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社會(hui) ，智庫是國家治理和協商民主建設的重要主體(ti) 和助推力量。在德國，政黨(dang) 基金會(hui) ，也稱“政治基金會(hui) ”，是指與(yu) 進入聯邦議會(hui) 的相應政黨(dang) 在政治價(jia) 值、政治取向、政治理念、政治立場一致但在法律身份、治理結構、資源汲取方麵又獨立於(yu) 政黨(dang) 的一類具有德國特色的特殊智庫。根據德國政黨(dang) 法的規定，連續兩(liang) 屆進入議會(hui) 並占有5%的席位的政黨(dang) ，可以創立與(yu) 之政治意識形態相同的政黨(dang) 基金會(hui) 。根據成立時間的先後順序，目前德國主要存在六大政黨(dang) 基金會(hui) 。

　　主要特點

　　身份結構的複合性。政黨(dang) 基金會(hui) 是德國一種特殊的組織形態，具有高度的複合性：在法律身份上呈現為(wei) 非政府組織形態，在內(nei) 部治理、項目運行等方麵具有較強的自主性、獨立性;在核心價(jia) 值取向上呈現為(wei) 踐履特定的並相對固定化的意識形態，與(yu) 其親(qin) 近或屬意的政黨(dang) 在基本價(jia) 值觀層麵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共融性;在資源汲取結構方麵，九成以上的資金來源於(yu) 德國聯邦經濟發展與(yu) 合作部、內(nei) 政部、外交部等相關(guan) 政府部門以及州政府，隻有少部分資金源於(yu) 社會(hui) 捐贈，在資金來源上對政府具有高度的依賴性。政黨(dang) 基金會(hui) 獲得聯邦政府財政支持的額度、幅度與(yu) 其所屬意的政黨(dang) 在議會(hui) 選舉(ju) 中所獲席位數量直接關(guan) 聯。目前，六大基金會(hui) 獲得聯邦財政資助的比例為(wei) ：艾伯特基金會(hui) 31.9%，阿登納基金會(hui) 28.0%，瑙曼基金會(hui) 和伯爾基金會(hui) 均為(wei) 10.4%，賽德爾基金會(hui) 9.8%，盧森堡聯邦基金9.5%。可以說，政黨(dang) 基金會(hui) 是具有德國特色的社會(hui) 組織，名為(wei) 非政府組織，實為(wei) “準政黨(dang) 組織”“準政府組織”。

　　成立於(yu) 不同的年代。六大政黨(dang) 基金會(hui) 不是在同一個(ge) 年代“共時性”“一窩蜂”地成立。有一個(ge) (艾伯特基金會(hui) )成立於(yu) 1920年代，一個(ge) (瑙曼基金會(hui) )成立於(yu) 1950年代，兩(liang) 個(ge) (阿登納基金會(hui) 、賽德爾基金會(hui) )成立於(yu) 1960年代，兩(liang) 個(ge) (伯爾基金會(hui) 、盧森堡基金會(hui) )成立於(yu) 1990年代。最早成立的是艾伯特基金會(hui) ，於(yu) 1925年在柏林創辦，1933年遭納粹禁止並予以取締，1947年在漢諾威重建，1953年總部遷到波恩。最晚成立的是盧森堡基金會(hui) ，於(yu) 1999年在柏林創立，其屬意的左翼黨(dang) 於(yu) 1998年在大選中獲得超過5%的議席。

　　以某個(ge) 重要曆史人物的名字命名。比如，艾伯特基金會(hui) 以魏瑪共和國首任總統弗裏德裏希·艾伯特的名字命名，阿登納基金會(hui) 以德意誌聯邦共和國首任總理康拉德·阿登納的名字命名，賽德爾基金會(hui) 以基社盟第三任主席漢斯·賽德爾的名字命名，瑙曼基金會(hui) 以德國著名政治家弗裏德裏希·瑙曼的名字命名，伯爾基金會(hui) 以德國著名作家海因裏希·伯爾的名字命名，盧森堡基金會(hui) 以第二國際左派重要領袖羅莎·盧森堡命名。這些重要曆史人物的思想主張，對德國社會(hui) 發展產(chan) 生深刻影響，是政黨(dang) 基金會(hui) 稟承的核心價(jia) 值所在。

　　內(nei) 部治理結構的規範性。各政黨(dang) 基金會(hui) 在內(nei) 部治理結構上一般由會(hui) 員大會(hui) 、理事會(hui) 和董事會(hui) 三個(ge) 層麵構成。會(hui) 員大會(hui) 是政黨(dang) 基金會(hui) 的最高決(jue) 策機構，一般一年開一次會(hui) ，其主要職責是選舉(ju) 、任命、罷免理事會(hui) 和董事會(hui) 成員，製定戰略規劃，審查財務報表等。值得注意的是，由於(yu) 在法律身份上，六大政黨(dang) 基金會(hui) 中除了瑙曼基金會(hui) 是私法意義(yi) 上的財團法人(其他5個(ge) 是社團法人)，所以其沒有會(hui) 員大會(hui) 。理事會(hui) 是政黨(dang) 基金會(hui) 的最高領導機構，由主席、副主席、秘書(shu) 長等成員組成，主要負責處理機構的日常事務。董事會(hui) 協助、監督理事會(hui) 的工作。為(wei) 了確保機構的正常良性運行，各政黨(dang) 基金會(hui) 都設有政治教育部、國際合作部、決(jue) 策谘詢部、研究院、檔案館等專(zhuan) 門化的業(ye) 務部門。

　　以政治社會(hui) 化為(wei) 基本使命。一個(ge) 現代社會(hui) ，不僅(jin) 要有高度發達的經濟體(ti) 係，也要有成熟的製度化的政治形態和文化基礎。1914年以來德國雖然曾建立起魏瑪共和國這樣的民主體(ti) 製和政治框架，但由於(yu) 共和民主發育與(yu) 生長的社會(hui) 基礎、文化基礎並不厚實，後來在一段時期內(nei) 甚至遭受法西斯主義(yi) 的統治，不僅(jin) 使德國社會(hui) 而且也使許多國家蒙受深重災難。基於(yu) 德國民主政治發展道路的曲折和反複，創立政黨(dang) 基金會(hui) 的一個(ge) 基本考慮是對德國民眾(zhong) 進行民主政治教育，即通過政治社會(hui) 化的方式倡導民主政治的重要意義(yi) ，推崇民眾(zhong) 參與(yu) 、社會(hui) 參與(yu) 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的基礎性價(jia) 值。而要使生活在一定政治形態中的社會(hui) 成員秉承一定的政治價(jia) 值、政治原則，就需要通過一定的渠道、機製、空間分配、傳(chuan) 輸這些價(jia) 值和原則並使之成為(wei) 特定社會(hui) 成員認同、肯定的價(jia) 值和信仰。無論是艾伯特基金會(hui) 秉承的“自由、公正、團結”的使命還是賽德爾基金會(hui) 堅守的“民主、和平、發展”的核心價(jia) 值，都無一例外以民主的基本價(jia) 值為(wei) 旨向。政黨(dang) 基金會(hui) 進行民主教育采取的形式主要有出版書(shu) 刊、召開學術沙龍、舉(ju) 辦講座和專(zhuan) 題研討班，建構議員、政府官員與(yu) 市民之間的溝通平台和交流空間等。比如，盧森堡基金會(hui) 近十年來每年都在柏林通過開辦馬克思秋季學校的形式組織對馬克思著作感興(xing) 趣的人研讀、討論馬克思經典著作，以加深對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把握。

　　積極開展國際合作交流。各政黨(dang) 基金會(hui) 不僅(jin) 在德國國內(nei) 開展民主政治教育，而且積極在海外開展項目。據統計，目前艾伯特基金會(hui) 的海外代表處有百餘(yu) 個(ge) ，阿登納基金會(hui) 在120多個(ge) 國家、賽德爾基金會(hui) 在60多個(ge) 國家開展項目活動，約一半左右的資金用於(yu) 海外項目。目前，六大政黨(dang) 基金會(hui) 中，除了瑙曼基金會(hui) 在我國無代表處外，其他五個(ge) 均在我國有正式的代表處。最先與(yu) 我國開展友好交流的是賽德爾基金會(hui) ，於(yu) 1979年與(yu) 全國對外友協建立正式交流交往機製、推動創設政治對話溝通平台。經過多年的磨合與(yu) 調整，目前該基金會(hui) 在我國主要致力於(yu) 以下三個(ge) 領域的工作：一是教育領域，與(yu) 教育部於(yu) 1980年始就開展師資培訓、供給職業(ye) 教育領域的決(jue) 策谘詢等以致力於(yu) 促進以職業(ye) 教育為(wei) 主的教育改革和促進欠發達地區的教育發展。二是農(nong) 村發展領域，通過開展培訓以及製定農(nong) 村發展、土地整理戰略改善農(nong) 村人居環境，提高農(nong) 民生活品質。三是在社會(hui) 政策領域內(nei) ，就某些焦點議題開展學術對話交流以強化相互間的理解、消弭分歧、努力建構一定限度的共識。比如，自1999年起與(yu) 中央黨(dang) 校定期或不定期就法律、經濟政策、民生、社會(hui) 治理等議題開展學術交流。

　　啟 示

　　高度重視黨(dang) 領導下的社會(hui) 組織建設。西方政黨(dang) 都有自己影響控製的“外圍組織”，各種協會(hui) 、智庫、基金會(hui) 、青年組織、俱樂(le) 部、媒體(ti) 等就是他們(men) 吸引選民、爭(zheng) 取選票的重要渠道。政黨(dang) 基金會(hui) 是基於(yu) 德國特殊的曆史、文化、社會(hui) 基礎建構起來的具有德國特色的組織形態，從(cong) 其本質而言，是政黨(dang) 的“外圍組織”，與(yu) 相關(guan) 政黨(dang) 在核心價(jia) 值層麵具有高度趨同性、同質性，共享共同的政治意識形態、政治取向、政治原則、政治立場。在我國，群團組織是具有中國邏輯的一種獨特的社會(hui) 組織形態，兼具政治屬性與(yu) 社會(hui) 屬性。黨(dang) 的群團工作隻能加強不能削弱，隻能改進提高不能停滯不前。必須看到，提高群團工作的水平是一項係統工程，需要從(cong) 政治化、製度化、組織化、智能化、社會(hui) 化等維度全方位擘畫、多方麵推進：政治化是基本前提，確保群團工作的方向不偏;製度化是關(guan) 鍵，確保群團工作的相對穩定;組織化是現實基礎，確保群團工作的力量供給;智能化是重要依托，確保群團工作的與(yu) 時俱進;社會(hui) 化是重點取向，確保群團工作運行的社會(hui) 認同基礎。

　　積極培育社會(hui) 智庫。在德國，不僅(jin) 智庫建立時間早、數量多、品類多樣，而且社會(hui) 影響力大，尤其是政黨(dang) 基金會(hui) 這樣的智庫是公共政策科學製定的重要“參謀”和“助手”。目前我國智庫數量不僅(jin) 與(yu) 美國有較大差距，同時發展結構也不平衡。據統計，“體(ti) 製內(nei) ”智庫占比高達95%以上，而民間社會(hui) 智庫數量不足5%，尚未形成智庫多元發展、平衡發展的結構和格局。隨著經濟社會(hui) 的不斷發展，社會(hui) 智庫在政策研究、決(jue) 策谘詢等方麵的功能會(hui) 日益凸顯。建議將特色社會(hui) 智庫建設作為(wei) 發展重點並從(cong) 初創期就加大資金、人才等方麵的支持力度，鼓勵社會(hui) 智庫形成自己的特色、特點、亮點、品牌、核心競爭(zheng) 力，探索社會(hui) 智庫提供多視角、跨專(zhuan) 業(ye) 的公共決(jue) 策谘詢服務的有效實踐路徑，營造有利於(yu) 社會(hui) 智庫發展的良好製度環境和社會(hui) 氛圍。

　　發揮社會(hui) 組織在公共外交、發展援助等方麵的積極作用。二戰以來，以社會(hui) 組織為(wei) 主體(ti) 的民間公共外交日益普遍，對政府外交政策的影響力也日甚。建議相關(guan) 部門要為(wei) 社會(hui) 組織“走出去”講好“中國故事”主動拓展“發聲”空間，建構相互溝通的製度化平台和機製，加大國內(nei) 社會(hui) 組織與(yu) 境外非政府組織之間圍繞特定焦點議題的交流、交鋒。同時，政府在對外援助工作中可通過項目委托、資金資助、政策導向等形式與(yu) 社會(hui) 組織進行合作，以期實現發展援助效益的最優(you) 化。建議在每年對外援助的資金總盤子中設立一個(ge) 專(zhuan) 門的“基金池”用於(yu) 鼓勵社會(hui) 組織參與(yu) 對外扶貧、救災、環保、人道救援、社區營造、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傳(chuan) 播、創業(ye) 、教育、醫療等領域的援助並予以製度化，助推我國社會(hui) 組織大膽“走出去”。資金的管理可選擇政府和社會(hui) 組織共同參與(yu) 、相互協商的靈活化運行模式，對外則以社會(hui) 組織的名義(yi) 開展項目活動，政府作為(wei) 監督機構保證資金的合理化使用。這樣不僅(jin) 有利於(yu) 提升我國社會(hui) 組織的國際化程度，而且有助於(yu) 增強發展援助的針對性、實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