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是人類文明史上的瑰寶，也是中國人乃至全球華人“文化自信”的底氣所在。湖北襄陽作為(wei) 國務院較早公布的62座“曆史文化名城”之一，既得到中華文化持續、全麵滋養(yang) ，也為(wei) 中華文化的豐(feng) 富發展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在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中，襄陽元素繁多，地位功能獨特。

　　悠久曆史滋養(yang) 的襄陽元素。早在西周時期，今襄陽地區分布著眾(zhong) 多的方國和部族，如穀國、唐國、鄧國、盧國等等。早期的眾(zhong) 多方國奠定了襄陽行政區劃的基礎。春秋戰國時期，今襄陽地區納入楚國統治。楚國在這一地區設立縣級政區，如權縣、鄧縣、廬縣等等。西漢時期，設立襄陽縣。東(dong) 漢時期，今襄陽轄區內(nei) 的縣級行政區有所增加。公元190年，劉表主政荊州，把荊州治所遷至襄陽，奠定了襄陽在三國及以後曆史中的輝煌地位。西晉的開國元勳羊祜向朝廷推薦杜預鎮守襄陽，拉開了三國歸晉的序幕，加之諸葛亮向劉備獻《隆中對》，很多學者把襄陽既看作是三國文化之源頭，也看作是三國文化之結尾。說起從(cong) 東(dong) 漢到三國這一段重要時期，就不得不提及曆史上著名的一個(ge) 人和一件事。“一個(ge) 人”就是東(dong) 漢開國皇帝——光武帝劉秀，《後漢書(shu) ·光武帝紀》說：“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之孫也。”《後漢書(shu) 》中對劉秀家族在其祖父一代遷至白水鄉(xiang) 的事情亦有記載。據有關(guan) 部門考證，南陽蔡陽是今天的湖北棗陽市，西漢末年，棗陽版圖內(nei) 設有四縣，即北有湖陽縣，西北有棘陽縣，東(dong) 有複陽縣，西南有蔡陽縣。關(guan) 於(yu) 白水鄉(xiang) 的方位，《水經注》記載：“光武帝舊宅在城東(dong) 南40裏即白水村，又曰皇村。”唐代李賢為(wei) 《後漢書(shu) 》作注道：“光武舊宅在今棗陽縣東(dong) 南，宅南二裏有白水焉。”這些史料是證實光武帝為(wei) 襄陽人的有力證據。另外的“一件事”指的是三顧茅廬的故事。三國時期，水鏡先生司馬徽向劉備舉(ju) 薦人才，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遂有了三足鼎立之功業(ye) 。這發生在襄陽的“三顧茅廬”(一說在河南南陽)，或許是中國曆史上世人最熟悉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大事件。盡管學界對光武帝的出生地、對三顧茅廬的發生地都存在不同看法，但在客觀上、在襄陽人的心裏，光武帝和三顧茅廬已與(yu) 襄陽的曆史文化密不可分了。光武帝的雄才大略和傳(chuan) 奇人生也帶給了襄陽生動傳(chuan) 奇的色彩，三顧茅廬這種重賢才、引賢才、尚謀略的政風民俗，也被本區域深深認可並薪火相傳(chuan) ，且對中華文化的相關(guan) 領域產(chan) 生了重大影響。

　　詩書(shu) 文人中的襄陽元素。中國文學的兩(liang) 大源頭《詩經》《楚辭》均發源和交匯於(yu) 漢江流域，襄陽作為(wei) 漢水文化的核心區，為(wei) 兩(liang) 大文學詩篇的形成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宋玉和王逸是《楚辭》的主要作者，解佩渚(襄陽城老龍堤北麵漢江裏的一大片林木蔥蘢、莽莽蒼蒼的沙洲)則是《詩經·漢廣》描寫(xie) 漢水女神故事的發生地。唐詩是中華文化的一座高峰，襄陽也是這座高峰中的搶眼看點。有資料統計，全唐詩近5萬(wan) 首，襄陽籍詩人所作或因襄陽景物而生的唐詩達4000多首，約占1/9左右，這已為(wei) 清代蘅塘退士所選編、流傳(chuan) 較廣的《唐詩三百首》所印證。此書(shu) 中有27首或為(wei) 孟浩然等襄陽人所寫(xie) ，或為(wei) 王維等詩人寫(xie) 襄陽而作。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馳名天下的詩人都來到過襄陽，於(yu) 是似乎形成了一個(ge) 有趣的現象：在唐代詩人中，如果既沒有到過襄陽，也沒有寫(xie) 過襄陽，完全跟襄陽沒有“沾上邊”的詩人，便不大可能是大詩人。在這一點上，中國數百個(ge) 城市中，除西安、洛陽外，鮮有城市可以比肩襄陽，享有這份“殊榮”。《昭明文選》為(wei) 中國文學分類史上的奠基之作，唐宋以前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說。襄陽古城內(nei) 的昭明台，就是襄陽人為(wei) 懷念昭明太子網人才、編文選的功德而修建的紀念性建築。諸多詩書(shu) 、文人與(yu) 襄陽聯係之緊，讓襄陽美名遠播的現象，是今天人們(men) 了解襄陽、走進襄陽、遊曆襄陽的重要捷徑。

　　封建社會(hui) 朝代更迭中的襄陽元素。縱觀中國古代數千年的封建社會(hui) 發展曆程，襄陽總是在朝代更迭過程中扮演著地標性、征兆性角色，得失襄陽成為(wei) 一個(ge) 政權興(xing) 衰的前兆。正如刻寫(xie) 於(yu) 南宋時期的《李曾伯紀功銘》銘文所言：“壯哉峴，脊南北;繄墉壑，畿陵穀;乾能夬，剝斯複;千萬(wan) 年，屏吾國。”蒙元與(yu) 南宋兩(liang) 大統治集團就是為(wei) 了爭(zheng) 取襄陽城的歸屬，曾打了持續六年的大戰，成為(wei) 世界戰爭(zheng) 史上少有的持續時間如此之長的局部戰役。襄陽保，南宋存，襄陽失，南宋亡。與(yu) 此同時還留下了世界兵器史上少有的以地名命名的兵器“襄陽炮”。明末，闖王李自成起義(yi) ，初期在陝豫鄂毗鄰地區四處轉戰，被明朝政府追殺得東(dong) 躲西藏，後來起義(yi) 軍(jun) 在襄陽誓師，得以積聚力量，一路北上，攻克了紫禁城，滅掉了明王朝。金庸先生或許是看到襄陽具有“脊南北”“屏吾國”的地理特征，塑造了郭靖、黃蓉鎮守襄陽等係列故事，讓讀者對襄陽豐(feng) 富的勝景及軍(jun) 事重鎮的神秘心生向往。襄陽雖僅(jin) 為(wei) 鄂豫陝渝毗鄰地區的一座城市，在冷兵器時代成為(wei) 中國“兵家必爭(zheng) 之地”之一，幾乎與(yu) 中國曆史進程中的每個(ge) 重大轉折點都聯係在了一起。

　　城池文化中的襄陽元素。襄陽從(cong) “漢晉以來，代為(wei) 重鎮”，殊不知在方圓130平方公裏內(nei) ，既有2800年建城史的樊城、襄陽城，還有3000多年建城史的西周鄧城遺址。一個(ge) 城市內(nei) 有三座獨立建城的古城，全國少有，是中國城池文化的一種獨特現象。在冷兵器時代，中國城池修建極其重視防禦功能，一是人工修築厚牆高牆;二是充分利用山水資源變為(wei) 防禦屏障。2.5平方公裏的襄陽古城將此兩(liang) 點發揮到極致，古城北部以漢江天塹作護衛屏障，東(dong) 、南、西三麵挖掘了曆史文化名城中最寬的護城河，最寬處達180多米，被譽為(wei) “華夏第一城池”，千百年來，因襄陽古城易守難攻，遂留下“鐵打的襄陽”之美譽。

　　開放包容社會(hui) 心態中的襄陽元素。襄陽在中國地理空間中的重要性，唐太宗李世民用一句話作了高度概括，“天下之要領，襄陽實握之”。處於(yu) 這一地理坐標上的襄陽人，千百年來開放而包容，民諺道“無論天南海北客，來了便是襄陽人”。東(dong) 漢初平元年，劉表將荊州治所從(cong) 常德遷到襄陽。南北朝時期，由於(yu) 長安一帶戰亂(luan) 不止，雍州治所僑(qiao) 立於(yu) 襄陽，領郡十七。襄陽雖是天生的戰略要地，多有戰爭(zheng) 波及，但也有階段性的安穩太平之年。東(dong) 漢末年，北方戰亂(luan) ，劉表治下的荊州成為(wei) 一座安寧祥和的世外桃源，數以千計的士人紛紛來到襄陽，諸葛亮、司馬徽、徐庶、崔州平等一大批謀略精英，經學家宋忠、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書(shu) 法家梁鵠、音樂(le) 才子杜夔等一大批傑出人士齊聚襄陽，使襄陽臨(lin) 時成為(wei) 中國的學術中心、文化中心。以漢江為(wei) 交通軸線，中央政權連接、管控南中國廣大地區，襄陽占“南船北馬，七省通衢”之便利，牆梔如林、萬(wan) 商雲(yun) 集，至今留有山陝會(hui) 館、撫州會(hui) 館等20多家會(hui) 館，官廳碼頭等30多個(ge) 碼頭。襄陽人、東(dong) 晉史學家習(xi) 鑿齒邀請高僧釋道安住襄陽15年，研究佛學，講經弘法，統一佛教姓釋，確立僧規戒律，首創中國僧製，編撰中國第一部佛經目錄，對中國文化佛釋道格局的形成具有極大的影響。全國各地的文化習(xi) 俗、生活習(xi) 慣在襄陽都能得到包容。

　　創新創造文化中的襄陽元素。在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創造精神”中，襄陽亦有精彩表現。楚人先祖熊繹被封荊山腳下，曾為(wei) 蕞爾小國，經過“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艱苦奮鬥，發展成戰國七雄。襄陽處於(yu) 荊山楚源，千百年來艱苦奮鬥的精神如同襄陽人的基因，在不同的時代，都表現出極強的創新創造力。楚國革故鼎新的傳(chuan) 統也源於(yu) 襄陽。宋代大畫家米芾也是襄陽奇人，書(shu) 畫自成一家，創立了“米點山水”畫派，點墨畫法自此起源。

　　正統史學觀中的襄陽元素。所謂正統史學觀就是維護國家和民族統一和平的史學觀。正是國人這種史學觀、世界觀的賡續和弘揚，數千年來，封建王朝更迭不斷，割據和統一交替發生，但中國向往大一統的意識占據著主導地位，實現大一統的時間也是居多數。史學家習(xi) 鑿齒對這種正統史學觀的堅守和光大，發揮了極為(wei) 重要的作用。他著有《漢晉春秋》等著作，他認為(wei) 國家和民族統一才算真正的朝代，三國時期屬於(yu) 東(dong) 漢末期亂(luan) 世;以仁愛治天下才是王道，暴政馭民非治國理政之道;三國時期，劉備在道統上具有合法性，雖然在軍(jun) 事實力上蜀弱，但蜀漢政權為(wei) “勁蜀”;治國理政要“盡人事聽天命”，始終保持主動進取精神。習(xi) 鑿齒的這種史學觀對後世的影響很大，宋元明清包括朱熹等大學問家，都沿襲了他的正統論觀點，著述史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