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作為(wei) 最早步入現代社會(hui) 的國家，既是19世紀西方社會(hui) 科學的學術重鎮，也是20世紀史學流派迭出與(yu) 學術思想多元的國家。20世紀英國史學格局呈現出的內(nei) 涵特質與(yu) 學術景象，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麵：一是50年代前非馬克思主義(yi) 史學內(nei) 部出現史學流派與(yu) 學術思潮的嬗變。以社會(hui) 史家喬(qiao) 治·屈維廉為(wei) 代表的自由主義(yi) 史學、以政治史家劉易斯·納米爾和赫伯特·巴特菲爾德為(wei) 代表的保守主義(yi) 史學、以經濟史學家喬(qiao) 治·科爾和理查德·托尼為(wei) 代表的工黨(dang) 史學、以阿諾德·湯因比為(wei) 代表的文化形態史學等流派，各領一時風騷。二是六七十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yi) 史學在與(yu) 非馬克思主義(yi) 史學的對話交鋒中，逐漸發生了方向性轉變，取得了階段性進步。同時，20世紀英國史學的跨學科特征不斷得到強化，新史學理論、新史學方法與(yu) 新學科領域不斷產(chan) 生。劍橋大學“曆史人口與(yu) 社會(hui) 結構研究小組”的彼得·拉斯萊特等人開創的曆史人口學派與(yu) 堪稱主流的經濟社會(hui) 史學派並駕齊驅，昆廷·斯金納倡導政治思想史的“劍橋學派”風頭強勁，微觀敘事史與(yu) 新文化史學不分伯仲，英國馬克思主義(yi) 整體(ti) 社會(hui) 史學異軍(jun) 突起，勾畫了戰後英國新史學思潮的複雜景觀。三是專(zhuan) 業(ye) 期刊、史學機構與(yu) 學術流派交互湧現、齊頭並進，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全國性史學機構有“英國曆史協會(hui) ”和“英國皇家曆史學會(hui) ”，同時《英國曆史評論》《激進曆史評論》《新左派評論》《過去與(yu) 現在》《今日馬克思主義(yi) 》《共產(chan) 主義(yi) 評論》《曆史工作坊雜誌》等期刊創辦發行，成為(wei) 發表學術著述和傳(chuan) 播史學觀念的重要載體(ti) ，促進了20世紀英國史學的變革與(yu) 學術流派的演進。

　　在20世紀英國諸多史學流派中，馬克思主義(yi) 史學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這不僅(jin) 在於(yu) 其著史範圍宏闊，著作形態多樣，也不唯在於(yu) 史家群體(ti) 在史學方法論上的相一致，更在於(yu) 麵對共同或不同的學術批評者時，群體(ti) 史家不斷調整史學宗旨和更新學術方向，運用史學反思的恰當理念，通過史學實踐的文化路徑，進行了持續不懈的專(zhuan) 業(ye) 化回應。

　　英國馬克思主義(yi) 史學大致可分為(wei) 兩(liang) 代史家群體(ti) 。從(cong) 20世紀三四十年代起，英國產(chan) 生了第一代馬克思主義(yi) 史家群體(ti) 。其中，埃裏克·霍布斯鮑姆的史學係列著作，展示了世界體(ti) 係建構的史學實踐方式，表現了馬克思主義(yi) 整體(ti) 社會(hui) 史學的大眾(zhong) 化敘事魅力。愛德華·湯普森側(ce) 重階級構成的文化解釋模式和底層敘事研究，彰顯了英國馬克思主義(yi) 新社會(hui) 史家對馬克思階級理論的批判性發展與(yu) 文化反思態度，大有引領後來者的文化史學實踐意義(yi) 。

　　作為(wei) 戰後英國史學界的新生力量，第二代馬克思主義(yi) 史家群體(ti) 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代背景下逐漸成長的：有的如拉斐爾·薩繆爾那樣通過參與(yu) 新“左派”運動、女性主義(yi) 運動與(yu) 社會(hui) 思潮建構的實踐方式，以著書(shu) 立說進入職業(ye) 史壇而嶄露頭角。有的如希拉·羅博瑟姆那樣追隨六七十年代新社會(hui) 文化史的學術動向，通過參與(yu) “曆史工作坊運動”而聲名遠播，對70年代以來英國女性主義(yi) 史學複興(xing) 及實踐傳(chuan) 播作出了貢獻。有的如佩裏·安德森那樣觸及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文化學和曆史學諸多學科領域，或者從(cong) 新“左派”理論、政黨(dang) 政治、文化批評和社會(hui) 形態的角度，出版了有關(guan) 西方馬克思主義(yi) 理論傳(chuan) 統及曆史唯物主義(yi) 理論研究的係列著述;或者從(cong) 社會(hui) 現代性到後現代性的理論出發，反思社會(hui) 曆史與(yu) 現實訴求，發表了聚焦於(yu) 文化源流、曆史思想與(yu) 英國特性等主題的大量論著。

　　在20世紀30—90年代英國的時空範疇內(nei) ，“英國馬克思主義(yi) 史學思潮變遷”的階段性特征鮮明，既體(ti) 現了由黨(dang) 派史學向科學史學轉變、學術政治化走向學術思想化的曆程，又昭示了史學觀念的更替性和史學實踐的連續性：第一，學派形成階段(20世紀30—50年代)。該階段既是群體(ti) 史學觀念的生成與(yu) 發軔時期，又是奠立學術規範的醞釀時期，史學範式實現了由經驗主義(yi) 向馬克思主義(yi) 的嬗變，是英國馬克思主義(yi) 理論傳(chuan) 統的萌芽勃發期。該階段的史學實踐表現了黨(dang) 派史學意識形態取向逐漸淡化，馬克思主義(yi) 史學理論取向則越發鮮明，也呈現了英國傳(chuan) 統勞工史轉向經濟社會(hui) 史的學術進步與(yu) 發展路徑。第二，學派發展階段(20世紀60—70年代)。該階段是英國馬克思主義(yi) 史學的學術範式日漸成熟時期。在傳(chuan) 統勞工史的基礎上，勞工生存狀況重新成為(wei) 重點關(guan) 注對象，激進史學傳(chuan) 統與(yu) 新勞工史範式深度結合起來。第一代馬克思主義(yi) 史家群體(ti) 倡導從(cong) 社會(hui) 經濟史轉向英國馬克思主義(yi) 整體(ti) 社會(hui) 史學的“文化”分析傳(chuan) 統，文化批評意識日益凸顯。第三，學派轉型階段(20世紀80—90年代)，這是英國馬克思主義(yi) 史學漸趨沉寂與(yu) 複蘇時期。第一代史家群體(ti) 在與(yu) 第二代史家群體(ti) 展開社會(hui) 批判與(yu) 學術論爭(zheng) 的史學境遇中，在70年代後歐美解構主義(yi) 思潮的背景下，重新尋求史學變革的內(nei) 在力量，深化了馬克思主義(yi) 史學傳(chuan) 統及新文化史研究。第二代史家群體(ti) 則在英國史學“文化”轉向中重新調整學術領域，賡續湯普森等人倡導史學“文化”轉向的思想遺產(chan) 與(yu) 實踐成就，展現英國馬克思主義(yi) 史學及其社會(hui) 文化特征的路向。

　　英國馬克思主義(yi) 史學研究經由傳(chuan) 統勞工史、經濟社會(hui) 史到社會(hui) 文化史的“文化”轉向，反映了英國馬克思主義(yi) 史學對西方“新社會(hui) 史”及“新文化史”的理論貢獻及實踐成效，表露了英國馬克思主義(yi) 史學的階段性特征及研究進路。在後現代主義(yi) 挑戰、社會(hui) 批判理論和文化研究理論的影響下，霍布斯鮑姆重視從(cong) 社會(hui) 結構理論與(yu) 曆史文化結構的曆史考察，既通過對法國結構主義(yi) 馬克思主義(yi) 的文化批評，撰寫(xie) 大量的史學理論文章，反映了其對待曆史文化的立場與(yu) 態度，又出版了《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20世紀人生》《斷裂的年代：20世紀的社會(hui) 與(yu) 文化》等多部具有文化史取向的著作。霍布斯鮑姆的論著聚焦全球曆史意識、時代精神現象與(yu) 曆史文化變遷，凸顯了馬克思主義(yi) 整體(ti) 社會(hui) 史學的文化實踐風格。湯普森史學研究的“文化”轉向及成就尤為(wei) 值得重視，其《理論的貧困及其他》和《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兩(liang) 部經典著作，從(cong) 文化批評的理論譜係與(yu) 底層曆史的文化維度上，客觀塑造了其“文化馬克思主義(yi) 史家”的典型形象。馬克·貝維爾是湯普森事業(ye) 的繼承者，其深受《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影響而寫(xie) 作的《英國社會(hui) 主義(yi) 的形成》，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湯普森文化研究範式的思想回應與(yu) 實踐表達，也是一部融合了政治學意識、曆史學思維和文化學視域等的重要著作。薩繆爾的代表性著作《記憶的戲台》則從(cong) 大眾(zhong) 記憶來源與(yu) 文化象征符號的角度，重點討論西方馬克思主義(yi) 文化思潮影響下的文化史學書(shu) 寫(xie) 與(yu) 意義(yi) 重構問題。英國馬克思主義(yi) 史學的重要成員往往兼具馬克思主義(yi) 史家與(yu) 文化理論家的雙重身份。第二代馬克思主義(yi) 史家同時也是“英國文化理論家的領軍(jun) 人物”的斯圖亞(ya) 特·霍爾認為(wei) ，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與(yu) 社會(hui) 》《關(guan) 鍵詞》《漫長的革命》《鄉(xiang) 村與(yu) 城市》及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等堪稱五六十年代英國文化研究奠基之作，有力促進了英國馬克思主義(yi) 史學思潮的“文化”轉向。

　　從(cong) 當代西方新史學趨勢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新史學的重要表征是史學的“文化”轉向研究。英國兩(liang) 代馬克思主義(yi) 史家群體(ti) 共同演繹出一條馬克思主義(yi) 整體(ti) 社會(hui) 史和西方新文化史的交融並進軌跡，凸顯了英國史學的文化史路徑。湯普森對於(yu) 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分析，影響了美國馬克思主義(yi) 史家大衛·蒙哥馬利和赫伯特·古特曼的新勞工史路向，與(yu) 美國馬克思主義(yi) 史家尤金·吉諾維斯對於(yu) 黑人奴隸製與(yu) 社會(hui) 結構的文化解釋相映成趣。湯普森史學研究的“文化”轉向堪與(yu) 娜塔莉·戴維斯和勒華·拉杜裏等頗具特色的文化史闡釋媲美，共同夯實了新文化史範式的學術基礎，佐證了英國馬克思主義(yi) 史學的“文化”轉向及史學意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