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強調：“在學問上，結論並不很重要，猶之數學上算式列對，得數並不很重要一樣。”若細心觀察，梁先生對於(yu) 學問，的確有一套方法。他不是史家，卻有極好的史感，特別能看到劉鹹炘所謂有形之事背後的“虛風”。

　　“要將問題放在意識深處，而遊心於(yu) 遠，從(cong) 容以察事理”

　　梁漱溟強調，真正的研究者並“不輕言問題的解決(jue) 法，而深刻用心於(yu) 問題的認識”。所以，“不感覺問題是麻痹，然為(wei) 問題所刺激輒耐不住，亦不行。要將問題放在意識深處，而遊心於(yu) 遠，從(cong) 容以察事理”。梁漱溟很注意順著事物的發展脈絡看問題，對他而言，真正稱得上“研究”的，首先要“識得問題不是簡單的，不是偶然的，而是複雜相關(guan) 的，有所從(cong) 來的”。所以，“看任何事，不要隻看中心點，須看四周圍，看背景、看環境;不能隻看近處，還須看遠處;不能隻看淺處，還須看深處;不能隻看一時，還須得看過去所以如此的成因與(yu) 由來”。故研究問題必須“要有一個(ge) 追求不放鬆的態度。不追求則很容易隻看見一些廣泛的材料，而不能把握其要點”。

　　隻有追求不已，“輾轉深入而探到問題的根本”才能“把握問題所在”。且“宇宙間最要緊的是那些關(guan) 係，而不是一一具體(ti) 事物”，人類社會(hui) 尤其如此。若“不從(cong) 抽象關(guan) 係注意，而徒為(wei) 一二具體(ti) 東(dong) 西牽住自己視線”，也“抓不到問題”。則研究問題又必須“能將與(yu) 本問題有關(guan) 係之各方麵都照顧得到”，不要“注意這個(ge) ，就忘去了那個(ge) ”;要能“輾轉牽引，像滾雪球一樣愈滾愈大”;一方麵“不怕問題牽聯廣大”，同時不忘“始終還是一個(ge) 球”。提倡從(cong) 上下左右看問題的不少，但堅持問題“始終還是一個(ge) ”的則不多。其實一與(yu) 多的關(guan) 係是辯證的，往往是“一通百通;一處不通，就是全不通”，故要從(cong) 根本處進行整體(ti) 探討。

　　“在安詳悠閑時，心境才會(hui) 寬舒;心境寬舒，才可以吸收外麵材料而運用，融會(hui) 貫通”

　　梁漱溟在討論孔子時說：孔子本人早已過去不在了，他不會(hui) 說話，他不會(hui) 申訴。如何評量，大權在我們(men) 手中……我下判斷，我要負責;應當多加考慮，不要考慮得不夠，考慮得太少。如果輕率從(cong) 事，抬高了他或貶低了他，於(yu) 他無所增損，隻是自己的荒唐失敗。

　　研究曆史的人，必須隨時提醒自己是在處理“無語”的往昔，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章學誠注意到，朱子曾說屈原本不怨君，“卻被後人講壞”。依梁漱溟的意思，那些“講壞”屈原的人，於(yu) 屈子增損無多，反增添了自己的荒唐。我們(men) 要不把古人“講壞”，隻有多從(cong) 良善一麵認識“人都是差不多的”這一基本點，盡量保持一種溫厚的態度。

　　梁漱溟說要把“問題放在意識深處，而遊心於(yu) 遠，從(cong) 容以察事理”，同樣適用於(yu) 史學。因為(wei) 史學的基礎是史料，讀書(shu) 能“從(cong) 容安詳”，才“隨時可以吸收新的材料”。要人“在安詳悠閑時，心境才會(hui) 寬舒;心境寬舒，才可以吸收外麵材料而運用，融會(hui) 貫通”。吸收和運用新的材料，是史家每天都要麵對的常課，若不能遊心於(yu) 遠，從(cong) 容以察，實難達融會(hui) 貫通之境。

　　梁漱溟主張順著事物的發展脈絡看問題，注重其“所以如此的成因與(yu) 由來”，可以說是專(zhuan) 為(wei) 史料解讀立論。他把這提到很高的層次，主張“學問也是我們(men) 腦筋對宇宙形形色色許多材料的吸收，消化。吸收不多是不行，消化不了更不行”。做學問要“進得去而又出得來”，才說得上是“有活的生命”。對材料的“消化”，就是吸收和運用之間的一個(ge) 重要程序。

　　有此認識，梁漱溟對文本解讀的困難，便有超過一般人的認識。例如，在探詢史料生成動機的同時，也要注意史事的發生和發展往往不依循當事人的動機和意誌。進一步的問題是，還有一些東(dong) 西是本身就說不出的。梁漱溟指出，某些自我的感覺，就像宋儒所謂“獨知之地”，是“旁人進不來的地方”。

　　凡是成大事業(ye) 、成大學問的人，都是憑他裏麵的興(xing) 味、衝(chong) 動，決(jue) 非理智計較的力量

　　對近於(yu) 不能表述的麵相，史家也不能放過，仍當細心體(ti) 認。且既存文本越是難以領會(hui) ，越需要有解讀的方法。一般說到解讀，最容易想到分析。但梁漱溟一生對西方影響最不滿的，就是什麽(me) 都采取“算賬的態度”。他自己處處講究要“有活的生命”，學問亦然。而中國哲學“所著眼研究者在‘生’”，其“方法為(wei) 直覺”，自然成為(wei) 梁先生的首選。他曾說過：一個(ge) 人隻要能完全聽憑他真誠的直覺，他雖然不希望成一個(ge) 大人物，但是他裏麵有真實的氣力，自然有作大事業(ye) 、成大學問的可能。凡是成大事業(ye) 、成大學問的人，都是憑他裏麵的興(xing) 味、衝(chong) 動，決(jue) 非理智計較的力量。

　　梁漱溟常可從(cong) 行為(wei) 看到其後麵的心理，或從(cong) 行文看出立言者的思路，甚至能看到空話、形式背後的精神氣息，以及史事後麵那可能非常有力的“看不見的手”。如果我們(men) 借電腦詞匯把曆史分為(wei) 硬體(ti) 和軟體(ti) ，梁先生似乎對劉鹹炘看重的“虛風”更有感覺。包括秩序和製度那無形的一麵，都在他的觀測之中。

　　不重分析而憑直覺以探虛風的取向，看起來比較“傳(chuan) 統”，而且還有些偏向“自然”。這正體(ti) 現出梁漱溟治學風格的特點，介於(yu) 新舊之間，似偏似正，甚或以偏為(wei) 正，林同濟說他“傑出”而又“例外”，實有所見。

　　從(cong) 很早開始，梁漱溟就被人看作國學家、佛學家或哲學家，後來還被人稱為(wei) “最後一個(ge) 儒家”。有意思的是，他自己不僅(jin) 認為(wei) “這許多的徽號”都是“誤會(hui) ”，更常對人表示自己不是一個(ge) 學者，而隻是有思想的人。他到老年還說自己“對中國的老學問不行”，因為(wei) “小時候沒有念過‘四書(shu) 五經’”，自然科學和西文也不行，所以講到學問，就隻能退避。這裏有謙遜，也是實話。他經常泛論古今中外，更多靠的是體(ti) 認，而非所謂“知識”的積累。

　　不過，梁先生自謙“老學問不行”，是和同輩人比。今日能有梁先生舊學功力的，已經少之又少;而識力達到他那層次的，更漸近於(yu) 無。我們(men) 除了會(hui) 用電腦等他們(men) 時代沒有的新利器外，整體(ti) 確有些一代不如一代的意味在。而梁漱溟一生都強調自己是行動者而不是學者，同樣的話需要一說再說屢次說，也表明在社會(hui) 認知中，他更多就是一位學人。

　　“就我的興(xing) 趣來說，現在頂願作的事，就是給我一個(ge) 機會(hui) ，讓我將所見到的道理，類乎對社會(hui) 學的見地與(yu) 對哲學的見地，能從(cong) 容地寫(xie) 出來，那在我真覺得是人生唯一快事。”我們(men) 如果注意這人生“唯一快事”的表述，就知道與(yu) 那些自稱行動者的累次表白相比，這偶爾吐露的心聲或更接近梁先生自己的興(xing) 趣，不過是天下士的責任感，促使他不能不做一個(ge) “拚命幹的人”。同時他也說過，“人生是靠趣味的。對於(yu) 什麽(me) 事情無親(qin) 切意思，無深厚興(xing) 趣，則這件事一定幹不下去”。反過來，如果做著自己有深厚興(xing) 趣的事，則一定幹得不錯。

　　所以，梁漱溟一生在事功上的努力，盡管為(wei) 人所稱道，自己卻不時“覺得苦”，成績也不甚顯著;反倒是這真有興(xing) 味的學問，雖也不無爭(zheng) 議，實得到更多的承認。如他自己所說，憑著真誠的直覺，成就了大學問。他的治學取向，對各學問的研究都有啟發，而學曆史的尤當親(qin) 近，不妨學而時習(xi) 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