關(guan) 係的。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沒有完全實現，社會(hui) 供給結構、質量就很難按照市場的規則去自適應調整變化。

　　我們(men) 的市場中現在存在著競爭(zheng) 的不公平，市場產(chan) 生逆向淘汰，供給的質量怎麽(me) 提升呢?高端的需求，即使產(chan) 生了，供給也不會(hui) 相應跟進。在我們(men) 國家出現了有需求而供給跟不上，甚至沒有供給的這種情況，不是企業(ye) 不想做，而是沒法做。比如高端需求，要滿足，就得供給質量提高，你得研發，但在知識產(chan) 權保護不力的情況下，你剛剛研發出來，可能模仿的就先量產(chan) 了，那誰能去搞研發呢?我稱之為(wei) “供給響應機製”失靈。

　　還有，滿足不斷提升的需求，光有品質不行，還要有品牌，品牌標誌著產(chan) 品或服務具有可以放心消費的確定性，而打造一個(ge) 品牌需要時間。但在現有的這種市場環境下，一個(ge) 品牌要打造出來是很難的。所以大家都去幹短期化的事，撈快錢，而那些研發啊、品牌啊等等，在這些方麵，企業(ye) 想做也很難。這就導致社會(hui) 供給與(yu) 社會(hui) 需求之間失衡，這種失衡不是總量的，而是結構性的，這種風險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hui) 導致經濟下行。這不是周期理論能解釋的，一旦下行，就不會(hui) 是短期性的。

　　表現在宏觀，根子在微觀，優(you) 勝劣汰的市場功能沒得到充分發揮。

　　二是金融供給與(yu) 金融需求之間的結構性失衡。這就導致金融的功能性失調，進而妨礙了供給體(ti) 係、需求體(ti) 係的自適應調整，並反映在現象層麵的所謂融資難融資貴的這些障礙性問題。其實融資難和融資貴是兩(liang) 個(ge) 問題，融資難是通道問題，屬於(yu) 體(ti) 製性問題，而融資貴是風險定價(jia) 問題，屬於(yu) 市場性問題，但常常把這兩(liang) 個(ge) 問題混為(wei) 一談。

　　還有影子銀行的問題，有一段時間把影子銀行妖魔化，就說影子銀行是個(ge) 妖怪，是風險的根源，應該要打擊，甚至要徹底取締，結果一嚴(yan) 打，導致很多民營企業(ye) 失血，流動性緊張，進而導致各種雷暴。這個(ge) 影子銀行快速發展是怎麽(me) 回事呢?其實是金融市場沒深化的一種結果。正規金融渠道不能滿足融資需求，就會(hui) 在市場裏長出一個(ge) 新的融資渠道。這是民企融資需求引發出來的金融供給，形成金融雙軌製：政府主導的金融和市場主導的金融。改變雙軌製的正確取向應當是市場化，但近兩(liang) 年來采取的很多措施是行政性的，以防風險的名義(yi) 實行疾風暴雨式的行政式監管。把表外、非標都看成是風險的一個(ge) 代名詞，其實這個(ge) 表外、這個(ge) 非標難道就是風險本身嗎?那麽(me) 現在成立銀行理財公司，這不也是在表外嘛。基於(yu) 行政權力的任性監管導致社會(hui) 融資規模急劇收縮，並一直延續到現在。

　　防風險是正確的，關(guan) 鍵是如何防風險。不是建立在市場深化基礎上，而是建立在行政權力基礎上的防風險，其結果可能適得其反。現實告訴我們(men) ，防風險未貫穿市場化的理念，多多少少還有一些計劃體(ti) 製的影子，再加上一些行政化的東(dong) 西交織在一起，使金融一直處於(yu) 受抑製的狀態。一方麵，我國的金融擴張快，行業(ye) 產(chan) 值占GDP的比重比發達國家還要高，而另一方麵我國的金融也受到嚴(yan) 重抑製，這是一個(ge) 悖論，其根源還是在金融雙軌製。

　　金融供給的半市場化，而金融需求的高度市場化，這種結構性脫節，導致我國經濟體(ti) 係內(nei) 生的不確定性擴大，並產(chan) 生回波效應，反過來使金融風險迅速擴大。而防風險的行政性路徑依賴，導致經濟風險、金融風險二者循環擴大。

　　三是公共服務供給與(yu) 公共服務需求的結構性脫節。這種結構性脫節帶來的後果是什麽(me) 呢?首先就是結構性失業(ye) 的問題。一方麵是大學生找工作困難，甚至還要去回爐去職校才能找到工作，另一方麵企業(ye) 招工也難，一些崗位找不到人。國家花了大量的錢培養(yang) 的人才，卻跟國家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需要不匹配，也就是說，我們(men) 的人力資本的積累有些是無效的。還有大量公共服務設施，由於(yu) 不是充分考慮到城市化、人口的流動，很快就閑置起來了，也就是說，過去不少投資現在看來是無效的投資。這帶來雙重風險：經濟動能不足的風險和債(zhai) 務風險，而且相互循環擴大。

　　工業(ye) 化和市場化推動的人口流動，使我國從(cong) 一個(ge) 靜態社會(hui) 變成一個(ge) 動態社會(hui) 。應當是讓公共服務跟著人走，而不是讓人回到原籍去找公共服務，這十分重要。但是我們(men) 過去長期形成的靜態社會(hui) 的觀念以及社會(hui) 體(ti) 製基礎，按照戶籍、按照地理概念去提供公共服務，在人口流動的背景下就產(chan) 生了大量的無效投資，比如建的一些學校、修建的道路，過幾年一看，學校變成養(yang) 雞場，路也變得靜悄悄。所以，公共服務供給與(yu) 公共服務需求的脫節，不隻是民生問題沒改善，而且造成了經濟後勁的不足。我們(men) 的創新發展靠什麽(me) ?靠的是人，靠的是有技能的勞動力，靠的是人才，靠的是人力資本高質量積累。如果在這些方麵出現了脫節，那麽(me) ，我們(men) 的經濟要轉型升級，新舊動能的轉換就麵臨(lin) 著動能不足的風險。

　　從(cong) 現實來分析，這種情況已經是越來越嚴(yan) 重了。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我們(men) 的公共服務體(ti) 製改革沒有跟上，比如說教育，比如說醫療，再加上社保等等，這些都涉及到公共服務的問題。科教文衛領域的改革，它的微觀基礎是事業(ye) 單位，但是我們(men) 現有的事業(ye) 單位體(ti) 製的改革是嚴(yan) 重滯後的。這樣一來，就導致了國家很多的投入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

　　我參與(yu) 各個(ge) 部門的一些活動比較多，以前見到很多部門的一個(ge) 共同說法，就是某個(ge) 部門的工作或者說做的不到位，或者說社會(hui) 上有點不滿啊，給一個(ge) 理由，就說這是國家財政投入不足。這些年來，財政規模迅速擴大，各個(ge) 方麵的財政投入也隨之跟進，財政大把投錢，以至於(yu) 到了錢多、難花的地步。現在說財政投入不足的少了，但是公共服務體(ti) 製的改革依然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其實，這就涉及到我們(men) 改革的一個(ge) 大的方麵，即社會(hui) 化的改革。過去主要圍繞經濟去改革就可以了，現在我國發展的整體(ti) 性特征越來越明顯，經濟改革往前走，社會(hui) 改革落在後頭，就像兩(liang) 條腿一樣，一條腿往前，一條腿跟不上，就劈叉了。這樣，國家整體(ti) 的發展就麵臨(lin) 相當大的風險。所以社會(hui) 領域的改革與(yu) 公共服務供給、公共服務需求之間的脫節是有關(guan) 聯的。這個(ge) 問題與(yu) 財政也是直接有關(guan) 聯的。

　　要防範上述的三大結構性失衡所造成的公共風險，站在財政金融各自的角度都無法去解決(jue) ，不能個(ge) 人隻掃門前雪。即使站在部門的角度看起來是正確的事情，但是也可能會(hui) 產(chan) 生合成謬誤。

　　4、以公共風險來推動財政金融的協同

　　從(cong) 公共風險來看，財政金融當局都是公共風險的管理者，既要及時地化解風險，更要有效地防範風險。

　　利益大鍋飯已經不存在了，但“風險大鍋飯”並未消失。預算約束軟化，以非市場方式轉移風險，如一個(ge) 國有機構的經營性風險，通過行政方式由另一個(ge) 國有機構來承擔，或者由政府來承擔，機構經營者獲得了利益，而風險甩給了其他機構或政府。還有私人機構利用“大而不能倒”的地位，或市場壟斷地位，向政府轉移風險。還有在地方招商引資過程中，以無風險方式來吸引投資者，包攬了本應由投資者承擔的幾乎所有風險，投資者包賺不賠。還有各種純粹以轉移風險為(wei) 目的的金融創新，看似以市場方式來運作，實則與(yu) 龐氏騙局差不多。諸如此類的風險大鍋飯，破壞了收益與(yu) 風險匹配的基本規則，劣化了資源配置，降低了經濟效率，擴大了整體(ti) 風險。對於(yu) 這類的公共風險，需要財政金融協同去解決(jue) 。

　　在既定的製度框架下，相對於(yu) 公共風險，財政風險本身就是一個(ge) 政策工具。當公共風險擴大，瀕臨(lin) 危機時，政府履行公共責任，沒更好的辦法，往往隻能以擴大財政風險的辦法去抑製公共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財政風險不是一種結果，而是控製公共風險的手段。當然，財政風險也有財政管理自身不完善的原因所造成的。所以，這裏頭也涉及到管理性的財政風險。

　　從(cong) 整體(ti) 來觀察，除了管理性的風險，財政風險本身就是履行公共責任的一種工具，財政是社會(hui) 最後的一道風險防線。所以，財政往往是公共風險的泄洪區，經濟、金融、社會(hui) 各個(ge) 領域出了重大風險，這個(ge) 時候要靠財政去兜，財政再兜不住了，出現財政危機，那就讓全體(ti) 國民來兜。若風險進一步蔓延，可能變成社會(hui) 危機，甚至政治危機。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財政是保持經濟社會(hui) 穩定的最後一道防線。世界各國都是如此做法。

　　從(cong) 金融角度來觀察，相對於(yu) 實體(ti) 經濟而言，金融其實也是一個(ge) 手段。金融風險的防範化解，不能孤立起來，應與(yu) 實體(ti) 經濟的風險聯係起來，通過化解實體(ti) 經濟風險來防金融自身風險。當前存在以防金融風險為(wei) 目的的傾(qing) 向，以至於(yu) 有意無意地忘掉了為(wei) 實體(ti) 經濟服務這個(ge) 根本目的。對於(yu) 金融風險，我認為(wei) 要區分微觀和宏觀。微觀看，金融機構經營的就是風險，是為(wei) 風險市場的需求者服務的。從(cong) 宏觀看，金融風險是公共風險，這兩(liang) 個(ge) 層麵的東(dong) 西是不一樣的。但是在現實中怎麽(me) 樣區分市場風險和公共風險呢?這恐怕是一個(ge) 難題，宏觀審慎也隻是提出了一個(ge) 思路和方向，所用的指標依然是微觀審慎的那一套。宏觀審慎、宏觀審慎政策、宏觀審慎監管、貨幣政策、信貸政策、金融市場政策等等都需要細分開來，當前有些東(dong) 西是混同在一起，政策難以預期、監管難以預期，導致市場預期不穩。

　　財政金融協同有兩(liang) 個(ge) 層次：一個(ge) 是政策的協同，形成各種政策方案組合。再一個(ge) 是改革的協同，形成改革方案的組合。僅(jin) 僅(jin) 政策協同是不夠的，還得從(cong) 改革層麵上怎麽(me) 樣配合，怎麽(me) 樣協調?這都是非常重要的。財政金融協同的總的目標是一樣的，但具體(ti) 目標不同。財政目標就是注入確定性，平衡公共風險與(yu) 財政風險，這超越了平衡財政收支。金融目標主要是穩定流動性，防止經濟體(ti) 係中的資金鏈變異為(wei) 風險鏈。風險本身就是不確定的，風險變成確定性的公共危機事件很難預警，風險與(yu) 行為(wei) 關(guan) 聯，很難預測，隻能靠平時的觀察分析。平時怎麽(me) 樣去進行有效的觀察監測?這需要改變金融部門的運作模式，強化後台的分析研究與(yu) “政策研發”，減少前台的“政策生產(chan) ”。提高“政策產(chan) 品”的質量。當然，在理論上也需要深化研究，為(wei) “政策研發”提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