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wei) 唐代城市的“街肆惡少”與(yu) 漢代的遊俠(xia) 具有淵源關(guan) 係，其實社會(hui) 屬性和時代屬性有很大差別。活躍於(yu) 城市社會(hui) 中的一些品質惡劣的年輕人，文獻中多有記載。這些人的成分很複雜。根據相關(guan) 資料記載，他們(men) 的社會(hui) 構成主要有以下幾類：(1)權貴豪戚子弟;(2)破落世家子弟;(3)城市貧民子弟;(4)外來人員和流動人員;(5)長期盤踞和滯留京城的低級胥吏的辭退人員;(6)各種名目的軍(jun) 隊軍(jun) 士及隸屬人員。很多情況下，不同類別多有交集，即某一個(ge) 人可能會(hui) 兼有多重身份。例如第2類、第5類、第6類都有可能集中在同一人身上。

　　權貴豪戚子弟

　　權門豪戚子弟一向是城市社會(hui) 個(ge) 性張揚的群體(ti) ，權貴子弟恃貴而驕，馳騁張揚，隋代已經有突出實例。如隋代的左翊衛大將軍(jun) 宇文述之子宇文化及和宇文智及，由於(yu) 化及弟士及尚南陽公主，兩(liang) 人更為(wei) 囂張。

　　玄宗朝的記載也不少。如李白詩中所述：“風流少年時，京洛事遊遨;腰間延陵劍，玉帶明珠袍。我昔鬥雞徒，連延五陵豪。邀遮相組織，嗬嚇來煎熬。君開萬(wan) 叢(cong) 人，鞍馬皆辟易。告急清憲台，脫餘(yu) 北門厄。”鬥雞酗酒、結伴滋事、炫耀財富等，是玄宗朝以後這些紈絝子弟及其追隨者的風格。到唐後期，情況有所不同，活躍在京城的街肆惡少已經屬於(yu) 不同的社會(hui) 階層了。

　　權貴豪戚子弟在京城的囂張和招搖，從(cong) 隋到唐後期有變化，隋代的宇文氏子弟，有恃無恐，所作所為(wei) 也不影響他們(men) 的升遷和發達。玄宗朝及其此後，更多的是“五陵少年”，社會(hui) 風氣的蛻變，使得這些少年追逐時尚，鬥雞、炫富、尋仇等，往往結伴滋事。但不少人因祖父餘(yu) 蔭，有衛官身份，盼望著建功立業(ye) 。一些詩人出於(yu) 各種考慮對他們(men) 給予了欣賞性的描述。德宗以後，京城民間社會(hui) 各種勢力活躍起來，從(cong) 隋初的權貴高門到玄宗朝的五陵少年，又有變化，市井子弟開始占據京城民間社會(hui) 的舞台。

　　沒落世家子弟

　　一些破落或沒落的世家子弟，盤踞京城，往往糾集一些層次較低的社會(hui) 惡少，滋事於(yu) 京城。上述的“五陵少年”，也與(yu) 破落世家子弟有關(guan) 。很多破落子弟，很可能追隨“五陵少年”，形成聲勢。

　　如隋朝的沈光，其家累世有官，後因政治原因而淪落，他本人早年混跡市井，成為(wei) 惡少所朋附的惡勢力，後追隨隋煬帝屢建功勳。後為(wei) 隋煬帝身邊的大將，為(wei) 保護隋煬帝，粉碎宇文化及的謀反而死。

　　這類破落世家子弟，在京城炫耀和張揚的方式似乎比權貴子弟層次低了些，他們(men) 的最高理想是靠立軍(jun) 功升遷。

　　城市貧民階層

　　如果說唐前期的京城惡少大多是攀附於(yu) 權貴豪戚甚至沒落世家子弟，那麽(me) 到了唐後期，活躍於(yu) 京師的“惡少”則已有了變化。占據城市舞台中心的惡少已經從(cong) 權貴豪戚子弟轉為(wei) 一般城市貧民和市民子弟了，他們(men) 的炫耀和展示自身的方式更加“城市化”和“低俗化”了。崔沔所作《應封神嶽舉(ju) 賢良方正第二道》中有問答，“問：屠釣關(guan) 拆之流，雞鳴犬吠之伍，集於(yu) 都邑，蓋八萬(wan) 計。”形容市井之徒雲(yun) 集京城之盛。但八萬(wan) 的數字如何得出，不詳。

　　這些坊市惡少，刺青紋身成為(wei) 時尚和標識，不僅(jin) 囂張於(yu) 街肆，並且敢與(yu) 官府叫板，挑戰權威。《酉陽雜俎》卷8《鯨》載：“上都街肆惡少，率髠而膚劄，備眾(zhong) 物形狀。恃諸軍(jun) ，張拳強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胛擊人者。”

　　還可舉(ju) 出如大寧坊力者張幹，“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力者張幹，從(cong) 稱謂和名字看，都是靠力氣吃飯、社會(hui) 階層比較低的人。

　　長期盤踞和滯留京城的低級胥吏和雜任中的辭退人員

　　京城長安雲(yun) 集著中央官署和京兆府各級各類官署，任職人員包括低級官吏和胥吏及雜職人員。《資治通鑒》雲(yun) ：“官自三師以下一萬(wan) 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上五萬(wan) 七千四百一十六員。”《唐律疏議》雲(yun) ：“流外官者，謂諸司令史以下，有流外告身者。雜任，謂在官供事，無流外品。”上述諸書(shu) 記載的低級任職人員，可以說除州縣地方職任，大多集中在京城各官署，可以分為(wei) 流外官、雜任雜職、色役三個(ge) 層次或類別。

　　李錦繡《關(guan) 於(yu) 唐後期官與(yu) 吏界限的幾點思考》一文，同意日本學者礪波護的唐後期胥吏人數增加的觀點，並指出，僅(jin) 財政領域的胥吏增加了近13倍。根據李錦繡文，我們(men) 可以得知，一是唐後期胥吏數量的成倍甚至成十倍的增加，尤其是關(guan) 鍵部門，雖然傳(chuan) 統的舊有的胥吏職位很多已經被後起的吏職甚至是官職所取代，但大量的色役和雜使等充斥著各個(ge) 部門是不爭(zheng) 的事實。

　　嚴(yan) 耕望對這些人口數量的估測是：“長安城全部中央官署之官員胥吏，加京兆府、長安、萬(wan) 年兩(liang) 縣之官員胥吏之人數，必當在五萬(wan) 以上。”長安各級各類官署官與(yu) 吏的比例，或低品加胥吏與(yu) 中品以上的比例，至少不應低於(yu) 4：1，那麽(me) ，長安的胥吏應不少於(yu) 4萬(wan) ，若加上不在編製內(nei) 的雜任、雜職掌，人數會(hui) 更多。

　　這些群體(ti) 雖然正史記載中著墨不多，但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如五坊小兒(er) 、各宦官機構小使、宮市中的“白望”、公主府中的混混等。唐後期還是可以搜集到很多具體(ti) 而生動的記載。

　　外來流動人口

　　關(guan) 於(yu) 唐代長安城的人口數量，很多學者做過估算。嚴(yan) 耕望先生的《唐代長安人口數量估測》，對外來流動人口僅(jin) 僅(jin) 給予了約五萬(wan) 左右的估測，遠遠少於(yu) 實際的數量。其中，從(cong) 農(nong) 村和外地湧進都城的外來流動人口沒有計算充分，是主要原因之一。嚴(yan) 先生將流動人口分為(wei) 季節性流動與(yu) 非季節性流動。非季節性流動人口包括四方商人、地方州府吏員進京公幹、外國公私人等、留學生、僧徒、每月2900餘(yu) 在京當值的諸使司丁匠幕士，還有將作監、少府監隸屬工匠共34850人，根據需要分番上京當值，具體(ti) 數字不詳。季節性流動人口，包括參加吏部銓選的選人，參加禮部科舉(ju) 的舉(ju) 子、州府朝集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