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醫嚇人、庸醫害人、庸醫誤人”現象在我們(men) 這個(ge) 社會(hui) 已較為(wei) 普遍，而且人們(men) 在生活中也較為(wei) 容易感受到。有一種現象在我們(men) 學界其實也較普遍，但大家卻不容易發現，那就是一些昏庸的社會(hui) 科學研究者常提出損人聽聞的判斷和有害社會(hui) 的政策建議。這一現象激起我對我們(men) “三農(nong) ”問題研究的反思。

　　我曾在拙文“超越直覺經驗”（《天津社會(hui) 科學》2010-03）一文裏，提出“三農(nong) ”研究不能停留在直覺經驗層麵上，更不能憑直覺經驗輕易地對全局作出判斷或下結論，而且基於(yu) 局部經驗而對全國的“三農(nong) ”政策提出的對策建議可能存在較大問題。所以，我倡導要用係統、規範和科學地方法來處理和分析經驗材料，而不是輕率地從(cong) 某個(ge) 個(ge) 案經驗得出一般性的甚至是全局性的結論。一位年輕學者曾批我的觀點錯誤，並提出所謂“經驗本位”。“經驗本位”的觀點其實就是為(wei) 根據表層的直覺經驗進行輕率推論的研究作辯護，此種研究方法犯了一個(ge) 嚴(yan) 重的認識論錯誤，那就是科學研究的目的是要科學地、準確地分析和認識問題，而不是為(wei) 經驗而經驗，經驗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為(wei) 了達到科學、合理的認識，我們(men) 需要有更係統、更全麵的方法，而不僅(jin) 僅(jin) 是經驗。

　　現實生活中，對很多問題的認識如果僅(jin) 僅(jin) 根據直覺經驗，往往會(hui) 出現錯誤的認識。譬如，我們(men) 每天看到太陽從(cong) 地平線升起，如果我們(men) 認為(wei) 太陽是動的，而地是不動的，這就犯了直覺經驗主義(yi) 的錯誤。所以，從(cong) 科學認識論的角度來看，要想獲得對客觀事物的正確認識，必須運用科學的方法全麵係統地分析現象。

　　在“三農(nong) ”問題研究中，經驗調查可以說必要的，因為(wei)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但並不是有了調查就可以輕率發言。此外，調查經驗也不是越多就越好，而應該是方法越科學就越有效。譬如，庸醫的存在並非因為(wei) 他們(men) 缺少臨(lin) 床經驗，而恰恰相反，正是因為(wei) 他們(men) 已經麻木於(yu) 臨(lin) 床經驗而不思進取，不求在病理知識和診斷方法上加以深入地、科學地探究，致使他們(men) 的經驗認識方法幾乎與(yu) 普通人已經沒有什麽(me) 兩(liang) 樣，這才是他們(men) 出現誤診和醫治無效的根本原因。同樣，如果“三農(nong) ”研究者麻木於(yu) 一般性經驗調查，隻是到一些村莊轉悠一圈，然後就“大筆一揮”，感慨“中國農(nong) 村目前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解決(jue) 這些問題“應該如何如何”。在我看來，這樣的研究模式與(yu) 庸醫看病模式沒有區別，這會(hui) 起到杞人憂天和誤導公眾(zhong) 的效果，對“三農(nong) ”健康發展其實會(hui) 起到副作用。

　　那麽(me) ，我們(men) 究竟該怎樣研究“三農(nong) ”問題呢？這個(ge) 問題既簡單又複雜。說其簡單，因為(wei) 我們(men) 可以對此問題作出一個(ge) 簡單的回答，那就是：科學係統地研究。說其複雜，那就是要做到科學係統的研究，則是一個(ge) 複雜的過程。

　　目前，在“三農(nong) ”研究領域，有多個(ge) 學科的涉入，研究者主要來自社會(hui) 學、政治學和經濟學領域，盡管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所關(guan) 注的問題及看問題的視角可能會(hui) 存在差異，但作為(wei) 科學係統的研究，其方法論原則應該是一致的，那就是我們(men) 都需要遵循華萊士的“科學之環”程序，從(cong) 問題及其理論背景出發，通過操作化和經驗驗證，最後再回到對問題的理論性解釋之上。

　　然而，我們(men) 的一些農(nong) 村研究則直接從(cong) 經驗操作出發，並跳過對理論假設的檢驗環節，再直接到對一些大問題的回答之上。這樣的研究省略了係統研究的兩(liang) 個(ge) 重要環節，直接從(cong) 經驗到理論甚至宏觀政策，真可謂“短平快”。

　　科學的思維方式非常注重標準化或規範化的程序，正如法治秩序注重程序正義(yi) 一樣。盡管不規範的研究程序有時也可能得到正確的結果，但程序的不規範本身就背離了科學性原則，猶如程序不正義(yi) 本來就背離了法治原則。

　　如今的一些“三農(nong) ”研究，被動地跟隨形勢而缺少理論自覺，尤其是科學方法的意識較為(wei) 淡薄，以至於(yu) 我們(men) 的較多研究成果過於(yu) 膚淺，甚或有誤導公眾(zhong) 和決(jue) 策之傾(qing) 向。例如，當下的農(nong) 村研究較多地采用個(ge) 案研究法，個(ge) 案調查實則是典型調查，即通過對一個(ge) 或幾個(ge) 典型個(ge) 案的深入、係統調查，以達到對此類事物的構造及運行機理有具體(ti) 的、直觀的認識。很顯然，個(ge) 案研究隻能幫助我們(men) 認識典型或類型，而不能用於(yu) 推論一般和總體(ti) ，因為(wei) 個(ge) 案很可能是特例，有著自己的特殊性。然而，一些農(nong) 村研究者常常僅(jin) 憑對一個(ge) 村或幾個(ge) 村的簡單調查，然後就得出“中國農(nong) 村如何如何”之類的一般性推論，如對幾個(ge) 村的走訪觀察，就提出當前農(nong) 村的階層結構是怎樣的，這種草率的推論應該在農(nong) 村研究中盡量減少和避免，否則其帶來的負麵效應將難以估量。

　　縱觀新中國農(nong) 村發展之曆史，其中一個(ge) 慘痛教訓就是外在力量賦予農(nong) 村的“改造”邏輯，尤其是那些所謂理想的改造邏輯，其實往往包含了以點代麵、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而我們(men) 的決(jue) 策者恰恰聽取了這樣的政策建議，極力在全國農(nong) 村推行單一化的改造措施，結果卻大大破壞了農(nong) 村地方性社會(hui) 的自身和內(nei) 在發展動力。所以，作為(wei) 負責任農(nong) 村研究者，應該吸取曆史教訓，不要輕率地給出“總體(ti) 性”的農(nong) 村改造政策建議，尤其應該避免僅(jin) 從(cong) 幾個(ge) 個(ge) 案研究就得出關(guan) 於(yu) 總體(ti) 形勢的判斷。不然的話，我們(men) 就如同庸醫，“誤診”將導致“誤人”的結果。

　　提升“三農(nong) ”研究水平，避免經驗研究“過密化”或研究的平庸化，關(guan) 鍵在於(yu) 我們(men) 要在“三農(nong) ”研究中，樹立科學的方法意識。科學研究方法意識的培養(yang) ，應前置於(yu) 對學生的專(zhuan) 業(ye) 訓練過程之中。鼓勵學生在關(guan) 注“三農(nong) ”問題和經驗調查的同時，要堅持科學係統的原則。隻有在打牢專(zhuan) 業(ye) 基礎理論和方法基礎之上，專(zhuan) 業(ye) 研究水平才有提升的空間。如果我們(men) 教師的科學方法意識淡薄，甚至認為(wei) 方法僅(jin) 僅(jin) 是形式，我們(men) 要的隻是結果，那麽(me) 這就把我們(men) 的學生也引向浮躁和功利的歧途。

　　提高“三農(nong) ”研究方法的科學性、有效性，我們(men) 應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去不斷加強：一是在定性的實地調查方麵，要做到真正“沉下去”，把調查做實、做係統、做深入。不應把科學的實地調查演變為(wei) 行政性的、走馬觀花式的“考察”，更不應把東(dong) 拚西湊的考察經驗作為(wei) 科學研究材料，而是要把一個(ge) 田野點當作科學的“實驗室”，深入係統地對田野對象加以觀察研究，並對觀察經驗加以係統分析，以達到對一個(ge) 村、一個(ge) 鎮或一個(ge) 縣農(nong) 村的真正透徹的認識。二是在對全國“三農(nong) ”問題的認識方麵，應加強方法的創新，不斷提升科學的綜合抽樣調查研究方法之水平。隻有通過科學的抽樣方法，以及對抽樣調查數據的科學分析，才能達到科學準確地推論總體(ti) 之目的。目前，一些“三農(nong) ”問題研究，尤其是政治學和人類學的研究，對抽樣調查和定量方法持有排斥、懷疑甚至偏見，而他們(men) 卻又對有關(guan) “三農(nong) ”的總體(ti) 性和一般性問題特別熱衷，這實際是問題與(yu) 方法的悖論，僅(jin) 僅(jin) 靠田野調查和個(ge) 案研究是不足以達到認識一般的。對“三農(nong) ”發展的總體(ti) 趨勢和一般規律的研究，抽樣調查和定量分析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至於(yu) 我們(men) 該研究怎樣的“三農(nong) ”問題，我認為(wei) 應該堅持“真問題、大問題”的原則。所謂“真問題、大問題”，也就是與(yu) “三農(nong) ”的結構、變遷、製度和發展密切相關(guan) 的、與(yu) 學科理論脈絡有聯係的問題，而不是諸如農(nong) 村“留守”問題、“混混”問題、“農(nong) 民工返鄉(xiang) 創業(ye) ”問題之類的表象問題。“三農(nong) ”研究者應強化的是研究問題意識，即理論問題意識，而不是要隨波逐流，忙於(yu) 追蹤那些熱點問題。科學研究不是新聞工作，新聞工作可以隻追蹤熱點現象，而研究者的任務則需要透過表象去探尋研究問題以及對問題的科學認識。

　　總之，現在是我們(men) 該梳理和反思“三農(nong) ”問題研究話語的時候了，我們(men) 該反思我們(men) 在“研究”、在“建言獻策”之時，是否製造了話語霸權；我們(men) 該反思在各自的“三農(nong) ”研究中，所扮演的研究者角色是否墮入了“庸醫”之流。這樣的反思可能不僅(jin) 僅(jin) 是我們(men) 個(ge) 人需要做的，而且可能是我們(men) 這個(ge) 行業(ye) 需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