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幾年，我從(cong) 鄉(xiang) 村研究更多地轉到近代史，也轉到一些國際比較。有幾個(ge) 問題，想求教於(yu) 諸位。

　　第一個(ge) 是關(guan) 於(yu) “土地家庭承包製”長久不變的問題。一種理解認為(wei) ，“土地家庭承包製”這一製度長久不變。實際上，在村範圍內(nei) 的集體(ti) 的土地和某個(ge) 具體(ti) 農(nong) 戶的土地配置，因為(wei) 婚喪(sang) 嫁娶等原因，每隔幾年會(hui) 發生變動。第二種理解認為(wei) ，1998年以後，土地和具體(ti) 的戶連接起來，永久不變。目前，從(cong) 全國各地來看，第二種理解比較多，但這樣理解的話，會(hui) 帶來一係列問題。

　　第一，土地是否可以隔代繼承？如果可以，那麽(me) 土地向私有化方麵的過渡不可避免，這種情況值得注意。另外，土地私有觀念目前得到了強化，城鄉(xiang) 結合部農(nong) 民強烈要求土地私有化的傾(qing) 向加強。這又會(hui) 對農(nong) 村基本製度的變動產(chan) 生影響。

　　第二，有可能恢複古代的以男性為(wei) 主占有土地的情況而使得女性喪(sang) 失土地。現代農(nong) 村婚嫁的距離普遍變遠，一般來講，遠嫁到外村的婦女在該村沒有土地。所以土地的長久不變，就有可能使得女性喪(sang) 失土地。在農(nong) 村，如果婦女沒有土地，那麽(me) 婦女權益如何保障？另外，農(nong) 村大量的男性在外麵流動、打工，婚姻不穩定的條件下，如何來保護婦女？

　　因此，中央是否需要對“土地長久不變”這一製度作出明確的解釋？作出明確的解釋有何利弊？如果不作出明確的解釋，讓上述的這兩(liang) 種解釋同時存在，又會(hui) 如何？

　　第二個(ge) 是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第二次分離的問題。目前全國各地的土地自願的、有償(chang) 的轉包有幾種類型：一是親(qin) 友之間自發轉包；二是向專(zhuan) 業(ye) 的經營戶轉包；三是向合作社轉包，四是向資本農(nong) 業(ye) 轉包。各地目前土地轉包的情況如何、轉包率的高低、轉包種類的多少、對農(nong) 業(ye) 和農(nong) 民有何影響，這些都值得關(guan) 注。

　　另外，如果實行土地轉包，那麽(me) 法律應該保護承包權還是經營權？一般情況下，轉包時間長，對經營戶有利，反之，對承包戶有利。承包戶外出打工，如果因工作不順心等情況，想回家繼續種地，如果土地轉包一兩(liang) 年，可以在短期內(nei) 收回，但是如果轉包十年、二十年的話，比較麻煩。但是，如果轉包時間不長，如何進行土地上的投入以及土地的中長期規劃？

　　第三個(ge) 是宅基地問題。既然宅基地是集體(ti) 所有並且給農(nong) 民使用，那麽(me) 農(nong) 民的宅基地能否集體(ti) 聯合起來進行房地產(chan) 開發？像城鄉(xiang) 結合部產(chan) 生的很多小產(chan) 權房都是由此引起的。非農(nong) 使用的宅基地能否進行此類利用，以使得城鄉(xiang) 結合部的這種土地的增值部分歸集體(ti) 和農(nong) 戶所有？

　　第四個(ge) 是農(nong) 田水利建設問題。近兩(liang) 年，南方的旱澇比較嚴(yan) 重，中央下決(jue) 心要解決(jue) 農(nong) 田水利的建設問題，補清改革開放30年來對中小手工業(ye) 以及抗旱投入的不足。如此大量的自上而下的投入，如果沒有農(nong) 民的組織和參與(yu) ，會(hui) 導致地方大量的腐敗，如何來進行財務監督？2004年稅費減免以後，各種各樣的轉移支付也到了農(nong) 民手裏，但是這些年來農(nong) 民對基層的觀念和基層官員的評價(jia) 沒有升高。曆史還在那裏流淌，沒有變，曆史很多的東(dong) 西發生了，就一直會(hui) 流淌到現在。有些曆史表麵被中斷了，它的主流還在那裏流淌，對於(yu) 流淌到現在的曆史，如何評價(jia) ？考察當代反複發生的事情，是缺點我們(men) 就改正，是優(you) 點我們(men) 繼承。

　　第五個(ge) 是農(nong) 民工和城市化的問題。首先，中國幾億(yi) 農(nong) 民的城市化到底怎麽(me) 解決(jue) ？在中國，是不是讓農(nong) 民搬到縣城、省城和特大城市裏麵去才叫城市化？這個(ge) 需要考慮。一般來說，按照現代化的趨勢，大量農(nong) 民搬到城市，農(nong) 村的勞動力迅速減少，人均耕地麵積擴大，適度規模和大規模的農(nong) 業(ye) 出現。但中國人口集群龐大，能不能按照一般的工業(ye) 化、城市化、農(nong) 業(ye) 現代化來理解，需要作一個(ge) 新的界定。

　　其次是城市化和行政區劃的關(guan) 係。城市化的主導是各級行政還是全國意義(yi) 上的寬泛意義(yi) 上的利益集團？這是一個(ge) 問題。

　　再則，農(nong) 民工製度已經維持了30多年，能否長久地維持下去？城市這一農(nong) 村勞動力輸入地對農(nong) 民工不承擔社會(hui) 保障的責任，把對在城市工作的農(nong) 民工的保障交給土地和農(nong) 村，這樣的製度安排對勞動力輸入省份和用工單位有利。龐大的農(nong) 民工群體(ti) 的高流動不利於(yu) 形成階級意識，高流動便於(yu) 統治，不便於(yu) 管理。勞資的關(guan) 係不會(hui) 形成大規模的衝(chong) 突，但地方對這些高流動人群的管理會(hui) 遇到一些問題。“80後”、“90後”的新一代農(nong) 民工能不能接受這樣一種製度安排？這就使得中國的城市化長久滯後於(yu) 工業(ye) 化。

　　最後，重慶經驗是不是為(wei) 我們(men) 提供一種標準的答案？需要重新思考。重慶把農(nong) 村的戶籍製度改革和房改、土改結合起來，形成“地票製度”。在保留農(nong) 民的宅地、耕地和林地的同時，給進城農(nong) 民以5種保障，可不可能？另外，重慶是解決(jue) 本地農(nong) 民的進城問題，像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外來農(nong) 民進城，確實是一個(ge) 很難的問題。