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文明飛速發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貧困問題依然困擾著不少國家。新世紀伊始，189個(ge) 國家便在聯合國首腦會(hui) 議上簽署了《聯合國千年宣言》，正式承諾要將全球貧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以1990年的水平為(wei) 標準)。十幾年匆匆而過，一些國家依然飽受貧困困擾，而中國卻成為(wei) 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也是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成為(wei) 聯合國國際開發署所認定的“減貧績優(you) 生”。放在國際比較視野下，中國式減貧和西方過去所推行的傳(chuan) 統減貧模式有何異同?中國的減貧經驗對自身乃至國際社會(hui) 能夠提供哪些有益的借鑒和啟示?

　　一、西方傳(chuan) 統減貧模式的局限與(yu) 反思

　　貧困不是新問題，而是與(yu) 人類社會(hui) 相伴生。二戰後，國際社會(hui) 普遍認識到貧困絕不僅(jin) 僅(jin) 是經濟問題，而是事關(guan) 人權、安全、和平的關(guan) 鍵要素，因而擺脫貧困也被認為(wei) 是國家對其人民所必須承擔的、無可推卸的基本責任。在全球層麵，國際社會(hui) 普遍認為(wei) ，發達國家有責任為(wei) 發展中國家減貧提供必要的物質援助和經驗參照。當“減貧”同時成為(wei) “國家責任”與(yu) “國際責任”的時候，這項偉(wei) 大的事業(ye) 不僅(jin) 催生出一大批國際組織、機構，還促成了“發展經濟學”這門經濟學的誕生，因為(wei) 隻有經濟實現了持續健康發展，貧困也才有可能得到消除。

　　在實踐層麵，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簡稱UNDP)作為(wei) 聯合國下屬機構，自1965年成立以來便成為(wei) 全球最大、最權威的多邊無償(chang) 援助機構。作為(wei) 聯合國從(cong) 事全球計劃發展的網絡平台，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倡導變革，並為(wei) 170多個(ge) 合作國家提供知識、經驗和資源，幫助人們(men) 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在理論層麵，發展經濟學則是20世紀40年代後期在西方國家逐步形成的一門經濟學分支學科，主要研究經濟發展規律、經濟發展與(yu) 社會(hui) 發展的相互關(guan) 係以及以經濟發展為(wei) 基礎的社會(hui) 發展規律等，旨在幫助落後的農(nong) 業(ye) 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ye) 化，從(cong) 而擺脫貧困、走向富裕。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長期支持、引領和資助下，發展經濟學已成為(wei) 當代經濟學領域中的“顯學”。

　　在早期的國際減貧實踐與(yu) 發展經濟學理論探索過程中，最開始人們(men) 通過直觀地觀察貧困問題而將之歸因於(yu) 落後的“產(chan) 業(ye) 結構”。當時人們(men) 普遍認為(wei) ，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享有較高的勞動生產(chan) 率水平，是因為(wei) 他們(men) 有當時先進的資本密集型大工業(ye) ;相比之下，以農(nong) 業(ye) 或自然資源產(chan) 業(ye) 為(wei) 主的發展中國家，勞動生產(chan) 率水平則低下。而這種落後的產(chan) 業(ye) 結構又是由於(yu) 發展中國家所存在的諸多結構剛性所造成的，譬如該國曆史文化等因素造成的居民低儲(chu) 蓄率，或因為(wei) 對價(jia) 格信號不敏感而導致的市場失靈等。沿著這條思路，人們(men) 自然地得出推論：發展中國家要想徹底擺脫貧困，趕超發達國家，就必須依靠政府克服市場失靈，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以發展現代化大產(chan) 業(ye) 。

　　其實，這種發展模式在理論化之前便以不同的形式在世界多國進行實驗，包括“優(you) 先發展重工業(ye) ”的蘇聯模式，以及二戰後在拉美、非洲、南亞(ya) 國家所推廣的“進口替代戰略”等。他們(men) 都主要通過政府的直接幹預來集中人力、配置資源，以發展本國的現代化先進產(chan) 業(ye) ，從(cong) 而實現替代進口產(chan) 品的目標。然而，除了蘇聯等極少數個(ge) 案外，數十年的“進口替代”實踐，並沒有讓大多數這類國家發展起來、擺脫貧困。這種發展戰略實施初期，尚有五至十年的由投資拉動的快速經濟增長;可一旦他們(men) 將先進產(chan) 業(ye) 建立起來後，整個(ge) 國家卻往往陷入停滯，甚至危機頻發，從(cong) 而導致與(yu) 發達國家間的差距不僅(jin) 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拉大。

　　傳(chuan) 統結構主義(yi) 思維下的“進口替代”頻頻受阻，迫使人們(men) 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反思，於(yu) 是另一種發展——減貧政策開始出現。曆史的鍾擺仿佛滑向另一個(ge) 極端，即從(cong) 過去依賴政府實施減貧戰略直接轉向將政府幹預視為(wei) 產(chan) 生貧困的源頭。這一思潮認為(wei) ，發展中國家與(yu) 發達國家差距不斷加大的原因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幹預過多，從(cong) 而造成政府失靈，使市場作用未能充分發揮。他們(men) 以經驗數據來論證：發達國家政府幹預較少，市場作用發揮較充分，而戰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幹預較多，所以與(yu) 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斷加大。他們(men) 強調，政府主導發展、幹預市場不僅(jin) 會(hui) 導致資源錯配、市場失靈，還會(hui) 導致尋租和腐敗以及隨之而來的效率低下及社會(hui) 分配不公，從(cong) 而既在國際層麵拉大發展中國家與(yu) 發達國家的差距，又在國內(nei) 層麵拉開不同人群間的收入與(yu) 財富分配鴻溝。

　　在上述思路下，20世紀80年代末，以抑製政府幹預為(wei) 宏旨的“華盛頓共識”開始興(xing) 盛，並隨著西方對“冷戰”的勝利而成為(wei) 全球主流範式。在少數西方國家及國際組織的大力推動下，一場經濟革命在眾(zhong) 多發展中國家悄然上演：“休克療法”、急速市場化、全盤自由化、激進私有化、全麵消除政府幹預、削減政府開支、取消公共服務等措施相繼推出。然而遺憾的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甚至要低於(yu) 六七十年代，發生危機的頻率也更高。所以對他們(men) 而言，“華盛頓共識”並非靈丹妙藥，沒能幫助他們(men) 實現發展、脫貧致富。

　　二、中國減貧實踐的啟示

　　改革開放是決(jue) 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guan) 鍵一招，是中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活力之源，也為(wei) 中國減貧事業(ye) 提供了強大動力。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和實施大規模扶貧開發，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減貧道路，使7億(yi) 多農(nong) 村人口擺脫貧困，占全球減貧人口的70%以上，譜寫(xie) 了人類反貧困曆史上的輝煌篇章。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現行標準下的農(nong) 村貧困人口累計減少6853萬(wan) ，年均減貧1370萬(wan) 人，比前幾輪扶貧規劃年均減貧規模翻一番，打破了以往新標準實施後減貧人數逐年遞減的格局。貧困縣減少153個(ge) ，解決(jue) 區域性整體(ti) 貧困取得突破性進展。到2018年底，我國現行標準下的農(nong) 村貧困人口減少85%以上，貧困村退出80%左右，貧困縣摘帽50%左右，向實現脫貧攻堅目標邁出堅實步伐。中國的減貧實踐充分體(ti) 現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政治優(you) 勢和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優(you) 勢。

　　1.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實事求是”意味著不唯上、不唯書(shu) 、不唯師，隻唯實。一切從(cong) 實際情況出發，而不是對所謂的權威理念盲目跟從(cong) 。

　　中國的減貧實踐注重從(cong) 中國的傳(chuan) 統和實際出發，把生存權作為(wei) 最基本的人權，采取恰當的政策措施。幾千年來，中國都有著“以人為(wei) 本”的治理傳(chuan) 統。我們(men) 把生存權當作最基本的人權，而以保障生存、改善民生為(wei) 指針的減貧事業(ye) 自然成為(wei) 中國人權事業(ye) 最核心、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看來，貧困，尤其是赤貧，不僅(jin) 無法保障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基本尊嚴(yan) 和基本權利，而且會(hui) 讓整個(ge) 中華民族無法自立於(yu) 世界民族之林。上述認知，在最近十多年來，正贏得全世界越來越多國家的追隨和效仿。包括西方發達國家在內(nei) ，在今天探討人權問題時也開始承認：貧困問題不僅(jin) 是對人類基本人權的侵犯，而且還滋生了許多社會(hui) 和國際問題，諸如仇恨、衝(chong) 突、非法移民、恐怖主義(yi) 等。他們(men) 逐漸開始認識到，不切實改善各國低收入群體(ti) 的日常生活水平，不僅(jin) 無法保障人權主體(ti) ，而且在貧富差距不斷加大、階層不斷固化的背景下，他們(men) 曾一度引以為(wei) 榮的“民主製度”、“投票選舉(ju) ”、“程序正義(yi) ”等也會(hui) 被洶洶而起的民粹浪潮濫用、裹挾，甚至徹底顛覆。

　　2.正確地處理政府與(yu) 市場、公有與(yu) 私有之間的關(guan) 係。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奇跡，一條鮮明的經驗就是，中國一方麵利用市場經濟這隻“看不見的手”，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同時又傾(qing) 力打造積極有為(wei) 的政府，並用這隻“有形之手”實時糾偏，以彌補市場機製的不足。一句話，中國既不一味依賴政府而排斥市場，也不盲目迷信市場、排斥政府，而是將兩(liang) 者有機結合起來，從(cong) 而產(chan) 生了“1+1>2”的效果。

　　像中國這樣短時間內(nei) 實現大規模經濟躍遷的案例，顯然是無法被西方所流行的主流經濟學理論所解釋的。因為(wei) 中國既沒有教條地執行“進口替代”戰略，也沒有跟在“華盛頓共識”身後亦步亦趨。對前者，中國可以說是“反其道而行之”，充分發揮比較優(you) 勢，發展規模小的、傳(chuan) 統的、技術落後但能出口的服裝、製鞋、電子加工等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積累資金，並在此基礎上不斷提升科技水平。對後者，中國政府在整個(ge) 改革開放的進程中不僅(jin) 從(cong) 未如“華盛頓共識”所期望的那樣“缺席”、“退出”，反而發揮著不可或缺的頂層設計、總攬全局的關(guan) 鍵作用。

　　中國不認為(wei) 國有企業(ye) 和民營企業(ye) 就必然水火不容。恰恰相反，國有企業(ye) 、民營企業(ye) 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和關(guan) 懷下，在各自所擅長、側(ce) 重的領域發揮專(zhuan) 長、蓬勃發展，並在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中實現高水平的公私相濟、協同作戰，共同為(wei) 經濟發展、人民脫貧致富貢獻力量，服務於(yu) 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總目標。這種經濟模式使中國政府在推動減貧行動時，既能利用市場機製進行資源配置，以獲得高效率，又能夠借助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體(ti) 製的宏觀規劃能力和調節能力，進行頂層設計，有效管控市場風險，實現國民經濟持續平穩快速發展。

　　3.實施精準扶貧與(yu) 精準脫貧。2013年11月，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理念，他強調：“扶貧要實事求是，因地製宜。要精準扶貧，切忌喊口號，也不要定好高騖遠的目標。”隨之，中共中央、國務院先後印發《關(guan) 於(yu) 創新機製紮實推進農(nong) 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的通知》，並出台《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製實施方案》、《扶貧開發建檔立卡工作方案》，從(cong) 而將“精準扶貧”從(cong) 戰略理念向頂層設計、總體(ti) 布局和工作機製層層推進，並在全國範圍全麵開展。從(cong) 此，“精準扶貧”逐漸成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和中國政府減貧發展工作的指導思想，對中國的減貧工作以及國際發展援助等行為(wei) 都產(chan) 生深遠影響。

　　2015年1月，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雲(yun) 南考察時進一步指出：“要以更加明確的目標、更加有力的舉(ju) 措、更加有效的行動，深入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項目安排和資金使用都要提高精準度，扶到點上、根上，讓貧困群眾(zhong) 真正得到實惠。”2015年6月，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貴州考察期間明確提出了六個(ge) 精準的要求，即“扶持對象要精準、項目安排要精準、資金使用要精準、措施到位要精準、因村派人要精準、脫貧成效要精準”。在2015年10月16日的“減貧與(yu) 發展高層論壇”主旨演講中，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將精準扶貧作為(wei) 中國扶貧的基本方略和主要抓手。

　　精準扶貧的特色就是找到“貧根”，對症下藥，靶向治療。在這一戰略的指引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和政府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優(you) 勢，構建了省市縣鄉(xiang) 村五級體(ti) 係，打造出“齊心協力抓扶貧，層層落實責任製”的治理格局。

　　相對於(yu) 過去低效率的“粗放扶貧”，“精準扶貧”針對不同貧困區域環境、不同貧困農(nong) 戶狀況，運用科學有效程序對扶貧對象實施精確識別、精確幫扶、精確管理的治貧方式。就扶貧對象而言，在傳(chuan) 統扶貧模式下，的確存在不同程度的“濫竽充數”、“冒領國家資金”的情況，也就是那些並不十分貧困，相對並不那麽(me) 需要國家扶持的人和地區，冒領了寶貴的國家資源，從(cong) 而使那些真正陷於(yu) 貧困、亟待幫扶的對象無資源可用。而在“精準扶貧”模式下，誰貧困誰被扶持，從(cong) 而確保好鋼用在刀刃上，資源投放到真正需要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